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尚书》是先秦文化的文献源头

从历史时代上看，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代；而从文献角度上说，最早涌现于中国学术史上的先秦文化典籍，正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思想源头，后世之古代中国的思想基本不出其范围（佛教思想除外）。[2]正如王博先生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奠基的时代就是创造经典的时代。此时期最重要的经典是《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经，它们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基础。其次是诸子的文献，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兵家的《孙子兵法》等，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华夏先民的心灵，他们对于生命和世界的看法，显示出思想领域的开放和多元。”[3]王博先生对包括《尚书》在内的“六经”的“最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并明确将包括《尚书》在内的“六经”之地位排在诸子文献之前，这个论断符合中国学术源流的实际。在“六经”中，《尚书》的源头性质最显著。《尚书》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典籍，不仅凝结了此前中国文化的成果，而且其形成和流传过程亦几乎与整个先秦时期相始终，[4]几乎所有的先秦其他典籍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被视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代表性成就的诸子学说，更无不与《尚书》有关，其思想或多或少源于《尚书》或是对它的改造。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借用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将春秋战国时期比拟为中国的“轴心时代”，于是这个时代也相应地被视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时代。关于视春秋战国诸子文化为中国“轴心文化”之说法的缺陷，张京华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文化的早期阶段，三代王官学是源，晚周诸子学是流；三代王官学是正题，晚周诸子学是反题。取消三代王官学的源头地位，而代之以晚周诸子学，其影响不只是缩短年限的问题，而恰是正题与反题的倒置，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学术各期的整体错位。凡衰世皆夸其学术，凡盛世皆贬其经术。只认同政治统一，不认同学术统一。故中国学术皆成衰世之学，而政事亦与学术无关……近代学术亦从晚清民初衰世起，故错认晚周为中国文化的原点。自从经学被‘移置’到汉代，中国文化真正成了‘无头’之学。[5]张先生所说的“王官学”即“王官文化”。“王官文化是源，晚周诸子学是流”，可谓振聋发聩。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必须明确的是，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其具体成果就是各种王官文化[6]（包括史官文化[7]在内），而《尚书》就是此前王官文化学术成果的第一次集大成之作。

因此，《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关键地位在于：它是中国本土原生文化的最早凝聚成型之作，是中国早期王官文化、史官文化的孑遗，是中国文化的首次“集大成”。这一“最早”的特性，和它维持几千年而不坠的至尊地位相结合，使《尚书》成为思想母体而不断衍生出各种子体，或者变异成各种其他形态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真正源头性著作。

关于中华文化源头远在春秋战国以前的看法，在学术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孟子曾经称“孔子”为“集大成”者；[8]而李学勤先生就此曾评论说：孔子既然被称为“集大成”，那就说明在孔子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积累，“孔子以前肯定有一个学术传统”。[9]而毫无疑问，这一学术传统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尚书》。张岱年先生早就曾指出：“中国思想之结胎时代实在西周。中国思想之最初的表现在《诗》及《书》……周代为吾国文化初成熟之时，所以思想表现一种沉深、雄厚、伟大、闳肆、创造、前进气息，勤奋、勇猛、而又稳重、宏阔。中国文化之根本性征，中国哲学思想之根本倾向，实在《诗》、《书》中已大致决定。”[10]张先生所谓“结胎时代”和“最初的表现在《诗》及《书》”的概括，高屋建瓴，非常精辟和深刻。再如，还有学者从中华文化原初观念的生成及其演变的角度指出：“在先秦早期这段漫长历史进程中，古中华文化的原初观念和思想的生成、演变、发展，是以‘神——王’道德典范虚构的方式而展开的。概括地讲，先秦早期原初观念和思想展开的进程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这一道德典范虚构体系的历史性建构，先秦早期时代实现了对古中华文化的原初思想框架和价值蓝图的奠基，这一承载古中华文化的原初思想框架和价值蓝图，就是王道主义或王权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框架和价值蓝图的具体展开途径是‘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先秦诸子的使命，不过是对这一思想框架和价值蓝图予以时代性的再打造。”[11]这种观点同样也是指出先秦诸子只是在中国“原初观念和思想”基础上进行的“再打造”而已。以上所引各学者所言都指出《尚书》的特殊源头地位。我们引以为傲的诸子百家学说，并非中华文化的“本根”，而是在以《尚书》等“六经”为代表的中华原生文化典籍基础上绽放的绚丽“花朵”。《尚书》就是中国原生本土文化中“王道主义”思想的最早载体；而由《尚书》与诸子文化之关系，也可见《尚书》的重要学术地位之一斑。

既然《尚书》是中国学术的重要源头性著作，那么要研究中国历史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特性，《尚书》自然是无法绕开的。梁漱溟先生在60年前曾总结出中国文化的几大“极强度之个性”，包括原创性、自成体系、生命力强、同化和融合力大、绵延久长、辐射空间广大、文化成熟早且变化较小等诸方面；尤其是梁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中国文化因外来文化之影响而起变化，以致根本动摇，皆只是最近一百余年之事”等，并试图探讨其形成原因[12]；梁先生的这些归纳和阐发至今仍有重要意义；而研究包括《尚书》历史思想在内的《尚书》思想，也对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另外，还需要对《尚书》的“史书”性质加以说明。受西方史学对史籍定义的影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尚书》仅仅被一些学者视为“档案汇编”“史料汇编”之类，其“史书”资格大有被否定之虞；还有看法认为，《尚书》主体内容仅仅是政治哲学等，不一而足。《尚书》的性质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尚书》与《春秋》一样，都是史官撰写[13]以供后世人们借鉴和学习，它们同是史官文化的产物；并且是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后的产物。[14]孔子对《春秋》只是稍作改编，而且从现存的《春秋》来看，甚至是非常简单的改编[15]，在记事的详尽等各个方面还不如《尚书》；那么为什么《春秋》是史书，而《尚书》却不是呢？这是否反映了一种误解——前代的一定不如后代的“进步”？或许这与西方进化论话语体系有关，是线性进化史观的局限性所致。文化同历史的发展一样，在某些时期不仅不是进步的，而且可能是今不如古的。因而，承认《春秋》却否认《尚书》的史书性质，是不够妥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而言，如果能够发掘出《尚书》历史思想的更多内涵和价值，《尚书》作为史书的地位就更加毋庸置疑了。就此而言，对《尚书》历史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

总之，《尚书》是中国早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横跨从尧舜禹到秦穆公的漫长年代，思想内容与整个先秦文化声气相通，对先秦诸子和后世的学者们影响很大，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基础；同时，在《尚书》编辑过程中还渗入了编纂者所在时代的思想因子，因此说《尚书》是我们研究先秦文化的重要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