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三阶段

《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大致划分为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时间顺序；二是对我国历史阶段的一般划分习惯；三是《尚书》历史思想研究本身的特点。

按照这种划分方法，第一阶段是古代，起于《尚书》产生之日，[37]迄于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是《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古典时期，学术思想的“西风”尚未大规模东渐，有关研究仍多采用传统治学思路和方法，成果也较零散而不成系统；第二阶段是近现代，即19世纪中叶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百年左右的时间。与整个时代的学术潮流相应，这一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疑古之风甚烈，以对《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批判性反思为主要特点。第三阶段是当代，即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的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尚书》历史思想研究进入“重新发现”和总体评价趋向相对正面的阶段。当然，这种划分方法肯定存在可议之处，但依此还是可以较清晰地显现出《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脉络。鉴于《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实际情况和笔者掌握的情况，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概述。

第一阶段（古代）：

中国古代的《尚书》思想研究突出地呈现“分散”的特点。《尚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中国人向来注重历史，有非常强烈的历史观念。从《尚书》产生并有人研究它时起，对其历史思想的研究就已开始。几千年的《尚书》学研究文献极为浩瀚、难以穷尽。就笔者极为有限的阅读面而言，目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古代尚无关于《尚书》历史思想或者相近内容的专题论文或论著；有关研究成果只是散见于各种相关文献中。下面大致按时间顺序，从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或著作入手，进行粗浅概览。

在古代，《尚书》更多地被视为治国安邦的政典看待，高居于庙堂之上。不过，自从先秦诸子以来，仍有不少学者在事实上将它作为史书或史料对待，并对其中的史学思想多有阐发。《尚书》是孔子“雅言”者和经常引用的。[38]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9]就情理而言，孔子这种“损益史观”，应该受到《尚书》内容及其所蕴含思想的影响，因为《尚书》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读本，最能提供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知识。孔子对周公等“圣王”的推崇，同样与《尚书》中发达的“先王”观念相一致。此外，孔子在《礼记·经解》中所说的“疏通知远，《书》教也”[40]一句，既可以看作孔子对《尚书》教化效果的总结，也不妨视为对《尚书》历史思想的概括。“亚圣”孟子对《尚书》的熟稔也是众所公认的，《孟子》一书引用《尚书》之处很多。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41]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42]的历史观念，以及“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43]的“忧患”意识，[44]都是拜《尚书》历史思想之赐，因为《尚书》均包含类似思想。此外，墨家等学派同样对《尚书》历史思想作过评论，比如对“禅让”的看法，也应该与《尚书》相关。[45]至于此后战国末期的“五德终始说”以及董仲舒的“三统说”，更明显是接受了《尚书·洪范》的影响并加以改造的结果，其余波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西汉司马迁的《尚书》学造诣很深，他的《史记》很多内容都是照抄《尚书》或者稍加改造而成。而且，《史记》编纂体例也深受《尚书》影响，比如《五帝本纪》和夏、商、周诸“本纪”的排列顺序就与《尚书》一致，这表明司马迁受到了《尚书》华夏历史意识的巨大影响。在隋代统一经学、唐初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悬为功令后，《尚书正义》的官方定本地位得以确立。宋儒更是大力鼓吹韩愈首倡的“道统”说，这与“正统论”一样，都可以看作《尚书》华夏历史意识和“大一统”观念的延续和衍生物。降至近古，章学诚在前人基础上更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六经皆史”[46]的观点，其《文史通义》中有《书教》三篇，专门对《尚书》进行论述。章氏认为《尚书》编纂目的之一即“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和“垂教”后世[47]。这其实是指出《尚书》历史思想包括“先王”观念和“殷鉴”思想两方面。

纵览整个中国古代的《尚书》历史思想研究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古人对《尚书》历史思想的阐发，在文籍形式上仍然呈现出零星而不成系统的状态；其二，古人对《尚书》历史思想，基本持崇信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的阐释发挥。

第二阶段（近现代）：

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中国社会政治情势变动极为剧烈，而且，学术上的欧风美雨猛烈席卷古老的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界和国人，既导致学风丕变，也开创了学术新局。这使包括《尚书》历史思想在内的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呈现出与此前极为不同的面貌。虽然，这一时期仍然没有《尚书》历史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或专题论文，但是，近现代的学者们在延续古人学术思路对《尚书》的真伪继续甄别的同时，对其历史思想也有更深入的发掘。尤其是顾颉刚先生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其重要凭借就是《尚书》中的史料。顾先生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48]而《尚书》古圣王尧舜等历史形象的演变即典型例子。从另一方面言，这正说明，顾先生对《尚书》“先王”观念以及“古代是黄金时代”等历史观念，是持否定态度的。因而，这些也可视为顾先生对《尚书》历史思想的研究和批判。随着西方进化史观的输入，现代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思和批判；而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几乎罕有不肇端于《尚书》者，所以，这些学者的论述很多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尚书》历史思想，从中也可窥探出他们对《尚书》历史思想的态度。比如，梁启超先生对中国古代正史是“二十四姓家谱”的批判，[49]其实也未尝不可看成对《尚书》历史思想的间接反思。当然，这些论述和批评，既有很多真知灼见，又难免有重新评估的必要。今天，如何汲取和重新审视近现代学界前贤们关于《尚书》历史思想的观点，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学术精髓，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尽管近现代《尚书》历史思想研究出现了不小的突破，但是总起来看，从古代到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毕竟仍多集中在辨伪、考证方面，对《尚书》历史思想涉及还是较少。即使近现代的一些史学史著作对《尚书》颇多论及，但也是以谈论《尚书》编纂思想者居多，对《尚书》如何看待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涉及。

第三阶段（当代）：

降至当代，有关《尚书》的专著，比如一些通论、学术史和综述性质的著作屡现，影响较大，[50]但是没有专题谈及《尚书》历史思想的篇章。另外还有朱廷献先生的《〈尚书〉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李民先生的《〈尚书〉与古史研究》（增订本）（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等专著相继面世，但是，这些著作仍很少涉及《尚书》历史思想，或不以之为主题，即便有之，也较为零散。另外，2010年6月，在扬州大学文学院召开了首届“国际《尚书》学学术研讨会”，从主办方在学院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稿看，该次会议“与会代表共报告了38篇论文，涉及《尚书》之政治、思想、哲学、训诂、逻辑学、学术史、教育思想、语篇研究以及域外《尚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尚书》研究课题”，[51]但没有提及“《尚书》历史思想研究”这一课题[52]。可见“《尚书》历史思想研究”在本次研讨会上或许是研究的盲区，至少不居于重要地位，否则不会不加列举。[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