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作于嘉庆十七年，与张惠言的《词选》成作之年仅隔15年。由于张氏之说尚未扫清当时淫词、鄙词、游词横行的现状，猖狂雕琢之风仍然盛行，学词的人“撷其粗而失其精，小其文而忽其义”^[4]，这都是浙西词风笼罩下产生的弊端。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对浙西词派进行批判。而周济深知治本之道，因此他并不直接批判浙西词派，而是对浙西词派所尊奉的学习典范进行修正。

每一个词派都要树立自己的学习典范，浙西词派标举姜夔、张炎。朱彝尊云：“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如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5]认为“填词最雅，无过石帚”^[6]。汪森在《词综序》中也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自朱、汪提倡后，“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7]对于对浙西词派变革多于继承的常州词派来说，要开宗立派，必须有自己所尊奉的词人典范来取代浙西词派所宗仰的“姜派词人”，张惠言《词选》和董毅《续词选》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周济才“破除”了旧“偶像”姜夔，树立了新“偶像”周邦彦，这可以从他们的词选本中略窥端倪。我们不妨列表说明：

从表中可知，朱彝尊《词综》对“姜派词人”之词所录甚多，显示了推尊“姜派词人”的倾向。而张惠言在其词论中对两宋词没有强分轩轾，所尊八家也是南北宋各居其半。特别是从其入选作品来看，他选了不少“姜派词人”的词作，这显示了其选词的包容性，却也因此而缺乏开宗立派时应该树立典范的思想意识。董毅《续词选》选词人52家，词122首，其中“姜派词人”有8家入选，选词则多达43首，占选词总量的1/3强。特别是张炎的词有23首入选，姜夔词有7首入选，在所补词人的作品中属较多之列，更是没与浙派词人“划清界限”。但是他续选了被张惠言所摈弃的吴文英词两首，并突出周邦彦的地位（选其词7首，在两宋词人中仅次于张炎和秦观），这点给了周济以直接的启示。周济正是在扬弃了两位前贤的词学思想后，另立新标的。其《词辨》和《宋四家词选》对于“姜派词人”的作品所录甚少，特别是他将姜夔置于辛弃疾一系、将张炎置于王沂孙一系，而又都归入周邦彦的选词方式，更是使旧“偶像”淡出历史舞台，新“偶像”得以最终树立。

如果说词选间接地表述了周济的词学观念，其词论则是直接表述他“纠弹姜张”、另立新标的武器，其词论中抑姜扬周的倾向十分明显。

周济首先从历史地位的角度给时人以警示：“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8]接着他将其与辛弃疾进行比较，“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盖二公皆极热中，故气味吻合。辛宽姜窄，宽故容秽，窄故斗硬。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俗滥处、寒酸处、补凑处、敷衍处、支处、复处，不可不知。”^[9]“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余俱据事直书，不过手意近辣耳。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覆再观，如同嚼蜡矣。”^[10]通过比较，从表现手法、意境、风格等方面全方位地批判了姜夔及其词作。

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周济对姜夔的“羽翼”也一一加以贬抑，他说张炎词“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史达祖则“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蒋捷“薄有才情，未窥雅操”，陈允平“疲软凡庸，无有是处，书中有馆阁书，西麓殆馆阁词也。西麓不善学少游，少游中行，西麓乡愿”，高观国词“一无可观，当由社中标榜而成耳”，卢祖皋长篇则“枯寂无味”，周密“不能超然遐举”，对浙西词派所尊奉的词人几乎批评殆尽，为自树新标打下了基础。

“破”与“立”是相辅而成的，周济所着力标举的典范是周邦彦。他承董晋卿将周邦彦比于杜甫之说，称赏周邦彦为“集大成者”，并说“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11]。他认为词的最高境界就是周邦彦的“浑厚”词风。

正是在周济有意识地“退苏进辛，纠弹姜张”的努力下，长期笼罩词坛的姜夔“清空”词风才让位于周邦彦“浑厚”词风，从此词坛面目为之一新，词作也更贴近现实。

在辨正变的问题上，周济受张惠言《词选》影响较深但又有新变。其《词辨》二卷即以正变为分卷标准，他在《词辨》中说：“向次《词辨》十卷：一卷起飞卿为正。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卷一收录了温庭筠、韦庄、欧阳炯、冯延巳、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秦观、周邦彦、陈克、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唐钰、李清照10家共59阕，卷二选录李煜、孟昶、鹿虔扆、范仲淹、苏轼、王安国、辛弃疾、姜夔、陆游、刘过、蒋捷、张翥、康与之13家共35阕。其中于唐宋词人中选温庭筠、辛弃疾词最多，各达10首，其次为周邦彦、李煜，各9首。这一选评标准受张氏影响之处表现在对唐词人以花间词人为正，以五代词人为变；张惠言区分正变看重思想意蕴，周济对此也甚为看重。新变则表现在张氏区正变尚以雅正为标准，而周济则以浑化与否为界线，卷二中的许多词按今天的看法都属题材重大、思想深厚的词，但由于圭角过于分明而不浑厚只能入变的行列。

人们论述周济词论的正变观时喜言其于正变中不分优劣，较张惠言的正变观要宽闳，取径要宽。其实并不然，张氏论词作时只是不取谑词、淫词、粗豪之词、没有思想意蕴的词，这种正变观应该说是较为公允的。但周济的正变观却是以婉约豪放为标准，其卷二中所选的作品也多委婉曲折之作，对豪放风格是较为排斥的。在其评语中也看不出他对正变不分优劣，恰恰相反，他是以正声为优、以变声为次的。他在《词辨序》中就说：“南唐后主以下，虽骏快驰鹜，豪宕感激稍漓矣。然犹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抑亦正声之次也。”变声乃正声之次，很显然是以正为优。这显示出一个学派的理论建构愈趋成熟就愈趋严密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