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综述

（一）对生活质量的研究

国外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这是由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民众越来越重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与环境。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威廉·奥格博（William Ogburn）就开始关注生活质量这一议题，在他的组织下，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发表了一本题为《近期美国社会动向》的著作，针对美国民众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讨论。[24]而生活质量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8年出版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这一概念[25]。根据他的理解，生活质量是指人们由便利程度、舒适生活以及其他因素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26]。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对生活质量进行研究的领域和内容逐渐扩展，原先对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理解也逐渐得到延伸和发展。这一阶段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不仅包括情感和心理健康，还包括认知程度的拓展和满意程度。在1965年，海德雷·坎吹尔（Hadley Cantril）首次采用生活质量这一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收集欧美13个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和资料来比较其公民的生活满意度和良好感觉[27]。而诺曼·布拉德本（Norman M.Bradburn）则从积极反应和消极反应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人们的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28]。对于生活质量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则是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Raymond A.Bauer）在其主编的《社会指标》论文集中以生活质量作为核心概念开创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这也被认为是生活质量研究领域的里程碑[29]。而《社会指标》一书的出版则正式标志着社会指标研究与生活质量研究的分野，其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具学术规范的生活质量概念是指个体对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各种感受。生活质量研究的独立化引起了广大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并掀起了生活质量研究的热潮。如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的研究和界定，生活质量是指个体对生活幸福程度的总体感觉[30]。而社会学家林南则是站在整体的角度来认知生活质量，将其视作行为个体对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31]。从生活质量研究的走向来看，这类研究都倾向于从个体的主观指标出发来思考生活质量问题，从认知、情感和反馈三个不同层面开发出与生活质量相关的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积极性这三个不同的指标。

相对于美国这种倾向于对生活质量进行主观测度的研究趋势，早期欧洲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则更侧重于从客观条件出发。但从最近的研究趋势来看，已经呈现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目前对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视角上还是观点上都对早期的研究作了较大的修正，通过强调主观幸福衡量以及客观生活条件各自的重要性与关联性，避免由于偏重某一方可能导致的遗漏。主观指标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属于微观层次，主要考察社会成员个体对生活的主观评价。相对而言，客观标准则是从某一地区、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出发，这是一个宏观的层次，考察涉及生活环境以及资源配置这样的客观指标，偏重于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环境，而不是非物质的因素。无论是忽视社会成员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满意度还是客观的社会条件，都容易导致两者的不一致，甚至会相差甚远。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应该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分析方法上应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各自的优势。

从国外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来看，美国与欧洲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根据这种差异，又可以将生活质量的研究划分为北美学派和欧洲学派：前者更倾向于考察微观个体的满意度，用主观因素来构建生活质量的指标；后者则倾向于选取宏观的社会生活客观标准来构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尽管不同的学派由于侧重点的差异，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也会存在差异，但国外学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在整体上还是存在共识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活质量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动态化的概念，其研究也应该更加全面，需要考察多种影响因素。如既应该考察社会环境以及整体物质生活条件这样的客观因素，也应该考察文化背景、个体主观反应这样的主观因素；（2）就生活质量的客观标准而言，应该反映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化规范，如西方社会中对物质财富追求这样的文化规范，都应直接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中；（3）生活质量的主观标准会存在异质性，由于个体的生活环境、背景以及认知上的差异，其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衡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要准确区分人群，制定科学的衡量标准。

（二）对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

生活质量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指标体系，其科学性直接决定了生活质量研究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国外围绕生活质量及其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研究是在历史变迁和民众关注福利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展开的[32]。从国外的相关研究来看，指标体系的建立基本包括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种不同的模式，分别是“扩展”模式、主观心理模式、社会指标模式。

1.“扩展”模式

该模式是以经济学为基础，以GDP作为基本评价单位，通过考察个体消费和资本账户来形成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真实进步指数”、“经济福利测算”和“可持续性经济福利指数”等指标。在该模式的传统划分中，通常将其内容划分为两种福利价值：一种是以工作、货币为主的可市场化、价格化的福利价值；另一种是以休闲、娱乐为主的非价格化的福利价值。这一模式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各种生活质量影响有较高的敏感性，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该模式下的生活质量指标已经能够反映各种不同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等。

