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托妮·莫里森（1931— ）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发表长篇小说10部，包括《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秀拉》（Sula，1973）、《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柏油娃》（Tar Baby，1981）、《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2）、《天堂》（Paradise，1998）、《爱》（Love，2003）、《慈悲》（A Mercy，2008）和《家》（Home，2012）。[1]莫里森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荣获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诸多奖项。[2]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等重大奖项使莫里森跻身美国和世界主流作家之列，但这种身份的建构却是来自边缘和他者的书写。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中心主题是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讲述他们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寻找自我和建构文化身份的经历。同时，作为女性作家，莫里森的小说在重点关注美国黑人女性命运的同时，也表现出超出种族的普适关怀。莫里森继承了美国文学和非裔美国文学的空间叙事传统，并以独特的方式描写了美国黑人的空间实践，凸显他们的离散特点。空间成为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重要叙事策略。她站在边缘和他者的角度，通过“他者空间”的书写重现美国黑人和女性的历史在场，以表达强烈的种族与性别意识，并试图通过还原历史的在场以重塑他者的主体性。

第一节　“他者”、“他者空间”及莫里森小说的“他者”观照

美国黑人和女性是莫里森小说着力书写的他者，他们暗示了处于属下地位的种族与性别身份，其他者性可以追溯到“他者”概念的来历。“他者”的来历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它最初来自柏拉图的“同者与他者”（the same and the other），柏拉图认为，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与他者的差异性，柏拉图的“同者”即相当于“自我”。17世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重要命题，将自我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从此，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当中，客体逐渐沦为被认识、把握和征服的对象。人们相信可以运用理性来掌握自然规律，从而驾驭世界，客体逐渐成了外在于自我的“他者”。黑格尔实现了“他者”的概念化，其《精神现象学》对主人—奴隶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他者的显现是构成“自我意识”必不可少的条件。主奴双方之间的行为是一场殊死的对抗，两者都试图消灭对方，都以对方为中介确证自己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他者的存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奴隶主之所以获得奴隶主的身份，是因为奴隶承认他的存在。人类通过他者认识自己。“到了20世纪初，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发展了黑格尔的他者概念，认为意识本身已经包含了意识的对象（客体）。处于意识两端的是主体和客体，去掉任何一端，意识都将不复存在。”[3]胡塞尔关注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进而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当代哲学中的“自我与他者”主题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摒弃了“我本学”，认为“他人”是“自我”的先决条件。他通过“凝视”的类比阐明人的存在是一种“共他”的存在。这种共他存在（“我们”—we）的经验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看的存在”（being-in-the-act-of-looking）和“被看的存在”（being-looked-at），前者表示“我们—主体”（we-subject），后者表示“我们—客体”（usobject）。作为客体的我们，在被“注视”中感到一种集体的羞耻感，处于一种共同的异化之中。这一状况的形成，必然是因为某种“第三者”（third person）的出现。当我被他人（第二者）所“注视”时，同时又有一个注视着他人和我的第三者，这样，我与第二者（他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被注视的客体，同时感到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这就是我们—客体的例证。[5]萨特以阶级意识为例，说明我们—客体的集体羞耻感。他认为，阶级意识就是我们—客体这种客体化经验的典型反映。主人、封建主、资本家等相对于被压迫的奴役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就是作为第三者而存在的，这些被压迫的阶级共同感到一种被客体化和被异化（被工具化）的经验，这就是阶级的异化。被压迫阶级需要通过集体的反抗才能摆脱他们的异化，进而获得他们的主体性。[6]

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哲学家、现象学传承者列维纳斯对他者概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对于自我来说，他者具有不可知性。自我无法对他者的意识、语言和行为的准确性进行判断，因此他者具有完全外在于自我的陌生性，同时对于自我和自我的思想具有不可化约性。“他者同上帝一样具有一种绝对的他异性（alterity），这使得他者绝对地、无限地存在于自我之外。这种他异性和不可知性使他者具有一种神秘感，同时在面对他者时，自我也会感到某种威胁，产生对他者进行收编、控制的冲动。”[7]列维纳斯阐明了为什么他者成为暴力强加的对象。列维纳斯认为“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就是自我不断消化他者，吸收他者，不断将他者纳入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感知和认识的过程”。[8]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他者的定位和定义从一开始就与“压制”联系起来。他者的绝对他异性和外在性使任何对其进行定位和定义的企图都是在对它进行驯化或“殖民化”。“如果他者的言行对我们来说不可理解，那么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将其视为庸俗和低级的东西加以归纳和抛弃。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不断使用压迫性策略对他者进行收编、同化、驯化的过程，一个自我对他者行使主观暴力的过程。”[9]

以上对他者的哲学界定都来自主体的部分含义，在西方主要语言当中，主体（subject）一词有着双重的意思：一方面它表示自主、主动、主语，另一方面它表示臣服、屈从、臣民。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主体只被赋予了第一层意思。现当代西方哲学更加关注主体的整体意义，而将制约主体的因素纳入考虑范畴。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论证了权力对主体的控制力量，即规训（discipline），进而证明现代人是受制于社会各种权力机制的“他者”。这种规训权力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手段将个人对象化，使他成为可见物，同时被征服、被认识，成为知识的对象。权力的发挥和施展是在将对象客体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在福柯看来，权力存在于各处，存在于一切差异性关系中。[10]

萨义德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的影响，并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了对“他者”的重新界定。在文化理论语境下，萨义德的他者概念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并为学术界广泛运用。在萨义德看来，他者概念带着一种文化指涉，它表明文化主体的建构通过一种权力关系来实现，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他者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欧洲通过对“东方”的知识把它建构成自己的他者。东方主义通过对东方的想象性描述对欧洲自身进行定义，它把东方描述为非理性和未开化的他者，这并不是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东方”身份的定义，而是为建构欧洲身份所进行的对立面的想象。“非理性”的他者成为“理性”的自我的先决条件。因此，“在东方主义话语当中，他者的建构意味着自我身份的确定，欧洲把东方视为他者的问题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权力的问题”。[11]这种他者概念与后殖民批评联系在一起，西方对东方的他者想象成为西方帝国殖民扩张的依据。殖民扩张的过程伴随着对东方的刻板想象，这种想象与西方的自我身份形成对立。“东方代表着沉默、淫荡、女性化、暴虐、独裁、落后，而西方则代表着文明、开放、男性化、民主、理性、道德、进步。”[12]

西方与东方的主体和他者定位导致了他者种族的产生，从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中的定义可以得知，“种族”本身与他者概念相联系。“种族”（race）是一个区分人类群体的方式，在生物学范畴，这一术语被译作“人种”，即根据基因导致的遗传标记，结合地理、生态和形态（如肤色和体质特征）等因素，对人类进行分类。然而在科学概念的掩护下，种族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范畴出现。这就是说，当人们借用生物学概念对人群进行分类时，他们，尤其是西方人，往往将一些假设或想象因素附加在某些弱势群体身上，并据此形成了固定观念。人们对于种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认同方式，多受西方主流社会观念支配。对种族的类分过程涉及某一群体“低劣于”其他群体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某一种文化标准（cultural norm）界定了种族间的“差异”，于是，自然的、非文化的差异就与文化标准联系起来。西方对于“他者”种族、文化的偏见由来已久。萨义德指出，自从欧洲创建东方学起，它的学科体制、知识兴趣与研究方法就反映出一个强势文明的主观意志以及它对东方民族征服的欲望。这种看似中立的学问其实汇集了欧洲人、美国人针对东方的各种想象臆断，无不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与文化霸权。在西方利益及其价值观的支配下，这种东方研究的根本目的不过是将东方民族客体化、概念化，从而有效控制其文化身份。种族是一种隐喻，一种专横的语言范畴。而种族主义的特性，则在于用话语权力与制度规范，强使这种专横的范畴自然化和固化。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论支配下，欧美学界大量生成并保留下一批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由此构成了人们对种族看法的固定模式。这种潜在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利用人种体质差异的客观概念，强使其他一些人为附加的差异观念合法化。在西方优越论者看来，这些差异不仅证明弱势种族在人种或体质上的特征，而且成为一种证实其文化差异（包括地理、智商、能力、素质、教养、趣味以及社会等级差异等）的依据。就是说，与西方白人种族相对应，它们能证明非白人种族的低劣、呆滞、孱弱及其不良习惯或野蛮的行为方式。在这一种族意识形态（ethnical ideology）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各种种族主义恶行。[13]美国黑人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产生的他者种族，其他者性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他们是萨特概念中的“我们—客体”，是列维纳斯概念中被驯化和殖民化的对象，是福柯话语里差异性关系中的权力对象，是萨义德的他者概念中处于被征服地位的人群。

种族问题在美国文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对于美国少数族裔而言，长期以来，他们的生存模式一直决定着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态度，表面上的种族差异其实有着深层的心理、经济和其他社会原因。在美国社会中，在非裔美国人的“黑人性”（blackness）与主流“白人性”（whiteness）的关系中，前者是后者建立其主体性的他者，属于受支配的边缘范畴。“作为来自非洲的奴隶后裔，美国黑人被迫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环境中生存，这种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决定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特殊性。”[14]为此，黑人作家与批评家必须面对两种传统，即自身的非洲文化传统与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借助社会主流的语言形式，即英语，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也就是说，他们要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凸显自身，表现那些与主流社会有明显差异的文化传统与民俗风俗，在“标准”英语表述中突出自己的异质特点，从而以自身对世界的领悟和体验，对其生存境况加以美学意义上的编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追问人类生存的意义。这种独特性于是成为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学理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15]

