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疾患与享年

陶渊明寿年的争论，至今仍各执一词。笔者想从陶渊明的疾患入手，为其享年六十三岁说提供一些证据。在陶渊明及朋友诗文中，涉及陶渊明疾患的史料主要有六处：

（1）年在中身，疚维痁疾。（颜延之《陶征士诔》）^[2]

（2）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与子俨等疏》）^[3]

（3）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4）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赠羊长史》）

（5）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诗序）

（6）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

为寻求疾患与陶渊明享年之间的内在关系，笔者将这些材料归纳为一组逻辑命题：（1）上述材料所载是否属于同一种疾病；（2）哪一则材料最早；（3）陶渊明何时患病；（4）患病时陶渊明年龄多大。

综观陶渊明一生诗文，谈及自己疾病的仅有上列的五次，而且谈论的都是他年过五十得的那场大病。仔细品味《与子俨等疏》一文，该篇可称是陶渊明患病的最早纪录。因此《与子俨等疏》作品的系年，对陶渊明享年年数的确定甚为关键。陶渊明患病时间，颜延之《陶征士诔》说是“年在中身”，梁启超先生解释说：“此用《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语，谓五十也。”^[4]他解释“中身”为五十岁。这与《与子俨等疏》中的“疾患以来”“年过五十”、《自祭文》中的“识运知命”诸语，均相契合。梁先生释“中身”为五十岁，与对陶渊明的享年考辨相结合，成为他力驳六十三岁而倡五十六岁说的坚实凭据，后世反对六十三岁说者也多奉此为圭臬。但有一关键处，梁先生等力驳六十三岁说时疏忽了，即陶渊明患病具体是在哪一年。如果无法确定这个时间，就无从准确断定陶渊明的享年年数。所以《与子俨等疏》一文的系年成为考察的关键。梁先生推测《与子俨等疏》为元嘉四年（427）所作，即陶渊明逝世的当年，认为陶渊明患病后不久就抱疾而终。^[5]这一看法似乎有欠稳当。

我们结合上引与《与子俨等疏》有密切关系的《示周续之》、《赠羊长史》二诗来判定，即可知其中破绽。考有关文献，《示周续之》诗当作于义熙十二年（416）。其中背景，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周续之被江州刺史檀韶苦请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陶渊明因此创作此诗。按《宋书·檀韶传》记载，檀韶出任江州刺史始于义熙十二年。又《宋书·隐逸传·周续之传》记载：“高祖之北伐，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东寺，延入讲礼。月余，复还山。”即是此事。而高祖刘裕兴师北伐是在义熙十二年八月。可知周续之这年外出活动频繁，引起陶渊明不满，故有此诗。而《赠羊长史》诗为赠羊长史赴关中称贺刘裕破秦川时而作，刘裕破秦川是在义熙十三年，因而诗当作于义熙十三年，诸家系年没有异议。

而判定《与子俨等疏》的系年，不可忽略对陶集中叙述患病情况诗文的通盘考察，尤其是对《与子俨等疏》与《示周续之》、《赠羊长史》诗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对这层关系的把握程度，直接影响到《与子俨等疏》系年的推断，以及陶渊明享年年数的考察。

第一，《与子俨等疏》与《示周续之》诗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承关系。《与子俨等疏》云：“疾患以来，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而到《示周续之》诗中则言“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疾病初期，亲旧每以馈赠，是以药石不断。但随着疾病拖延，药石的供应出现危机，已经开始时断时续，因而陶渊明借此向周续之发出求援信号。诗中“意中人”即《与子俨等疏》中所言的“亲旧”。诗句中“老夫”与诗题“郎”相对应而提，《诗经·大雅·板》“老夫灌灌，小子跷跷”，知“老夫”为老年人自称，因又与《与子俨等疏》中的“年过五十”相符。因此《示周续之》诗与《与子俨等疏》作品在意脉上前后相承。揆之生活常识，疾患情况由《与子俨等疏》发展到《示周续之》诗中所言也合乎病理逻辑。

第二，《示周续之》、《赠羊长史》二诗中的“负疴”，即是《与子俨等疏》中“年过五十”的疾患。陶渊明在其垂暮之年所作的五言诗《答庞参军》诗序中说：“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抱疾多年”、“老病继之”，都直接针对多年前的那场病。甚至在他去世前夕所作的《自祭文》中还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意思是说，想当年如果我五十岁就死了，那样谁能不留恋人世？到如今这次离开人世，我就无怨无悔了。可知“中身”时的那场大病，在他离世前想来仍恍在眼前，心有余悸。故而由上述两层原因，可以断定：《与子俨等疏》的写作时间应早于《示周续之》诗，当在义熙十二年（416）之前。如此，距离陶渊明元嘉四年（427）逝世，其间相差十多年时间。又《与子俨等疏》中明言患病时已“年过五十”，以此推理，陶渊明的享年显然当在六十岁以上。因此，在以往关于陶渊明享年的诸家说法中，唯有六十三岁、七十六岁两说符合上文考述，其他说法均不足成立。

主七十六岁说者，将《与子俨等疏》系于义熙三年（407），时年陶渊明五十六岁，《示周续之》、《赠羊长史》诗系于义熙十二年（416）、义熙十三年（417）。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子俨等疏》与《示周续之》、《赠羊长史》两诗在创作时间上，则相距十年，那么这三首诗文谈病时的口吻语气及其相互关系，似乎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主六十三岁说者，如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将《与子俨等疏》系于义熙十一年（415），比《示周续之》诗早一年，时年陶渊明五十一岁^[6]，与“年过五十”正相合。如果是这样的话，病情从《与子俨等疏》中的描述，发展到《示周续之》、《赠羊长史》二诗中的情形，比较符合病理的自然逻辑和生活事理。而且，与五言《答庞参军》诗序“抱疾多年”、“老病继之”，与《自祭文》“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均能圆释，毫无滞义，也切合诗文实际。

总之，结合《与子俨等疏》、《示周续之》、《赠羊长史》三篇诗文，可知从义熙十一年到义熙十三年（415—417）这两三年里，是陶渊明患病最为严重的时期，疾患相当凶险。颜延之《陶征士诔》“年在中身，疚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描述出当时的情形。不过，从陶渊明《答庞参军》诗序、《自祭文》等作品来看，陶渊明当时侥幸逃过死神的魔爪，又生活了十多年，直到元嘉四年（427）去世，享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