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归本来，供销社恢复合作性质

合作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原本核心理念之一。早在战争年代，党就在根据地、解放区支持农民发展合作社。新中国成立之始，即于1949年11月成立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1950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随即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为全国合作社的中央领导机构。1954年7月，随着信用、消费、运输、渔业、手工业等合作社归口行业管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组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负责统一领导全国供销合作事业。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合作化运动推动农村迅速、普遍地建立了生产合作、信用合作和供销合作组织。其中生产领域从围绕劳动、耕畜、大型生产工具等要素开展的生产互助、初级社发展到围绕土地要素建立的高级社。供销、信用领域则通过农民资金入股，建立合作社组织。

然而随后的公社化使农村合作经济升格为集体经济，各类组织均失去合作性质。在生产领域，高级社成长为人民公社，到60年代初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农户不再是基本生产单位，而是成为集体的一员，参加集体生产，实行“按劳分配”。生产领域主体的改革，使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失去了原有的农户基础，演变为独立的企业型经营主体，基层社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在计划经济下，供销合作社朝行政化方向发展。县级以上各级供销社成为政府部门，所属公司类似于地方国营企业，其经营管理向农村延伸至基层社。在农产品进城方面，除粮食之外，几乎都由供销社负责经营；在工业品下乡方面，供销社独占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并负责除糖、烟、酒专卖之外的消费品经营。此外还独占废旧物品回收。计划经济下的基层社在经营管理上也越来越带有国营企业色彩。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使供销社失去计划经济特权，被动地走向市场化。基层社面临个体户、私营企业竞争压力。县供销社跟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实行政企分离，除行政职能外，保留对原有企业的资产和人事管理权，逐渐演变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经营权则完全下放给企业。

在改革过程中，供销社一方面坚守阵地；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力求新的发展。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门户网站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全系统共有职工361.3万人，其中，实际从业人员214.3万人，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人员39.6万人，离退休人员107.3万人。2014年，供销系统全年销售总额37646亿元，汇总盈利354.4亿元。其中农业生产资料类销售额6941.1亿元，日用消费品类销售额11392.8亿元，农副产品类销售额6591.9亿元，再生资源类销售额2299.1亿元。

供销社在涉农流通中仍占重要地位，粗略估算，在农资经营、农村消费品市场以及农产品流通三个方面，供销社均占有约四分之一的份额。由于缺乏权威统计，这里只是参照互联网检索到的数据：2013年全国农业生产资料经营总额为27061亿元；2010年全国农村消费品销售额突破四万亿元；2012年全国进入流通领域的农副产品价格总额约2.5万亿元。参照这些数据，则可估算供销系统在这三个方面均占约四分之一的份额。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多次提出供销社恢复合作性质问题。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恢复和加强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并提出试验“基层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县级供销社改为基层社的联合社”。1993年中央“十一号文件”重申“供销社要按照合作社原则，尽快办成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明确“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供销社“坚持合作制基本原则”。

但多年来的改革未出现突破，关键在于操作层面缺乏创新。按照中央的布置，供销社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过恢复合作社性质的改革，农民入股供销社。但没有做出合作经济的效果，于90年代末进行退股。改革实践的挫折使供销系统的发展方向更加迷茫。

供销社恢复合作性质改革，关键不是理念和政策问题，而是实践和落实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强在操作层面进行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