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改变中国人口布局

（一）战前中国人口布局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中国人口总数，据当时统计在4.6亿左右。^[2]如此数量的人口，其地域分布情况如何，可以从各地区的人口密度中反映出来。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1935年的统计结果，该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8.6人，而江苏、山东、河南、浙江、河北、广东、安徽等东部及中部偏东地区省份，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其中，江苏省更高达近300人，山东、河南两省也在200人以上。广大西部地区，除四川省因成都平原人口比较密集，全省人口平均密度也在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外，其他省份人口分布均较为稀疏，有些省份甚至每平方公里仅有1—2人（见表1-1）。

翁文灏的研究也显示，战前中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一是白河、黄河及淮河平原，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之间，是中国最大的平原区，共有人口800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哩^[3]650人。二是扬子江中下游平原，包括洞庭湖、鄱阳湖、安徽及太湖流域等几个局部盆地，可称为扬子区，有人口约7000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哩850人，有些地区甚至达到1000人以上。三是上述平原附近的丘陵地带，如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低山宽谷区和局部盆地，可称为丘陵区，共有人口约9000万，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哩350人。四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为主的东南沿海区，人口约7000万，平均密度与第三个区域大致相同：

假如我们在中国地图上从北平起，沿太行山脉向南，经过郑州宜昌常德宝庆梧州到钦州画一条线，上述四个人口最多的区域皆在此线以东。

表1-1 战前全国人口密度表（1935年，单位：每平方公里）

这四个区域合计总面积为64万平方哩，约相当于新疆一省区，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5%，人口则合计有3.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4]足见战前中国人口分布集中东南以及中部偏东地区的特点。

不仅人口的总体分布在战前形成上述特点，中国战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分布，也有明显的东西部差异。战前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主要是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经济方面，以工业来说，也大多建立在沿海一带。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一项统计数字，1937年全国3935家工厂中，江浙沪地区共有2334家，约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以资本额与工人数量来说，也集中在此三地，其百分比均在60%。其中上海一地就有工厂1235家，约占全国工厂总数的31.39%。而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在内的广大西部省份，拥有的工厂数量不到200家，其中四川虽有工厂115家，但其资本额显然不能与东部地区的工厂相比（见表1-2）。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面粉厂、纱厂、火柴厂为例，包括苏浙闽粤鲁在内的沿海各省分别占了60.2%、77%和53%^[5]，清晰地呈现出战前工业布局偏重东部沿海地带的特点。

表1-2 1937年各省工业分布统计表

续表

全国教育机关的分布，更是偏重于东部和中部的几个主要城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以高等学校为例，战前全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位于北平、天津、上海三市的就有46所，占总数的42.5%。^[6]

（二）战时主要战事概况

战前中国人口分布的东西部差异，对于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运动来说是个客观前提，然而，如果没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仅是在常态的外部环境下，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影响，才是这场人口大迁移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这场战争挑起者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渐踏上向外扩张的道路。以武力侵略中国，占领中国部分领土，进而迫使中国甘心受其控制，并成为其扩张势力、称霸世界的资源供应地和作战基地，更是日本既定的战略目标。当制定1935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时，日本提出的一系列指导原则中就透露出以下三点信息：首先，日本认为国民政府成立时间不久，全国尚未真正完全统一，中国国内仍是积弱甚重，面对日军攻击时显然会不堪一击，“因此和中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之顾虑似乎不会存在。”也就是说，日本对战争的全面性、长期性并无准备。其次，基于上面的认识，日本制定出的作战方针是：“占领其要地，并坚持下去，藉此予中国以痛苦，迫使其不得已而向我屈服。”最后，日军的作战目的，是“占领华北、华中（东）要地，根据情况还可包括华南所需要地”，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7]在此战略构想下，1937年7月7日日本终于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之初，日军制定了两阶段战略，计划第一阶段大约用两个月时间，在华北以优势兵力击溃中国第二十九军，根本解决华北问题；第二阶段用大概三个月时间，以足够兵力攻击中央军，打击蒋政权，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到1938年初，迫使中国政府投降。^[8]

以两阶段战略为具体指导，1937年下半年，日军的侵略活动集中在华北和华东的（南）京沪杭一带展开。在华北，日军首先分别于1937年7月29日和7月30日占领北平与天津，随后在平绥铁路沿线与平汉铁路北段沿线挑起战事。1937年9月11日，太原会战爆发，至11月8日，太原沦陷。截至1937年底，日军的侵略战争实际上使整个华北，包括平津、察绥部分地区、山东、河北、河南北部以及山西东部在内，都首先沦为战区，既而又成为敌占区。在华东，日军于8月13日在上海挑起战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占领上海，其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第一次严重受挫。在华南，日军从9月3日开始对厦门发动攻击，同样受到当地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为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将作战目标指向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并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在此过程中，华东地区自江都以南，宣城、广德、嘉兴一线以北，和县、芜湖一线以东，以京沪为中心，包括苏南、皖东南及浙江北部地区都成为战区。在南京陷落10天后，12月23日，杭州也被日军占领。^[9]

