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定义启蒙运动，先辈早已为我们指引了方向。1784年，启蒙运动迎来鼎盛期，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康德撰写了一篇叫作《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的文章。这篇短文精准地描写了启蒙运动来临前的黑暗期，不过也暗示了给启蒙运动下定义所面临的困难。

值得称赞的是，康德在文中的第一句便开门见山地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脱离由自我所导致的不成熟状态”。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获得思想自由。人类需要解放自己，摆脱对权威引导的依赖。“敢于求知”，是康德对于那个时代的呼吁。所以，探索并获得思想自由也关乎道德，因为“懒惰和怯懦”是阻碍开启探索过程的罪魁祸首。任何一个人都应当挑战权威，因为每个人都应要求“获得公开运用自己理性思维的自由，无论何时何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处于永无止境的争论当中。

在生活里，我们扮演着多重角色，虽然这些角色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但我们有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核心个体，它应当敢于认知、敢于争辩和敢于发现。康德在文中举了一位牧师的例子，这位牧师承担着向他的信众行施正统布道的义务，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学者，因此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检验、质疑和挑战所谓的正统信仰也是分内之事。

受到启蒙的人在理性思维被迫妥协时，会向正统信仰发起挑战，与权威进行争辩，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限制了运用理性思维的自由。使人们达到这种境界是启蒙运动的一大重要目标。但仔细分析其中的利弊不难看出，启蒙运动充满各种矛盾。例如，读者毫无疑问会发现这里使用的语言是带有性别特点的。启蒙思想家通常用“man”或者“mankind”指代全人类，包括所有男性和女性，即使是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也被如此表述。

若去指责这些250年前的作者缺乏我们现有的敏感性，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不合时宜。但是，他们的设想确实常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因此，带有性别色彩的语言也透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作家在无明确动机的情况下，给予男性经验特别优待，并将它凌驾于女性经验之上。例如，康德断言，尝试运用个人理性思维这件事对“绝大部分的人（mankind）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其中包括全部女性”。

在本书中，我将谈论一些人物，同时会使用他们曾用过的带有性别特点的语言。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有可能误述关键的思想主张。另外，保留他们的语言特点也能留给读者两方面的思考空间：一是如何评价性别歧视，二是如果一篇文章使用了带有性别特点的语言，那它所表达的观点是否会因为这类语言而严重贬值。

康德还是一个毫不掩饰的精英论者。“偏见不论新旧，都蛊惑着缺乏思想的广大群众。”有一种观点是，让所有个体都学会自行思考是弘扬启蒙价值观的最佳途径。但这种说法令康德感到担忧，他更偏爱由一个激进的君主带领自己的子民“摆脱野蛮”这样的观念，而这时他想到的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这样的领袖。在康德眼里，能够让自己的子民进行辩论的君主，不仅要受到启蒙，而且要拥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共和国可不敢这么说。……公民自由程度越高，似乎越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相反，公民自由程度越低，每个人就越能在自己的思想空间里竭尽全力地发挥理性思维。”

其实，康德否认自己生活在一个“已经得到启蒙的时代”，虽然他曾说“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名为‘启蒙时代’的时代”。直到1784年，启蒙运动仍未能给广大群众带来真正的启蒙，甚至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哲学家也没有做到。那么，这本关于启蒙运动的初学者入门指导该如何继续编写呢？

启蒙运动的界限十分模糊，细微之处无人能述，但有一个核心是可以明确的。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围绕该核心去引导初学者，这样大家便可以了解启蒙运动大致涵盖的领域，并借此对这个时代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会简要叙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主张，同时也提醒读者在其他时代的思想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所以有时候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是毫无特色的。读者若不介意这样大量的概括，便可以从中得出启蒙思想在各个阶段所取得成果的清晰轮廓。

基于人类能力的全新权威

任何种类的信仰都有它合理存在的解释，无论是科学、宗教、哲学、政治还是常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相信它们。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普遍改变了赋予信仰一个固有解释的做法，不再诉诸权威，而是依托于个人。人们期望个人可以为自己坚定的信仰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态度的产生，至少部分归功于当时识字水平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城镇市民的态度变化尤为显著，当时百家争鸣、社会交融，为市民接触到不同观点提供了各种途径。