2.主观心理模式

这一模式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之上，它承认存在指标的主观性，因此这一模式更看重个体的心理活动、精神生活对衡量指标的影响。1957年美国学者古瑞（Gerald Gurin）首次采用主观心理模式进行了生活质量的调查。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下，他更侧重于考察个体的精神疾病问题[33]。这种研究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向更宽泛的领域发展，主要体现为这一模式在关注个体情感与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个体生活的认知度和满意度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而对后者的研究逐渐成为主观心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Angus Campbell）和林南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正是基于改进后的主观心理模式，倾向于开发个体的主观评价标准。

3.社会指标模式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社会指标”运动风靡了整个西方国家，该运动设定了生活质量的诸多指标，具体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环境质量、平均寿命、犯罪率等客观指标，甚至还包括了诸如言论自由、政治自由这样的主观指标[34]。在当时，这一运动形成了一些较为有影响的指标体系，如“物质生活质量指标”和“社会进步指标”等。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也曾出现过“人类发展指标”。

（三）对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

国外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关注与探讨最初是迫于女权运动的发端与兴盛，如美国20世纪20—30年代及50—60年代两次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对美国社会及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此后不仅是学界开始研究女性生存状况与生活质量问题，政府也着手通过政策改进等实践对女性社会问题进行调整。这些都促进了国外对女性生活质量研究的发展。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劳工部妇女管理局（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Women's Bureau）为促进女性保护立法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对女性就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留下了一大批有关女性工资、工时、就业环境和失业状况的丰富资料，为后来学术界研究该时期女性就业状况打下了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外对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由原先的理论与实践分离逐渐变为互相融合，更强调理论研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也由单纯的历史和理论研究转变为对女性生活指标的测定与评估。通过对指标的测定与评估，为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咨询与服务。此后，国外对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加细化和具体，主要体现在女性生活质量指标的不断细化上。如幸福感指数（Index of Well－Being）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被引入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政策导向功能是这一测量指标的主要特点，通过对这些指标数据的监测并预测其变动状况，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应的政策，以此来帮助女性改善和提升其生活质量，进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良性运作。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学、经济学、行为学等多种学科更广泛地被运用于女性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更为复杂的女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应运而生。从总体来看，国外对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侧重于实践与应用，在指标体系上也更加细化，除了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外，也越来越重视从主观上进行考察。

二　国内文献综述

（一）对生活质量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推进，社会各界开始关注生活质量问题，我国学界也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初步探讨和研究。进入80年代后，对生活质量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一时期研究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对生活质量的评估标准和方法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家统计局以及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全国范围内小康生活质量的量化标准。在这一指标体系中，包含了收入水平、消费与支出结构、生活环境等指标，此外还包含了反映居民健康和文化状况的指标。从目前国内对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来看，研究的视角跨越了诸多专业和领域，包括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1.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生活质量研究

首先站在经济学角度来思考生活质量问题的是我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他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了生活质量。根据他的理解，生活质量是一种反映社会成员个体生活和福利状况的指标，其又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是指成员个体生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指标；后者则是指科教文卫、交通、社会治安与风气等指标[35]。从厉以宁对生活质量的界定来看，其高低是同成员个体福利水平挂钩的，在实际收入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改进诸如自然环境或其他社会环境因素实现帕累托改进，同样可以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福利的增长。就这点而言，站在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主要还是考察经济发展程度对个体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通过建立生活质量同个体福利之间的关联来衡量其高低。站在经济学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的学者将经济发展作为生活质量界定的基础，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朱国宏、冯立天等学者。朱国宏将生活质量定义为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下社会成员生活条件的总体状况[36]，而冯立天则是站在一个国家和区域的角度，将生活质量界定为特定区域下社会成员生活条件的高低程度[37]。无论是从时间阶段出发还是从区域出发，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生活质量问题的学者都倾向于从一种宏观的层面考察客观的指标。

2.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生活质量研究

除了站在经济学角度研究生活质量之外，另一个主流路径是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思考这一问题，这一路径以林南与卢汉龙为典型代表。根据林南的定义，生活质量是“对于生活及其各方面的评价与总结”[38]，他将生活满意度作为生活质量的度量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又包括工作、环境与家庭三个不同方面的满意度，林南于1985年采用这一指标体系对天津的数千户居民进行调查问卷分析。此后，在这一界定和指标体系上，林南和卢汉龙对其进行了修正和改进，将生活质量界定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39]，并将原先的三个满意度细化为个体对生活满意度、个体对精神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反馈行为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又分属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不同的层面。林南与卢汉龙采用新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于1987年对上海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状况进行了研究。