从文化层面提出的“他者”概念不但涉及种族的建构，也与性别的构建紧密联系，同时成为性别批评的主要话语。在西方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其隐含的内在性别特征表现为前者代表男性，后者代表女性，女性成为相对于主体的他者。东方主义话语把东方比作女性而西方则是男性的，这一点本身就暗示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地位。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女性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所以，当代女性主义试图挑战并解构这种传统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暴力”，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这种建构从关注女性的“他者性”开始。雅各巴斯（Mary Jacobus）说，“女性——本身即为异质与他者性——成为话语体系中的受压制者，女性占据的是这套话语预设的缺场、沉默和支离破碎的位置。”[16]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认为女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她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女人已经被置于“客体”的地位，她们在整个历史上扮演他者的角色，通过与男人的关系被界定。波伏瓦把女性主体建构的希望寄托在“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从而改变把他人仅仅作为客体的状况。而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则认为，波伏瓦的“他者”是一个否定和贬义的概念，认为波伏瓦的观点重复了男权的老路，仍是诉诸等级关系和二元对立，一旦女性把自己界定为主体，同时也就必定要将另一方界定为他者。在伊利格瑞等看来，他者性也可以是一种存在方式、思想方式和讲述方式，它使开放、多重性、多样性和差异成为可能。[17]他者和他者性所赋予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使之成为文化批评领域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成为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他者”概念的引入激起了文学批评领域新的诗学。这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状况的他者概念是追求正义、平等、自由和解放等文论批评的重要工具。与他者有关的“种族”与“性别”的概念也纷纷进入文学批评与研究范畴。由于西方文明已把种族问题变成一项基本的社会文化差异，我们如果脱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前提，便无法对种族问题加以有效的分析。在一些美国批评家看来，所有的文学文本、理论文本、文学史与批评史，乃至流行文学和大众传媒对于不同文化群体的表现模式，实际上都应受到一次清理与批判。种族和族性问题所特有的非主流挑战性质，无疑能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励他们反思，进而促进他们针对文学文本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差异”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批评家可以借助有依据的观点对以往的主流文学进行梳理，对其文本中隐含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实行批判，或对少数边缘文本进行挖掘整理，使之成为新的研究范畴。事实上，对主流与主流之外的创作，均可以借鉴新方法进行研究。其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都可在新的层面得到考察。

莫里森作为一位来自边缘的作家和批评家，无论在她的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方面都关注了文学中的“他者”和“他者性”，“他者”与“他者性”成为莫里森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思想方式和讲述方式，也成为她创作与讲述的主要内容。对于来自非主流的作家或读者来说，主流文化的惯例对他们形成障碍。具有不同种族、性别和宗教背景的非主流作家的差异性叙事常常会打破主流文化的成规，有时候只是为了揭示这些成规的偏见。20世纪非裔美国文学的争论告诉我们，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把焦点汇聚在霸权与西方批评方法论的关系上。[18]

莫里森的论文集《黑暗中的游戏——白人性与文学想象》就是这种批评的典型例子。在这部批评文集中，莫里森分析了西方文学及其批评中的偏见，指出在白人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黑人是被消音的人群，他们即使在场，也只能是非常次要和扁平的人物形象，或者只是刻板想象。她认为，美国文学中那些主要而深受拥护的特点——个人主义、阳刚之气、反对历史孤立和关注社会、敏锐或模糊的道德问题意识、受死亡与地狱困扰的纯真主题——事实上都是对那些处于黑暗中的、持久的黑人在场的反映。[19]莫里森说，文学语言“能够强有力地唤起那些种族优越性、文化霸权以及对人不屑一顾的‘他者化’符号，并使之付诸实践”。[20]她说：“如果我们不能说‘白’，不能说‘黑’，不能说‘种族’，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学。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清楚地看到麦尔维尔、埃德加·爱伦·坡、凯瑟，看到那些真正影响美国早期作家的真实问题。”[21]

立足于他者是莫里森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她的作品关注的是身处他者地位的黑人种族、黑人女性和其他种族的女性，她的小说描述的是这些人物的在场，传播的是他者的声音。莫里森很重视她个人的种族、文化、性别以及地域身份，而且在各种访谈和文学批评中不断强调这一点。身为黑人、女性和美国作家这三种身份暗示了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三大文学语境[22]，这三个术语也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立足于他者的重要原因。身为美国作家使莫里森的小说创作离不开英语语言，而另外两种身份则决定了她不可避免地从他者的角度进行创作。盖茨曾评价美国黑人作家具有讽刺意味的处境，说他们总是企图在这种西方的语言里注入一个“黑人自我”，而在这种语言里黑人性本身是一种缺席和遭到拒绝的东西。[23]莫里森就是身处这种处境的作家，她借助西方主流的英语语言，进行他者的书写。

她的作品以其政治意识带给读者一种震撼，不但挑战人们对美国黑人和女性的态度，而且挑战他们关于信仰和思维的态度，用来自非洲的那些魔幻的、民间的和感伤的东西描绘不为西方人接受的社会现实。[24]黑人性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反射出多样化和碎片化的自我，他们有时候没有被界定，或者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很显然，莫里森的小说中没有“完全的真理”或者“完整的”男人和女人，至少在传统的小说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正如挑战主流文化关于语言及其所指的看法一样，莫里森颠覆了西方关于身份与完整性的概念。[25]但是，她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与社区的整体身份或者与黑人性的概念融合在一起。莫里森说：“当我观察这个世界、理解它并书写它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黑人的世界。不是我不愿意写白人，我只知道当我试图形成不同主题来写的时候，最能表达那些主题的是我要创造的黑人。”[26]莫里森的创作就是这样，深深地立足于她的种族意识。莫里森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关于美国黑人和他们社区的小说，其中有几部甚至没有一个人物来自其他的种族和族裔群体。不过，这种他者叙事不会影响莫里森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莫里森认为她的中心主题不会对她作品的普遍意义形成障碍，它不会阻止她把人性中真实的东西传播给不同背景的读者。她自己中学时代对英国和欧洲小说家的阅读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自己的阅读过程中她能够去经历、理解和欣赏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好的文学作品应该传递作家对特定人群和特定地方的最亲密的知识。[27]

莫里森在无数次的访谈中谈到她将创作立足于黑人经历的意义，她认为黑人的经历是美国黑人作家唯一专注的东西。[28]在创作《最蓝的眼睛》时，她想到的是，在文学上没有人认真地看待过那些人（黑人），而这些人与她自己有着紧密的关系，她说：“这些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的人就是我。”在莫里森看来，黑人因为是黑人而与其他社会的奴隶不一样，作为奴隶和前奴隶，黑人容易发现且容易掌控。肤色的简单划分比性别、年龄和其他任何划分都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29]所以，莫里森在她的处女作中写了文学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人，一种从未被任何人严肃对待的人——所有那些处于边缘的小女孩。莫里森说，她不仅要书写这样的边缘人物，而且要与这个人保持足够的亲密，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本书才会被许许多多的人看到。[30]虽然在莫里森后来的小说中偶尔有白人人物和其他种族的人物出现，但她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黑人。莫里森感觉自己在创作中肩负着黑人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300多年来美国黑人都处在一种被对象化的他者地位，这种他者地位的形成来自一种体制。现有的种族主义是被教授的、体制化的种族主义，每个人在接受教育的时候，都被告知，世上有一半的人是“他者”。莫里森说：“这是一个创伤，就好比我告诉你，你的左手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31]

莫里森的小说不但探索了黑人性的意义，探索了在白色美国作为黑人意味着什么，而且探索了身处男性霸权的社会对黑人女性意味着什么。这与作家个人的身份相连。作为女性，莫里森经历了所有女性面临的共同斗争，她说：“无论是在大学里，还是在公司，你都会有一种随时被解雇、遭到蔑视和需要得到庇护的感觉，你总有一个障碍需要克服，每一种职业都有一个领域是为女人准备的，而最终只有一个女性能挑战它。”[32]莫里森试图通过探索美国黑人女性在白色美国的复杂经历来解决她自己固有的非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她意识到自己在主流语境下的边缘地位，而开始看重她那处于边缘的存在，因为“这种身份较之别种身份更为深刻和复杂，它有着一种张力，它与中心相连，但是它却不是中心”。[33]在她的小说中，莫里森努力探寻他者地位所能提供的有趣的可能性。她的小说试图在一个黑人性本身喻指了隐身性的社会里去争取他们的可视化。她把自己的创作喻为一种“考古学的探索”，她的主要关注之一就是从一个黑人女性的角度重写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她的创作目的是书写那些被主流族群的控制所边缘化的美国黑人，更是为了书写那些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以及处于他者之他者地位的黑人女性。莫里森说，她是众多美国女性作家中的一员，这些作家把写作当作一种解放的工具、一种颠覆的策略和自我表达的艺术形式。[34]

莫里森与其他黑人女性作家一道揭示了一个扭曲的黑人社会，这种扭曲来自白人主流族群的控制，他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把黑人置于他者的位置。黑人女性作家拒绝美国社会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秩序并对它的意识形态进行质问，同时投身于一个具有非洲中心视野的、不断进化的非裔美国诗学传统的建构当中。[35]“莫里森很重视‘文化的他者性’，因为她带领着读者走过那些隐喻的丛林，走过那些神话般的世界，走过非洲意象的精神世界，这一切都是被压抑但从未彻底失去和忘却的东西，它们是无意识的一部分，在种族的，尤其在美国黑人的记忆中浮现出来。”[36]莫里森对这些他者文化的再现伴随着对黑人女性的书写，她小说中的女性总是生活在“文化的边缘”，她们处在历史之外的“疯狂地带”，她们是神话般的人物，本身不是历史的主角，但是，她们却是生物与历史之间的中介，是神话的保持者。[37]她们来自比历史更为恐怖的无意识，因为她们代表了一种丢失的历史，她们只有经过到达母亲的空间之旅才能获得自己的身份，那是些不能承受的梦魇和无法理解的神话，那是一个精神的黑暗大陆。[38]莫里森的小说尤其呈现了那些在男人之外生存的女性，她们在历史与主流文化之外活着，甚至在黑人文化之外活着。[39]他者化视野的开阔性使莫里森的女性观照并不仅仅限于黑人女性，黑人之外的女性也同样进入她的女性书写当中。

他者视野铸就了莫里森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观点和主题，而莫里森对他者的书写显然蕴含着文学创作的政治性，具有他者所赋予的革命性，其最终目的是突出他者的在场，重塑他者的主体性，尊重差异并重视差异的存在。莫里森认为，作家肩负着一定的政治责任。在她看来，政治和美学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会是非政治的，他们也许会对某种特别的困境不敏感，但是他们是政治的，因为一个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家。”[40]莫里森小说创作的政治表达是借助空间叙事来实现的，她通过空间的书写再现美国黑人和女性的他者生存。空间叙事体现了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他者性观照，她通过重视差异和强调他者空间来突出政治意识。其空间政治表现为揭露无处不在的抽象暴力对美国黑人和女性的压迫、歧视和排斥。他者的身份与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空间所体现的他者或他者空间来自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抽象空间”，是抽象空间权力与暴力作用下的异质性存在，他者空间暗示了空间的权力关系。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41]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生产的三种方式：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42]在列斐伏尔看来，贯穿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等空间生产过程的是权力和暴力，它们导致了抽象空间的形成。抽象空间的形成显然与空间的再现有着某种联系，因为它主宰着空间的权力话语。通过对空间的不同界定和阐述，列斐伏尔批判了西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在空间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暴力，或者说，他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空间化。人类社会的参与使空间社会化、抽象化，社会政治权力努力使空间同质化，这种抽象与同质的过程就是暴力的施加过程，它把空间简化为符号的空间，即抽象空间。空间的暴力及其同质化通过空间隐喻体现出来。