古老的权威源自国王、上帝、《圣经》或者传统，但它们已失去了支配能力。全新的权威来源，如实验观察、理性和逻辑，则显得更为得体。过去无权支配未来，正如康德所说：“一个时代绝不能故步自封，强迫后来的时代停留在自己的框架内，否则它将无法拓展知识范围，无法清除错误，也无法大规模推进启蒙教育。”这似乎是一个介于道德和实际之间的中立主张。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仅尊敬他们应该尊敬的，仅重视他们愿意重视的，这是他们犯下的真正罪过”，也是他们声名狼藉的原因。随着罗伯斯庇尔改编了卢梭提出的“公共意志”的相关理论，并以此为理论旗帜领导了法国大革命，“人民”的观点变得格外重要。

对此我将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与政治有关。许多人曾经相信，臣民服从于统治者的指令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全因上帝的旨意，即国王拥有神授的权力。但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社会契约”的观点，即臣民遵守君主的指令是有条件的，国王必须按照契约履行各项职责，如建立法律和秩序、保护国家免遭贫困和外来入侵等。所以，虽然保皇主义在启蒙运动时期逐渐衰落，但它并未消失。像伏尔泰这样的保皇派，会用严密的逻辑来构建自己的观点，而不去理会传统和权力的现实情况。

第二个例子与宗教信仰有关。在17世纪，每个人都应遵守自己国家所认可的宗教教义，如果有人拒绝遵奉国教，无疑将会被处死。而到了18世纪，主张对所有宗教保持宽容的呼声不绝于耳，因为相比于在意你的信仰正确与否，上帝更乐意看到人们真正地去探索宗教的真理，哪怕到最后错了也无所谓。

第三个例子则与科学有关。当宗教权威或者古代思想家代表的权威，如亚里士多德和盖伦（Galen）等大势已去后，科学作为另一种权威出现了。人们不再从图书馆或《圣经》里探寻世界真理，而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研究世界的各种现象。如果观察结果与权威相违背，那么这种情况只会不利于权威。

关于为什么启蒙运动时期会出现这种全新的态度，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传统的力量大幅减弱，陈旧的习惯和态度受到质疑。18世纪见证了人类自我意识的现代化进程。第二，宽容度普遍上升，持有对立观点的人们大体上能够和平共处，只要这些观点对其他人没有造成严重的影响。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认为，人不能被迫去相信一件事，即使人与人之间有分歧，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尽最大努力以真诚的态度去遵守上帝的旨意。当有人为非作歹时，我们可以指正并做出相应的处理。经过仔细推敲后，洛克在《论宽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世俗和宗教的领域也应该被区分开来，对良知的监督已超越了地方法官的能力和职权范围。

第三，个体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变得更加重要，在研究个体心理状况并建立相关理论上投入的时间也更多了，实现个体自由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目标。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以及其他作家通过作品提醒我们，无论在启蒙运动时代还是其他任何时代，“自由”一词的诠释方法都不尽相同。但是不管从多么广义的角度来阐释，自由都是启蒙运动时代众多思想家的标语。

神秘的事物不再风靡一时，尤其是宗教和民间巫术的神秘感。炼金术和魔术苟延残喘，艺术作品的风格开始愈发清晰明朗。17世纪以英格兰的多恩（Donne）和沃恩（Vaughan）为代表人物的隐喻诗歌不再兴盛，取而代之的是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亚历山大·薄柏（Alexander Pope）的以用词文雅和表达直接著称的作品。当一个诗人的诗句达到了“思想是常见的，但无人表达得如此恰当”的境界，就标志着他的诗歌艺术水平已经登峰造极。16世纪，伯德（Byrd）和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创作了复杂的复调音乐，启蒙运动时期，巴赫和亨德尔接替他们，带来了优美和欢快的音乐作品。

总体来说上帝是理性且公正的，这一设想取代了宗教的神秘性。教堂确实利用宗教的神秘性阻碍普通人发现一些对教堂不利的事实，并掩盖管理国家和人民生活的理性之道。伏尔泰的短篇小说《天真汉》（L'Ingénu）中，一位来自休伦湖地区、高尚且天真的印第安土著被流放到18世纪的巴黎。他发现只要凡事清晰明了，社会上就没有任何冲突，几何学里就不分派别。既然如此，为什么上帝将几何学的真理阐释得如此清楚，却让道德的真理如此模糊不清呢？“这就好像在说，‘有一个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真理，但上帝把它隐藏了’，但这种荒谬的说法是对全人类的侮辱，也是对无限至高存在的攻击。”

