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民国——研究体例之完善与方法之实践

北朝墓志研究经宋、元、明而体例和方法得以确立，自清代以来，随着北朝墓志出土数量渐增，北朝墓志的著录和研究也随之展开，至清末民国年间，达到鼎盛。

一 著录之成绩

北朝墓志著录，与其出土密切相关。宋、元、明三代所收北朝墓志不过10余方，这固然与时贤未能倾力有关，但出土极少应该是主要因素。[26]在明末以后，随着北朝墓志出土数量有所增加，这种情形也逐渐发生改变。到了清代末年与民国年间，洛阳邙山与河北磁县等地北朝陵墓大量被盗，北朝墓志出土数量激增，于是渐成为各家收录的重点。至于著录方法与体例，则伴随金石学的成熟而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体系：著录内容方面，不仅记其姓氏、年代和藏地，墓志形制、行款以及出土流传的情形等也详细记录，使我们既能知其人并能考其时文物制度，在必要的时候更可以用来鉴别真伪。体例方面，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以融合变通，从而形成以下几种主要著录体式：摹拓类，系从《隶续》碑图之式中来，如褚峻《金石图说》、邹安《古石抱守录》、杨守敬《寰宇贞石图》等；目录类，系从《集古录目》、《金石录》、《金石略》中来，如赵魏《竹崦庵金石目录》、胡谧《山西金石记》等；录文类，系从《隶释》中来，如王昶《金石萃编》、罗振玉《寰宇冢墓遗文》等；游记类，系从《河朔访古记》中来，如顾燮光《河朔访古随笔》等。而在此四种体例之上，又可分为一般类与地方类两种。北朝墓志著作体例之划分，大略如此。但在实际情形中，录文又往往伴随有考论，形成考论与著录相结合的特殊形态，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即是。因此，在下文叙述北朝墓志著录成绩时还将会涉及一些考论类著作，以便对此时期北朝墓志的出土与载录情形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掌握。

清代金石之学远较宋元明为发达，著述甚多。其中与北朝墓志有关的重要著作：一般录目类，有《钦定续通志·金石略》，赵魏《竹崦庵金石目录》，钱大昕《金石后录》，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叶志诜《平安馆藏碑目》，杨守敬《望堂金石初集、二集》，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无名氏《石目》等；一般录文类，有王昶《金石萃编》，严可均《平津馆金石萃编》、《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北周文》，黄本骥《古志石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朱士端《宜禄草堂金石记存》，端方《匋斋臧石记》等。地方录目类，有冯敏昌《孟县金石志》，段松苓《山左碑目》，夏宝晋《山右金石录》，张煦《山西通志·金石记》，章嗣衡《太谷墓志》，樊彬《畿辅碑目》，尹彭寿《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黄本诚《新郑金石志》，杨铎《中州金石目录》等；地方录文类，有武亿《偃师金石遗文记》、《安阳金石录》，冯云鹓《济南金石志》，缪荃孙《畿辅金石志》，孙葆田《山东金石志》，杨晨《定兴金石志》，周悦让《登州金石志》等。

考察这一时期北朝墓志著录情形可以发现，如高植、李宪、朱岱林等墓志，其出土都具有较大的偶然性。意外所得，相关的保护意识和措施也未形成，于是所出墓志或为人带走难见拓本，如司马绍、司马昞、司马升等墓志；或因未妥善保存而致文字漫漶乃至佚失，如高植、刘玉、陈留太守等墓志。此外，受乾嘉以后碑学风气的影响，拓本和刻石价格皆为不菲，至清末犹然。[27]这都给收藏和著录带来很大困难，以致当时人为得一拓而寤寐思之、欢喜累日。[28]故以前列赵魏、孙星衍、王昶、严可均、吴式芬、陆增祥、段松苓、缪荃孙等人收藏之富，也不过一二十方。端方最多，其数也仅止于30余方。但这一形势在清代末年，发生了急剧变化。

清代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古墓多有为人发掘者。罗振玉先生曾叙当日之情形：

今日古刻日出之故，因以前政令严禁发冢。海桑以后则否，故发墓公行。所得古物，地方官且设局收税，及土人出售所得，则官绅又假保存古物之名而劫夺之。及为官有，则假口于政费不足，公然出售，故发冢者所得，转不如贪吏劣绅之厚。[29]异邦人之访古于我河朔，购古刻以去者趾相接。有朝出重泉夕登市舶未传拓一纸者，士夫所获亦展转归于海外。其幸存者亦不谋流传，及一入肆贾之手，则列石以市，不许施墨，谓伤古泽。一旦得善价，乃亟毡包席裹以去，如是者比比。[30]