除了林南与卢汉龙对生活质量的界定和研究之外，还有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如周长城对生活质量进行了一个综合的界定，根据他的理解，生活质量是指“社会提高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条件上的社会全体对自身及社会环境的认同感”[40]。在这一界定基础之上，他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生活质量研究应该更多地注重考察社会为公共领域提供的生活需求满足程度，即生活质量着重以社会条件层面（公共领域）为主。[41]

（二）对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

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于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大多是学习和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我国国情提出自己的指标体系。如赵彦云、王作成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制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了以下11个方面的内容：总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实力；收入分配情况与差距；消费水平与消费支出结构；通信能力、信息渠道以及信息化水平；交通基本情况以及居民出行便利程度；健康水平以及医疗保障水平和条件；就业机会与就业保障水平；居民受教育机会与教育水平；社会的公平、安全和稳定程度；城乡差距与城市化水平；综合生活水平。[42]

从近些年国内关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同国外相关研究的趋势一样，呈现出主、客观方面的指标内容相融合的走势。许多学者指出，尽管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衡量是主观标准，是因人而异的，但都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者说是生活质量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前者是指人们对生活质量物质方面的客观评价标准，而后者则是指一种主观评价标准，采取这种区分表明社会成员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存在两个不同的方面，无论是与生活质量相关的物质条件还是个体的主观评价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的高低。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一因素都只是构成个体对生活质量评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为了避免单纯从其中一方出发界定和制定生活质量标准可能导致的缺陷，需要将主、客观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考察和反映生活质量的高低状况。

从总体来看，国内对生活质量内涵和指标的研究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内容：（1）社会成员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及其对生活条件与环境的满意程度；（2）社会成员生活条件中非物质方面条件如个体健康、社会环境等，及其对非物质生活条件的评价与满意度；（3）影响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非经济要素的状况如社会关系及自然环境等，以及社会成员对非经济要素的满意程度；（4）社会资本积累程度、社会凝聚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社会成员对这些指标的评价和满意度。

（三）对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多是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其内涵以及评价指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缺乏对特殊群体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对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薄弱。我国许多学者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多集中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工作环境、家庭状况以及主观幸福感等方面。针对我国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如下：

1.对女性生活现状的研究。这类研究侧重于对女性生活状况进行描述，如汪洁和郝麦收通过在天津市开展“女性生活状况”随机调查，专门针对女性的择业、择偶、婚姻及休闲等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女性择偶最重人品，传统的婚姻道德观正在瓦解，同时她们在职业选择上存在缺乏适应和创新的状况。可见这一研究偏重于对于女性生活观和价值取向的分析。[43]同样对女性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分析的还有楼丽华和沃兴德等人，他们在2003年调查了3141位在浙江省内城市和农村生活的女性，从受教育程度、婚姻生育、生活状况、参与健身运动四个方面来反映现代女性的生活现状。[44]这一研究偏重于从物质和生理医学的角度分析女性生活状况，因此可能会忽略一些社会性和精神性因素。

2.对女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同实证研究相比，这类研究更侧重于通过某种理论的引入或模型的构建，从规范上设计女性生活质量的指标及其体系。如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朱玲怡教授则是以高级知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生活质量。她构建了女性生活质量分析的指标框架，将工作和家庭生活这两个大的指标细分为工作条件、工作满意度、工作组织中的价值取向以及身心健康等二级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朱玲怡以高校的高知女性为对象，进行了调研并作了定量分析。[45]而重庆大学的吴绍琪教授同样关注高知女性群体的生活特征，以心理学和行为学为视角探讨了这一群体生活质量指标的构建，包括指标建立的原则、内容及其方法。工作、家庭生活、娱乐、健康及生活环境等影响因素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中都有所体现。[46]实际上，界定与设计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是对女性生活质量进行研究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既是焦点也是热点，从目前国内对女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主要还是从主观及客观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设计。

