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首先，从文献检索的记录来看，国内专题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作品并不多见。

从文献检索的记录来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在持续升温，但专题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论文并不多见，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专著更是没有。

到2011年5月为止，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和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检索“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从检索结果看，相关的论文论著并不多见。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和“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题名进行检索分别只有3条和7条记录。而以“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和“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分别有221条和367条记录。以“邓小平教育思想”和“邓小平教育理论”为题名进行检索分别有1982条和1228条记录。

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教育思想”、“邓小平教育理论”为题名进行检索都显示为0条记录。

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为题名进行检索也都显示为0条记录。以“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和“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分别有12条和6条记录。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题名进行检索，记录显示为0条。以“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和“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为题名进行检索记录皆为1条。以“邓小平教育思想”和“邓小平教育理论”为题名进行检索记录分别为22条和12条。

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以“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为题名只检索到3条记录。而以“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和“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为题名分别检索到54条和67条记录。以“邓小平教育理论”、“邓小平教育思想”为题名分别检索到354条和487条记录。

总之，从文献检索的记录来看，虽然国内有些学者很有眼光地对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做了专题研究，发表了一些专题作品，但从总体上讲，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还没有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专题研究关注不够，还没有形成专题研究的大气候。

其次，从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内容来看，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还有很大的空间。

国内已经发表的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专题论文主要有：蔡金发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教育——邓小平有关“三讲”论述的解读》（《东南学术》1999年第3期）；石云霞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张济琳、林臻、王龙锋的《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自正发的《试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陈绪新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观的哲学评析》（《皖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陈哲的《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观》（《咸宁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韩紫亮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论析》（《陕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秦晓华的《论邓小平提出的“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原则》（《教师》2009年第12期）；李政敏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述评》（《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2期）等。

国内已经出版的有意识地论及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孙来斌的专著《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010年重印）]；胡子克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概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石云霞的专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康太、李德芳主编的《中国与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哲的专著《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赵康太主编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成光编著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与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在这些已经发表的作品中，学者们已经分别探讨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诸多方面，如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客体、内容、方法、原则、目的、地位、作用、学风、本质和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思想。

（1）从专题论文的内容看

蔡金发在其论文《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教育——邓小平有关“三讲”论述的解读》中认为，关于讲学习，邓小平在内容上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法上强调“要精，要管用”；关于讲政治，邓小平强调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于讲正气，邓小平强调的是党风党纪问题。认真学习邓小平著作中有关“三讲”的论述，无疑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性党风的自我教育。[19]

石云霞在其论文《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中，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作用、本质、学风和规律等方面的思想。①关于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方向作用和动力作用。②关于本质，邓小平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出发，阐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弄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正做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③关于学风和规律，邓小平从端正马克思主义学风出发，提出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的重要论断。而这正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律。其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观点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其二，端正学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上，最根本的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其三，端正学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必须坚持“双百”方针。[20]

张济琳、林臻、王龙锋在其论文《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第一个有意识地欲构建起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作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学风，创造性地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是一不能丢、二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人、培养人，功能是树立精神支柱、提供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是要精、要管用，重点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方法是联系实际、凭事实讲新话。总结过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教训，主要是教育的失误和形式主义严重，并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工作者寄予了“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殷切期望。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体系。[21]作者实际上就是认为，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风、目的、功能、原则、重点、方法、主体等七个方面的思想，“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体系”。作者在这里提出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问题，这是其突出贡献。作者构建的这个“理论体系”对进一步探讨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也是有启发的。

自正发在其论文《试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中，对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应有态度、基本原则、根本目的、主要作用、重点难点等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一不能丢二要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态度，“要精，要管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教育人培养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目的，保证正确政治方向、提供精神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两个主要作用，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难点。[22]

陈绪新在其论文《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观的哲学评析》中，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观的科学内涵、逻辑内蕴、时代意义与要求进行了阐述。其一，科学内涵：首先要“学”，即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次要“精”，即学马列要精。要精选学习的内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要精深。最后要“用”，即学习的根本目的在用，理论要与时俱进。其二，逻辑内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这一论断科学地概括了学、精、用的有机联系和逻辑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学”是前提，是基础，没有“学”，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精”，更不用说“用”的可能；“精”是学习的质量要求，是标准，没有“精”，“学”就会失掉章法，“学”就不会卓有成效；“用”是“学”和“精”的效果与目的，没有“用”，为何而“学”，“精”又为何意，没有“用”，“学”和“精”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与价值。其三，时代意义与要求：在学习邓小平理论过程中，也要坚持学、精、用的有机统一，并把它统一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而且在学、精、用的过程中，要始终反对三种不良倾向：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23]作者对“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分析比较精细，有新意。