自信心和乐观主义

人类对待权威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同时，对于自身的控制力也变得愈发自信。尤其是牛顿的力学研究表明，即便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人类也可以建立精确的理论。这样的结果不仅能解释现象本身，还能利用它的原理干预甚至改变环境。牛顿的理论推动了物理界的发展，政治界也因洛克的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洛克的理论阐释了政府在保持宽容的同时，仍能掌握权力及其合法性。1688年后的英国政府就证明了洛克理论的可行性。

人类可以通过发展商业、建立崭新的交通和通信系统、开展农业和园林活动等来减少大自然的约束。例如，如何开发美国大面积的荒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这个挑战也并非无法攻克。这种自信也可以解读为人类对未来持有一种乐观主义态度，与过去数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过去，人们容易怀念光辉的希腊、罗马文化，因为它们的遗迹仍四处可见；或者缅怀《圣经》中描绘的世界，因为在那里人们离上帝更近一些。

随后，乐观主义发展为“天意”（providence）这一概念，认为现存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创造的最好的一个。社会普遍认为这个观点是由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提出的，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薄柏在《人论》（An Essay on Man）一书中就以最简洁的方式阐释了这一思想。

人类将对进步怀有的自信心，转化为对自身能力的乐观态度。一个人可以对社会的各种事态了如指掌，因此所有的可变因素都能得到解释。精确性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工具、仪器和测量结果的准确度不断攀升，人们对棘手的复杂问题不再束手无策。抽象方法和数学方法成为重要的工具，牛顿在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人们十分重视专业知识和专家的意见。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将整体的幸福和乐观主义的联系阐释得十分明确：

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和自信心在天平的两端永远无法保持平衡。人们对旧式权威的怀疑很快转移到新的权威上。贝尔甚至对牛顿的理论都无法相信，而伏尔泰在1759年出版的《老实人》则巧妙讽刺了启蒙运动时代的乐观主义哲学。在这本书中，伏尔泰刻画了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来嘲弄莱布尼茨。身为形而上学者、神学家和宇宙学家的潘格洛斯博士，几经堕落，不仅染上了梅毒，烂了半截鼻子，而且遭遇过奴役和鞭打，最后被绞死，尸体还被解剖。即使这样，他还不忘宣扬乐观主义思想，即“这个世界是众多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一切都是美好的”。

一个人有多怀疑教堂过时的神秘教条和仪式，就有多怀疑启蒙运动时期流行的观念。该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亦是如此，但这种怀疑态度并不一定像不作为那样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曾引述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的话：“我举个病人的例子。我找来了两位医生，但他们的意见不合。即使这样，我既不能躺着不动，也不能在他俩的争执中等死。我必须做点什么。”

怀疑主义和自信心两者之间产生冲突的影响之一，就是美洲大陆思想（Anglophone thinking）和欧洲大陆思想（Continental thinking）之间至今犹存的分歧。在政治上，美国革命家们偏向怀疑和保守，而自信心则是法国革命家们的特点。基于两个国家各自不同的政治历史变迁，现在的美国人民本能地希望政府能置身公共事务之外，而法国人民则期望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的子孙后裔们到现在仍常常彼此冷眼相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基本上以事实为依据，描绘了他当时居住的弗吉尼亚州的政治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丰（Buffon）的“美洲退化论”观点。布丰的言论并非基于一手经验，他称对比一下新世界和旧世界的自然条件，会发现前者就是一个不毛之地，森林遮天蔽日，沼泽成片，这也是美洲人如此孱弱，而欧洲人却充满雄浑气魄的原因。

在法国帮助美国击败英国并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后，美法两国暂时恢复了友好关系。杰斐逊积极支持法国革命事业，对那些强调法国大革命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延续的人而言，杰斐逊是一位重要人物。不过，法国革命家们激进、固执的自信令许多美国思想家十分担忧，甚至一开始持赞同态度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最后也变得不安。两位思想家对政治和历史理论的自信都因现实事件而发生了动摇。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称，虽然对各种理论持怀疑或保留态度在短期内也许是恰当的，但真正为我们现代社会提供珍贵自由的，是那些拥有丰富理论知识、自信而又激进的理论家们，而非怀疑论者。