盗墓之风盛行，于死者多不敬，于文物也多有损失，但墓志大量出土，却也再次促进了金石之学的勃兴。张海若对此间之关系，作过如此解说：“金石学昉于宋而盛于清，清末欧化东渐，宜若几于熄矣。鼎革以来，公家之维护，私人之搜讨，反月异而岁不同焉，是何也？世道交丧，老师宿儒惧古学之寖亡，而远识之士，狷洁者流，亦怀才而寄托焉尔。抑吾国数千年文化最古东西，国人渐知趋重，遇有古物，争以重资购载而去，朝野人士浸浸觉悟，故古金石诸刻日发见而维护之道与搜讨之功相演并进。盖不知其止也。”[31]

官方出面收购，虽有贪吏牟利于其中，但洛阳、孟县、济南、磁县等地所成立的金石或文物保存所（或文物保存会），仍对墓志的保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于北平图书馆、河南图书馆、开封图书馆对墓志的收藏，更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相对而言，此时期涌现出来的许多收藏大家，如罗振玉、顾燮光、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徐森玉、李根源等人，在墓志收藏和著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更为明显。其中尤以罗振玉先生为著名。

罗氏在中国学术史中地位极高，生平著述近200种，所涉领域遍及传统四部诸学。但其学问用力最勤与成绩最大者，则在墓志。[32]罗氏曾自叙其治金石之历程：“予年十有六，始治金石文字之学。（中略）年三十，旅沪渎，人事之暇手自移录，为《蒿里遗文》。顾闻见苦隘，是时所得碑志，不逾五百。四十备官京师，广为蒐集，遂增至千余。宣统纪元，始手录碑文百余篇，并命婿迻写志墓之文，亲为校雠。值辛亥国变……余稿散佚。海外索居，取旧蓄墓志，分地重录之。逮返国寓津沽，数年间所得墨本，倍于往昔，随录随刊。然付手民者，什才六七而已。乃于甲子季春，将箧中所储，编为《蒿里遗文目录》。”[33]罗氏一生勤于收藏整理墓志，著作之富前此未见，而其收藏北朝墓志之多更是一时无两。在其所著《石交录》、《蒿里遗文目录》、《蒿里遗文目录续编》、《墓志征存目录》、《海外贞珉录》、《增订海外贞珉录》、《再续寰宇访碑录》、《洛阳石刻录》、《寰宇碑刻冢墓遗文》、《六朝墓志菁英》等书中，北朝墓志皆为重要构成部分。计其先后所录，有近450方，其中新增者有近240方，录其文者又有160余方。

罗氏以一人之力既救文物于将毁，又手录其目、其文以使古人不亡于今日。其功之大，实如无名氏所言：“五百年不能泯没者也。”[34]其时能为其同志者，尚有甘鹏云、顾燮光、刘声木、黄立猷、沈勤庐、吴鼎昌等人。其中顾燮光较为特殊。盖其虽为当时金石名家，但以寒士之身而为金石之聚，故常常“布衣芒履，裹粮负帙，躬揽太行诸山之胜，济卫之源，漳洹沁淇长河之流域。凡古刹丛祠、荒墟废垒、榛藓翳薶、猿猱啸吟之地，断崖片石，无不手扪而椎拓之”[35]。历时多年，先后撰成《梦碧簃石言》、《河朔访古新录》[36]、《河朔新碑目》、《河朔访古录》、《河朔新碑目》、《河朔金石存目》、《两浙金石别录》等书。至其晚年，更“搜集石刻遗文关于墓志塔铭者，咸录其目”[37]，以成《古志汇目》，为同好者索引之便。至于北朝墓志，也著录100余方。其余甘、刘等人虽无罗、顾收藏之富，然而以其皆重视北朝墓志，故间或也有彼二人收藏之未逮者，可为补充。

与此时期私家藏石相伴随，清代以来地方金石志记之风，至民国时期犹是如火如荼。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浙江、安徽等省所辖之县的县志中，多有金石志。其中记北朝墓志之作，录其目者有：何士骥、刘厚同《南北乡堂附近石刻目录》，牛宝善《柏乡金石志》，董瑶林《德县金石志》，常茂徕《洛阳石刻录》，阮藩济《孟县金石志》，王斩《山西碑碣志》，张维《陇右金石录》，米联奎《咸宁、长安金石续考》，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别录》，李根源《河南图书馆藏石目》，王荣光《枣阳金石志》等；录其文者有：贾恩绂《民国定县志》、《定县金石志余》，邹允中《寿光金石志》，刘仞千《临朐金石续志》，夏曾德、夏金年《历城金石续考》，刘靖宇《东平金石志》，赵东阶《汜水金石志》，段光世《鄠县金石志》等。这些著作虽然所收数量不多，但其所录志目与志文在补私家收藏不足外，亦自有其参考与文献之价值，不容忽视。

