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蛰居“做枕”——《白鹿原》的创作、发表与获奖
1987年10月下旬，陈忠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1988年，陈忠实获得“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专业上，他都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是许多作家羡慕的对象。从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到1988年整整26年，再过4年他就50岁了，他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和担忧，万一身体不济，自己的哪部作品可以传世呢？他说对自己之前的作品都不太满意。他预计长篇的写作至少需要4年时间。
1986年8月，酷暑难耐，陈忠实在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为了不影响晚上休息进而影响白天查阅资料的进度，他无奈地住在了县供销社开办的那唯一一家旅馆仅剩下的套间，日租金12元。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外面住套间，来访的熟人朋友无不惊讶其豪华享受。与蓝田县一样，这里也是每次只能借1本，看完再换，县资料馆同志负责的精神着实让他感动，但每天要在旅馆和资料馆间往返几次，他小心地翻阅，摘抄下他认为有用的资料，那时打字复印远没有现在方便，他只能用钢笔一字一句地抄写，并注明出处。直到有一天，县委书记程群力慕名来访，问他有什么困难，问他是否有创作大部头作品计划，他轻描淡写地说他就是想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渊源。这就是陈忠实的“蒸馍”理论，蒸馍时，成熟之前不能揭锅盖，一漏气馍就夹生；他创作小说也是这样，在心里憋着，反复酝酿，直到构思完成铺开稿纸，一气写完，这是他写作的习惯，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多年前也曾怀着虔诚的心，把自己正在谋划的小说构思告诉作家朋友们，大家也给了他可供采纳的建设性的意见，结果是说出构思之后，动笔时却发现故事不再新鲜，有点索然无味，创作的欲望减弱了，最终竟放弃了那篇小说的创作。《白鹿原》修改完成之前，他也是绝口不提小说的内容和人物。
第二天他再去借阅时，资料员抱了一摞县志给他，他倒担心起资料放在他那里是否安全。关于“枕头”的话就是在这时说给一个笔名李下叔的青年作家的。李下叔和陈忠实后来都曾撰文谈及此事。大致情形是，李下叔以《长安报》编辑的身份拜访陈忠实，想为报纸约篇专访；陈忠实喜欢李下叔坦诚不刁、肆无忌惮的个性，交往渐深，友情日厚。某晚，两人就着桃子喝啤酒，酒意微酣，陈忠实说到长篇的构想，言谈之中，忽如中邪一般，他说那一刻他仿佛听到了枪毙黑娃的枪声，此前两人曾说起过白鹿的意象，说到过小娥，说到过彼此对《百年孤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观感，李下叔一直感叹、遗憾陈忠实对昆德拉尚未触及，还没读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或许，陈忠实研究了昆德拉之后再创作长篇，《白鹿原》会是另一番景象，谁又能说得清呢？那时，陈忠实抽的还是“工”字牌雪茄，两人谈及创作的构想、主题、朋友的情意等，“挖祖坟”的题旨已十分明确，约定李下叔就做那鞭策他创作的“鞭子”。靠在床上，陈忠实不禁感叹自己半生热爱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活到45岁，竟没有一块死后可以垫头的东西。这就是“枕头”之说的原始出处。这个东西须进得了文学史，被世界承认，能为民族为历史甚至为整个人类行为立传。[29]《白鹿原》发表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秘史”，大多数“当代文学史”都有提及和论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编）下册也有论及，《白鹿原》还被教育部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中仅有的两部当代长篇之一（另一部为《创业史》第一部）。令陈忠实难以预料的是，2010年，他的《无畏》也进了当代文学史，评价是“生活气息浓厚，人物个性鲜明”。他后半生的“芥蒂”被历史重新评价，而且成为那个时代和他本人创作的标志和收获之一。
李下叔也的确算得陈忠实的朋友，他对陈忠实的评价也与别人不同，人常说陈忠实“诚实、厚道、质朴、沉静”，他说陈忠实个性“豪狠”，眼睛尤能传神，目光睿智、威严，震怒时双目呈正三角形，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人格力量。
李下叔认为以陈忠实在农村生活工作20多年的生活积累，雄厚得写什么长篇用得完？至于下那么大的功夫查阅地方县志和文史资料吗？他才说自己要创作一部“垫棺作枕”之作。大约是说过这话1年后，李下叔在一篇约千字的人物通讯（《陕西日报》）中即提到“枕头”的话，没有引起什么反应。5年后，《白鹿原》在《当代》发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作家雷电的一次采访中谈到“枕头”之作，这句话才流传开来。可见，这句话本身并不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也算不得什么惊世骇俗的宏论、豪言。在生活中，出自作家之口，比这豪壮得多、有文采得多的话，常会听到，问题是缺乏优秀作品的佐证，豪言壮语就可能成为狂言或笑料。试想，倘若陈忠实后来没能交出《白鹿原》这份答卷，“枕头”之言，要么被人淡忘，要么成为笑谈或笑料。
陈忠实从不隐瞒或回避自己的农民出身，也从不掩饰他的情感价值取向，他直言不讳：若是看到农民在城里的商店饭馆受到冷落和歧视，马上就会火冒三丈。遇到城里人、特别是社会名流将农村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农民群体不争气时，他也会不顾社交礼仪，拍案而起，据理力争：这能怪农民吗？当极左政策将农民一步步剥夺殆尽时，农民的苦难一点不少于知识分子。所以，陕西评论家王仲生认为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与农民共反思到与民族共反思的发展历程，他的作品总是与农村、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歌颂时不遗余力，批判时切中要害。同时，他还是一个老党员，是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热爱党，有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政治信仰。他也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文知识分子，而且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染，他说：作家是社会最后的良心。多重身份与价值理想使他的精神价值体系和文化心理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态势，这是后来形成《白鹿原》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本歧义的重要原因。