陈哲在其论文《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观》中，从认知前提、内容的排他性、对象的层次性、基本原则、人格渗透、事实佐证等六个方面探讨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观：“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弄清楚”——认知前提；“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内容的排他性；“对人民的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基本原则；“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人格渗透；“拿事实来说话”——事实佐证。[24]作者在这里论述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视角比较独到——信仰教育。

韩紫亮在其论文《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论析》中，从作用、特点、原则等方面论述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作者提出，邓小平从三个方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一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三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精神动力。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鲜明的时代性；二是突出的务实性；三是自觉的实践性。“精”就是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管用”就是要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注重理论的实际效用，根据学习的目的来确定学习的内容。[25]

秦晓华在其论文《论邓小平提出的“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原则》中提出，“要精，要管用”是邓小平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理论教育的根本原则，更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的中国式思维特色。作者认为，“要精，要管用”原则的科学内涵是：“要精”指的是“精髓”和“精通”，“管用”就是能解决问题。这一原则准确地概括出了理论和实践、坚持和发展、学习和探索的辩证关系。[26]

李政敏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述评》是国内学术界第一篇关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研究的述评文章。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述评：其一，成果大致分为三大类：文献资料型成果、著作型成果、论文型成果。就著作型成果来说，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作为专门章节研究的著作也相继出版。一是孙来斌的《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石云霞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这两部著作关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论述虽然篇幅较小，但阐述了邓小平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重点突出，观点鲜明。就论文型成果来说，从整体上看，专题研究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文章虽然篇目较少，相隔时间也较长，但抓住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功能、本质、特点、内容、原则、方法、主体、重点和难点等核心思想，对推动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邓小平这一思想功不可没，缺陷在于有些内容重复研究太多，有些内容虽有提及，但没有深入分析论证。其二，研究论及的主要问题有：①关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地位；②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功能；③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④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特点；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⑥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⑦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和难点；⑧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其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①文献资料型成果涉及这一思想的相关内容过于分散，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尽快编撰出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②大多数研究成果较为单调的研究方法难以突出邓小平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因此，还应采用比较研究法，将邓小平这一思想同列宁、毛泽东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凸显其继承性和创新性。③现有研究成果虽然都涉及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功能、原则、本质和思想特点等内容，但相对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体系的丰富内容而言，还比较肤浅，不够深入和全面。目前，还有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形成过程、体系框架、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等问题还没有被提及和研究，这应该作为以后研究的重点问题；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方法、主体和邓小平这一思想的特点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邓小平这一思想体现的独立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物质激励与精神鼓励相统一的特点没有被提及研究。作者最后指出，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进行全方位、有深度的研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术理论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27]尽管作者占有的材料还不是很充分，但还是比较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了国内学术界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现状，并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当然，有的说法值得商榷，如说现有研究成果都“比较肤浅，不够深入”），提出的问题及建议也是很能给人启迪的。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没有述评海外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现状。

（2）从著作的内容看

胡子克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概论》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概论。该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发展历程、战略地位、本质特征、基本规律、内容结构、原则方法、主体客体、环境因素、过程管理、效果评估、队伍建设等11个方面，用11章的篇幅，开创性地构建起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体系。每一章都提到了邓小平。[28]该书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及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研究，功不可没。

赵康太主编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以历史视角和世界眼光，对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分为五个领域（即中国与苏联、中国和当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从地位与功能、内容与重点、主渠道和主阵地、原则与方法、途径与方式等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民族特色与历史经验。尽管该书没有专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但对邓小平提出的“要精，要管用”的阐发具有新意。该书认为，“要精，要管用”是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总结，充满了东方式的思维特点，是极其深刻的。仅仅五个字，便精确地概括出了掌握理论与解决问题、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实践的关系。[29]

张耀灿在赵康太、李德芳主编的论文集《中国与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中，以“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规律与经验探索”为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四条基本经验：其一，始终把端正学风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首要问题；其二，注重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促进人们领会其精神实质；其三，强调从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统一的高度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四，加强党的领导，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来建设。作者在论述这四条基本经验时都论及邓小平。[30]这四条经验很宝贵。

王成光编著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与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书提出，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与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内在统一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科学方法、提供了基本思路。而借助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又可以深化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宣传和理论研究。[31]作者是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这样一个新视角来论述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不是在专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实际上也论及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实际上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问题。邓小平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实际上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方法问题。该书对推进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下三部专著都专辟章节阐述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限于篇幅，作者们都没有刻意去构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逻辑体系，但都抓住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思想，有的还阐发得相当深刻。