然而，日军在占领中国首都南京之后，并未得到其希望的城下之盟，日军的战略构想及两阶段战略在实际运作中遇到了它未曾预料到的困难。日本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显然估计不足。

卢沟桥事变后，对于日军的全面入侵，南京国民政府逐渐放弃了对日妥协态度，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和日军要求速战速决、却难以持久作战的特点，制定出抗日战略的基本方针，即打“持久消耗战”。这一指导方针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在时间上要“持久”；其二，“以空间换时间”，在敌人强劲攻势下，“充分利用我之广阔领土，分散敌军力量，待机歼灭敌人，在长期的抗战中‘积小胜为大胜’，转变态势”^[10]。在此战略指导下，国民政府放弃了首都南京，决定迁都重庆，主要的军政机关暂时迁往武汉。1938年1月，蒋介石表示：“如武汉失守，即以巴蜀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甘，南控滇、黔、桂诸省，而将重兵守扼平汉、粤汉两铁路线以西，再置相当兵力于浙、闽、赣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一面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会多行不义必自毙。”^[11]

日军的两阶段战略目标在占领南京后仍未实现，为进一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随后调集了24万大军自津浦路南北两段呼应作战，试图攻占徐州，沟通南北战场。中日双方的徐州会战自1937年12月下旬开始，直至1938年6月12日结束，其间，安徽、山东两省及苏北、豫北的一部分地区都沦为战区，徐州也于1938年5月19日陷落。徐州会战结束之后，日军又向武汉展开进攻，一路从皖中、皖南向湖北省境进犯；一路自皖北经豫南，或沿平汉线南下，或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攻向汉口。为阻止日军前进，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新8师师长蒋在珍于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坝，此举使日军损失了两个师的兵力，并使日军前进速度稍缓。但花园口决堤造成豫苏皖三省大量土地被淹，形成黄泛区，上千万人口流离失所。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2日正式开始，至11月12日岳阳陷落结束。在进攻武汉期间，日军还于10月上旬对广州发动攻击，以策应武汉会战，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次日，广州周边地区及珠江三角洲全部沦陷。^[12]

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武汉沦陷的一年多时间，属于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在此期间，日军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对中国经济相对富庶、人口密集的广大东部和中部偏东地区展开了攻击，以致这些区域饱受战火摧残，人民流离失所。战争环境下，人民的生命安全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战区人民被迫向战线后方迁移。抗战初期，战区面积之广使大量人口踏上迁移之途。为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于武汉陷落前将对日作战的根据地后撤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地域辽阔的大西南，准备进行持久抗战，大量厂矿、学校也从东部战区迁往后方，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西移，这使战时人口迁移在单纯的躲避战祸之余，拥有了更多的内涵，大量人口从东部迁往西南、西北国统区，还有一些人口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样一场人口迁移运动，在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略态势上形成敌占区、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方格局。

抗战中期，大规模的战役不多，主要的战役有在华中进行的、旨在“巩固对武汉战略枢纽的控制”^[13]的南昌会战（1939年2月至5月）、随（县）枣（阳）会战（1939年5月1日至20日）、三次长沙会战（分别是1939年9月14日至10月6日、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枣（阳）宜（昌）会战（1940年5月1日至6月18日）、浙赣会战（1942年5月15日至8月30日）、鄂西会战（1943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常德会战（1943年10月至12月8日），和在华南发生的、旨在切断中国政府对外交通线的桂南会战（或称南宁战役，1939年11月15日至1940年10月30日），以及在河南、晋南发动的豫南会战（1941年1月25日至2月7日）、上高会战（1941年3月15日至4月9日）、晋南会战（1941年5月7日至27日）等。^[14]抗战中期战事发生区域不似抗战初期广泛，影响人口也相对较少。

在抗战中后期，影响较大的战事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和豫湘桂战役。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尽管这次战争主要发生在东南亚和香港等地，但就战时中国人口迁移运动来说，它造成了南洋、香港等地侨居华人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因此其影响也相当大。从1944年开始，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因其南进战略，战线拉得更长，陷入战争的泥沼更深，到此时已经穷途末路，为救助处在盟军海空军威胁下的日本本土和东南亚一带的日军，打通从日本沿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至越南、泰国、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豫湘桂战役，使河南、湖南、广西及黔南等地区陷入战火，又有大量中国人口直接受到战火的侵害，被迫走上疏散与流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