1985年秋，陈忠实创作《蓝袍先生》时萌发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欲念，1986年4月新房竣工后动身到陕西省蓝田县查阅县志，1988年4月1日动笔写《白鹿原》的草稿，1991年腊月25日下午，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1992年3月25日上午，修改完成的书稿交给《当代》杂志的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1992年年末《当代》最后一期发表了一半，另一半1993年第1期发表，1993年6月，《白鹿原》的单行本出版。其中查阅资料构思两年，创作修改定稿4年，共计6年。
他用两年时间先后查阅了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的县志，在蓝田县志上抄录了宋朝吕大临兄弟创作的《乡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于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和日常行为规范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在中国南北乡村推广过，至今规范并影响着国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和精神世界。一部20多卷的蓝田县志竟有四五卷记载“贞妇烈女”的光辉事迹或名字，她们是“××村××氏”，很多女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她们用怎样漫长、残酷的煎熬和鲜活的生命才换来那不足二指宽的位置，那一刻，叹惋之余，陈忠实说自己竟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意念，女人的本能和天性受到如此摧残，总会有一个纯粹出于自然人性本能的抗争者，他联想到小时候在村里看到的村民们惩戒逃婚的新媳妇的惨状和听到的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田小娥的形象浮现在眼前。
写作长篇需要作充足的前期准备，几十年的乡村生活经验，对家乡历史和民风民俗的深入了解，这些只是最基本的生活素材准备，对历史文化的审美观照还需要更高的视野，他很欣赏美国人赖肖尔的《日本人》和陕西学者王大华的《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观，又接受了那时正在流行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在创作风格上，他只有超越自己的老师柳青和王汶石，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陈忠实曾有“小柳青”之誉，并以擅长写农村老汉而知名，他的《徐家园三老汉》，用精湛的笔墨塑造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农村老汉，颇受好评。他曾尝试以女性为主角结构中短篇小说，涉及乡村小院、“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改革开放、婚恋等方面，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如《田雅兰》、《梆子老太》、《四妹子》等，在女性人物塑造上寻求突破是陈忠实长篇创作的重心之一。在创作方法上，他依然认定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觉得1985年前后的文本实验并不适合他的创作实际，他坚信现实主义依然充满着活力。那时，他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已有了初步了解，但远远谈不上融会贯通或创造性地使用，拉美作家卡朋铁尔的《王国》曾给过他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让他重新审视和思考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对中国文坛曾风靡一时的寻根文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说：“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30]有人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摹仿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对此，他不置可否。他说当初《百年孤独》读得他“一头雾水”，倒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读起来备感清爽亲切。可见，结构不一定要新颖骇俗，他决定以人物和内容为核心建构自己的长篇。他认为：“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而人物则贵在把握其心灵脉络，写出人物的气质个性和精气神儿，树立起一个立体动态的人物，为此，他苛刻地规定自己不得对人物进行外在描写，特别是肖像描写，着重写人物心理和潜意识，从而达到将人物写活的目的。
《白鹿原》这个书名是1987年结构长篇时确立的，后来虽想过换个响亮的名字，如《古原》，最终还是觉得《白鹿原》最恰当。原计划1987年冬动笔，因母亲住院陪护了两个月推迟到1988年清明前后。
动笔之前，他列了一个人物名单，标示人物谱系，即人物的社会关系和族亲关系。创作过程中却从未翻看过，因为所有的人物关系网络及其恩怨——情感纠葛与生死遭际，早已烂熟于心。陈忠实在创作第一个中篇时写过草稿，之后的几个中篇都是一次成稿，但长篇创作非同小可，预计40万字，又是第一次，他决定先写草稿。
清晨，西蒋村的村民们扛着农具上坡或者下滩，走向自家的责任田开始一天的劳作，村里的特殊村民——作家陈忠实洗漱之后，看着院子里月季花新绽的嫩叶，他觉得今晨村巷中传来的狗吠声格外响亮。喝了两三杯清茶，他揭开一个大号笔记本，表情沉静而凝重。在自己建造设计的专有书房里，他没有像平时写作那样坐在书桌前，而是坐在长沙发的左首，把笔记本放在腿上，左手控制住笔记本，顺着纸页上的暗格写下第一句话：“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这是陈忠实在自己的书房中写下的第一句话。这一大两小的沙发也是他和夫人商定，为长篇创作而特制的。由一位同村青年制作，他亲自选定了绿色的罩布。成为专业作家7年后，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书房或工作间。书房不大，10多平方米，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书桌，一把有靠背的椅子，两个书架，摆放着一直堆积着的有用的书，还有那套沙发，一律出自乡村木匠的手艺。他对自己的书房颇为得意。而当笔触触及白嘉轩的四合院时，他的魂魄就超离了现代的书房，游荡在近百年前那位白鹿村族长的深宅大院里，祠堂神圣静穆的氛围、古老的街巷、飘然而过的白鹿、那幽远动荡的历史和妖冶妩媚的小娥，共同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驱使着他，沉静下来的小宇宙爆发出生命的活力和创作的激情。历时4年。