列斐伏尔用音乐对空间隐喻进行阐释，提出了空间的三大逻辑，即空间的几何共振峰（formants）、视觉共振峰和阳具共振峰。几何共振峰来自哲学家们的欧几里得空间，是长期以来用作参照的空间（或空间再现），它被定义为同位空间或者同质空间（isotopy或者homogeneity），其同质性保证了它的社会和政治用途。这种首先将自然空间，然后将社会空间简化为同质的欧几里得空间的过程，授之以令人敬畏的权力。更有甚者，这种基本的简化还将三维的空间简化为二维的，例如一个“方案”、一张白纸以及上面所画出的东西。[43]视觉共振峰暗示了视觉所感知的、替代了所有其他感官所感知的世界，它是一种部分代替整体、是使镜像走向一般化（普遍化）的过程，空间的社会存在通过强烈的、侵犯性和压迫性的可视化过程得以实现。阳具共振峰阐释了空间喻指的男性权力，它象征着一种力量，即男性的生殖力——男性的暴力。男性的粗暴就是政治的粗暴，是强制的手段，如警察、军队和官僚机构等。空间的阳具共振峰暗示了一个充斥着空间的客体的存在，列斐伏尔说，这个“客体”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它是一个“主体”，一个政治的主体，就是权力本身，即国家本身。[44]社会空间（或抽象空间）是权力的空间，权力贯穿着空间生产的整个过程。在所有权力中，最突出的便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成为空间政治的重要内容，且往往与男性权力共谋。

主权国家暗示了“空间”，而且暗示一个暴力（潜伏的或明显的）所指向的空间——一个由暴力建立和构成的空间。[45]国家暴力不能孤立地来看待：它与资本积累、理性以及统一的政治原则相连，这些东西从属于并一体化于社会实践的不同方面——立法、文化、知识、教育——从属于一个决定性的空间之内；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对它的人民和国家实施霸权，并把它们没有来由地归于自己的权力之下。每个国家都声称要生产一个空间，并在那里实现什么——在那个空间里，一些东西甚至能趋向完美，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因而同质的社会。事实上，而且在实践中，国家与政治行为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手段所制定和巩固的，是阶级和阶级集团的权力平衡。[46]

国家是一个框架——一个权力的框架，它作出各种决定以确保少数人、特定阶级或者阶级集团的利益得以强加给社会——这种强加的效果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已经无法区分。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处于中心的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并消解其他权力；一个自称是“至高无上”的民族把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推在一边，并常常在这个过程中镇压它。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如大学、税务权威机构和司法机关等）以及这些机构的有效性不必考虑空间概念的协调作用以实现自我表现，因为它们所起作用的空间被各种法令和规则所统治，而这一切统统归属于国家的政治空间之中。抽象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它同时包含了膨胀的分析理解、国家与国家的官僚理性、“纯粹”的知识和话语权力。[47]知识和权力在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统治之下，缔结成坚固而合法的同盟。

抽象空间不是在抽象中构想而成，它具有“内容”，但是这个内容本身只有通过涉及实践才能“抓住”。事实是，抽象空间包含着矛盾，但抽象的形式造成消解这些矛盾的假象。抽象空间是同质的同时又是分裂的，是整体的又是碎化的，抽象空间只是具有走向同质性的趋向。列斐伏尔在论述其内在矛盾的同时，承认了抽象空间内部固有的异质性，并进而对社会空间进行分类。社会空间或者抽象空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同质，虽然其背后的国家权力和统治阶级力图使之变得同质化，社会空间存在着多样化，在这种同质化力量之下的异质存在就是“他者”空间的来源。

抽象空间的同质化力量对空间的生存主体进行统治和规约，不同的主体在这些空间里定位着自己的身份。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结构的解析和一系列隐喻的运用，把空间与人联系起来，并阐释空间对于人的规约性。空间的结构对住在这个空间里并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产生意义。住在这里的是一个“主体”，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人，有时候也会是一个“集体主体”。从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说，形式与结构的运用与整体空间的功能相呼应，空白（如缺席与在场之间的对照）和边缘，还有网络都有了“居住”的意义。[48]从社会的立场来说，空间具有双重的“性质”和（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一种双重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人把自己和空间联系起来，把自己置身于空间之中。人面对着自己的直接性和具体化，把自己置身于中心，确定着自己，测量着自己，且把自己当作尺度。总之，人是“主体”。一个特定的社会身份——总是假定有稳定的位置，存在于一定的状态，并由这种状态所决定——暗示着一定的角色和功能：一个个体的或者公共的身份。[49]

社会空间是一个禁止的场所，因为它同时被禁令和其对立面，即命令所穿越。[50]发生在空间里的行为受制于这个空间：空间“决定”哪种行为可以发生，但是连这种“决定”也是有限制的。空间规定着法则，因为它暗示了一定的秩序——因而也暗示了某种无序；空间命令身体，规定和禁止哪些举止、路径和距离被覆盖。[51]在空间的规约中，“有空间的受益者，也有被空间排出的人，即那些‘被剥夺了空间的’人”。[52]而这些被剥夺了空间的人就成了空间里的他者，他们所生存的空间便成了他者的空间。这种空间一方面是抽象空间同质化下的异质空间，另一方面，它又是受压迫者的空间。抽象空间把暴力强加在他者的生存之上，主宰着他们的空间实践。莫里森正是通过他者空间的书写来表达其他者观照的。

第二节　莫里森小说中的“他者空间”

莫里森的小说向读者呈现了美国社会不同时代的抽象空间，在那些抽象空间中，空间的三大逻辑得以充分体现，其几何共振峰表现为整个社会均依照统一的有利于白人阶级利益的体制和价值观，其视觉共振峰表现为随处可见的以白人文化和审美标准出现的事物，它们对身处社会空间的不同人群形成视觉的冲击，阳具共振峰则表现为为了确保那些统一的体制、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得以实现的政治暴力，它们对空间中的差异部分实施强加，而美国黑人和女性的生存空间就是强加的对象，是这种抽象空间里的他者空间和在不同时期国家抽象空间同质化强制力量之下的异质性存在。莫里森的小说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抽象空间限制、排斥、禁止甚至剥夺了生存空间，空间叙事成为莫里森表现他者政治的重要策略。

20世纪后期西方评论界出现的空间转向重申了空间在哲学、社会学、社会理论和文学上的地位，出现了围绕地方、空间和文化地理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模式，为文学领域的空间批评开启了新的篇章。[53]克朗（Mike Crang）和萨义德（Edward Said）都就文学空间叙事的政治性进行解读。克朗的《文化地理学》（The Cultural Geography）有效地架起了地理、文化和文学之间的桥梁，涉及国家、种族、性别、历史、商品和消费文化、经济、媒体、殖民主义以及“他者”等方面，与列斐伏尔的观点一脉相承，是以列斐伏尔理论阐释社会和文学现象的有力实践。克朗认为，文学里的空间不仅仅是景观描写，而且还帮助构成这些景观，它呈现特定历史背景下特定地方的特殊情感，反映既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表现不同人物间的性别关系和性别特点，以及自我主导下的“他者”表达。[54]克朗认为：在白人经典作家的作品中，空间体现了“白人男子”的统治力量，尤其是在殖民主义期间，欧洲以外的“他者”空间成了白人男性的欲望与恐惧空间。萨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空间批评的例子。萨义德考察了19—20世纪欧美，尤其是英法和美国的文学，发现它们成了帝国的共谋，这些文本中的空间所体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共同参与了帝国的扩张。[55]

莫里森作为来自他者种族的作家，她小说里的空间不是参与帝国的构建，而是反映了帝国的构建方式，这种构建方式以“他者”为参照。在对他者空间再现的过程中，莫里森表现出种族与性别的观照，黑人和女性的他者地位的形成都与空间生产紧密相连。美国种族现象的形成是与欧洲殖民者的空间掠夺相伴而生而且根据对自然的不同态度加以界定的，欧洲男性中心把自然和女性当作人类之外的他者，当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新大陆以后，对自然与女性的敌对扩展到这二者之外，扩展到“欧洲”之外的一切自然与人类范畴，使空间与种族以及性别紧密关联起来。

美洲印第安人把大地看作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把自然看成是人类和非人类共同属于的群落，人类的生命是内嵌于自然且依赖自然的。相反，欧洲移民则把大地理解为上帝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而赐予他们的礼物。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由上帝派来征服和主宰地球的，美洲的荒野就是上帝赐给他们这些“选民”的乐土，就像出埃及记里的人们一样。[56]并且，欧洲移民像对待新大陆一样，把美洲土著人看成没有开化有待驯化的动物，把非裔美国人看成是可以劳动的家畜，他们主要被当作奴隶。受奴役的“他者”经常被描述为资源或者仅仅是身体。美洲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与自然一道成为欧洲白人的“他者”。[57]自此，欧洲白人成了这块大陆的主人，他们代表人类成了主宰一切的中心，而其他族裔，如非裔美国人则成了与“人类”相对立的“他者”。

美国黑人的空间是存在于欧洲裔白人国家权力主导下的他者空间，它意味着黑人种族在美国土地上的他者化。美国黑人的他者化具有其社会历史根源，与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密切相关。考察美国黑人的他者性要求我们认识到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非洲背景，二是美国的奴隶制。首先，在西方的空间扩张中，非洲及非洲人成为欧洲中心主义者首选的他者，他们先把非洲变成了殖民地，然后将非洲人作为另类于欧洲人的人种，甚至把他们当成对立于人类的动物来看待。更有甚者，美国社会企图通过极端的奴隶制使非裔美国人变成类人类。比林斯利（Andrew Billingsley）在他的《白色美国的黑人家庭》（1968）中说，美国社会有把黑人奴隶降为类人类等级的六大步骤：使他习惯严格的纪律，要求他无条件地顺从，让他牢记自己内在的劣根性，培养他对白人的无限恐惧，训练他采纳白人对好行为的规定，给他灌输完全的依赖感。[58]美国黑人长期以来遭到体制化的拒绝，而不得参与美国社会的主要机构，更不能对之产生什么影响。[59]