陈哲在其专著《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中，在论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时，探讨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理论教育思想——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作者认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既对马克思主义做到不能丢、弄清楚、说新话，又强调抓紧对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其一，问题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弄清楚。邓小平提出要加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它使我们对教育内容的认识愈来愈科学。其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三，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对象首先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其次是抓对青年的教育。最后，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全体人民中间去。其四，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精”，最主要的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要管用”，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以致用的学风。其五，“我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作为理论教育工作者，如果自己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言不由衷）或者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言行不一），那么他是无法让学习者心悦诚服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其六，拿事实说话。联系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事例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革是伟大的试验，是一场革命，有些人怀疑或者担心是正常的。对此，邓小平认为处理的办法，就是拿事实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程去说服他们。[32]作者论述的这几点，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对象、原则、方法和主体的信仰等方面的思想。

孙来斌在其专著《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中，在论述“列宁理论教育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一目时，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的探索：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为题，探讨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作者认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前人的探索成果，反思理论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改革开放时期思想理论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理论教育思想。其一，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确保理论教育内容的科学性。邓小平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出发，阐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弄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正做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邓小平不仅提出要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且坚持运用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为新时期的理论教育提供了新的科学内容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其二，正确认识思想理论教育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摆正思想理论教育的地位。一方面，邓小平批判林彪、“四人帮”大肆宣传的“精神万能论”，反对无限夸大“政治”的作用，强调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应同其他工作一起，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方面，邓小平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深刻阐明理论教育的重要地位、重要作用。在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中，理论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方向作用、动力作用。其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思想理论工作不能离开现实政治。列宁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教育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邓小平继承这些光辉思想，并做了新的阐发。他提出学风问题是思想路线问题，并且把它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其四，坚持“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理论教育工作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改进思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理论教育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明确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指示精神，这是他对新时期理论教育改革提出的总要求、新概括。此外，限于篇幅，作者还点到了邓小平联系农村改革论及了农民思想理论教育问题，就“四有”新人的培养论及了青年理论教育问题。[33]作者论述的这几点，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地位、根本原则、总要求、客体等方面的思想。

石云霞在其专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中，专门用一章，以“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为题，深入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要求、根本问题等方面的思想。关于地位和作用，作者指出，邓小平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出发，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阐明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指明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现代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关于本质要求，作者指出，邓小平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出发，阐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弄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正做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人，就是要培养“四有”新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造就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从内容上说，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主要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二是加强理论信念教育，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关于根本问题，作者指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风问题是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从根本上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进一步做出合乎客观实际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在邓小平看来，其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是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二，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对待这个生长点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其三，理论联系实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功能的关键。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功能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实现社会功能的条件，就是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客观真理；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应当坚持这一普遍真理；相结合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其四，必须坚决反对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学风。在这个问题上，他既反对以思想僵化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邓小平反对教条主义，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他历来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他反复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长期性。[34]作者在这里用主要篇幅浓墨重彩地论述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思想，可谓重点突出，主题鲜明，思想深刻。

从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内容来看，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打下一定的基础。但综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今后的研究来解决：一是研究视野有局限，需要进一步开阔。从横向上看局限在国内研究，对海外研究缺乏再研究；从纵向上看局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邓小平革命时期、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缺乏研究，因而对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缺乏研究。二是从总体上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拓深和拓宽。有些问题虽然论及了，如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的思想，但阐述得不全面也不深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被研究，如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逻辑体系、形成发展的逻辑过程、理论价值、实践价值，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载体、环体、过程管理、评价等方面的思想，邓小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功经验，海外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纳入今后研究的视野。另外，学术界在一些问题上的说法还不太一致。如关于邓小平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35]，有的说是方法，有的说是要求，有的说是原则。这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统一说法、统一认识。三是占有的材料还不是很充分，需要进一步收集整理。大部分研究者依据的材料都是《邓小平文选》第二、第三卷。这可能与当时相关的工具书不多不全有关。但现在相关的工具书比较多也比较全了，为拓宽拓深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邓小平年谱》现在已经出全了，2004年出版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下），2009年又出版了《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下）。1998年出版了《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2011年对之补充和修订后又出版了《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这为历史地考察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逻辑过程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四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需要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应该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比较分析法、理论联系实际等方法。总之，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中国由来已久。作为历史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创造性的活动、思想和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学是“一个同时也属于中国人的外国课题”[36]。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起源于国外当代中国学。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国外媒介和学术界已经注意到邓小平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但这一时期并未产生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真正的研究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并持续高涨（只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稍有起伏）。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对邓小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思想、改革开放理论、“一国两制”构想、人格风范、历史地位等，国外学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在这些研究中，鲜见专题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作品。明确地直接地以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为题的作品，直到目前连一篇都没有检索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研究成果中揣摩一二。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意义和效果看，不少国外学者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很对的，实施得也很成功。

