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陈忠实“文化大革命”后期及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1965年，陈忠实发表处女作。“文化大革命”后期，文艺政策调整，他以农村业余作者的身份，于1971年发表了散文《闪闪的红星》，受到读者欢迎。随后连续发表短篇小说5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接班以后》和《无畏》。

1972年以后，像陈忠实这样比较密集地发表文学作品的业余作者还有不少，如古华、刘心武（中篇《睁大你的秋水》、短篇《盖红印和章的考卷》等）、蒋子龙、韩少功、陈建功、李存葆、铁凝、路遥等，诗人叶文福、梅绍静、雷抒雁、纪宇、顾城等，他们的写作基本遵循“文化大革命”激进的思想艺术规范。这些创作实践使他们得到锻炼并成长为新时期文坛的代表作家。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对自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创作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文学史对此也避而不谈。有些作家还为自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创作感到惭愧，陈忠实就是一例。他的七卷本《陈忠实文集》只收入了197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铁锁》，因为小说以写人为主，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阶级斗争痕迹。

《无畏》等小说虽然带有明显的“文化大革命”烙印，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是特定时期历史的真实记录。这些作品曾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的读者，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它们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史料的价值。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他不愿过度强调所谓的“抽屉文学”（他称陈思和的民间写作为抽屉文学），因为这类作品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反响^[1]。

谈到“文化大革命”文学，王尧说：“在重新阅读‘文革’部分文学期刊和作品时,我常常想起当年急切等待《朝霞》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的情状,并且我再次意识到‘文革’、‘文革文学’曾经是我和我们成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开了一个玩笑,一个曾经是‘正面’的资源终于成了‘负面’,但历史又不是简单地分为正与负的。”^[2]“文化大革命”后期活跃在文坛上的那些老作家或业余作者，客观上满足了普通读者对文学的渴望，他们的作品事实上成为一代人精神成长的文化资源。王尧的话值得深省。对待那段历史，不能简单地用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思维模式。其实，对“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全盘否定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直接作用的结果。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指出：“历史上成功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经验、失败经验也是宝贵财富。”^[3]“文化大革命”是无法更改的历史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学创作也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所以，要客观全面地把握陈忠实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和规律，科学公正地评价陈忠实及其作品，有必要对他“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创作进行梳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