莫里森再现了美国帝国主导空间下的“他者”空间，即美国黑人的空间和女性空间，从“他者”的角度反观白人主导空间对他者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强制和强加。这个空间是欧洲白人男性霸权在新大陆建立的国家抽象空间之下的差异空间，这一空间再现了欧洲白人男性霸权如何像对待美洲自然一样，把非裔美国人当成了剥削和压迫的客体，并剥夺他们起码的作为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利。这一空间霸权严重破坏了黑人群体作为人类一部分的生态体系，这尤其反映在美国黑人家庭的组建上。而在主导空间挤压下形成的黑人的“他者”空间中，莫里森更加关注来源于非洲传统的女性空间构建的重要性，同时关注着种族之间与性别之间的协调发展。

空间作为贯穿莫里森小说的重要元素，不但体现了美国文学和非裔美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也成为她实现其小说政治性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文学不仅仅反映社会现实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帮助构建了社会空间。伊格尔顿说，国家是一种想象性行为，它不是指一片土地或者一群人，而是一种神话，它需要叫作“文学”的神话创造机制来维持。[60]在他看来，国家是通过书写而成立的，也就是说，文学与空间理论、身份和地理相互加强——彼此都是变化和动荡的主体而不是固定不变的。[61]拉塞尔在阐释伊格尔顿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文学与美国这个国家之间的关联。她说：“当美国被书写而成的时候，汇聚成美国这个国家概念的美国书写本身是由这块土地的自然地理形成的。”美国文学是“关于空间、开放的空间的文学。在这个空间里，热诚的或踌躇的，挑衅的或防守的主人公们感受着这个空间的潜力和局限”。[62]美国文学史反映了美国这个国家的移民性质，反映了根与迁徙之间的相互作用，定居与逃离等事件在美国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地理与身份之间的问题成为美国文学和无数作家们长期关注的话题。莫里森作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本土作家也毫不例外，她的小说充斥着空间叙事，与美国文学的创作传统一脉相承。但是，莫里森作为非裔美国人以及作为女性作家的身份，使她在小说空间叙事方面显示出独到的一面。从莫里森的创作反观伊格尔顿的说法，不难看出，“书写形成国家”的论断毫不夸张。莫里森站在边缘的角度，书写美国社会的边缘空间，还原了一个在美国大的社会背景下被抽象空间的同质性掩盖的差异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莫里森的小说在“塑造”着美国，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美国社会。莫里森着重描写被美国社会边缘化的黑人的生存空间，同时，她的作品贯穿着身为女性作家的女性主义意识，从空间的抒写中透露出来。

莫里森在传承美国总体文学传统的同时，更承继了非裔美国文学的空间叙事传统，她的空间叙事与美国黑人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休戚相关。莫里森等黑人作家的空间书写表现了他者的生存，美国帝国的建构过程伴随着对特定人群的他者化以及对他们实行的空间剥夺。作为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裔美国文学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再现地理空间及空间迁徙，着重叙写了具有明显他者性的美国黑人的空间。美国黑人与欧洲裔白人的迁徙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作为后者的他者来到美洲大陆的，对于作为奴隶的非洲人来说，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经历和感受显然有别于欧洲移民：非洲人的离散代表了自由的终结和希望的泯灭。对于欧洲移民来说，不管他们的动机和迁移是怎样的情形，位置的变换意味着逃脱了某种东西，或者逃到了什么地方，对“美洲”的想象总会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希望。对于作为俘虏的非洲人来说，被强制的迁移使他们从自由走向了监禁，残忍的从非洲运往美洲的旅途和奴隶的极端处境使他们无法认识到“美洲”这片“希望之地”。传统意义上，美国的神话并没有给这个“另类”的民族留有空间，非裔美国人是“被剥夺了空间的人”。历史学家维斯说：“空间和空间斗争是非裔美国人生活的重心”[63]；他总结道：“白人种族主义通过非凡的努力限制他们占有和使用空间，甚至限制他们在空间中移动。面对这样的种族主义，非裔美国人进行斗争，捍卫和拓展他们的可利用空间。”[64]著名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胡克斯也谈到美国黑人的空间：“从奴隶制时期至今，很多抵制斗争的叙事具有同样的空间政治情结，尤其是修造房屋的需要。”[65]

这种洲际离散下美国黑人的“无根”处境和奴隶制的空间控制成为非裔美国文学一直以来的文学传统，并成为黑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谈到饱含沉重历史的黑人小说时，斯特普陀说：“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还漂流在大海上，还在‘中段航程’（the Middle Passage）中，还在寻找我们的领地，我们的家乡。”[66]非裔美国文学作品展现了从南方到北方，从农村到城市，从集体到个人，以及从农业到工业的基本流向，如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看不见的人》（The Invisible Man）和赖特（Ri chard Wright）的《土生子》（The Native Son）就是很好的例子。贝克（Houston Baker）在他的《布鲁斯、意识形态和非裔美国文学》（Blues， Ideology，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中运用了“black（w） hole”一词形象而双关地表达了在奴隶释放和废奴宣言发表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黑人的自我仍旧囿于黑暗之中的微妙情形。[67]贝克的这一隐喻来自对埃里森和赖特的解读，来自《看不见的人》中身处北方大城市的主人公在一个小洞里（hole）的家和《土生子》中大大托马斯（Bigger Thomas）在地下室里寻找自我的情形。在埃里森和赖特的作品中从南方走向北方城市的主人公，在空间变换中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和前途，可是他们得到的只有迷茫以及被城市排挤的命运；空间在他们身上形成冲击，他们居住于无形的空间中，正如他们的身份，是被城市所忽略的，他们是城市里看不见的人。

白人空间主导的无处不在导致的逃离、迁移或被迫迁移成为莫里森小说中较为典型的黑人空间实践。莫里森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她能够成功地揭示在美国社会中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在一个以白人文化为标准的社会里，黑人的身份是边缘化的，这个边缘化的微妙之处表明了与黑人经历相联系的一系列创伤。美国黑人一直被主流文化定义为“他者”，其结果是获得一个积极的、与种族无关的个体主体性是很成问题的，这一切与空间的问题融合在一起。

莫里森小说中的迁徙与逃离包括了埃里森和赖特作品中呈现的从南方到北方或者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这与美国白人同时期的移民相反。久居城市的白人阶层大多厌倦了城市而向往田园般的乡村生活，但黑人却恰好相反，他们把城市看作是希望之地，梦想着去那里找到更加美好的生活。莫里森的亲身经历直接反映了这种空间变换，她出生在俄亥俄州的洛兰镇，她父亲和母亲的家人在20世纪早期从南方迁到了这里，以寻找更安全的居所和更多的经济机会，他们是1880—1920年南方农村到北方工业城市“大迁徙”中的一员。这也是为什么洛兰在她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原因之一。不过，莫里森小说人物的空间迁移却是双向的，而且，作者更关注从城市到乡村的逆流，这种逆流是黑人寻找自我身份的必需之旅。

莫里森在描绘美国黑人走向城市时，大多带着对城市较为消极的看法，也就是说，美国黑人总是把希望寄托于走向城市，可城市给予他们的回报却是失望与迷茫。虽然不像看不见的人那样生活在城市的小洞里，也没有像大大托马斯一样住在地下室，但是莫里森的小说人物也不能完全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过去和浸透着过去的南方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去。身为黑人、身为奴隶或者身为前奴隶的后裔，致使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被城市排挤在可见的空间之外。在莫里森的作品中，北方和北方的城市是美国社会的主导空间，是聚集着财富和权力的地方。身处南方农村的黑人族群，向往着北方城市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运，然而走向北方并非意味着他们“美国梦”的实现，城市空间将他们边缘化，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归属和自主感，他们在城市里变成空间里的他者。而莫里森一再感到亲和的黑人社区，以另一种可能为美国黑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在莫里森的小说中，人物的迁移会有从城市到农村，从北方到南方的反向移动的原因。在谈到莫里森小说中的时空交织时，库彼茨契克指出，莫里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参与了两个连续体。一个连续体从单独的个体向外延伸到社区，另一个连续体则同时在时间内来回移动，将现在和过去与未来的时代连接起来。这样，托妮·莫里森的小说说明了非裔美国小说何以为非裔美国小说的原因。[68]

可以说莫里森的小说把黑人社区放在了关注的重心，是非裔美国人空间实践最重要的方式。在与斯特普陀的访谈中，莫里森谈到她自己在空间上感觉出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她感觉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甚至感觉不出自己是个公民。但是她有很强的地方感，这种感觉不是指国家或者州，而是很细节的，关于社区和村镇的情感和情绪。[69]空间的强加性决定了莫里森小说人物构建自我的方式，他们常常在不同的空间之间徘徊，而无法肯定自己真正的归宿。不过，无论如何，莫里森小说人物的身份建构离不开社区。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是在美国国家同质性空间下建构的差异空间，是相对于主流空间的他者空间，是白人霸权空间排挤下的产物。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在城市还是农村，社区都是美国黑人身份建构的核心空间，成为他们建构自我和谋求发展的根据地。在社区构建的过程中，身为他者的黑人女性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肩负社区文化传承的重任。

美国黑人的社区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从来到美国那天起，黑人就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而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被放置于各种异质空间里，成为作为客体的他者，他们需要同样身为他者的族群力量来维持生存。莫里森的作品告诉我们，身为奴隶的经历、那些曾经被当作财产以及被定义为“非人”或者“类人类”的过去使美国黑人无法拥有家和亲情，他们是被剥夺了空间与尊严的人群，是漂泊于不同空间的流散人群。废奴运动使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过去几百年来体制下形成的他者地位使他们在家的建构上仍然经受着种族创伤的遗毒。他们即使能拥有一个家，这个家也是一个带着“缝隙”的家，是一个“非家”之家，这是因为黑人的生存受制于来自主流社会抽象空间强加的暴力以及一代代的代际创伤。而黑人女性在这种他者空间中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她们不但承受着来自种族的迫害，更承受着来自种族内外的性别压迫，同时，她们还承担着家庭空间建构的重担。莫里森作为女性作家的身份使她的关注点不仅限于黑人女性，在各种异质空间呈现的他者化状态中，她也关注着其他种族女性的他者化，具有普适的倾向。

空间书写成为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在莫里森小说人物所有的空间实践中，有三种至关重要的空间：一是在迁徙漂泊过程中建构的家；二是无论逃往何处，美国黑人都与之发生联系的黑人社区；三是体现黑人和女性他者生存的各种异质空间。这些空间把莫里森小说中“他者”的所有空间实践串联起来，成为表现黑人和女性他者生存的主要社会空间。家、社区和各种异质空间与种族和性别的他者身份紧紧交织，有力地体现了莫里森的政治意识，在这些空间的生存与实践中，他者得以恢复文本和历史的在场并重构他们的主体性。这些空间的书写成为表现莫里森小说中心主题以及其他各种主题的重要手段和策略，服务于她小说创作的艺术性和政治性，为整体解读莫里森的小说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然而，直到21世纪以来人们才开始关注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并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莫里森小说中的空间叙事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多的重视，更没有人从家、社区和异质空间等方面从整体上考察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和女性的他者身份。所以，本书将从家、社区和异质空间几个方面着手，解读莫里森小说中的他者空间，探讨她的空间政治意识。