在地方金石志之外，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41年由范国腾等人，将馆中历年征集购置所得前京师图书馆与福山王氏之藏，以及郭玉堂先生费力入藏之近世邺下芒洛所出之墓志，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碑目》，共得3400余方碑刻。其中北朝墓志约300方，可补诸家之漏者则有80余方。

从上述清代至民国年间北朝墓志出土与著录情形可以发现，前后所出数量悬殊。各家之著录，因为体例和著录条件的不同，其成绩固然差异较大，谬误也因之而有异。以清人而言，北朝墓志出土多具有偶然性，收藏墓志拓片也殊为不易，故在各家记载北朝墓志时，就难免出现依从前人著录的情形。[38]于是竟有出土地点不能明辨者，有录文而多舛漏者，有刊刻时间以讹传讹者。如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等书皆于金石学界影响极大，但王氏“迫于浸木雠校之功，颇疏鲁鱼亥豕”[39]，孙氏则虽“采取详备，为金石目录诸书之冠。然纰缪触目，读者病之”[40]。故王书流布未久，沈钦韩便已作《读金石萃编条记》为之驳正。至罗振玉先生又以所获碑志为三家正讹补阙，撰成《金石萃编校字记》、《寰宇访碑录刊谬》、《补寰宇访碑录刊误》。与罗氏先后而属意于此者，尚有李煑《寰宇访碑录校勘记》，刘声木《寰宇访碑录校勘记》、《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再续寰宇访碑录校勘记》等。与清人著录情形相比较，清末至民国年间所出北朝墓志虽然收藏也颇为不易，但各家著录新出之志，多有志石或精拓本可据，故在文字释录方面成绩较高。偶有错误者，也可以据拓本和他家录文相校订，不再一一举例。至于此时期北朝墓志著录中存在的伪刻辨别的问题，以其于墓志研究妨碍较大，故笔者特别留意，并著成专文附于书后，此处不再复述。

此外尚需提及的是，方若《校碑随笔》勘订拓本之先后与文字之异同，并录伪刻之目。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则记石刻出土时间、地点、经过等内容，其中记载清末民国时期出土北朝墓志260余方。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则将《集古录》以下137种石学著作，分别系以其所录碑刻之后，以为检索之便。这三种著作的体例虽有异于他书，对北朝墓志研究则助益多多，堪称“著述之别裁”[41]。

二 括例之学

括例之产生，盖如卢见曾所说：“文章无义例，碑碣之制，备载姓氏爵里、世系以及功烈德望、子女卒葬之类，近于史家，如春秋之有五十凡，故例尚焉。”[42]梁玉绳也说：“自有志铭，而例因之以起。”[43]既然碑志自有其例，故撰文之士自当循例而作，不能随意为之。杨本叙潘氏《金石例》著作之由云：“凡碑碣之制，始作之本，铭志之式，辞义之要，莫不放古以为准。以其可法于天下后世，故曰例。而其所以为例者，由先秦二汉暨唐宋诸大儒，皆因文之类以为例。至夫节目之详率祖韩愈氏，大书特书，不一书彪列，其亦放乎《春秋》之例也欤？甚矣！先生有功于斯文也。先生世居中州，以文学鸣。国初，士之为文者，犹袭纤巧，其气萎不振。先生患去久而难变也，乃述是书以授学者，使其知古之为文如此。粲然毕举，如示诸掌。”[44]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潘、王、黄三人总结碑志文例又意在示人以撰文津梁。故其将考察对象限定在韩、柳等唐宋以后诸人作品，自有其道理。然而石例与碑志同时出现，故作为文体研究，则又必须打破潘、王、黄等人以韩文为正统而造成的研究樊篱。于是，朱彝尊以其学界巨擘的身份而倡为先声：“窃意墓铭莫盛于东汉。鄱阳洪氏所辑《隶释》、《隶续》，其文、其铭体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举而胪列之。惜乎，予老矣，不能为也。”[45]朱氏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受其影响而欣然行动者却此起彼伏。