忆及自己的书房，陈忠实感慨、欷歔不已，1982年之前，他先后在乡村中小学、乡镇和文化馆工作，都是宿办合一的一间屋子，多数时候还是两人合住。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后才分到两居室的楼房，他没有入住，而是搬回了老家。祖屋厦屋的北墙外有一间又低又窄的简易房，那是20世纪70年代父亲为已成年的妹妹搭建的，而今，父亲谢世了，妹妹出嫁了，这里成为他的写作间。里面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张祖传的方桌，一把椅子，一张条凳（不知哪位祖上置办的）。方桌很大，几乎占了房子一半的空间，桌面不像是漆染的黑色，四条桌腿无一牢靠，父亲生前用麻绳捆着的四条桌腿已经松弛了，他把麻绳解开捆扎实了，动作熟练而灵巧，他说：“我有捆绑桌子的经验”，调侃中透着辛酸，他坐在桌前开始写那些短篇和中篇，直到为盖新房拆了这间简易房。在新房盖好尚未启用的那一年多时间里，他只好在叔父跟他兑换的同院的西厦屋里摆开吃饭的小餐桌，坐一只小方凳窝在那里写作。那间房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墙皮脱落，火炕坍塌，地砖底下被老鼠掏空了，一不小心就可能踩空，连鞋带脚掉进窟窿里，老鼠偶尔会窜出来探探脑袋，“吱吱”叫两声。这间破败的厦屋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神秘的想象世界，在他的笔下这间屋颇有点马孔多镇奥雷良诺·何塞的姑姑阿玛兰塔房间的意味和氛围，抑或让他想到白鹿村外小娥死后漫天飞舞着蝴蝶或蛾子的那间破烂不堪、杂草丛生的窑洞。
陈忠实常年生活在农村，习惯与太阳和村人们保持同样的作息时间；路遥曾说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即路遥总是夜晚创作，白天休息或处理其他事物，路遥常常会在半夜敲开邻居或朋友的门要一个冷馍充饥，喜欢抽红塔山，喝咖啡，得了病也不肯上医院。陈忠实总是一如既往地抽雪茄，经济条件差时抽“工字牌”的，后来条件好些抽“巴山牌”的，至今没有改变。有人说陈忠实喝酒，如果有一瓶西凤酒、一瓶二锅头，陈忠实说喝西凤酒；如果有一瓶西凤酒、一瓶茅台酒，陈忠实还是说喝西凤酒。与路遥相比，陈忠实是幸运的，也可以说是幸福的。创作《白鹿原》的四年中，妻子几乎都守在他的身边照顾他，他每天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和妻子亲手蒸的馒头、亲手擀的面，即便是在创作的最后阶段，因婆婆生病，妻子要住在城里照顾老人和孩子，她依然坚持定期给陈忠实送来给养——蒸馍和手擀面，陈忠实只需稍作加工即可。所以，那些老朋友们总是说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夫人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很大，熟人朋友曾猜想如果他与一位知识女性结合，是否会有今天的成就？
陈忠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对创作环境（包括生存环境）的态度，他期待良好的创作环境，清净而舒适。但创作环境与创造成就没有必然联系，不好的环境里未必就写不出好的作品。他打了个比方：创作就像母鸡下蛋，肚子里没蛋的母鸡，在软绸锦缎铺就的窝里，卧再久也生不出蛋来。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习惯：他创作时，房间不能有其他人，哪怕是最熟悉的人，哪怕是素不相干的陌生人，都不成，他说那样小说中的人物就会被吓跑，不敢再回来。平日里，他最恼火的就是创作思路被打乱难以接续的状态。
在这间与奢华无缘的书房里，陈忠实完成了一次自认为顺畅的艺术创造，1989年元月，草拟稿完成。40多万字，厚厚的两个大16开的笔记本，一个整本，一个半本。从动笔到完成初稿，前后不足1年，酷暑难耐的七八两月，又值孩子考试择校的短暂停滞，这是他平生年写作量最大的年份，也是日写作量最大的年份。
40多万字，他用一个姿势写完。他说：“我仍然坐在业已习惯的绿布沙发的左首，把硬皮笔记本摊在膝盖和大腿面上，追逐着已经烂熟的一个个男人女人的脚步。”[31]他觉得这样写作很放松，就像早年写日记或练笔，纯粹写给自己，心理上松弛而自如，没有在稿纸上写作的紧促和拘谨，不用想着编辑评论家和读者，能让原上的人们尽情地演绎自己的人生，由着性子地撒欢儿。沉浸在百年古原的沧桑回忆里，他感受体验着创作的欢欣与痛苦，他写到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那一瞬，他突然眼前一黑，不得不搁下钢笔，等他睁开眼睛，顺手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12个字，他将这一绺纸条贴到小日历板上，以纾解情绪。4年时间，他共写过2张纸条，另一张是关于性描写的十字“箴言”——“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或许觉得这个女人太苦，苦到他只能“搁下钢笔”；对于田小娥解读的文字早已无数倍于陈忠实创造这个人物所使用的笔墨，曾有不少评论家针对田小娥对陈忠实展开批评，被称为“民族秘史”的《白鹿原》中，几千年来女人的命运遭际与生存境遇，在他，大约就是这12个字吧。福楼拜写完包法利夫人吃砒霜自杀那一段，觉得自己满嘴都是砒霜味。这8个月里，他记忆的仓库被打开激活照亮了，丰厚得几乎吓到了他，创作思路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扩展和深化，许多自以为得意的细节也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蹦出，写作的顺畅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草稿完成后，他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怀着难言的欣喜，他和村民邻人结伴逛集市，采办各色年货：猪肉、蔬菜、鞭炮、写对联的红纸等等；进城买面粉、大米、菜油和蜂窝煤——这些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给城镇居民的——走在进城或赶集的路上，望着漫坡上的枯草的白鹿原北坡的沟壑台梁，他兴奋不已：这座古原不再只是他生长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它已经被自己写成小说了，或许有一天它会像顿河草原和马孔多镇一样成为人们想象神往的地方。回到家里，他帮妻子剁肉洗菜，和孩子一起守在厨房的案边，等着新年蒸熟的第一锅大肉葱花包子。
那年除夕，他自拟了一副春联，句中隐含白鹿的意蕴，他在心里默默回味着，1989年的第一缕晨光洒向西蒋村这个小小村落时，爆竹声里，院门外的这个男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释怀和陶醉……
《白鹿原》初始构思时曾计划写上下两卷，每卷三四十万字，而完成的草拟稿是40多万字，迫使陈忠实对构思中的长篇大动刀斧的原因是复杂的，过程也是异常痛苦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深入到文化领域，出版社开始进入市场，自负盈亏，而文学也已失去了轰动效应，出版社竟传出某知名大牌作家的作品集征订数不足1千册；他的一个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原定由中原农民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由于订数不足3千册，延迟至1989年才出版[32]，而且要由作者自行销书以抵稿费，看着墙角捆扎整齐的千余册图书，出书的欣喜顿然消散，一种内心的压迫感让他觉得难堪、羞愧，自己那曾经颇受好评的小说竟然成了积压品。《白鹿原》成功后，陈忠实在南方一家书店签售，有一位读者拿着一本《四妹子》要他签名，他拿起来看了，发现书上印着中原农民出版社，读者说是刚才在书店卖的，他确切知道出版社并没有重印，书店卖的显然是盗版，他什么也没有说，认真地为这位读者签了名。