第三节　国内外莫里森研究综述及本书的基本框架

在西方，莫里森小说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1976年，史密斯（Barbara Smith）在《美国黑人女性研究》一文中提到了莫里森，1977年和1978年斯特普陀（Robert Stepto）与贝克曼（Jane Bakerman）分别在《美国多种族文学》（MELUS）和《美国黑人文学论坛》（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上发表了与莫里森的访谈。在《所罗门之歌》发表以后，Callaloo[70]刊登了狄克逊（Melvin Dixon）的书评《如果你屈服于空气》。随着莫里森小说的陆续发表，有关书评、采访和论文不断增加，到了20世纪80年代，莫里森研究不断升温。1985年，出现了第一部由琼斯（Bessie W.Jones）和文森（Audrey L.Vinson）所著的莫里森研究著作《托妮·莫里森的世界：文学批评探索》（The World of Toni Morrison：Exploration in Literary Criticism），该书探讨了《最蓝的眼睛》中的童话故事、莫里森小说中的场景、《秀拉》里的心理扭曲、《柏油娃》里的花园隐喻和基督象征，同时考察了莫里森小说中的神话人物、虚无主义和希腊悲剧母题。[71]1987年，米德尔顿（David L.Middleton）发表了《托妮·莫里森：注释文献目录》（Toni Morrison：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一书，对莫里森的小说（从《最蓝的眼睛》到《柏油娃》）和其他作品、访谈、莫里森作品总体和个别研究、莫里森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等作了简要介绍，列出和评注了到该书发表前出现的莫里森批评和评介的文章171篇（含著作）。从此以后，关于莫里森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不断涌现，莫里森研究逐渐繁荣起来。20世纪80年代共出现莫里森研究（和相关研究）著作6部，1990—1993年共有莫里森研究著作5部。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她的小说受到批评界的持续关注。1993—1999年莫里森研究专著达9部以上，另有4部著作涉及莫里森。21世纪以来，莫里森研究专著至少有20部，还有很多研究著作涉及莫里森。从莫里森发表第一部小说至今，研究莫里森的硕士、博士论文达500多篇，学术期刊论文则不计其数。

在过去几十年里，莫里森研究的批评视角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拉康学说、新历史主义和符号学研究，以及介于这些角度之间的种种方法。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莫里森小说进行解读和探讨，大量的访谈表现了莫里森的创作观点和政治思想，各种专著对莫里森进行专项主题讨论，而多部论文集则呈现了莫里森作品所赋予的万花筒般的解读世界。其中，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和塔利（Justine Tally）对莫里森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分别撰写和编辑的研究著作为莫里森研究提供了完整而系统的原创文献，集不同批评者的见解和论述于一体，成为莫里森研究的宝贵文库。除了这两位学者的成就之外，莫里森研究的成果非常丰硕，走进这些批评有利于读者从不同的侧面了解莫里森的作品，从而得出全面而独到的理解与阐释。

众多的研究成果表明，繁荣的莫里森研究聚焦于一个中心，那就是莫里森作为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身份。所有的阐释差不多都围绕这个身份展开，结合了不同的阐释视角，解读莫里森作品中显示或者暗示的政治思想，或者考察她小说中的美学因素。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讨论主题是种族、性别、文化和文学传统，大体包括种族历史、性别话语和性别政治、非洲及非裔文化传统对莫里森小说创作的影响、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非裔美国文学传统、美国文学传统或者西方文学传统等方面。种族与性别常常融于小说人物的身份寻找和身份建构当中，与非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分不开。种族的历史和命运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关涉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白人的主导文化如何主宰着美国黑人的生命与生存。非裔文化传统的沿袭为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神话、民间传说、黑人口头文化的传扬以及对黑人社区的书写提供了阐释视角。性别问题常常与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在非裔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女性在种族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支撑力量、女性话语和女性叙事、母爱主题以及性别歧视对女性的伤害等相联系。而美国作家的身份为莫里森作品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莫里森成为与美国和西方经典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对象，探讨她的创作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主流作家之间的关联。美国作家与非裔作家的双重身份为莫里森小说的非裔奴隶叙事和现代主义及后现代叙事提供了阐释空间，如莫里森对西方叙事传统的继承、解构以及改写等。

种族是莫里森小说研究最为持久的主题，一直延续至今。在迪德里克（Maria Diedrich）等所编著的《中段旅程和黑色想象》（Black Imagination and the Middle Passage，1999）一书中，雷诺（Claudine Raynaud）讨论了莫里森的“抛弃诗学”，指出《宠儿》中奴隶女儿的独白表达了在真正的恐惧和死亡面前感受到的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给她造成的被弃感，从而暗示了一种心理分析的所指，即对奴隶贸易无法言说的经历、集体创伤和黑人种族灭绝的重新再现。施莱纳（Evelyn Jaffe Schreiner）的《莫里森小说中的种族、创伤和家》（Race，Trauma，and Hom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2010）采用心理分析、神经生物学和文化与社会理论，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莫里森前9部小说中奴隶制导致的集体和个人创伤如何植根于黑人的身体和心灵并代际传递的事实。[72]

性别是莫里森小说研究的热门话题，且不断出现新的阐释空间，从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研究不断扩展到广义的性别研究。在盖茨（Henry Luois Gates，Jr.）主编的《黑人文学与文学理论》（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1984）一书中，威利斯（Susan Willis）用“疯克乐”的爆发来解读莫里森小说中女性关于性经历的体验，指出莫里森对性经验的颜色和意象描写激起了超现实主义的诗学，但她运用较为连贯的散文来展示这些意象和展现历史。莫里森小说中人物对性的感受表明了他们不同时期的人生转折，映射出他们在不同的转折点所经历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奥赖利（Andrea O’reilly）的《托妮·莫里森与母亲身份：情感政治》（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A Politics of the Heart，2004）考察了莫里森的小说、文论、演讲和访谈，从母亲身份的角度分析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经历，考察了在美国主导文化里黑人母亲的身份与自然母亲身份之间的显著差异。在莫里森看来，黑人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基本的、深刻的抵抗行为，是黑人女性反对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以实现她们自身及其文化之健康存在的综合体现。奥赖利说，莫里森的母爱理论，即“情感政治”就是：母亲身份和母爱的力量使一个更好的世界成为可能，无论是对黑人自身还是对他们的孩子，都是一样。比利（Elizabeth Ann Beaulieu）的《黑人女作家与美国新奴隶叙事：女性魅力的释放》（Black Women Writers and the American Neo-Slave Narrative：Femininity Unfettered，1999）一书涉及了《宠儿》中的性别政治，考察了当代黑人女性作家如何形成了新奴隶叙事传统，指出这些作家通过新奴隶叙事这种文学样式，从黑人女性的角度重写历史。莫里森等女性作家从性别的视角考察了美国的奴隶制，对那些奴役黑人女性、拒绝她们拥有性别的种种神话进行质问，同时通过这种样式赞美了黑人女性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使她们从被夺去性别的人走向哺育的母亲。[73]

学者关注较多的另一方面是莫里森小说中的文化因素，非洲文化对莫里森创作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莫里森小说中的文化总是与种族交织，对文化的理解离不开种族身份的建构，突出表现这一点的有霍洛韦（Karla F.C.Holloway）等的《新的精神维度：莫里森小说种族与文化的双面解读》（New Dimensions of Spirituality：A Biracial and Bicultural Reading of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1987）。希金斯（Therese E.Higgins）的《宗教虔信、宇宙论和民俗学：非洲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Religiosity，Cosmology，and Folklore：The African Influen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2001）提供了莫里森小说中呈现的非洲数个国家的信仰、习俗、传统和宇宙观等背景文化知识，该书阐明了非洲文化之根与美国文化产品如何有利于理解和澄清莫里森小说中的若干文化喻指。詹宁斯（La Vinia Delois Jennings）的《托妮·莫里森与非洲信念》（Toni Morrison and the Idea of Africa，2008）梳理了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宗教符号和母题，从莫里森的作品中找出那些可以辨识却又难以捉摸的黑人性。詹宁斯以一种很系统的方式揭示出非洲传统宗教符号在莫里森小说中的重要角色，指出莫里森的作品表现为非洲文化的重写本，它已被附加了欧洲裔美国文化的影响。[74]

学界关注较多的第四个方面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文学传统。非裔美国作家身份的双重性为莫里森小说创作手法的非裔和美国传统提供了视角。佩奇（Philip Page）的《危险的自由：莫里森小说的融合与碎化》（Dangerous Freedom：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1995）对莫里森的前6部小说进行文体风格、解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阅读，涉及了非裔美国文学以及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理论中常见的双重意识、文化多元和多样化。佩奇的独到之处在于架起了莫里森小说及其批评之间的桥梁，并对解构主义和非裔美国文化习语之间的类似点进行讨论，提供了来源于解构主义、心理分析批评、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和实际批评的综合评论，是对作为“文本”的莫里森小说较为彻底的解读。佩奇提炼了莫里森对基于非裔美国人的实际存在和经验语境对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进行探索的观点，集中探讨了莫里森的叙事框架和范式，对莫里森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进行细读，且与解构主义、心理分析和文化批评结合起来。赖斯（Herbert William Rice）的《莫里森与美国传统：反诘式解读》（Toni Morrison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A Rhetorical Reading，1996）从莫里森在不同的访谈中表现出的相互矛盾的说法着手，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探讨了莫里森小说创作中的西方文学传统。罗斯等（Stephen M.Ross et al）的《无所畏惧的凝视：对莫里森与福克纳的再想象》（Unflinching Gaze：Morrison and Faulkner Re-Envisioned，1997）对比了莫里森和福克纳的创作主题、风格和艺术特色。海纳特（Jennifer Lee Jordan Heinert）在她的《莫里森小说中的叙事传统与种族》（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2009）一书中分析了莫里森小说的叙事策略对传统文学样式的修正，称莫里森打破了主流文化关于种族与性别的逻辑。[75]