梁玉绳叙其所以作《志铭广例》云：“元潘苍崖辑《金石例》十卷，明王止仲撰《墓铭举例》四卷，余姚黄梨洲著《金石要例》一卷，德州卢氏汇梓以行世。然标采杂错，兼多漏略，览者病之。余据耳目所及，别其类而补其遗，摘旧增新，次为《广例》二卷，广变例也。”[46]此书从其所举碑志情况来看，唐宋人的作品仍占主体。在卷2言“书法”时，以唐宋人碑志为正统的观念更是明白可见。然而综观文中所举石目，其范围已扩展至《集古录》、《金石录》、《隶释》、《金石萃编》等所载汉魏以来碑志文献。尤为重要的是，在论述“铭即志”、“题书文略”、“两人分撰志铭”等条目时，梁氏分别举北朝司马元兴、李超、司马昞妻孟氏、朱岱林等墓志为例，将其置于汉唐碑志文的变化中进行联系考察。在突破潘、黄等人视括例研究为写作服务的学术囿见的同时，能够从文体发展的层面上探讨碑志演变的历史进程。至于其中判断失误之处，则系梁氏所见有限之故[47]，不必苛责于古人。

与梁氏之仍未舍弃正统观念的情形不同，李富孙所著《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则已明确具备源流意识：

明初王止仲以唐宋十五家碑志撰《墓铭举例》四卷，撮例之要，十有三事，足以括其大凡。顾十五家之文，譬诸黄河之水，已过积石、龙门，但见其流之骪输奔注，而未知昆仑以上之原之所在也。（中略）若后世之必欲详著之，南北朝多骈偶，犹是汉制体修辞之意，鄱阳洪氏谓汉人铭墓皆一律，殆只论其文而未寀其例也。予惟乡前辈朱竹垞检讨之言，因取洪氏《隶释》、《隶续》所载，益以六朝人碑制及有墓石之出于近世者，略仿止仲之法，胪而列之，曰《墓铭纂例》。其叙、其铭虽各异体，举皆可见，则合止仲之例观之，庶不至沿其流而忘其原也。[48]

此书体例仿王行《墓铭举例》，于所列碑志目下以王行所归纳的“十三事”为标准，概括每事的正变与详略情形。关于此书体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于考古、辞章两无所取”[49]。叶国良先生虽嫌其批评太苛，同时却以为：“盖括例之作，若以考古立场言，宜分别时代、品目，然后能详各代之不同、体制之有别，提要所谓‘盖古刻体例，墓碑、墓表、墓志、神道、石阙，各自有别’也。李书分其时代矣，而卷3以后未分别名目也。若以辞章立场言，宜重黄宗羲《金石要例》所倡‘著为例之义’，李书于此着墨不多；盖李氏重在考古，辞章殆非其志也。”[50]然而考察全书，《提要》所评固然失于苛刻，叶氏之论似乎也不符合实情。盖李氏此书虽然借鉴王氏之法，但在安排碑刻篇目时则纯以时间为先后，并无区别碑刻各种名目的意图。这一点不仅在卷3以后如此，便是卷1、卷2亦然。[51]因此，综观作者以“墓铭”命名及安排碑志的顺序，此书主旨只在说明前后承继与变化关系。至于名目之间的区别，则是在具体分析中加以揭示。[52]此其一。其二，李氏重在发现和总结体例，体例之中既有考古，为例之义更时有涉及。考古内容叶国良先生已有论说[53]，而著例之义，则如《李昭碑》：“首书讳字族望，不著姓，以有额篆‘汉故李君之碑’也”[54]；《从事武梁碑》：“后叙卒年及子孙，以立碑也”[55]；《孝廉柳敏碑》：“首书故孝廉柳君，重其行也”[56]，等等。当然，李氏若能在体例上仿照《墓铭举例》而将碑刻名目加以归类论述，则其体例固能得到提高和完善，于读者尤能起到考镜源流的作用。但举例而不分碑刻品目，自潘、黄以来便一直如此，不能求全于李氏一人。[57]更何况此书于北朝墓志之研究，则更有重要之意义。