出版社的运营机制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白鹿原》的创作，酝酿中的长篇人物众多关系复杂，需要上下两部才能容纳，每部30万—40万字。他暗忖自己读书尚且不喜欢多卷本的大部头小说，更何况读者。另外，出于为读者的钱包考虑，买一本书自然比买两本节省一半的钞票，出版后销量也会好些。他断然决定写一部，字数控制在40万字以内。他重新对长篇的人物和情节——包括细节逐一斟酌考量，舍弃了某些可以舍弃的情节和细节，尺度是“合理性和必要性”。直到自己认为再无可删时，40万字还是装不下，看来只有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了。首先，舍弃工笔细描的表现手法，索性放弃描写语言，确定以叙述语言为长篇小说的语言方式，40万字的长篇纯粹使用叙述语言，小说的可读性、准确性、形象性、趣味性等问题如何解决？要用叙述语言恰当准确地表述自己的乡村体验和对历史现实的深刻反思，绝非易事。他用“形象化的叙述”来表述自己长篇将要使用的语言方式，用文艺学专业知识解释就是要增强叙述语言的表现力，叙述语言缺乏表现力就会成为“流水账”或“生活流”，枯燥乏味琐碎，拖沓冗长，以至于让人读不下去或催人入眠。富有表现力的叙述语言是有张力的、灵动的、充满生气和动感的文字，它饱满充盈，余味无穷，具有吸引读者阅读的魅惑力。但如何获取这种叙述能力，他尚无十足的把握。
早在1981年，文学具有轰动效应的时候，陈忠实就思考过小说的可读性问题，即作品与读者的关系问题。这事跟父亲有关。那年春天，父亲被查出食道癌，因年事已高，不适合做手术，只能接受中医救治，为了减少看病途中往返的劳顿，他将父亲接到了他工作的灞桥文化馆。父亲很配合，不像儿女那般慌乱、忧心忡忡，他显得平静坦然，逛街，与人闲聊，兴致还不错。一天，父亲说：听说你写作都有些名气了，我还没看过，拿些给我看看。那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乡村》还在编辑的案头，所以就把他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包括得过全国奖和报刊奖的都端给了父亲。两天后，父亲把这些刊发有儿子小说的报刊交到儿子手上，说：“你还是给我找几本古书吧！”[33]“还是《三国》、《水浒》好看。”[34]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父亲并不喜欢他的小说，也不忍心伤他的自尊。他为父亲借了一套《明史》，父亲戴上老花镜，坐着或躺在床上读着，除了吃饭上厕所，就那么读着。他明白他的小说远没有达到父亲的期待，意识到自己与经典的巨大差距。那一刻，在他的潜意识里就有了一个愿望和决心，平生一定写一部让父亲能读下去的书，后人愿意读的书，也就是“死后做枕头的书”。中国是宗法制社会，父子的关系很微妙，做儿子的总是特别在乎父亲的评价，《白鹿原》中的两个叛逆者黑娃和白孝文都先后跪倒在祠堂里祖宗的牌位前。
为了锻炼自己对这种叙述语言驾驭的能力，他创作了《窝囊》和《轱辘子客》两个短篇，尽量减少人物之间的直接对话，每句话都力争使用具体形象的叙述语言，任何干巴巴的交代文字都会破坏语言的趣味性和整体风格。《轱辘子客》在《延河》发表不久，作协的几位同事都发现了他小说语言的变化，感到新鲜，觉得这种语言形态还不错。这无疑增强了陈忠实的信心。1988年夏，长篇创作的间隙，又创作了两个短篇《害羞》、《两个朋友》，继续自己的语言实践，在叙述中加入必要的、个性化的、富有丰富蕴藉的对话，从而缓解叙述语言长篇累牍给读者造成的阅读疲劳，增加文字的变数和动感。
1989年清明前后，把3个孩子分别送进学校，料理完家里的杂事琐事，摊开稿纸，穿越时空隧道，他进入近百年前白嘉轩的仁义白鹿村，草拟时的激情与冲动淡了许多，他得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创造的那个艺术世界，“沉静”、自信地写下了开篇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1991年腊月25日下午，陈忠实在纸上画上了6个圆点——“……”，那时还不到下午5时，南窗的光亮已经昏暗，窗外白鹿原北坡的柏树已被朦胧的暮色笼罩，放下钢笔的那一瞬，他眼前一片黑暗，木然地坐着抑或是趴在桌子上，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挪到沙发上，觉得两腿像被抽掉了筋骨一样，又软又轻。他点燃了雪茄，深深地吸了口，微闭的双眼沁出泪水，烟雾缭绕，难以承受的轻飘让他晕眩，收拾好稿纸，他走出屋子，走过小院，走下门前的塄坡，走在光秃秃的白杨甬道上，灞河川道里的冷气如针扎一般。顺着河堤逆水而上，原坡上干枯的树木荒草、粗糙模糊山坡塄坎在他眼里是那样柔和，他就那样走着，伴着哗哗的水声，偶尔坐下来抽支烟，他觉得胸口憋闷，想对着无人的原坡疯吼狂喊几声，却怎么也跳不起来，喊不出来。终于，他点燃了河堤下的一丛风干的菅草，火借风力，噼噼啪啪蔓延开来，薄荷的香气、蒿草的臭气、杂草的瘴气混杂着水汽和湿气，弥漫在傍晚的空气中，呛得他双目泪流咳嗽不止，火苗蹿着跳着，顺着河堤一路向东烧去……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骑自行车再乘公交车回到作协自家门前，敲开房门，开门的是他的妻子。他说：“完了。”她平淡地说：“完了就好。”
近3年的时间，创作因各种原因几度中断，陈忠实也经历了诱惑、困惑、误解、烦恼等情事，但沉静专注的写作情态却稳定地持续着。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陈忠实的作息伴随着羲和的规律，清晨起床，捅开炉火烧开水，一杯热茶喝下便铺开稿纸，傍晚停止写作，到山坡或河边散步观景。但在写到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捅死之后，他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了。傍晚停止写作后，白嘉轩、鹿子霖和其他人物总是盘踞在他的意识里说他们的话做他们的事，挥之不去，他走到哪里他们幽灵般地跟到哪里，脑子得不到休整，第二天便无法进入正常的写作。他烦恼了一阵，发现下棋是驱赶他们的好办法，另一个办法就是喝酒，喝得飘飘忽忽，就解脱了。于是，他又形成了新的规律：傍晚停止写作后，以下棋或喝酒的方式将盘踞在脑海中的作品中的人物驱赶出去，次日晨喝茶铺纸，真诚地召唤和聚拢他们回到他的小书屋。让他颇感遗憾的是：棋艺进步不大；以前从不喝酒的人却落下了酒瘾。
1989年8月，酷热难耐，陈忠实曾在骊山北麓的一道黄土崖下的窑洞里避暑写作，约1周时间，他写作完成了《白鹿原》第12章，那是他的朋友青年作家峻里的家。其他的章节都是在他自己的小书屋中完成的。1989年8月下旬到12月底，每周至少4次去作协开会，长篇的写作被迫停止。那年“六四”之后省上搞清查，有人向省委举报揭发陈忠实曾经坐在卡车驾驶室指挥了一次事关重大的游行。陈忠实未作任何辩解。组织正式通知他参加清查，在会上，他淡然地说：“当时的思潮，我要在机关也能参加游行，但我所在的地方在一个高崖下面，连收音机也听不到。”[35]这一点，陈忠实倒是丝毫没有夸张，他家的电视机因为信号不好只能当收音机用，碰到足球亚洲杯赛和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涉及中国足球队的比赛，他这个铁杆球迷就得骑自行车跑七八里路到亲戚或熟人家里去看。
那年月还没有VCD，陈忠实喜欢秦腔，电视机没信号，他不甘心，又花钱买了一台收放机，可以放录像带。晚上，他把买来或借来的录像带拿来播放，引得村人们前来观看，有时不得不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他对秦腔音乐越发着迷，白天创作间歇，一杯茶、一支烟、一段经典的秦腔，在他几乎成为神仙般的享受。有趣的是，他还“培养”出一位超级戏迷，他家隔壁的小卖部里有位婆婆听戏上了瘾，若是陈忠实哪天写作兴起，错过或忘了打开收录机或是收音机，收音机播放秦腔是有固定时段的，婆婆等不及，就隔墙叫着他的名字，说自己戏瘾犯了……后来有位评论家说他在《白鹿原》的文字里读出了秦腔的旋律和节奏。陕西作家周瑄璞曾经很不解地问过陈忠实秦腔有什么好听，他说：我喜欢秦腔就像你喜欢豫剧、小青年喜欢流行歌曲一样，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喜欢。