莫里森小说的空间研究始于21世纪初，这主要因为在20世纪末文论批评出现了空间转向的缘故。莫里森小说的空间研究除了少数著作以外，多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将莫里森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研究她小说中的某一个特定空间，家、厨房、棺材、壁橱等是主要的涉及点，这类研究主要出现在一批博士论文当中。斯波特克（Nicole Spottke）在她的《壁橱、厨房和女修道院：性别空间中的女性家庭书写》（“Closets，Kitchens，and Convents：Women Writing of Home in Gendered Spaces”，2009）一文中，讨论了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Clarissa），女诗人玛丽·利普尔（Mary Leaper）的《米拉》（Mira）和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天堂》等作品中家的不稳定性。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梦想着拥有一个家的同时，应对着家的动荡无常以及不同程度的社会压迫。基切纳（LaNisa S.Kitchiner）的《喻指的结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和南非黑人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房子的表征》（“Signifying Structures：Representations of the House in African-American and Black Southern African Women’s Writing”，2010）以莫里森的《宠儿》为例，讨论在20世纪南非和美国非裔女性作家的小说和戏剧中的房子意象。基切纳以博伊斯（Carol Boyce）和胡克斯（Bell Hooks）的理论为基础，研究在黑人女性作家中，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况下，房子如何成为一种必选的权力空间，以及处在隔离社会里的黑人女性作家如何在她们的作品中利用空间来表达意义、形式和功能。基切纳注意到，在《宠儿》中，赛丝、宠儿和丹弗占据了家的中心位置，而家里的男孩子则选择了逃离，保罗D也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她认为《宠儿》提供了探讨黑人女性作家建构黑人女性家庭生活方式的文本。尹（Seongho Yoon）的《地方使然：威廉·福克纳、托妮·莫里森和长雷·李小说中的主体地理、社区地理和国家地理》（“The Differences Place Makes：Geo graphies of Subjects，Communities，and Nations in William Faulkner，Toni Morrison，and Chang-Rae Lee”，2006）以莫里森的《天堂》为例，讨论了地理、性别空间和后种族的排外性。他说，在莫里森的小说中，小说人物的历程回应了历史上的事件，比如“中段航程”、“地下铁路运动”（The Underground Movement）、“大迁徙”等，莫里森常常刻画一些来往于南方与北方之间的人物，当这些人物在进行身体移动的时候，他们的情感和心理也经历着相应的旅程，这个旅程的最终目标总是以“家”的形式对非裔美国人的生命产生作用。[76]除了对比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对莫里森的空间进行专门研究，比如克罗宁杰（Betty J.Chroninger）的博士论文《从奇怪的水果到硕果累累的厨房：莫里森小说中的厨房》（“From Strange Fruit to Fruitful Kitchens：The Space of the Kitche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2005）。[77]

拉塞尔（Danielle Russell）在她的《角度与弧度之间：绘制维拉·凯瑟和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性别、种族、空间和身份》（Between the Angle and the Curve：Mapping Gender，Race，Space，and Identity in Willa Cather and Toni Morrison，2006）一书中集中讨论了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性别空间，涉及莫里森小说中的大地、性别化景观、花园、女性身体、母性空间（女性意象空间）以及家的重要性。拉塞尔认为，凯瑟和莫里森作品中的空间均是流动和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僵化和矛盾的空间；两位作家小说中的空间被赋予了亲密性和无限性。她们通过创造混合的地理空间来挑战等级制和二元对立。[78]凯瑟和莫里森作品中的“家”都具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小说中的多数行为都发生在家中。两位作家挑战了“家”作为压迫之所的概念，相反，在她们的描述中，家成了促进哺育和激励人心的家庭空间。拉塞尔说，家没有被两位作家降至简单的理想空间，也没有被她们一般化为一个消极的场所。两位作家都在家庭空间的建构中融进了这个空间的复杂性和可能性。[79]不过，由于其论述的“可操作性的控制”，拉塞尔并没有考虑莫里森所有的小说文本。[80]

杰瑟（Nancy Jesser）的论文《莫里森〈宠儿〉中的暴力、家与社区》研究了《宠儿》中家和身体作为记忆与修正的场所，是建立新的家庭机构和亲戚网络的所在。宠儿身体的角色就是记忆与欲望相遇的地方，书中人物居住或者逃到的处所有时成了记忆与欲望的固定容器，有时候又成为使自我变得温和的领域，使聚集与必要的连接成为可能，使解放斗争成为可能。多布斯（Cynthia Dobbs）的《托妮·莫里森〈天堂〉中房子、家和避难所的流散设计》（“Diasporic Design of House，Home，and Haven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2011）分析了《天堂》中女修道院、炉灶和非洲三种空间与家之间的关联。女修道院作为一名前贪官的豪宅是美国白人男性征服的典型设计，是不受侵犯的、强大的白人男性家长自我的再创造。莫里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想化房子的设计常常基于对穷人、非白人和女性等下层阶级的拒绝与排斥。来自“非家”之家背景的不同女性在废弃的贪官豪宅里藏身，把它变成一个“家”，然而却遭到鲁比男人们的袭击。《天堂》里的炉灶具有反讽的意味，炉灶原本是放在厨房里的，是女性的主要空间。而在《天堂》中，它却成了一个“没有房子”的家，成了体现男权的空间。非洲成为流散的美国黑人关于家的乌托邦想象，是他们企图逃避历史的一种选择，真正的家的构建还需要从内部、从他们自身的处境开始，也就是说，黑人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

当“家”等空间成为学者热心的话题时，莫里森小说中的城镇和城市也一样受到了关注，不过，学界对这种空间的关注相对较少，只有少数几篇论文涉及相关研究。达尔斯加德（Katrine Dalsgard）在《值得一提的黑人小镇：莫里森〈天堂〉里的非裔美国例外论、历史叙事和国家批判》（“The One All-Black Town Worth the Pain：Africa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Historical Narration，and the Critique of Nationhood in Morrison’s Paradise”，2001）中探讨了莫里森对美国例外论的运用，同时背叛这种传统且对其进行批判以使之变得复杂化。相对于白人文学作品来说，城市作为非裔美国文学中长期出现的元素并没有得到研究界足够的重视，莫里森作品中的城市也一样。帕格—德里斯（Anne-Marie Paq uet-Deyris）在《托妮·莫里森的〈爵士乐〉和“城市”》（“Toni Morrison’s Jazzand the City”，2001）中指出，《爵士乐》中的“城市”是作为主人公乔寻找和建构自己身份的背景而存在的。夏德维克—约书亚（Jocely n Chadwick-Joshua）则认为，莫里森特别将《爵士乐》中的城市变成书中人物（乔、维奥利特、爱丽丝以及菲利斯）的抚育者、煽动者和母亲，城市和它发狂的意向也反映了这些人物内心深处的欲望、挫折和恐惧。[81]马洛塔（Melanie A.Marotta）在她的博士论文《托妮·凯德·班巴拉、盖尔·琼斯和托妮·莫里森作品中农村与城市地区对女性社区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Rural and Urban Areas on the Female Communities in the Works of Toni Cade Bambara，Gayl Jones，and Toni Morrison”，2009）中选择了莫里森的《天堂》和《爵士乐》为研究对象，因为前者书写了位于俄克拉荷马农村的一个纯粹女性的社区，后者则强调了城市里不同年龄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两部小说都塑造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女性，当这些女性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的时候，她们先前所生活过的地方仍然在其心中存有价值。[82]马洛塔认为，农村与城市对这些特别的女性社区来说是很关键的，一如她们的性别、阶级、种族和文化。[83]当莫里森小说人物从南方农村走向北方城市纽约的时候，城市里具有文化同质性的社区说服她们留下来。[84]

施莱伯尔的《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种族、创伤和家》基于依恋理论、分离焦虑理论和神经生物学理论，结合文化和心理学动态，讨论了莫里森前9部小说中的创伤主题，并使创伤与空间联系起来。莫里森的社区组织由具有不同创伤的个人组成，每一代人都把家庭和社区的创伤传递给了年青的一代。施莱伯尔以《爵士乐》和《柏油娃》为例，探讨莫里森小说人物逃避创伤的方式：他们都通过迁移，企图通过新的、不同的生活来重新创造自己。但是，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不能把他们和创伤的源头或者创伤的经历分离开来，因此，《爵士乐》和《柏油娃》证明了身体的迁移并不能抹去创伤。[85]她还探究了莫里森的《爱》中家与记忆和人物身份之间的联系，认为《慈悲》继续了莫里森对家、主体性和创伤痊愈的关注。[86]

以上研究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莫里森小说在西方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莫里森小说的中心主题的阐发得以不断丰富。21世纪以来，国外的莫里森研究有转向空间研究的势头，尤其是大量博士论文的出现，为莫里森小说的空间研究开辟了一片天地。到目前为止，西方的莫里森研究已涉及其作品中的多种空间及其与小说人物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了空间和女性之间的关联，以及家的建构与美国黑人迁移之间的关系。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尹非常重视家这一空间的重要性，分析了家对于流散的美国黑人的重要性，家把不同的空间实践尤其是莫里森的小说人物在不同空间的迁徙联系起来，但他并没有对家庭空间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没有深入探讨家与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关联。拉塞尔对莫里森小说中的家作了较为丰富的阐释，但她没有从房屋的建构和家庭成员方面探讨家庭空间。另外，由于拉塞尔做的是比较研究，为了便于操作，她的研究中只涉及了莫里森的部分作品，显得不够全面。杰瑟较为深刻地分析了《宠儿》中的家庭和社区空间，但由于她的作品只是一篇论文，所以未能涵盖莫里森所有作品，其论述也无法做到尽可能周全。马洛塔对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进行了研究，但她只涉及了《天堂》和《爵士乐》两部作品，论证的角度上也只考虑了女性与社区的关系，没有能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探讨莫里森作品中的社区。达尔斯加德谈到了《天堂》里的小镇以及莫里森对美国例外论的改写，这从某种层面反映了莫里森小说中社区建构的特点，给本书以启发，但他的论述不能对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作全面探讨。施莱伯尔在她的作品中讨论了种族的创伤给家庭空间带来的影响，尤其是黑人家庭的变异和扭曲，涉及的作品也很多，包括了莫里森除了《家》以外的所有小说。但由于她的著作本身主题的限定，也只能涉及莫里森小说中家庭空间的某一方面，但她论述中的创伤主题为本书的论题提供了启示。另外，西方学者中，并没有人涉及莫里森小说中的异质空间。现有的莫里森研究表明，其小说中的空间阐释仍然存在局部和零碎的现象，有待更加全面与系统的研究，这为本书提供了视野和依据。

