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传统与现代之间——走进真实的陶渊明

一

东晋陶渊明飘逸。鲁迅先生说他飘逸得很久了，又说他并非整日整夜的飘飘然，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倘若有取舍，便非全人。

陶渊明宛如一泓碧波，无法领略它的深邃，骤然间的一阵微风波澜，也只能掠起它的冰山一角。他也仿佛达·芬奇画布上蒙娜丽莎的微笑，无人读懂她的神秘，突然投射的一束新光线，又能在微笑里发现新的意蕴。

陶渊明给人的感觉是深邃、神秘。他的辞官归隐、他的饮酒乞食，其人、其诗，都耐人寻味而又永远品味不尽。且不说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辞官之举，也不说他“饥来驱我去”、“叩门拙言辞”的乞食之谜，单说他的诗文为人接受时的离奇吧。苏东坡青壮年时期不喜欢陶渊明诗歌，晚年尤其是在被贬谪海南岛的漫长岁月中，却日益酷爱陶诗。晚年的苏东坡，陶诗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食粮。他每天读陶诗，还给自己规定，每天只能读一首，害怕读完再无可读了。他将每一首陶诗都唱和一遍，留下了和陶诗109首。苏东坡说陶诗“外枯而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宋代黄庭坚也有类似的说法。这种神奇的经历，几乎成了所有嗜陶者的共同体会。陶渊明诗文，语言表面平淡朴实，浅显直白，质朴无华，有时甚至感觉味同嚼蜡，但是当你细细品味，慢慢咀嚼时，却分明如饮洌洌甘泉，有缕缕清香袭来，有丝丝惬意之感。品之愈深，味道愈浓，如饮百年陈坛之老窖，如闻三日绕梁之清音。

千百年过去了，没有哪一个人，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真正懂得过陶渊明。每一次，人们都只是跟盲人摸象一样，各得一端，互执一词。

在东晋，陶渊明人微言轻。虽然他的祖辈陶侃军功盖世，但在讲究门第出身的时代，在世家大族的眼里，仍不过是“奚狗”而已。几世几辈后的陶渊明，不用说，就更沾染不上那份荣耀了。唐代人的视野里，陶渊明是个酒鬼、狂徒兼县太爷，让不少名诗人青睐与倾心。“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是王维的情愫，“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是李白的仰慕。

陶渊明的园圃里，六朝人看重他的隐居、他的风流，唐朝人看重他的酒、他的官，宋朝就开始看好他的诗文了。读点陶诗，似乎成了宋朝有身份文人的标志。杨万里品出了平淡，朱熹读出了豪放。

到了明清，陶渊明似乎被装进了多棱镜里。宁静的时代看他，他是个飘逸的田园隐士；国家多灾多难的岁月再看他，那简直就是忠臣烈士了。龚自珍就曾经把陶渊明比作诸葛亮和屈原。他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或许出于其祖乃晋室忠臣的家风，也或许出于“空负头上巾”（指儒巾）的愧疚，陶渊明在晚年，始终都坚守着一颗东晋遗民的忠贞之心。他在刘宋王朝生活了八年，但他写诗，不愿意使用新朝的年号。他拒绝了刘宋新朝廷的几次征辟，朋友们都欢呼雀跃地离他远去了，他痛感子期已死，伯牙绝弦，在知音不遇的时代孤寂与哀伤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或许是明清忠勇之士所屡屡提及的缘故吧。

历史已经远去，我们驻足昔日的彭泽，久久回眸、凝望。陶渊明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索。他是清高的隐士、狂徒，曾几何时，他又被看作是伟大的力农者。过了若干年，他又成了自私自利的伪君子，成了贪污畏罪的潜逃人，还成了觊觎皇位的野心家。陶渊明宛如一面哈哈镜，千百年来的读者、评论家，无不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身后的那个时代。他们在给陶渊明拍摄特写的时候，似乎无意中也被陶渊明抓进去，与他合了影。

尽管是这样，每个时代、各个国度的人们，都禁不住来读他。唐人郑谷说：“爱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宋人苏东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现代韩国学人车柱环先生也说：“环虽不能无愧于渊明之人德，亦窃爱其诗。”^[1]日本学人一海知义更是强调陶渊明是“一个复杂而难解的诗人形象”，他说：“有的诗人虽然相当有名，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阅读。即使是其作品中极小的一部分，如是能代表其诗人特性的结晶之作，那倒也罢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有的诗人以某一个被过分强调的侧面或因其传说而出名。我认为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个。”^[2]由此他向世人宣称要把全面解释研究陶渊明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毕生的事业”。^[3]

可是，古往今来，对于陶公及其诗文，谁也没有真的读透过。或如朱光潜先生说：“凡是稍涉猎他的作品的人们对他不致毫无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却也不是易事。”^[4]

其中之艰难，或如尚永亮先生所说：“凡是涉猎过陶诗的人，对他的思想概况都有一定的了解，但要想很准确、很系统地认识它，也并非易事。”^[5]亦如台湾学者王叔岷先生所说：“古今论陶诗者多矣。能深入者，往往有所偏蔽；能周详者，往往流于浮浅。”^[6]或更如顾随先生所说：“我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陶之前有曹，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陶则不然。”^[7]顾先生道出了品陶的真谛，可谓登堂入室，走向了悟陶深处。愚性驽钝，奢愿循研陶诸贤开拓的门径，渐居廊庑之间矣。