1991年，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协的同事们都期待着他的长篇，他不急不躁，依然按计划沉稳地写作。
随后，有件事却着实吓了他一下。官帽又一次砸向他，传闻说组织上拟调他去省文联当党组书记，正厅级。在中国，文联和作协属文化机构，日常工作通常由党组书记和常务副主席负责，主席和其他副主席不用坐班，只分管自己那部分工作。陈忠实1985年已经是省作协副主席，此时他年龄尚不满50岁，25年的党龄，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被组织看重自然在情理之中。这个消息他是在一次私人性质的作家聚餐中获悉的，当时没太在意，不久就得到确切的消息，他当即表态自己不适宜去文联做党组书记，因为他已决定后半生以创作为主，更何况长篇创作正处在关键时刻，他总觉得作家得靠作品说话。回到原下的小院，他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写信申明不愿去文联的理由，并迫不及待地骑自行车跑了8华里路把信寄走，生怕王部长不同意，更担心万一组织上下一纸任命调令怎么办，作为党员，他绝不能违反组织原则……内心焦虑，慌惶得没法集中精力到长篇创作之中……一月后，他实在坐不住了，第二次写信申明自己不愿去的理由，并表示只要不开除党籍，他绝不离开作家协会，如果作协人事不好安排，他宁肯放弃作协副主席的职位，做一个专业作家。信写给王巨才和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邰尚贤，信寄出两个月都没有任何消息。直到1991年的三伏天，陈忠实在丈八宾馆参加省委会散会之后，王巨才叫住了他，在一株松树的阴凉下，他说两封信都收到了。具体情况是：收到第一封信，王部长以为陈忠实怕行政工作耽误写作，就决定派一个能力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陈忠实不用坐班，只参与大事的决策；第二封信王巨才让拿给副手看了，两人很都感动，有人托门子走关系想谋个一官半职，这个陈忠实，给个正厅却不要。最终，陈忠实在原单位原职不动，王部长很真诚地说：“倒是觉得亏了你。”[36]那一刻，陈忠实握着王部长的手，由衷地感激这位领导的贴心与关爱。王巨才是散文作家，有《退忧室散记》等散文集，1995年后先后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
陈忠实与朋友赵润民在自家小院前，院内梨花盛开
一个人躲在家乡的小院，4年时间专心创作，他的生活该何等枯燥乏味啊，没有了都市的繁华喧嚣，缺少了作家文人们的诗酒唱和，很多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曾为此欷歔不已，感慨万千。很多年后，回望当年长篇创作的心路历程，留下的却只有逸闻和野趣。陈忠实一生做过几件得意的事：在公社工作时领导参与了三件较大的工程，一是贯通大半个公社的一条引水（灞河）灌溉渠，使大片旱地变成了水地；二是利用夏收后秋播前的两个月间隙，平整了800亩坡地，将之修成台阶式的平地，以便保水保肥，即规范的梯田；三是为灞河修造了一条8华里长的河堤，解决了夏季洪水泛滥淹没农田的问题，这条河堤至今依然发挥着作用。作为专业作家，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白鹿原》。他也有自己颇为得意的几个身份：一是专业作家；二是公社干部；三是账房先生。特别是第三种身份，他一直很受用，因为在关中农村，只有“乡性”好的人才能担任，当然还得能写会算，这种身份是对男人品性和人格的承认，与什么级别的行政职务完全不同，所以他格外看重。那些乡邻们全然不会在乎他是否在创作的激情之中，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个作家是个副厅级干部，他们会在任何时候走进他的小院，告诉他时间地点，要他去给自家的红白喜事帮忙，嘱他“你还干你那摊子事”。红事热闹喜庆，得计划周全；白事复杂，有时还要调解矛盾纠纷，特别是写挽联着实要下一番功夫，他在一副对联里对某位老人的一生功绩和性情概括归纳，往往能赢得村上识字人的赞赏，甚至有人说逝者能得到这副对联的彰显，死了也能合上眼了，这种时候，他的感觉就像自己的小说受到好评一样。然而，在《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陈忠实成为文化名人，住在城里，不能做“执事”（帮忙的乡党）了。过年时，他贴在院子门口的春联，初一早上就不翼而飞了。
春季，早上起床看梨花带露含娇。傍晚，看着拳头大的一树青梨在秋风里变黄。冬日的清晨，漫天白雪，扫着院子的雪听邻人夸赞“好雪啊！”最难熬是酷暑，午后热到手心手背的汗水浸湿了稿纸，他在桌下放一盆凉水，把双脚泡进水里降温，仍然无法写字。他索性放弃以保证次日清晨的写作。月上枝头，他躺在清澈见底的灞河里，看满天星斗和浮在原顶的那弯新月，听鸟儿、蟋蟀的混合交响，萤火虫在草丛中一闪一闪，他的思绪也随着那光影的闪动度过了4个春夏秋冬，走过了白鹿原百年来的沧桑岁月……最终，所有的激情都随着那夜冷风中的野火飘向了远方……
他觉得，这4年，他是为文学、为自己而活。
1992年正月初五，陈忠实开始修改正式稿，即“再过一遍手”。即审阅文字，弥补创作过程中微小的疏漏，错别字、漏字，长句子的语法错误等，情节上重复交待的自当处理，偶有表达不准确的地方及时修订。他不时觉得庆幸，看来自己将正式稿当作定稿来写实在是明智之举，他深深地意识到作家“第一次陷入在那些既陌生又熟识的人物的情感世界和身临的生活环境的时候，迸发出来的文字往往是最恰当最准确的甚至常常有始料不及的出奇的细节涌现出来……”[37]他常常为某一个精彩的细节、传神的对话暗自得意，如果重来肯定写不出来了；犹疑、惶恐也时常搅扰着他，这样的作品读者能接受吗？当今的文艺政策到底有多宽松，1989年之后收紧的文艺政策会做出什么调整，他对于近百年关中农村历史社会人生的感受、体验、书写，能否被理解被接受。正式稿截稿前的一件事曾让他很恼火，一位爱好写作的同乡在当地晚报写了篇文章，说他写完了《白鹿原》，还对内容进行了道听途说的揣测，他感觉憋气又无奈，好几天才调整过来。
1992年2月下旬的一天早晨，他在广播上听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其中两句话坚定了他对自己长篇《白鹿原》的信心，即“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那一刻，他断然决定推出《白鹿原》，并写信告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他同时兼着《当代》杂志副主编，长篇已完稿，3月下旬脱稿，问是出版社派人来取稿，还是由他亲自送往北京，还提出希望给他安排一个文学理念比较新的编辑做责编。很快，陈忠实接到一个电话记录，告诉他出版社派来取稿的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次日天亮之时到达西安。这个消息是乡里的通讯员送来的，那时不仅没有传呼机和手机这类现代通讯工具，农村家里连电话也没有，何启治将火车车次告知陕西省作协，作协把电话打到他老家所在的乡镇，辗转送到他的手中。不巧的是，母亲的高血压已达到危险的刻度，村里的赤脚医生为母亲输液，挂上吊瓶的时候，母亲就瘫痪了，他在床边伺候着，心情很复杂。
