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小农经济的优点与改造的迷途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特点为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土地多种经营。“落后”“没有前途”一直是主流的共识，所以要“改造”或“消灭”。这些见解，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方向往往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相反，如不管是集体农庄还是农业公司追求农业的集体生产而非家庭经营；如鼓励扩大单位土地经营规模而非小规模精耕细作；如强调走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而非多种经营。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对农业而言，集体生产并不能像工业那样因为分工而提高效率；对于土地产出率而言，扩大单位经营规模，土地产出率反倒显著降低；要发展生态循环资源节约型农业，则非多种经营不可。

（一）为什么农业生产宜于家庭经营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做了三件事：集体生产、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或村社土地制度、成立公社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载体。但是，在农业集体化理论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那里，农业集体化的理由却是第一件事。他们认为发展组织化经营的大农业，理应比传统的小农经济更加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产品产量，更加有利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毛泽东主席，确实是反对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主张大规模的农业，其农业合作化思想，不仅是涉及涉农第二、三产业，也包括农业生产本身；其集体化思想，不仅是土地制度，也是集体生产。对当时的农业集体化反对者来说，农业集体化与否，也只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合作化”“要想集体化先要机械化”，毛泽东用于反驳的理由则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4]毛泽东的反驳着眼于农业的劳动组织方式，而不是土地制度，即私有土地制度的弊端——尽管土改实现了均地小农局面。毛主席和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当时的认识，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在反思我国农业集体化时，对于农业生产的生物学基础或者说产业缺陷，即农业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的效益很弱，一些人认识到了，[5]因此强调农业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对于农业生产，不能忽视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不同的规律，将只有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规律浪漫地不适当地套到农业上面。这就是对农业所谓规模经营、专业分工的想象。由于农业生产的生物学基础或者说产业缺陷，农业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的效益很弱。由手工作坊到工业生产线大批量生产同质产品，这意味着同样的产品现在可能只需要原来几十分之一的人工和时间。但是，农业的产品并非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植物和动物，农业的规模经营不可能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周期即使可以人为缩短，也极其有限。农业生产是在广袤大地上进行的至少延续数月之久的活动，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延续性的工作，时令形成了不同种类的劳动，但是不同种类的农业劳动可由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段上完成。而在同一时间段，在所有的土地上都是做完全同样的劳作。基本上，农业劳动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协作的必要性不大，同时，农业劳动因为是长时段养活物，深受气候和其他意外因素影响，在中间时段计量劳动绩效和监督很困难。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世界各国农业都实行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家庭经营，公司法人农场所占比例很小。中美农业经营模式的差异，不在于是否以家庭经营为主，而在于家庭经营土地的规模大小以及是否专业化生产。

（二）土地经营规模扩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降低土地产出率

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扩大土地规模和专业化生产，将中国小农改造为美国大农，被一些人视为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法门。

我国传统农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欧洲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迄今为止，我国仍是世界上土地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仅有几个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中世纪的西欧，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当时的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欧洲自古是极其落后的农业耕作方式。

黄宗智的研究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合角度来说，美国的模式是比较“粗放”的、单位劳动力用地较多，单位面积用劳动力较少，因此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高，但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低。1970年美国一个男劳动力种2475亩地，日本30亩。美国单位土地产量则较低，其每亩的产量在1880年是日本的1/6，到1970年只是日本的1/10。美国农业那样的要素组合意味着，每劳动力产量（以小麦等数计算），亦可以说是“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日本。[6]农业经济学领域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增加农户的土地规模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粮食增产。最近各地规模经营实践的现状再次证明了农业经济学对土地效益与规模经营成反比关系的结论。

就实物产出而言，中国土地利用效率远远高于美国。美国有耕地29亿亩，中国18亿亩。2007年，中国生产粮食5.01亿吨；美国3.63亿吨。中国耕地面积是美国的62％，但产出的粮食却是美国的138％。美国平原多，我国山地丘陵多，其他条件相同的山地丘陵区的粮食产量肯定要低于平原地区。美国由于人均耕地占有量较大，实行休耕制度，即播种一年休养一年。从地力看，休养之后产量肯定要增长。

我们知道，美国农业模式是大农场。如果中国学习美国，实行单位大规模的种植。美式大农会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经营，喜肥厌瘦，经营水土条件好的整片农地，放弃土壤贫瘠的、小块零散的，从而造成大面积土地抛荒现象，降低农产品总产量。我国有18亿亩耕地，实际上大约只有6亿亩是大片平坦的耕地，可以进行单位大规模经营。对于高低不平的耕地而言，怎么进行土地的规模经营？贵州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但没有平原，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贵州的耕地多为坡地和梯田，即在平缓的山坡上修成一层层的平坝，平坝再切割为小块田块，这种狭小、错落的坝子田就是贵州农业的基本形态。贵州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67亩，但是，近年来贵州的粮食自给率在90％左右，肉类、蔬菜、茶叶则能够大宗输出。如果按照美国方式经营农业，那么贵州还能有多少农业存在？

在人力投入上，美式大农与中国小农经营正好相反，会尽量减少人工成本的投入，宜于规模经营的整块土地还会造成单位亩产量的下降。我国因人多地少，勤劳、智慧的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总结出许多独特的种植技术和地力培肥技术，而美式农业会使得这些技术消失。