人类共有的理性思维

要摆脱权威就意味着个人需要有能力弄清事实，并得出关于这个世界正确的结论。怀疑权威本身没有问题，但只有在怀疑过后找到更好的替代物，这种行为才有意义。这个“更好的替代物”便是理性思维，一种从明确的迹象中发现隐晦真理的能力。在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开始大量构建心理学理论，以示人有能力运用理性思维。这相应地助长了人们的自信心，也是该时代的标志之一。有人称理性思维是一种洞察力，类似于视力。

理性思维好比是驱动力，带动人类发现真理，即一种至高无上的核心价值。一个人只有在证实且确信权威所言即是真理之后才可以遵从它，且不能因为真理会引起麻烦或招致危险就拒绝向世人阐明并宣扬真理。正如达朗贝尔所说，“真理不会太谦和”。他还表示，启蒙运动时代激进的法国哲学家和作家群体逐渐成长壮大，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理性文学团体，即启蒙思想家们。

有人称理性思维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一种能力，这意味着启蒙运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事实上，对许多思想家来说，作为高高在上存在的上帝，必须是理性思维的终极使用者，因为理性思维是最高级的思维模式。因此，既然人人都有理性思维，那么上帝的思考过程，人类至少可以有所了解；而上帝的行为，哪怕一个不完美的人也是可以略知一二的。对理性思维的推崇成就了启蒙运动时代的乐观主义态度。许多人质疑或者拒绝接受基督教义中的原罪一说，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可以无限期地通过有效利用理性思维去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对理性思维的推崇威胁着宗教的存在，尤其是天主教。新教教徒强调个人良知，这与启蒙运动的许多温和的思想相一致，但是传统的天主教团体却发现他们最珍视的观念受到了抨击。吉本是新兴进步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在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将基督教视为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利己主义、幸福和人类本性

个人主义的崛起导致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态度，即提倡追求纯粹的个人利益。1776年7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独立宣言》主要基于洛克的哲学思想，它在第二段中庄严地载入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即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这种哲学思想提倡追求幸福。快乐不再是一种粗俗的追求或低级的事物，它变成一个人应有的期盼，其他任何人不得阻碍。

文化差异会导致人们对幸福感看法的不同，曾有若干美国思想家在造访巴黎时，被生活放荡的法国知识分子震惊了。利己主义，只要是理性的，就不一定会危害社会和谐。确切地说，利己主义可以平衡理性对人的限制，正如薄柏所说：

哲学家休谟进一步称：“理性思维是且只能是感性思维的奴隶，为感性思维服务并服从它，绝不可自诩要担起其他职务。”而卢梭则把相互紧密联系的两种思维描绘得十分微妙：

休谟的好友亚当·斯密将这些观点扩展至社会经济学领域。他假设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虽然个人所作的决定仅仅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但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帮助市场决定如何“最优”地分配生产资源。不过，也有许多思想家深信诸如乐善好施等社会美德也促进了个人的幸福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个人欲望和社会需求两者之间的矛盾。

还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就是自然，尤其是人类的本性。它超越了地域文化特性，是人类心理活动中十分常见且共通的一部分。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有一个目标，就是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使人们可以本着天性生活和思考。在斯密笔下的市场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自然”的意愿开展贸易，没有任何阻碍；卢梭对大部分文明社会极力反对，正是因为它们使我们变得“不自然”。有理论称“未开化”的人类更接近他们真正的本性，于是社会上开始流行“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但矛盾的是，这些人对自己好战行为的解释通常是黑皮肤的人种“天生”就更低一等。

理性思维和实验可以帮助我们发掘人类的外在属性和内在本性，以及探索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像孟德斯鸠这样的思想家和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这样的艺术家，都相信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影响着人类本性和社会的发展。