那天夜里下了足有一尺厚的雪，他请人照看母亲，自己天不亮就起身，积雪封路，他步行了七八里路才赶到远郊汽车站，搭头一班车进城，当两位编辑走出车站时，他已经等在那里了。安排好两位编辑的食宿，他赶回乡下的老屋，用两天时间修改完了长篇的最后三四章，同时一边看护着输液的母亲。1992年3月25日早晨，在陕西省作协招待所的一个普通房间里，陈忠实把近50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交给高贤均和洪清波，硬生生咽下了到口边的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他清楚地知道出版社不会以作者付出劳动的多少来判断作品的质量，自尊心不允许他任性妄为。中午，他在家里请两位编辑吃饭，新春头茬韭菜包的饺子，那时，他还没有经济实力请他们下馆子。下午，两位编辑坐火车去成都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擦黑，他回到乡下的老屋，母亲的腿可以动了，他感觉踏实了些。独自坐在房中喝茶，抽烟，听着隔壁屋里偶尔传来的母亲轻轻的呻吟，耳边回响着高贤均爽朗的四川口音，眼前闪现着洪清波那羞涩的眼神，长篇的命运会怎样呢？《白鹿原》快写完的腊月的一天，妻子回来给他送给养——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不用再送了，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那我就去养鸡。这句话后来被陈忠实和很多人演绎过，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找回说话者当时的情境和心态了。陈忠实随口说出养鸡，大约与他曾经采访过养鸡场，创作过《四妹子》有关吧？或许那一刻村人邻居某家的鸡恰好“叫了几声”，他说这话的心绪是复杂的，他对自己的长篇自然是充满信心的，但谁能想到四妹子的养鸡场是那样破产的呢？陈忠实的长篇该不会面临相似的命运吧，无意中冒出的养鸡的话暴露了陈忠实不为人知的隐忧。“长篇出版不了就去养鸡”跟七品芝麻官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有异曲同工之妙，七品芝麻官要说的是：当官就得为民做主。在内心深处，陈忠实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留过后路，他早已把生命交给了文学。养鸡，姑且把它当作一时的调侃或一个男人孤独、无奈时的自我发泄吧。不过，陈忠实自己对此话再做阐发就显得有点虚伪了。这句话也为《白鹿原》修订本的获奖埋下了伏笔，他说：我从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他说自己的官运都是文学捎带来的。他需要读者，也需要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灞河柳色
长篇手稿交给出版社之后，他把一份复印稿送给了那个“逼”他跳楼的人——李星，他焦灼地等待着，无心创作，无心阅读，就是担心，就像小孩子把作业交给老师，急等着批语。十几天之后，他内心忐忑地进城探听李星的意见，两个大男人在楼梯上撞见，李星一句“到屋里说”吓着了陈忠实，两人像特务一样从1楼上到5楼，没说一句话，李星把菜兜子放到厨房，径直走进自己的卧室兼书房，陈忠实跟进门，李星猛然回身，一双小眼瞪得圆圆的，用力捶打着掌心，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陈忠实回忆两人当年谈话的情景说：“一种被呼应被理解的幸福感从心底里泛溢起来。”[38]他至今都记得那天李星手里拎着几棵葱。又过了不到10天，他收到高贤均代表他和洪清波的审读意见，评价之好之高是他不曾想到的，他震惊得想跃起吼叫。2002年，高贤均患癌症，他专程到北京看望。
50岁的这个春天是美好的，50岁的这个男人是敏感多情的，看着原坡上返青的麦苗和田坎塄坡上翠绿的荆棘杂草，露珠鲜嫩的光泽洒满原坡，灞河水光粼粼，水鸟婀娜地伸长了脖颈；落日的余晖中，他温情地蹲在不知谁家栽着红苕秧苗的沙地上，久久凝视着那刚冒出来的片片嫩叶，仿佛看到女人和孩子提起一嘟噜紫皮红苕时的笑脸，一股烤红苕的香气在空中弥漫、飘散……
这一年，他读诗诵词，心境平和，还写诗填词，这首《青玉案·滋水》可作为他人生的写照：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上阕写灞河流过家乡的形态和白鹿原的地形地貌，灞河古称滋水，秦孝公为宣示自己的霸业，将之改为霸河，后人为之加上三点水谓之“灞河”。灞河源出秦岭，因山势所狭，夹在白鹿原和骊山之间，顺川道向西流去，是标准的“倒流河”。50年来，他偎依着这条河，这条河缠绕、滋养着他。下阕写出了他志得意满、踌躇满志的真实情状和神态。
20世纪90年代初，文学炒作的现象已经出现，陈忠实认为炒作是缺乏自信的表现，靠炒作蹿红的作品难以持久，炒作或许还会损害炒作者的自我形象，所以，《白鹿原》发表前只有他的几位朋友如刘建军、畅广元等传阅过复印稿，媒体上的公开消息是《陕西日报》署名田长山的一则百字书讯，只说这部小说写的是1949年以前的乡村故事，没有任何评价和溢美之辞，更没有强调作家耗时6年的事，因为读者不会以作家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多少来评判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这则书讯是陈忠实和田长山两人拟就的，俩人曾合作过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并获得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短短的百字文竟让两位作家斟酌了1个多小时。书讯在那期《当代》杂志出版前发表，是《白鹿原》发表和出版前唯一的一篇宣传文字。
《白鹿原》书影（1993年版）
《白鹿原》在北京经过《当代》杂志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何启治三级审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一编室编辑高贤均、刘会军、李曙光等审阅，一致认为《白鹿原》是大家多年企盼的一部大作品。“它那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39]一致决定给它最高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2年8月，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1993年1月18日，何启治以书稿终审人的身份签署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40]1993年6月，单行本出版。屠岸（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认为《白鹿原》是新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优秀的四部长篇小说之一[41]。
1992年夏天，陈忠实填的一首《小重山·创作感怀》准确地描述了他创作的心境：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哭，鼻塞泪不涌。