如果中国农业美国化了，农产品总产量如何？能否达到现在水平？本文的结论则是，总的粮食产量将会大幅降低。

（三）中国小农的多种经营与生态循环农业传统

我们知道，美国农业是高度专业化的。其专业化形式主要有三种：地区专业化、部门专业化、作业专业化。也就是一个地区只生产一种农产品，一个农场也只生产一种农产品。美国经营一种产品为主的专业化农场早就达农场总数的90％以上。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则是以粮食为主，多种经营。经常是，每个农家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麻、棉、蔬、果、油料作物，樵采捕捞甚至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其产品既供自身消费也有部分投入市场。传统上，中国小农经济还包括农产品的加工甚至流通。严格来说，传统上中国就没有美国农场主那样纯粹的农民，只有住在村庄里的人，从事多种行当。

中国小农的多种经营，是和所谓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循环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的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F.H.King）《四千年农夫》[7]一书中极力赞扬东亚的传统农业。金观察中国农业时注意到各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养结合、精耕细作和地力常新。金认为，农耕的首要条件是保持土壤的肥沃，东方各民族早已遇到此类问题，而且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并为此不惜投入劳动力。金在书中多处讲到有机肥的好处，其中最强调废物利用的重要性，在东亚，人粪尿、家畜粪尿、草木落叶等废物都不浪费而是当作肥料归之于土，这就是一种循环利用。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人口密集，城镇发达，适应城乡对农产品的需要，创造了一种把粮食（稻、麦等）、蚕桑、鱼菱、猪羊等水陆生产密切联系起来的网络，使各个环节中的废物——茎叶、猪羊粪、蚕沙、河泥等都参加到有机物质的再循环中去。珠江三角洲地区则是把粮、桑、果、蔗、鱼等生产结合起来。此类生产结构能形成良性生态循环，有持久的生命力。

李伯重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生态农业”的重要论文。[8]他指出，“生态农业”是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中出现的一种针对现代农业弊端而提出的以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农业理念，英国农学家沃星顿（M.Worthington）所作定义是：“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其特点是“顺应自然”与在较小范围内的“自我循环”。李伯重认为，就中国而言，这两个特点都早就存在。作为“生态农业”核心理念的“顺应自然”，在中国可追溯到两三千年以前既有的“天人合一”或“三才”观；而作为“生态农业”经营形式的小型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16—17世纪，江南“生态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并且逐渐普及开来。

生态农业和小型多样化经营紧密相关。只有多样化经营，才能实现充分利用资源。李伯重在谈到生态农业时强调：“生态农业的首要原则，是农业活动永远要多样性，决不要单一种植。”[9]由于不同作物都有适合自己的生长条件，农民可以因地制宜选择最有利的生产活动，将不同生物种群组合起来，不仅生产粮食、水果、蔬菜等植物性产品，而且生产猪、鸡、鱼等动物性产品，利用空间，形成多物种共存、多层次配置、多级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立体种植与立体养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模式的需求。多样化生产彼此结合，建立起连锁关系，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污染。某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如猪、鸡、羊、鱼的粪便或枯桑叶）可作为另一种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循环利用，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相比普通的农业方式，生态农业在土地产出率、农户家庭收入方面要优胜。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计算在不新增劳动力的条件下产量也增加，不过总的劳动投入增加了，所谓农闲不闲，老少皆忙。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时候，要考虑到农户增加的劳动投入其机会成本为零，也就是如果不投入因为生态农业而增加的劳动中，也仅仅是闲着而已。

无独有偶，除了富庶的江南和珠三角，中国各个地方都有因地制宜的生态循环农业，例如在西南地势崎岖不平山区的侗族农业。

中国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多种经营，达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效果。充分利用了妇女、老人、少年等半劳力的劳动，也使得农闲不闲，使得农家原有的闲置劳力得以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活动，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充分利用了资源，保持了地力，且对环境友好。这种农业是勤劳农业，劳动投入总量大；多种经营导致每种产品数量有限，使得小农对接市场进一步困难。生态循环农业或可持续农业，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方式，同一经济单位内的多种经营却是必须的。

（四）中国农业文明的优势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有着独特的优点，尤其适合于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其他条件。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农业经营模式，这是一个严峻的政策问题。如果我们要坚持粮食的自给，在源头上保障中国人的食品安全，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就必须坚持家庭小规模多种经营农业模式，因为这是精耕细作高土地产出率农业的前提，是生态循环农业的前提。

现在，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是最大的污染源，导致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问题。只有精耕细作生态循环农业，才能在源头上保障我国的食品安全，也是土地产出量最大、环境污染最小的模式。另外，考虑到我国石油消费与生产的巨大缺口，不依赖或少依赖化石能源的粮食生产，才是粮食的实质自给。所谓粮食的实质自给，是指粮食生产过程是在国土内部的封闭循环，关键投入物不是来自外部。朝鲜的经验表明，需要进口化石能源的国家搞了美式农业，一旦石油进口断绝，粮食将出现崩溃性减产。

将中国传统农业模式视为落后，美国农业模式称为先进，是误导性观念。美国的农业成就，仅是使用工业方法开发土地和利用化石能源而已，不能离开资源丰富这一前提。此种农业类似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而非德国的工业化成就，只是低端的工业技术应用，称不上先进。传统中国农业倒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就普遍意义而言，中国的农业模式，才是全球先进或普适的模式。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英美曾经的工业化成就，不能证明其农业模式也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有其限度，农业文明有其优势。对中国来说，建设大工业不是要消灭小农业，城市化也不是要消灭村庄。继承传统农业优势应该是农业领域的产业战略，与工业领域的建设自主创新大型国企，相反而实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