少数受教育人群的矛盾态度

“高贵的野蛮人”并不是全凭他们自己获取启蒙思想的。例如，同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孔多塞指出：“在殖民地人民眼中，我们优越的知识和商贸系统创下的裨益一开始为我们赢得了尊敬和声誉，但现在都因我们的种种行为而付之东流了。我们垄断贸易、背信弃义，对有色人种或有其他信仰的人嗤之以鼻，我们蛮横无理、篡权夺位，我们的牧师也诡计多端。”话虽如此，他还是希望“居住在殖民地的欧洲人做一件事：要么使这片土地上的野蛮民族变得开化，要么和平地让他们离开”。

与许多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吉本反对无组织的神恩宗教，并对它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僧侣圣人只会令哲学家鄙视和怜悯，君王和人民反倒尊敬甚至崇拜他们”。他们口中“夸大其词”的奇迹故事“都是虚构的事，也没有诗歌的文采，严重影响了基督教徒的理性思维、信仰和道德品行”。

孔多塞和吉本的这些观点表明启蒙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总的来说，这场运动关乎一类人的态度，他们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通常算得上有钱又有地位。他们感受到启蒙运动蕴藏着推进自由的力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有时候还很担忧，社会上占主体的还是那些“不会思考的广大群众”。这些群众因缺少教育、金钱和礼节，或者可能仅仅因为没有接触到启蒙运动的观点，而被禁锢在黑暗里。

以先前讨论过的美国为例，也许大多数以农业为生的人压根就不关心启蒙思想。“总体上讲，基督教新教以各种形式更好地满足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情感需求”，在欧洲，有可能也一样。启蒙思想家们不曾妄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启蒙运动的观点发扬光大，所以他们热切地营造有利条件，以便这些观点可以盛行于世。因此，有许多思想家发展了教育理论。

有时候很矛盾的是，原本宽容的精英主义者反倒对未受到启蒙教育的人不够宽容。当时伟大的思想家们明显对那些未能成功“吸收启蒙思想”的人缺乏耐心，并且经常在言语中将穷困工人阶级、女性以及非白种人的殖民地人民归为低等人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伦纳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所说：“他们处在一个反常的位置，一方面他们是代表整个社会发声的，另一方面却向社会上的大部分人群发难，谴责人们积习难改。例如，他们批评政府不公正、贵族无端享有特权，以及群众唯唯诺诺。”

前面说过，启蒙运动是一场关乎社会交融的运动，是以友善的对话、辩论、讨论和各抒己见为前提的。在英格兰，来自中产阶级和商人阶层的辩论者们经常在伦敦的咖啡屋里探讨公共事务，其中一家咖啡屋还发展成为伦敦非常著名的劳埃德保险公司。

俱乐部也是讨论的场所，这之中就有伯明翰的月亮协会（Lunar Society）。1765年到1813年，一群实业家和知识分子每月都定期在月亮协会共进晚餐。聚会的成员包括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和威廉·维瑟林（William Withering）。就连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曾到访过月亮协会。在爱丁堡，知识分子聚会的俱乐部有择优学会（Select Society），成员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还有波克俱乐部（Poker Club）。

在法国，哲学家们在家里或沙龙里聚会。沙龙最早由居住在巴黎的女士们建立，如埃皮奈夫人（Madame d’Épinay）、孔多塞之妻苏菲·孔多塞（Sophie de Condorcet）、朱莉·莱斯皮纳斯（Julie de Lespinasse）和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她们都极具凝聚力。所以不难看出，启蒙运动的观点都来源于较小众的社会团体。

英法两国社交背景之所以不同，也许是因为英国启蒙运动中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元素被削弱了，而法国人则更倾向于“思所不能思”。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认为，英国启蒙运动宣扬的是社会公德，但法国人对“理性的意识形态”更感兴趣。诚然，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才更容易产生激进的思想。

尽管如此，在所有正在兴起启蒙运动的社会里，普通人也会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共事务，这便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公众舆论。虽然这是当今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也很正常的一部分，但在当时却是一大创新之举，促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英格兰的咖啡屋、法国的沙龙和苏格兰学者发起的协会……知识分子们填满了这些公众舆论的领域。杂志开始刊登辩论的内容，然后逐渐形成分支，于是有了期刊《旁观者》（The Spectator）和《漫步者》（The Rambler），也有了早期的报纸。人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商贸、司法、哲学、科学、政治以及外交政策。讨论的场所是公开的，谁也不会被同伴蒙在鼓里；但也足够私密，人们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公众舆论对促进民主和推动革命力量发展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公共场所的出现，以多样化的方式改变了政治。公众舆论是对宫廷中的决策和辩论的重要平衡，也能替更广大阶层的利益发声。17世纪十分普遍的统治阶层的权力寻租行为受到公众抨击，因为公众认为减少战争或降低关税才能使他们获益。中产阶级获得话语权后，便自然而然地进入政治雷达的监测范围内，即使他们无权无势。他们加入政治语境后，立马引发了针对政府合法性的辩论，这场争论历时颇久，贯穿了整个启蒙运动时期。