二

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传播时代，走进琳琅满目的书市，各式文化快餐填塞满足着现代人的需要。或许，千百年来人们熟悉的陶渊明的桃源世界，可以涤去尘世俗累，获取轻松与悠闲。但是，如今一踏进“桃源”，却是满目疮痍，遍地狼藉。现代人的践踏，毁坏了这里曾经的宁静。

21世纪伊始，日本学者冈村繁的“陶渊明新论”，辗转三四十年之后，终于在大陆“抛售”了。他那“陶渊明是个伪君子、是个极端的自私自利人”的新说，不啻石破天惊，震撼着每一位有文化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但是，像胡晓明先生等，那样敢于公开与冈村繁对话、辩驳的人，却寥若晨星。更多的是新奇、企羡，甚至是仿效。于是，在21世纪之初，大陆的陶渊明新论也便接二连三地出现。首先说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是因为贪污畏罪潜逃。这番时髦的话语，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丁点儿可怜的清高，轻而易举地化掉了。再后来便说：陶渊明喜欢“像古代的帝王一样‘有事于……’”，又是第一位用“孤舟”的人，“‘棹’与‘诏’谐音”，“古代君王才可以‘称孤道寡’”。我们实在不知道，对于陶渊明，将来还有人会说些什么。或许只有这样猎奇，这般危言耸听的新论，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吸引身处传统荒漠里的现代人去关注那些他们渐渐淡漠了的传统吧。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让人想起郭绍虞先生曾说过的那番话。他说：“历来论陶之语，每如盲人们摸象各得一端，罕有能举其全者，即因蔽于时代所薰习，或个性有专诣，故立论亦有偏胜耳。由时代薰习言，如唐人视为酒徒或隐士，宋人视为道学家，明人视为忠臣烈士，清人视为学者，而近人且有称为劳农者。”^[8]

上述鲁、郭、顾等诸位先生的卓识，成了我们理解陶渊明不易的真理。如果延续郭先生的话语，那么视陶渊明为贪污者、为野心家，也便可以算作今人的“摸象”之一端吧。或许也因囿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薰习吧。

或许有人会抱怨，传统典籍是用繁体字、文言文记载的，是这些繁体字、文言文的消失，使传统与现代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人之间，有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鸿沟这边是喧嚣的现代都市，那边是寂寞冷清的故纸堆。曾经辉煌的传统被迅速地边缘化，曾经拥有的话语权逐渐丧失，让我们拿什么和现代对话？我们没有这样的时代薰习，难道还有别样的薰习吗？

我们只能说，或许激动终归是激动，激动仍是无济于事。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话语权丧失，传统边缘化，繁体字、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和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我们要让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我们现在面临了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

也就在冈村繁有关陶渊明的“高论”在大陆汉译出版的前夕，美国学者亨廷顿也向全世界“抛售”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回顾基督教的漫长历史，是用屠戮异教徒的鲜血写成的。伴随着十字军的东征，古希腊、古罗马等辉煌的古典文明一个个消失了。到了一千年以前，十字军在耶路撒冷遇到了殊死抵抗，向东的推进停了下来。从此，耶路撒冷成了两大文明营垒斗争的前方。这就是亨廷顿所谓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冲突的最主要表现。他所谓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其实早已经开始。明清时代，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特别是晚清时期，因中国朝政的腐败，不少有识之士放眼西方，开始钦羡西方文明，甚至主张废弃中国文字，全盘采用西方拉丁字母，这是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第一次正面冲突的结果。

而在日本，据说有汉学家说过，《史记》是在中国，但《史记》的研究却是在日本。同样的，又有人说，敦煌是在你们中国，但敦煌的研究却是在我们日本（后来证实是传讹）。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耽搁了，虽然我们现在有一批批学者不断努力，但是借用鲁迅先生谈天才培养之艰难的那番话来说，单是培养这些学者的土壤就很不容易。漠视传统，我们已经栽了跟头。我们常常感慨，古来礼仪之邦，现在却少有了礼仪。研究“三礼”文化的中国学者，却要千里迢迢地跑到韩国，去寻找“三礼”的活化石。

珍视传统，关键在于怎么样唤起它。躲进书斋，自成一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传统文化精英分子的选择；走出象牙塔，登坛讲说，炮制文化快餐，也是一种选择。选择无所谓对错，似乎也无所谓高下。但是，那种有关陶渊明式的新论，那些单纯猎奇式的媚俗，歪曲传统的，违背传统真实的，恐怕还是少些的好。他们搬起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砸破了别人的脚。只顾卖得一时哄笑，无异于自毁长城，也无异于饮鸩止渴。

在一片文明冲突的叫嚣里，在日趋被边缘化的残酷现实里，又面对着域外汉学家的强势，怎样将中国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怎样唤醒民众的传统意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英分子，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知大家是否已经做好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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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台湾）黄仲仑《陶渊明作品研究·前言》，（台北）帕米尔书店1965年版。

[2] [日]一海知义：《中国诗人选集4·附录》，岩波书店1958年版。时隔将近40年，1997年，一海知义在他的《陶渊明——情寓虚构的诗人》初版后记中仍说：“虽说和陶渊明打交道的岁月不算短，可直至今天，我还没能完全把握这位复杂的诗人的全貌。”

[3] [日]一海知义：《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序》，彭佳红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页。

[4] 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5] 尚永亮：《陶渊明的思想及其成因略论》，见尚永亮《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6] 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7页。

[7] 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顾随诗词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8] 郭绍虞：《陶集考辨》，《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