我国莫里森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到世纪之交以及21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最蓝的眼睛》发表10年以后，莫里森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至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夕，我国学者对莫里森的研究多限于介绍和翻译，其中董鼎山、罗选民、胡允桓等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董鼎山作为早期中国莫里森研究的代表人物，介绍了莫里森早期的作品，涉及她小说中的种族、性别与阶级压迫并指出莫里森小说中女性主题的普适意义。[87]胡允桓不但是最早翻译莫里森小说的人，而且也是早期重要的莫里森批评家，对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主题、风格、创作思想和莫里森本人进行评介。罗选民对《宠儿》的荒诞叙事进行解读，指出《宠儿》“用理性的荒诞来对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荒诞的理性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把黑人争取人身自由这一基本的要求上升到争取人格的尊严和黑人自爱这一高度，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88]罗选民认为《宠儿》这部小说标志着当代美国文学主流所能达到的最高艺术成就和精神境界。[89]同时期的学者还有王家湘、王黎云等，他们分别就莫里森早期小说的主题和叙事模式进行探讨。

1993年10月，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带来了中国莫里森研究的热潮，各大外国文学刊物（如《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等）成为莫里森研究的重要基地，莫里森其人其作更全面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者有王守仁、王家湘、孔祥平、周长才、吴艳、胡全生、杜志卿、杜维平、方红、陈法春等。他们主要涉及了莫里森小说中丰富的内容和思想，讨论她的作品中有关历史、种族、文化和性别等主题。这一时期部分学者开始聚焦莫里森的创作手法、叙事模式和艺术特色，主要学者有李贵仓、方红、吕炳红、杜维平、杨仁敬等。他们就莫里森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叙事的颠覆、音乐和声等叙事及其对莫里森小说主题的作用等进行探讨。1999年，王守仁、吴新云出版了《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专著。该书通过解读莫里森的7部长篇小说，对莫里森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和中肯透彻的阐释，展示出莫里森对美国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成为莫里森研究第二时期的突出成果。

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莫里森作品所提供的多释性和批评的多角度性有了更为全面的挖掘和拓展。这与新世纪以来我国莫里森研究的学术环境大大改善有关，正如在西方一样，莫里森已走进我国高校校园，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研究莫里森的学术专著从21世纪前的1部增加到13部[90]，博士论文10多篇[91]，硕士论文200多篇，学术期刊论文450多篇。在原有的如历史、种族、女性等基础主题得到丰富的同时，身份政治与“爱”的主题较以往得到更多的关注；文本叙事与比较研究得到更大的发展。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心理学、伦理学、原型研究、叙事学、空间、视像、时间、创伤等研究视角大大丰富了各种主题的探讨与阐发。

这一时期的种族、文化研究从以前单纯的小说主题研究拓展到关涉作家本人文学创作的种族与文化立场的讨论，从莫里森总体创作的角度探讨种族与文化问题，且成果较为显著，主要著作有王玉括的《莫里森研究》、杨中举、王红坤的《黑色之书：莫里森小说创作与黑人文化传统》、朱小琳的《回归与超越——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喻指性研究》、毛信德的《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论》和章汝雯的《托妮·莫里森研究》。这一时期仍然有大量的种族、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出现有关种族、文化以及结合历史追问的论文50多篇。21世纪以来，我国莫里森研究对其作品中的身份意识和身份政治进行了深入挖掘，主要著作有唐红梅的《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胡俊的《非裔美国人探求身份之路——对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研究》、王烺烺的《托妮·莫里森〈宠儿〉、〈爵士乐〉、〈天堂〉三部曲中的身份建构》、王玉的博士论文《在差异世界中重构黑人文化身份——解读解构主义者托妮·莫里森》以及其他相关学术论文。这一时期的研究中，黑人女性的命运和处境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包括母亲形象的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女性的主体意识建构、女性的成长、女性的分裂与扭曲、女性的身体政治以及莫里森小说中的姐妹情谊等。更为突出的是，莫里森作品中的男性角色研究的纳入和两性关系的讨论更加丰富了女性和性别研究的内容，这使莫里森小说的性别关怀在研究领域得以呈现。叙事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突破，复调叙事、边缘化表述策略、身体叙事、爵士乐风格、哥特叙事、象征意蕴、语言风格等均有所涉及。这一时期还有一个亮点，即比较研究。这包含了莫里森作品的纵向对比研究，莫里森与其他作者之间的同性同族、同性异族和异性异族的对比研究等方面。另外，我国还出现了少量莫里森作品的翻译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界也出现了莫里森小说的空间研究。但是，与西方的研究相比，我国国内的莫里森空间研究有明显不足。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赵莉华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学者，近几年来有一系列成果问世，连续发表了论文《〈宠儿〉中的“空间表征”之争》（2009）、《空间结构与权力关系——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的空间政治研究》（2010）和论著《空间政治：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2011）。赵莉华第一篇论文讨论了《宠儿》中空间表征的两大阵营，即以废奴主义者鲍德温兄妹为代表的北方阵营和以种植园“学校教师”为代表的南方阵营。两大阵营均强调了“黑白”二元对立，其区别在于是否将黑人作为“人”来对待，南方阵营拒绝把黑人看作人类，而北方阵营则是将他们看作人来对待。赵莉华认为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于19世纪美国南北经济制度不同而导致的种族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其第二篇论文中，赵莉华集中于《所罗门之歌》的前半部分，讨论黑与白、穷与富的二元对立形成的种族和阶级的空间政治，她探究了“非医生街”这一阈限空间并进一步讨论戴德一家的尴尬处境。基于以上两篇论文的《空间政治》一书进一步总结了赵莉华对莫里森小说空间研究的成果，即《所罗门之歌》中种族主义的内化与挑战、《宠儿》中的种族主义话语和反种族主义话语、《天堂》中的建构与结构的二元性以及《爱》里的阶级与性别问题。都岚岚的《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柏油娃娃〉》（2008）一文论述道，莫里森在《柏油娃》一书中运用骑士岛、巴黎、纽约和埃罗等空间作为叙事策略，这些空间使小说人物抵制固定身份而寻找一个不稳定的文化身份。在其另一篇论文《〈柏油娃娃〉的空间策略》中，都岚岚讨论了白色文化霸权下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危机，认为莫里森《柏油娃》里的移位和多背景叙事和主人公的文化与身份冲击有紧密的联系，小说家运用地点、性别和身份的交织以解构殖民主义的身份固化概念。杜维平的《呐喊来自124号房屋——〈彼拉维德〉叙事话语初探》一文虽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却对莫里森小说空间阐释有所启示。该文通过小说中三次出现的124号房入手，解读其作为“逃难的避风港”、“桎梏的象征”和“一幢久经风雨亟待修葺的老屋”的深刻寓意，并结合“124”这个数字的深刻隐喻来考证《宠儿》所暗示的主题含义。124号房，一如赛丝的杀婴行为，是一种对话和书写，是黑人话语与白人话语的对话。关注莫里森空间研究的还有江凤（2009）和江顺来（2011）等。

以上国内外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数量不少，但莫里森小说中丰富的空间表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和挖掘。目前的研究要么把莫里森的部分作品作为目标文本以进行某一个特定空间问题的研究，要么将莫里森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讨论其有限的作品，抑或只讨论她作品中的某一个空间表征主题。本书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支撑，对莫里森小说进行整体的空间研究，以莫里森的10部小说为考察对象，探讨莫里森小说中的空间策略和空间政治，考察莫里森的空间叙事与文学创作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小说人物的空间实践与作者创作思想之间的关联，并试图讨论莫里森如何站在边缘的视角书写美国黑人和女性的他者空间以实现自己的文学创作目的。

第一章从种族矛盾、家庭居所、家庭情感和性别问题几个方面讨论莫里森小说中黑人之家的他者性，分析莫里森作品中黑人家庭空间“非家之家”的特点，它反映了种族和男性霸权对家庭空间建构的影响。社会历史原因导致的黑人的从属地位使他们作为仆人寄居在白人阶级家中，家庭空间对他们进行排斥与规训。家庭居所暗示了肤色的隐喻，肤色的不同决定了居住空间的差异和等级，反过来，恶劣的家庭空间又成为小说人物悲剧的原因之一。在家庭情感上，美国奴隶制下形成的美国黑人的他者地位使他们不可能拥有完整的家，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家的弃儿，在重新建构家的过程中，身为弃儿的他们携带着自身和父辈的创伤，家因为这种伤痕而缺乏应有的温情，仅有的爱也变得扭曲。在性别方面，莫里森作品中的黑人之家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失衡，它们要么表现为没有男性的女性之家，或者表现为父权之家。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存在，家都成为黑人女性在种族与男权暴力之下的他者空间。

第二章讨论社区对美国黑人的重要性，涉及社区的建构以及黑人整体生存、个体身份建构和个体居住空间与社区的关系。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社区是在特权与排斥之下的他者空间，是美国抽象空间同质化过程中对黑人群体进行整体压迫和歧视的结果。他者化共同命运下建构的黑人社区成为美国黑人谋取集体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空间，这种生存与发展与非裔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黑人女性则成为促进非裔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黑人在抽象空间同质化暴力之下寻求生存，其个体身份建构离不开社区，社区对黑人个体具有哺育和限制的力量。个体生存空间，即黑人的家庭空间建构与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社区控制和影响着家庭空间，社区与家的联系是彼此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三章讨论莫里森小说中的各种异质空间所体现的美国黑人和女性的他者化，异质空间以更为直观和明显的方式体现种族与男性暴力对他者的强加。本章着重以种植园、坟墓、教堂与各种流动空间为例探讨莫里森小说中的他者生存。奴隶制种植园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空间政治，在种植园里美国黑人成为权力的他者和“赤裸的生命”。坟墓和墓地表现了作者的种族意识与性别政治，体现了黑白种族之间的地位等级，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与压迫，以及种族与性别暴力对女性的强加，而非裔文化中坟墓与幽灵传说的运用有力地凸显了这些观点。原本作为殖民空间的教堂与美国黑人的他者生存密切关联，成为他们寻找自我生存的重要空间；同时，教堂也成为深受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女性的他者空间。各种流动空间与他者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汽车、火车和轮船等空间再现了美国黑人和女性的他者存在，涉及奴隶贸易、欧洲殖民和不同时期的种族歧视与隔离对黑人和女性的压迫。

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与作家典型的空间形式的叙述模式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本书也将适当涉及莫里森小说创作的空间化叙事，探讨这种叙事何以完美地呈现了莫里森的空间叙事，从而实现其小说创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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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里森的作品还包括儿童文学：The Big Box（1999），The Book of Mean People （2002），Peeny Butter Fudge（2009）；短篇小说：Recitatif（1983）；剧本：Dreaming Emmett （performed 1986），Desdemona（first performed 15May 2011in Vienna）；歌剧：MargaretG arner （first performed May 2005）；非小说The Black Book（1974），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1992），Race-ing Justice，En-gendering Power：Essays on Anita Hill，Clarence Thomas，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editor）（1992），Birth of a Nationhood：Gaze，Script，and Spectacle in the O.J.Simpson Case（co-editor）（1997），Remember：The Journey to School Integration（2004），What Moves at the Margin：Selected Nonfiction，edited by Carolyn C.Denard（2008），Burn This Book：Essay Anthology（editor）（2009）；论文：“Introduction”，in Mark Twain，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1885］.The Oxford Mark Twain，ed.，Shelley Fisher Fishk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xxxii—xli等。

[2]莫里森所获奖项包括：1977年《所罗门之歌》获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和美国文学艺术与文学研究院奖；1987—1988年获罗伯特·F.肯尼迪图书奖；1988年《宠儿》获美国图书奖、安尼斯菲尔德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89年获MLA联邦文学奖；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及巴黎艺术与文学领衔作家称号；1994年荣获巴黎孔多塞勋章、赛珍珠奖和雷吉耶姆·朱里文学奖；1996年获杰斐逊奖和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国家基金荣誉勋章等；2000年获国家人文勋章；2002年，学者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把莫里森列为100位最伟大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3]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4]同上。

[5]万俊人：《萨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6]同上书，第42页。

[7]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8]同上。

[9]同上。

[10]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42—446页。

[11]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eds.，Cultural Theory：The Key Concepts，2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235.