此外，既然我们这里谈到的公众都是比较富裕且有文化的，那么他们谈到政治时，毫无疑问会提到自己之外的“乌合之众”。又过了好几十年的时间，绝大部分民众才都可以参与到公众舆论中来。公共领域面向更多人开放，是推进民主的重要一环，但这也只是向前迈了一步，影响力的蔓延方向仍然主要是自上而下的。

启蒙思想家们明白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向，也清楚他们的思想比保守的政府和君王要领先一两步，所以处境不太安全，尤其在独裁统治的社会。于是他们发明了用迂回婉转的方法来阐述激进的观点，尤其倚重讽刺手法，说出来的话经常与他们实际想表达的想法相反。伏尔泰便是这方面的大师，吉本也很出色，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谈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异教主教德摩腓鲁斯，字面上都是溢美之词，但实际上明显是在批评。

启蒙运动的精髓：百科全书

启蒙运动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启蒙”一词的法语是Siècle des lumières，德语是Aufklärung，它的寓意应严肃以待。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为原本黑暗的时代带来了光明，清晰明了取代了疑云重重，人们得以拨开云雾见天日。知识是公共财富，不是私人物品，所以不应被埋藏，而应人人共享。这也许是启蒙运动时代出现的最具革命色彩的思想，也是当今西方民主社会结构的根基之一。

于是，百科全书诞生了。它形成的过程综合体现了颠覆性的思想、商业的可能性、对每一位读者的尊敬以及对科学和知识进步的信念。它有足够的广度，启蒙运动时期的真实与不真实都体现在其中。一本百科全书将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汇总起来，以清晰明了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它旨在满足每位读者的阅读需要，尽管读者不会从头读到尾，但至少想要了解的内容都能从书中找到。

虽然百科全书由来已久，但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百科全书改变了编书的方式，变得更加通俗易懂：书写语言从拉丁语变成了方言，因为愈发富有和具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都使用方言。百科全书通常根据订阅的数量分卷出版，这样出版费用便可以在可控时间内分期支付。

文章的编排也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将短篇文章按首字母排序，而不再使用按主题划分的长篇文章。因为后者不便查阅，搜寻单项信息如同大海捞针，读者需要耗费太多精力，这样的百科全书怎么能称得上近代社会理想的“便捷式参考书”呢？按首字母编排短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更新，后来的人们在18世纪出版的百科全书基础上又补编了数卷内容。这种做法印证了培根的观点，即科学是一种开放式的累积活动，而不只是对先前存在的“完整”知识体系的保护和梳理。

各个版本的百科全书都不乏上乘之作，其中有个人独立完成的，也有团体合作撰写的。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于1728年创作了两卷本的“通用词典”，或称《百科全书》（Cyclopaedia）。这本书努力解决超文本的种种问题，按首字母编排文献，开创了互相参照条目的方法，将知识分类归于47门学科内。目前仍在发售的英文百科全书中，最古老的当属《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它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第一版由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编纂而成，于1768年至1771年间问世，共3卷。

之后，更专业化的百科全书相继出版。布丰因在1749年至1788年间出版了《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Animals, Vegetables and Minerals）而备受景仰，整套丛书共36册，其中包括《动物史》《矿物史》《植物史》等。他在书中对生物界的物种等级作了细致的划分，阐释了地理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塞缪尔·约翰逊编纂的《约翰逊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自1755年出版后，一直是重要的参考书，直到一个世纪后才被《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取代。

对一些百科全书的编纂人来说，通过书本传播意识形态比传播知识更重要。他们把这场百科全书运动当作特洛伊木马，偷偷往书里加入具有颠覆性的政治思想。贝尔在1697年出版了《历史批判辞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分析了一系列思想主张以及它们的发起者，并通过审慎的评论论述了宽容的重要性。整部著作几乎都表明了贝尔对史学存有怀疑，但是他利用百科全书的体例，巧妙地将激进的观点藏在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脚注中。