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瞩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白鹿原》在《当代》刊出前半部，当月西安《当代》杂志脱销，钟楼邮局是当时西安最大最全的杂志销售点，那里有一个名字很长的登记表，预订1993年第1期《当代》杂志。1993年4月中旬，西安广播电台开始连播《白鹿原》，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栏目开始连播；七八月份小说上市时，形成了热销的场面，陈忠实体验到了签名签到手软的感觉，那天，早晨8点左右赶到书店，看到一眼望不到尾的长队，他竟有点不知所措，他头也不抬地签着，直到太阳西沉，只有中午简单地吃了点午饭。这时，这个曾经在《陕西日报》门外惶恐徘徊的农村青年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如果父亲能看到沉甸甸的《白鹿原》，看到这涌动的人群，会怎么说呢？父亲那《三国》、《水浒》的参照，依然令他畏怯。
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讨论会在北京中华文学基金会文采阁举行，张锲、屠岸、朱寨、严家炎、蔡葵等六十多人参加。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转来了书面发言。
1993年10月20日，西安召开了《白鹿原》作品研讨会，何启治专门赶到西安参加。
1993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特殊的、有意义的一年，“陕军东征”[42]成为抹不去的一页，《白鹿原》之外，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相继在北京的4家出版社出版，形成一种陕军东征的合力。其中以《白鹿原》和《废都》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废都》的命运遭际很复杂，此处不作详述。《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12篇）、《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4篇）、《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3篇）等期刊相继发表系列文章对《白鹿原》展开解读阐释和批判。冯牧认为《白鹿原》的成功“给严肃文学带来了希望”。雷达说：“《白鹿原》的出现，给当今寂寞的文学界带来了新的震撼和自信，它告诉人们，我们民族的文学思维并没有停滞，作为社会良知的作家们，也没有放弃对时代精神价值的严肃思考。”[43]评论家白烨专文对这些热议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说：
我觉得《白鹿原》是真正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因此避讳使用“史诗”，不足以说明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从清末写到解放，历史跨度有半个多世纪，虽然主要写白鹿两家，但由此联结的根根须须却异常的丰紧，比如由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抗表现了悲怆国史，由不同的文化心理的较量表现了民族心史，由有关的性爱的恩恩怨怨表现了畸态的性史。整个作品便由这各具内涵的线索交合沟连，构成了一部气度恢宏的“民族秘史”。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具有如此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我以为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的。它在结构方式上以人物命运为单元，以历史性的事件为线索，分合得当，宏微相间。语言表述上把关中方言与书面语言相杂糅，铿锵有力，有滋有味。这部作品在发表之后，有人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还有人认为是当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之一。还有人认为是现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之一。层层递增，不一而足。这些看法都有所本，并非无稽之谈。说它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新时期以来少有在史志意蕴上如此丰厚隽永的作品;说它是当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当代时期以来少有在化合中西艺术上如此自然老到的作品;说它是现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现代时期以来少有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上如此深沉锐利的作品。[44]
谈到阅读感受，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画家范曾恰旅居法国巴黎，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白鹿原》，不觉大惊，大喜，慨然写道：“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并赋诗一首：
白鹿灵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蛾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翻为酒漏卮。[45]
1996年夏，范曾应陕西作家雷电之请，手书此诗及小注（落款：乙亥年抱冲斋五十翼范曾于北京），由雷电转赠陈忠实。海外评论者梁亮认为《白鹿原》“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读者来信更是数不胜数，一位石家庄的读者在信中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吗？”[46]陕西作家方英文曾在文章中讲过一则关于《白鹿原》的段子。说是两个闲人在西安街头打架互撇砖头，其中一人接住砖头一看，厚厚的，一本《白鹿原》，随即揣入怀中，撒腿就跑，一场争斗随之化解。可见小说当年的影响。陕西长武县农民任安民八十多岁的父母对《白鹿原》非常喜爱，但因年老眼花，看书很吃力。孝顺的任安民就用毛笔小楷手抄这部五十万字的小说供父母赏读。不料父母未及读完就先后去世。陕西省书画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得知此事，鼓励任安民将小说抄完。任安民花了五年时间将小说分三十四册抄完。2004年8月，该手抄本经陈忠实题写书名，按原貌出版发行，并被陕西省书画研究院收藏。一时传为佳话。
赞誉之辞不可谓不多，而非议之辞也的确有点吓人，有人指责《白鹿原》有“倾向性问题”，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传说有人要“封杀”它，等等。有的文章从单纯社会、政治角度批评“《白鹿原》因对革命斗争中某些‘左’的弊端和错误行为的反思失衡”，“导致了对革命斗争本质的历史文化阐释的失误”。这里所据以评估《白鹿原》的，与其说是文学创作的尺度，不如说是历史问题决议的尺度。[47]其他诸如：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等，这些说辞还颇有依据，即陈忠实依傍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官位，利用体制资源私下“预定”写作，作品是靠媒体炒作具有了新闻价值，是商业运作的结果。陈忠实是1993年6月开始担任陕西作家协会主席职务的。还有传说《白鹿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又由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文学由此走向世界，等等[48]。实际情况是：《白鹿原》出版后并没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也从未在新闻联播中“向全世界宣布”过。而几年后的1998年4月20日，陈忠实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台。