3.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实证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在一定的指标体系下，基于大范围的问卷调研，通过实证分析来了解目前女性生活质量的基本状况，并提出对策建议。如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和中国妇女杂志社从2006—2013年持续每年发布《女性生活蓝皮书》，其中包括有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女性健康和消费状况的相关调查报告等[47]。这一系列蓝皮书立足于较广泛的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通过考察我国女性的工作现状、身心状况、家庭生活、物质及精神生活以及文教娱乐生活等各方面内容，来揭示目前我国女性生活质量的基本情况，反映女性对生活质量改进的需求和期望。针对我国女性生存状况以及生活质量进行长期研究的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徐安琪。通过对1996—1999年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徐安琪考察了1995年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5年间的中国女性的基本状况，对其家庭地位与生活质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评价，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策建议。[48]黄立清则是根据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度指数来考察中国城市女性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通过在山东省内进行抽样调查来揭示当前我国城市女性的主观幸福度，并根据当前城市女性对生活质量评价的状况提出了提高主观幸福度的对策建议。[49]

4.对女性生活质量某一具体内容的研究。这类研究侧重于探讨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的某一具体方面。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谭琳教授站在计划生育的角度对我国女性生活质量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考察计划生育政策与女性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勾勒出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图，据此提出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来提高我国女性生活质量的几种可能途径，并指出女性生活质量的提高反过来能对计划生育工作产生促进作用。[50]徐安琪则从家庭夫妻权利和女性家庭地位的角度切入，提出通过评估女性个人意见对于家庭决策的影响力、家务分工等指标来考察女性对于婚姻的主观满意度。[51]

5.对不同类别女性群体生活质量的研究。女性群体也存在差异，因为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条件、生活地域等各方面的差异，会造就不同类别的女性群体，其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类研究专门围绕某一类别女性群体及其生活质量展开。比如朱玲怡教授和吴绍琪教授都是以高级知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生活质量。朱玲怡在调查结论中指出，高校高知女性在精神需求方面要求更高，对目前的精神生活满意程度较高，但相对而言物质生活条件较差，对物质生活的满意度不高，而且扮演家庭妇女和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使其负担过重。[52]吴绍琪教授同样从高知女性群体的生活特征出发，以心理学和行为学为视角探讨了这一群体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53]此外，罗萍教授以高校女教职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特定群体的夫妻关系、家庭地位、家务劳动以及她们对于婚姻生活的满意度等具体内容进行问卷调查，据此分析目前我国高校女教职工的婚姻生活质量，揭示不同层次女性婚姻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并提出亟待改善的问题和对策建议。[54]而陈向一等人专门针对已婚育龄女性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已婚育龄妇女的客观生活质量根据人口来源而有所不同，而主观生活质量则主要由其人格、收入、生活环境以及社会支持等因素决定。[55]此外，王哲蔚、高晓玲等人以更年期女性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生理变化与社会环境同更年期妇女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度。她们选取了3个代表不同经济文化程度的区县，随机向2800名年龄在40—60岁之间的妇女发放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56]研究角度相似的还有颜江瑛等学者的研究，她们考察了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在岗工作的女性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显示，处于这个年龄层的女性在物质生活上有了明显而稳步的提高，但同时却有一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这一类研究主要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考察特殊女性群体的生活质量问题。[57]

6.对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这类研究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缩小到城市范围，研究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特性。比如，刘晓霞和邢占军专门针对我国城市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考察。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城市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包括女性的年龄、学历、收入以及婚姻状况，而幸福感最强的是城市老年女性群体。[58]陈琛同样将城市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不过他着重选取了江苏兴化市某社区149名34—49岁的中年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表明这一群体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最显著因素。[59]同样对城市女性群体进行持续关注的还有韩湘景女士，她在《第8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2）》中提出，2008—2012年持续5年针对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女性对她们5年以来的生活状态总体评价较高，并持较满意的态度。[60]同时，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被调查女性最焦虑的事情都是“物价上涨”[61]。

从目前国内对女性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来看，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为成熟，尤其是在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上，吸收了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趋势，将主、客观标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视角来看，则多是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医学的角度来看待女性生活质量问题。但此类研究鲜有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有效地考虑进来，或者说很少考察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可能对女性生活质量带来的影响。事实上，从封建时期的男尊女卑到社会主义时期的男女平等都反映了一种制度的巨大变迁，而这种变迁直接影响到了女性的地位及其生活状况，很多学者在进行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时，仅仅是将这一制度作为一个背景加以描述，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变量。因此，本书将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思考我国城市女性的生活质量问题，通过对武汉市女性进行广泛的抽样问卷调查，分析制度供给与女性生活质量之间的变量关系，构建一个以制度供给为核心的女性生活质量标准体系，来考察目前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基本状况，评价城市女性的生活质量，发现与女性生活有关的制度供给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此作为公共管理者制定改进女性生活现状对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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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彦云、李静萍：《中国生活质量评价、分析和预测》，《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第33页。

[2]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3页。

[3]转引自潘祖光：《“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和趋势》，《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73页。

[4]Angus Campbell，Philip E.Converse，Willard L.Rodgers，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Perceptions，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6.

