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移民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需要历史的沉积，而且有着诸多复杂的人文、物质成因。而随着人口迁移所产生的移民文化，对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也就是说，就实质而言，移民文化对原有文化来说，乃是一种创新文化。荷兰学者彼得·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指出，不但大量流动人口会对移居地的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就连本国旅行都会引起某种文化的演变（更不要说跨国旅行了）。作者在该书中写道：“不仅出国旅行，即使在本国旅行，也能引起文化的演变。例如，长期的贸易往来带来了语言上的交流，丰富了欧洲语言的词汇和思想。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700年，西班牙语中自然吸收了许多阿拉伯词汇。意大利和土耳其的贸易使意大利语言中吸收了土耳其词汇。当荷兰的航海事业达到了顶峰时，荷兰的船运词汇也为其他语言（包括俄语）所吸收。旅行也使人们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经济、政治、道德、风俗等有所了解。最后一点，旅行使各国知识界联系起来，形成世界性的各族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2〕

在建设一代新文化进程中，尽管时间漫长，因素甚多，但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冲撞和影响，彼此的冲突和融汇，对于形成一种多元的具有包容性的主流文化，即创新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史中，可以得到证明。

首先，让我们来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汇。宋代自立国之始，就因外患之忧，长期与辽、西夏与金等游牧民族的政权相对峙。双方战争频繁，使宋王朝饱受被动挨打之苦。然而，在那种战乱年代，却使彼此所代表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产生了奇妙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让契丹、党项、羌、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正如王世贞在《归潜志序》中所说，北方中国竟奇迹般地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的文化天地。另一方面，北方彪悍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凛然之气，也深深地震撼了细腻丰满的宋文化。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正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孕育产生的。〔3〕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张岱年、方克立指出：“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汇、相互渗透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于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做补充，或以外来文化做复壮剂，使整个肌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3］（p.120）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汇是在晋唐间。但从汉代开始，中国的本土文化就开启了与西域（即中亚和西亚）文化及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交汇。正是这种交汇，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在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外来文化的发展。像佛教哲学传入中国，固然大大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辨等能力，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融入佛教，也使佛学宗派吸收了丰富的华夏营养，得到了新的发展。我们对移民文化的认识，也应立足于这一高度。

由于不同的移民承载不同的文化，而移民又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所以，如果一个地域的移民来源多，那么移民文化就丰富。移民的类型不同，也会影响到移民文化的构成。具体来说，移民文化因受如下因素的影响而具有新的文化特征。

第一，由于对移民文化的认识离不开对移民类型和移民本身的了解，又由于移民与移民文化的密不可分，所以，不同的移民类型（这里会涉及移民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移民本身的素质）以及移居地移民的数量和他们居住时间的长短等，都会影响到移民文化的特点。

第二，由于移民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相互冲击、融汇而成，一般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甚至会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移居地原来文化的新文化。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先生认为，美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移民史。

第三，大量移民聚集在移居地以后，会让此时所产生的移民文化较少包袱，较少框框，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和开放性，比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容易进行新的探索和实验，这正是移民文化独具的魅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举美国社会为例，指出：“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由于这是一个“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社会〔4〕，即一个比之过去的封建社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因此才有了很多历史上较少出现过的奇迹。例如通过个人的勤俭奋斗，发财致富，终于跻身富人或资本家的行列。与过去的社会相比，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最容易产生发明创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更是在这方面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巨大奇迹。

第四，由于移民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是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创新性。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出一种新文化。如希腊人与埃及及美锁波达米诸国接触，因此产生出罗马文化；中国与印度文化接触后，产生10世纪以后的新文化。

关于移民文化的创新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从国内目前已经发表的大量移民文化研究的著作来看，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仍需要加以改进。

一是关于“史论结合”的问题。从国内目前对移民文化的研究来看，对移民文化的“史”的研究成果偏多，而对于“论”的方面，似感不足。包括对移民与文化的互动，移民文化究竟如何有力地促进文化的创新，特别是这个新文化又将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建设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等问题，都很值得探讨。还有就是如何从总体上认识移民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对移民文化的影响等，也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是关于“外为中用”的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外对“越境移民”等问题的日益重视，各国不但出台了很多政策（尤其是日本、澳洲、加拿大、英国等国），而且出版了大量的有关移民文化的论著。这些论著有不少把移民问题和社会变迁、现代化等问题相结合，从而对移民文化的内容有了很大的丰富，很值得我国学者的关注、评论乃至借鉴。

此外，对于“移民文化”本身的探讨也需要不断加以深化。正如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罗孔（Clyde Kluckhohn）等人合著的一本论述文化的专著中所罗列的，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中关于文化的定义，便有164条不同的说法；而冠上“移民”之后，当然就更为丰富了。如何进行分析，加以全面理解，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