何启治后来回忆说：“从1992年到1999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和《白鹿原》一书的终审人以及责编之一，我从来没有见到上级领导关于《白鹿原》的任何结论性的指示，书面的固然没有，连电话通知也没有。书照样重印着，照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却就是不让宣传。”[49]
1993年12月23日《羊城晚报》称：广电部副部长王枫说，写历史不能老是重复于揭伤疤。《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这两部长篇被列为影视禁拍作品[50]。200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从陈忠实手中拿到电影拍摄权，几经周折，电影《白鹿原》终于在2010年9月开机，投资1亿元。《废都》于2010年解禁后，影视改编权旋即被金球影业以100万元的价格买下[51]。
陕军在中国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其作品“莫名其妙地迎接着一轮又一轮的打挤，有些居于台前，有些居于幕后，飘飘忽忽，忽风忽雨，不许宣传又不给定性。这情形就像一帮子优秀选手，已经在跑道上开始了冲刺，有些已经冲到了前列，观众席上一片掌声，人丛里国旗飘扬，连外国人也扑上来拥抱握手，而我们的领队却因为自己昨夜睡得不舒服在贵宾席上皱着眉头。”[52]李国平的这段描述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当年“陕军”的尴尬处境。读者热捧热议，盗版层出不穷，出现了所谓“洛阳纸贵”的怪现状，评论界则捧者“捧杀”，棒者“棒杀”。《白鹿原》1993年6月10日，获得陕西省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1994年12月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杯”人民文学奖（这两个都是民间组织的评奖活动），并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越文出版，港台还发行了竖排繁体中文版（详见附录陈忠实创作年表）。陈忠实对盗版和盗名现象十分厌倦，曾明确表示不为盗版书签名，后来，他看到有些读者拿着盗版书排长队找他签名，书上还标注着读者的阅读感受，他感动了，买到盗版书不是读者的错，读者真心阅读了就是对作家和作品最大的肯定。他又何苦在乎书的版本呢？
1995年秋，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开评，《白鹿原》成为绕不过的一部长篇，10月底评出20部初选作品，《白鹿原》在23人专家审读小组顺利通过。却不知什么原因停止了终评，直到时过两年才进行评选。著名评论家陈涌反复琢磨作品，然后在评委会上拿出正式意见,即两个基本上：“作品在政治上基本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没有问题。”[53]评委会意见基本达成一致。陈涌还著长文《关于陈忠实的创作》[54]，对陈忠实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客观科学系统的论述和评价。他认为“陈忠实从他70年代发表小说开始，便一直是一个接续过去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他还很少受到其他艺术方法的影响。”《白鹿原》则让我们看到，陈忠实“充分地理解现实斗争的复杂性，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特点，但又同样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文章最后指出：“尽管陈忠实在自己探索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自己主观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但他整体思想倾向的正确是应该肯定的，他的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解放前中国的现实的真实，是主要的。”茅盾文学奖颁奖后的几天，陈忠实和白烨去拜访了陈涌老人，他告诉陈忠实，因为《白鹿原》的阅读使他对陈忠实的小说产生了兴趣，就自己到新华书店买了《陈忠实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的短篇卷和中篇卷两本，约1百万字，读完后才写了那篇论文交给《文学评论》。陈忠实称陈涌为“释疑者”，陈涌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让陈忠实“知遇”之外更由衷地“钦敬”[55]。陈涌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评委会提出了修改意见：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起误会，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56]。何启治认为，被删改的两处性描写，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物塑造的需要，应该保留才是。
2005年6月，陈忠实做客《艺术人生》，朱军问起此事，陈忠实说当时是评委会的同志给他去的电话，他答应修改前还明确问过，是不是只有修改了才有参评资格。评委会的同志明确地回答，评委会的意见已经基本一致，修改不修改都获奖；建议修改，只是为了作品本身更完美而已。当年《白鹿原》第1次印数是14850册，到同年10月第7次印刷，累计印数56万多册。
2008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在接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访问时说：“我觉得，一些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经典，比如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洁的《无字》等。我认为《无字》可以成为女性文学的经典。”随后，他谈到1998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时与马悦然会谈的情况。他说两人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会面，交谈了很长时间，马悦然向他推荐了自己喜欢的好作品，包括高行健的《戏剧》、李锐的《旧址》等——2000年高行健以《灵山》等作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也向马悦然推荐了国内近年来的好作品，其中包括《白鹿原》，马悦然说他还没有读过《白鹿原》，张炯就将随身携带的《白鹿原》[57]送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