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学与清词话

清代前期，许多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晚明理学的空疏无本是导致明王朝覆亡的重要根源。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即说：

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3]

《清史稿》卷四八○《黄宗羲传》载黄宗羲语亦云：

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

这种反省，流露出对宋明理学空洞说教的强烈不满。痛定思痛，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倡导下，学术界一改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提倡以有用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谈。梁启超即云：“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4]

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要求文学也要“务实”，以“经世致用”为依归，魏禧明确提出：“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之所由作之本。”^[5]顾炎武更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6]

所谓“适于用”、“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都是以“经世致用”作为衡量文学的标准。

在时风影响下，此期的词话不可避免地浸染上了实学的色彩，实学思潮在清初词话的理论阐述中有着明确的体现。清初人论词喜欢将词与诗骚联系起来：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7]

词名诗余，以其远于诗也。然去雅、颂远甚，拟于国风，庶几近之。然二南之诗，虽多属闺襢，其词正，其音和，又非词家所及。盖诗余之作，其变风之遗乎。惟作者变而不失其正，斯为上乘。^[8]

将词上溯风骚，是在意蕴上提高词的品格，使词能跻身于正统文学的行列中。在词的功用上，清初人则突破了词只是酒边樽前“用资羽盖之欢”的传统观念，而是认为词有“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

梁冶湄曰：叔父（按指梁清标）家法，自理学经济诸书外，稗官野史，不许子弟流览。然使其涉猎诗词者，所以发其兴观群怨，使知古来美人芳草，皆有寄托也。^[9]

文长论诗曰：“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应是为傭言借貌一流人说法。”温柔敦厚，诗教也。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10]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的社会作用所作的言简意赅的表述，它将诗与教化、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梁清标、刘体仁认为词也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将词上接《诗经》，从而使词合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成为“有用”之文。

清初大词人纳兰容若论词也有这种倾向。他曾说：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11]

又有《论词诗》说：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鞵心事杜陵知，祗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12]

纳兰将词的源头直接上溯《诗三百》，把韩偓香艳之作比诸屈原《离骚》的香草美人，意在要求词需用比兴手法，借美人香草以抒发内心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适用”的词学观，正与当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一脉相连。

清初实学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代之以考据为重的乾嘉汉学。梁启超分析个中原因时说：“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以自藏。”^[13]认为这种转变，既是学风本身发展使然，也是因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用于浅斟低唱的“小词”也不能逃脱文字狱的厄运，据张德瀛《词徵》记载：“相传有怨家摘其（按指毛奇龄）词曲中语，以为讪谤。按验无实，得不坐。”^[14]词也可以成为构陷的工具。因此清初词学中的“兴观群怨”说、“比兴”说也没能得到继续发展，而是被朱彝尊的“清空骚雅”说所取代，词逐渐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也渐获解放。加之统治日靡，大乱将至，人们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今文经学应运而生，“经世致用”之说才重新抬头。词学上，常州词派的“意内言外”说、“比兴寄托”说才重新与清初词学接上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