[5]朱玲怡、孙进：《高级知识女性人口工作生活质量调查》，《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第34页。

[6]王哲蔚、高晓玲等：《更年期妇女健康和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中国妇幼保健》2003年第5期，第295页。

[7]［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页。

[8]［美］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9]［美］丹尼尔·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10]同上书，第52页。

[11]［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2]注释：有很多学者将制度界定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或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

[13]［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页。

[14]［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16]［美］丹尼尔·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17]王寅：《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第59页。

[18]Lance Davis，Douglass North，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A First Step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0，No.1，1970，pp.133—134.

[19]［美］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20]注：无主体的制度供给是指在个体行为交互过程中自我演化形成的制度及其机制。

[21]［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22]［美］丹尼尔·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2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24]易松国：《生活质量研究进展综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06页。

[25]冯立天：《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6]［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7]易松国：《生活质量研究进展综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07页。

[28]Norman M.Bradburn，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Inc.，1969.

[29]Raymond A.Bauer，Social Indicators，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67.

[30]Angus Campbell，Philip E.Converse，Willard L.Rodgers，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Perceptions，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6.

[31]［美］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75页。

[32]吴姚东：《生活质量：当代发展观的新内涵——当代国外生活质量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51页。

[33]Gurin G.，Veroff L.，Feld S.，Americans View Their Mental Health，New York：Basic Books，1960.

[34]吴姚东：《生活质量：当代发展观的新内涵——当代国外生活质量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53页。

[35]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3页。

[36]朱国宏：《中国人口质量研究的定向历程》，《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第47页。

[37]冯立天：《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小康生活质量目标的进程与省际比较》，《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6期，第4页。

[38]［美］林南、王玲等：《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1985年天津千户户卷调查资料分析》，《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第73页。

[39]［美］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75页。

[40]周长城：《主观生活质量：指标构建及其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41]周长城、饶权：《生活质量测量方法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第74—75页。

[42]赵彦云、王作成：《我国生活质量的国际比较》，《北京市第十二次统计科学讨论会论文选编》，北京，2003年9月，第9—15页。

[43]汪洁、郝麦收：《当代城市女性生活观探析——天津市女性生活状况调查与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5期，第73—77页。

[44]楼丽华、沃兴德等：《现代妇女生活状况调查》，《第十一届全国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乳腺病学术会议论文集》，桂林，2009年10月，第477页。

[45]朱玲怡、孙进：《高级知识女性人口工作生活质量调查》，《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第34—37页。

[46]吴绍琪、陈千：《高级知识女性群体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初探》，《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56—59页。

[47]韩湘景：《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No.7（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48]徐安琪：《中国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生活质量——来自实证研究的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3期，第29—30页。

[49]黄立清：《城市女性主观生活质量初步研究》，《中国妇幼保健》2004年第8期，第52—53页。

[50]谭琳：《中国妇女的生活质量与计划生育》，《人口研究》1994年第3期，第2—9页。

[51]徐安琪：《夫妻权利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34—150页。

[52]朱玲怡、孙进：《高级知识女性人口工作生活质量调查》，《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第34—37页。

[53]吴绍琪、陈千：《高级知识女性群体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初探》，《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56—59页。

[54]罗萍、李虹：《武汉大学女性教职工婚姻生活调查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24—27页。

[55]陈向一、江捍平：《深圳特区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年第3期，第138—142页。

[56]王哲蔚、高晓玲等：《更年期妇女健康和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中国妇幼保健》2003年第5期，第295—298页。

[57]颜江瑛、刘筱娴等：《武汉市30—50岁在岗女性生命质量研究》，《中国公共卫生》2003年第7期，第816—819页。

[58]刘晓霞、邢占军：《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36—139页。

[59]陈琛、甘诺：《城市中年女性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兴化市某社区34—49岁女性为例》，《社会工作》2007年第12期，第26—27页。

[60]韩湘景：《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No.7（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61]同上书，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