伏尔泰于1764年发表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也是一部重要且有趣的读物。这本辞典的大部分内容基于宗教和哲学概念，简要论证了宽容和正义的主题。看到辞典目录时，可不能望文生义，例如，在“中国教义问答”一节中，伏尔泰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道德和宗教的关系，却一次也没有提到中国的教义问答。他认为百科全书体例完全就是天赐的礼物，他可以在各个版本的辞典中匿名发表不同的短文，没有中心思想也可以，安全得很。

伏尔泰还善于利用调查表，高明的讽刺功力一览无余，例如，《亚伯拉罕》（Abraham）一文开篇列举了好些亚洲和阿拉伯的神秘人物，其中包括亚伯拉罕本人。接着，伏尔泰说了一番言不由衷的话，他称《圣经》“显然是由圣灵自己编写的”，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我们没必要怀疑亚伯拉罕是否真实存在，毕竟妄加怀疑可是件惊世骇俗的事。伏尔泰没有明确表明亚伯拉罕是一个虚拟的神话人物，而是隐约暗示“如果我们遵循近代历史书中所述的分析方法，那么就很难相信《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是真实存在的”。

启蒙运动时期所有的百科全书中，最著名的当属法国的《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这本书于1751年至1772年间在巴黎问世，一开始只是单纯想将钱伯斯的《百科全书》译为法语版，但经过杰出的哲学家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一手编辑后，这本百科全书涉及的方面就更广了。狄德罗领头编辑并出版了28册，其中11册有完整图解，其他人补充编辑了5册内容和2册索引。书中共有70 000篇文献，许多都出自狄德罗和其他启蒙大师之笔，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

狄德罗在书中用一篇文章总结了这套《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他说这样一个浩瀚的工程，只会在哲学时代兴起，“因为它始终需要颇具胆识的思想，而不是俯拾即是的平庸论调”。

归纳阐明各种现存知识的目的带有革命色彩。第一，要编纂百科全书，就有必要对一切事物进行辩论和检验，挑战既得利益也势在必行；身为百科全书的编辑，职责就是巨细无遗地检验一切事物。第二，百科全书公开展示了所有事物。那些因知识不流通而获利的人，宁愿百科全书“是一本巨大的原稿，小心地被封锁在国王的图书馆里，只有国王自己能看到”。当然，他们肯定会狡辩说，法国的优越感取决于它对工业和艺术知识的垄断，所以，为了维持这种优越感，没有必要去启蒙外国人，最好永远把他们禁锢在黑暗里，甚至让他们沦落到野蛮的地步。

狄德罗这样回答，如果“人类”一词富含意义，那么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有义务向世界宣扬启蒙思想。狄德罗相信传播知识可以破除迷信和偏见，虽然他并没有明说。例如，在法国《百科全书》中也有类似于钱伯斯《百科全书》中的树状图，按照由高到低的次序整合各类知识。而在“用来展示人类知识结构的树状图”里，宗教仅仅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表示它受理性思维的支配，与黑魔法和占卜同处一级。

法国《百科全书》前7册问世后，就遭到政府勒令禁止出版。但我们已经谈论过，君主统治下的法国呈现的是一味“维持表象”的虚伪世界。所以，羸弱无能的国王路易十五为了讨好教会，才禁止出版《百科全书》，但他又为了取悦情妇蓬皮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而没有强制执行禁令。狄德罗原本应为国王的踌躇而感到高兴，但他的出版商却不那么尽如人意。出版商因为害怕出事，删减了书中许多带有激进思想的文章。

百科全书的编纂人对于自身革命性的认知尚无定论，但法国《百科全书》为18世纪的法国革命浪潮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据可查的，罗伯斯庇尔便称它为“变革的序篇”。《百科全书》的作者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博学者组成，这本百科全书在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对抗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势力。

启蒙运动的核心宗旨是传播知识以动摇令人诟病的旧制度，法国《百科全书》出版后引起的影响确凿不移地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旧制度的根基动摇的程度不一。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们会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一探启蒙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