[12]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13]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860—863页。

[14]同上书，第864页。

[15]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864页。

[16]Mary Jacobus，Women Writing and Writing about Women，London：Routledge，2012，p.12.

[17]戴雪红：《他者与主体：女性主义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8]Jennifer Lee Jordan Heinert，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New York：Routledge，2009，p.6.

[19]Toni 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

[20]Ibid.，p.X.

[21]Danille 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262.

[22]Missy Dehn Kubitschek，Toni Morrison：A Critical Companion，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8，p.13.

[23]Barbara Hill Rigney，The Voices of Toni Morris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7—38.

[24]Mari Evans，ed.，Black Women Writers（1950—1980），New York：Doubleday，1984，p.388.

[25]Ibid.，p.36.

[26]Claudia Tate，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New York：Continuum，1989，p.118.

[27]Missy Dehn Kubitschek，Toni Morrison：A Critical Companion，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8，p.10.

[28]Danille 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224.

[29]Danille 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127.

[30]Ibid.，pp.88—89.

[31]Ibid.，p.258.

[32]Ibid.，p.279.

[33]Ibid.

[34]Sunanda Pal，“From Periphery to Centre：Toni Morrison’s Self Affirming Fiction，”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29，No.37（September 10，1994）：2439—2443.

[35]Ibid.

[36]Barbara Hill Rigney，The Voices of Toni Morris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p.3.

[37]Ibid.，pp.66—67.

[38]Ibid.，p.67.

[39]Ibid.，p.75.

[40]Jennifer Lee Jordan Heinert，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New York：Routledge，2009，p.3.

[41]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在批评与运用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和解构主义、符号学、福柯关于身体和权力的观点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对现代空间进行批评，是一部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学著作。

[42]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Malden· Oxford·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p.33.

[43]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Malden· Oxford·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p.285.

[44]Ibid.，p.287.

[45]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Malden· Oxford·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p.280.

[46]Ibid.，pp.280—281.

[47]Ibid.，p.308.

[48]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Malden· Oxford·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p.132.

[49]Ibid.，pp.182—183.

[50]Ibid.，p.201.

[51]Ibid.，p.143.

[52]Ibid.，p.289.

[53]Julian Wolfreys，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Qingdao：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2006，p.180.

[54]［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72页。

[55]同上书，第66页。

[56]Rosemary Radford Ruether，ed.，Gender，Ethnicity and Religion：Views from the Other Side，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2002，p.231.

[57]Rosemary Radford Ruether，ed.，Gender，Ethnicity and Religion：Views from the Other Side，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2002，p.232.

[58]Andrew Billingsley，Black Families in White America，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8，p.56.

[59]Ibid.，p.37.

[60]Danielle Russell，Between the Angle and the Curve：Mapping Gender，Race，and Identity in Willa，Cather and Toni Morris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6，p.2.

[61]Ibid.

[62]Ibid.

[63]Andrew Wiese，Places of Their Own：African American Suburba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288.

[64]Ibid.，p.291.

[65]Bell Hooks，“Black Vernacular：Architecture as Cultural Practice”，in Visual Rhetoric in a Digital World：A Critical Sourcebook，ed.，Carolyn Handa，Boston：Bedford/St.Martin’s，2004，p.397.

[66]Robert B.Stepto，From Behind the Veil：AS tudy of Afro-American Narrative，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1991，p.xiv.

[67]Timothy B.Powell，“Toni Morrison：The Struggle to Depict the Black Figure on the White Page”，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Vol.24，Women Writers Issue（Winter，1990）：747—760.

[68]Missy Dehn Kubitschek，Toni Morrison：A Critical Companion，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8，pp.21—22.

[69]Toni Morrison and Robert Stepto，“‘Intimate Things in Place’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The Massachusetts Review，Vol.18，No.3（Autumn，1977）：473—489.

[70]Callaloo是关于非裔离散的最早刊物，刊载文学、艺术和文化类的原创文章及相关作品，其作者涉及全球范围内的非洲人的后代。

[71]Bessie W.Jones and Aufrey L.Vinson，The World of Toni Morrison：Exploration in Literary Criticism，Dubuque，Iowa：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mpany，1985，pp.ix—x.

[72]侧重种族问题的还有姆巴利亚（Doreatha Drummond Mbalia）的《莫里森形成中的阶级意识》（Toni Morrison’s Developing Class Consciousness，1991）、布森（J.Brooks Bouson）的《如此沉静：莫里森小说中的耻辱、创伤和种族》（Quiet as It’s Kept：Shame，Trauma，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2000）等。

[73]女性和性别研究的著作还有福尔姆（Jacqueline Fulme）的《莫里森、耐惠纳、赫斯顿和拉文小说中的民间女性和间接性》（Folk Women and Indirection in Morrison Ni Dhuibhne，Hurston，and Lavin，1988）、莫里（Aoi Mori）的《托妮·莫里森与女性话语》（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1999）、梅伯里（Susan Neal Mayberry）的《爱我所责：莫里森与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Can’t I Love What I Criticise？：The Masculine and Morrison，2007）等。

[74]以文化为重点的研究还有哈里斯（Trudier Harris）的《文学虚构与民间传说：莫里森小说研究》（Fiction and Folklore：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1991）和伯奇（Eva Lennox Birch）的《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写作：多彩的百衲被》（Black American Women’s Writing：A Quilt of Many Colors，1994）等。

[75]有关文学传统研究的作品还有沃尔特斯（Tracey L.Walters）的《非裔美国文学与古典主义传统：从惠特利到莫里森的黑人女作家》（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lassicist Tradition：Black Women Writers from Wheatley to Morrison，2007）等。

[76]Seongho Yoon，“The Differences Place Makes：Geographies of Subjects，Communities，and Nations in William Faulkner，Toni Morrison，and Chang-Rae Lee”，Diss.，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2006，p.86.

[77]相关的博士论文还有米尔斯（Catherine Anne Mills）的《家的叙事：托妮·莫里森和迪安·布兰德新近小说中的民族和跨民族归属感》（“Narratives of Home：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Belonging in the Recent Works of Toni Morrison and Dionne Brand”，2007）、斯通（Patricia Stone）的《跨文化小说中的时空体：托妮·莫里森、路易斯·欧文和莱斯利·玛尔蒙·斯尔可小说中的时间、空间和意义》（“Chronotopes in the Cross-Cultural Novel：Time，Space and Meaning in Novels by Toni Morrison，Louis Owens，and Leslie Marmon Silko”，2005）等。

[78]Danielle Russell，Between the Angle and the Curve：Mapping Gender，Race，and Identity in Willa Cather and Toni Morris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6，p.ix.

[79]Ibid.，p.viii.

[80]Ibid.，p.ix.

[81]Yoshinobu Hakutani and Robert Butler，eds.，The City in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Madison·Teaneck：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95，p.169.

[82]Melanie A.Marotta，“The Influence of Rural and Urban Areas on the Female Communities in the Works of Toni Cade Bambara，Gayl Jones，and Toni Morrison”，Diss.，Morgan State University，December 2009，pp.2—3.

[83]Ibid.，p.4.

[84]Ibid.，p.9.

[85]Evelyn Jaffe Schreiber，Race，Trauma，and Hom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Baton Rouge：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29.

[86]Evelyn Jaffe Schreiber，Race，Trauma，and Hom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Baton Rouge：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30.

[87]董鼎山：《美国黑人作家出版近况》，《读书》1981年第11期；《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双重桎梏》，《读书》1986年第4期。

[88]罗选民：《荒诞的理性和理性的荒诞——评莫里森心爱的小说的批判意识》，《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

[89]同上。

[90]这13部论著分别是：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朱英杰：《伤痛与弥合——托妮·莫里森小说母爱主题的文化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胡笑瑛：《不能忘记的故事：托妮·莫里森〈宠儿〉的艺术世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玉括：《莫里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毛信德：《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章汝雯：《托妮·莫里森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胡俊：《非裔美国人探求身份之路——对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田亚曼：《母爱与成长——托妮·莫里森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美芹：《用文字谱写乐章——论黑人音乐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烺烺：《托妮·莫里森〈宠儿〉、〈爵士乐〉、〈天堂〉三部曲中的身份建构》，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朱小琳：《回归与超越——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寓指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赵莉华：《空间政治：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91]相关博士论文分别是：修树新：《托妮·莫里森的文学伦理学批评》（2009）；张宏薇：《托妮·莫里森宗教思想研究》（2009）；方红：《完整生存》（2008）；李美芹：《在精神荒野中重建精神家园》（2008）；王玉：《在差异的世界中重构黑人文化身份：解读解构主义者托妮·莫里森》（2006）；焦小婷：《多元的梦想——百衲被审美与托妮·莫里森的艺术诉求》（2006）；曾梅：《托妮·莫里森作品的文化定位》（2006）；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研究》（2005）；王玉括：《重读、重写与抗拒：评莫里森的文化立场》（2005）；王泉：《驶向双性同体：托妮·莫里森三部小说的性别研究》（2004）；胡俊：《对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研究》（2003）；张洪伟：《托妮·莫里森的女权主义思想评析》（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