苏东剧变后，不少东欧、俄罗斯学者、政界人士研究了中国国内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缺乏理论支柱是导致思想混乱的主要原因。如苏联《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就认为，他们改革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谁也没有纲领”。先提的是“加速”，后提的是“改革”，“然而改革什么，往哪儿改，没有人知道”[37]。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有明确的纲领，这是中国社会稳定和社会改革成功的首要因素。不少东欧学者、俄罗斯学者、政界人士在给中国改革开放提的建议中指出，一定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教育。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切身经验和体会。[38]这就是说，他们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很对的。

国外舆论界把邓小平称作“中国现代化之父”。国外学者预言，中国的改革政策将继续下去，几乎没有其他的取代办法。中国的现代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任何人和任何集团都不能扭转这一局面。这一预言的根据之一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形成科学体系并趋于成熟，且被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和拥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正如德国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家指出的，邓的政策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也如同菲律宾舆论界指出的那样，邓小平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三卷雄文是人们今后工作的指南。[39]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主任波尔加科夫说，赋予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称号，不是什么个人崇拜，而“是他作为当代中国总改革者的形象的独特确立，是他一系列基本思想（首先是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和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途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有重要价值的指导方针在群众意识中的扎根”[40]。这就是说，他们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很成功。

第二，从理论教育的内容看，国外学者对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问题意见分歧很大，出现了两类完全相反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可以称之为“割裂对立论”，只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共性。这类观点只讲个性与差异，不讲共性与联系，否定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新重商主义论”、“非毛化论”、“变相资本主义论”、“经济决定论”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新重商主义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虽然不会失败，但走的是商业共产主义的路子，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相去甚远，犹如两股道上的车子。[41]“变相资本主义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都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表面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搞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已逐渐“扬弃”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42]“经济决定论”认为，邓小平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明显地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毁灭’问题”，“这同一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相反”[43]。“割裂对立论”是根本错误的。从认识论上讲，它看不到邓小平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事实，看不到教条主义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巨大灾难，看不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第二类观点可称之为“继承发展论”，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统一性、继承性、创新性，既讲共性，又讲差异。绝大多数国外学者肯定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杰出贡献。如迈斯纳说，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进行这一工作的”[44]，相对于传统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言，邓小平理论可以视为“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45]。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柯认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角度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3章第4节”，邓小平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46]。“继承发展论”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的这种分析还是比较客观正确的，但在分析邓小平何以能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却出现了一种典型的错误观点，即“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美国学者石池雨就认为，邓小平讲的“猫论”、“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都是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准确”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是把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混淆了。从表面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其实本质有天壤之别。国外也有很多很有见地的学者批评了“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观点。如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就说：“邓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了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地奋斗。”[47]美国学者费正清、施拉姆、施瓦茨等也持这种观点。这实际上涉及学风问题，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邓小平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派”。他能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是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马克思主义是既坚持又发展，一方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要求“说新话”。

国外学者以上的意见分歧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定要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正确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科学的，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研究意义

1.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在学理上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邓小平16岁到法国勤工俭学，18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22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25岁成功领导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34岁担任129师政委，44岁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45岁任西南局第一书记，52岁任中共中央总书记，74岁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在长期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岗位上，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他都经历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正反两方面他都亲身经历了、见证了。他既曾经长期战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第一线，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经验；又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策划、组织、领导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他既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又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还有他那独特的“三落三起”的人生传奇。相对于其他人而言，邓小平独特的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使这位世纪伟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有着不同寻常的认识，有着独到的深邃的理解。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在学理上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2.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理论内容上有助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添砖加瓦，在学风树立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正式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综合研究；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既能科学地认识世界又能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本质的特征。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的实践功能，就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又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而理论界对“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领域关注度还不高，还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专著。因此，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理论内容上有助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添砖加瓦。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还可以在学风树立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学风树立是关键，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也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典范。学习、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受教育受感染的过程。学习、发扬其风范，可以在学风树立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

3.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可以为我们提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提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不会改变，利用各种途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敌我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这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应对办法还不多，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感染力还不强。邓小平经历的国际国内风风雨雨太多，有着丰富的经验。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并根据亲身实践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与方法。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可以为我们提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提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

4.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教育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发挥其行动指南作用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党的行动指南。邓小平主张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教育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发挥其行动指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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