李氏既欲究碑刻体例之源，故详绎唐以前碑志之例，而北朝正处在这一环节中。于是，在卷4中便出现对北朝31方墓志进行考察的现象。这是括例类著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对北朝墓志的写法、体式进行研究。作者在分析过程中，既对这些墓志内容详略情形进行叙述，也对其正例和变例进行划定，同时更不时点明其中所出现的创例。如论《刁遵墓志》：“首题魏故使持节都督洛兖州诸而去额，与《中常侍樊安碑》同。另行书高、曾、祖父名字、官阶及夫人某氏、父某，此创例也。（中略）末又书夫人同郡高氏，父允官爵，前后似复出，又一例也。（中略）志列三世官爵于首，似行状之式。而铭之后别云同郡高氏云云，皆墓志之变例也。”[58]此类分析，兼顾北朝墓志时代特征与前代碑志的联系，正是将北朝墓志置于碑志发展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从而根本上摆脱了潘、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的束缚，站在历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碑志文各个阶段所具有的价值和地位。

与李氏相类而能秉承朱氏志愿且加以发挥者，尚有同时期郭麐所著《金石例补》与吴镐所撰《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

郭氏之书仿潘、黄先标其例后举碑志证实的方法，而以六朝为汉唐之津梁，正是此时期学者之共识。此书所论北朝墓志者仅有刁遵、李超、陆希道、司马元兴、侯莫陈君夫人窦氏、贺拔夫人元氏等六方墓志，数量不多。叶国良先生认为：“卷二论汉魏六朝碑志文例为唐宋文士所本者，多可参考”[59]。但据笔者所查，郭氏此类论断时有与事实不符处。如论《刁遵墓志》，以为：“汉人书其祖父止有官阀，而不书名，从未有及其配者，此则既著高曾祖父之官位与名，而并著其字，既书其夫人而又著其夫人之父，可谓详矣。此亦世变文繁之一验也。”[60]然则汉人书其祖父亦有官、名俱书者，如蔡中郎《祖携碑》等；至于其先世并妻氏同书，则西晋永嘉（307—313）元年《华氏之铭》已详书其夫曾祖父以下与夫人子嗣，并华氏祖父以下及其母舅之官爵与夫人姓氏等[61]；至东晋而渐多，至南朝则遂成常例。类似误判在论及李超等墓志时都有，而为叶先生所未论及，故在此略作申述。

吴镐《汉魏六朝志墓金石例》卷1与卷2以时代分次，于每代之下又以作者而分列其碑与志，叙其正、变之例；卷3则先录例后举碑志以证之。因此，在体例上堪称集潘、王之长，而能免去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举例》不作分类之失。另外，李、郭二氏考察韩愈以前碑志文例情形，意在溯源辨流，而吴氏则更进一步：

自东汉至隋，文集之放佚多矣。其间所撰志墓之文，可考撰人姓氏者，仅五十余家，而一人止有数篇，又多简略，不可举以为例。惟汉蔡中郎、北周庾开府二家文多例备，故专以二君文体为式，详举于后，俟宗法汉魏六朝骈体者有所参考焉。[62]

至撰写《唐代志墓金石例》时，则明确提出：

志墓之文，始自东汉。蔡中郎集中所见稍多，然叙事则失之太略。盖当时文体简朴，类如斯也。至子山庾氏，始成正格。厥后至唐，又失之太详，未免冗滥。赖昌黎崛起，力振衰靡，遂得复古。平心持论，撰志墓文者，止可以此三家为正宗，不得因骈散歧途而有所偏废也。[63]

这种将蔡、庾、韩三人并尊的观点，实际已是将碑志文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段，如果不具备文体沿革的观念，的确不能有此卓识。[64]而在具体论述中，吴氏也能前后联系，指出其间的承继关系。如论《李超墓志铭》：“铭后题行另书妻某氏、父某官，息女某、适某、系某职，息某、年若干，较《刘使君碑》式又稍变矣”[65]；《临青男崔公墓志铭》：“右志首列祖父及祖母讳字等，后书本人爵里，与宋《谢公墓志》同例也。……书孤息某刊遗德于泉路，与汉《邯郸淳》、《鸿胪陈君碑》同例也”[66]；《朱岱林墓志》：“直书名讳，如蔡中郎《祖携碑》之例，一例也。（中略）末云第四子某式序徽猷，而从父兄某勒铭黄壤，系合作者，又一变例也。唐高卢藏用《苏瑰神道碑》及宋欧阳文忠公《张君改葬墓碣》，皆两人合作者，盖宗此例也”[67]。而在论《司马元兴墓志》时认为：“右志书氏讳乡邑后，详述其高、曾、祖、考讳字、官阶、谥法，凡一百七十余言，叙本人止十六字，不言官秩，变例也。或云南朝禁墓志，故仅载官秩，不叙功勋耳。”[68]此处吴氏所说“或云”，本为备一说。虽然已无法确知提出观点之人，但其能从司马元兴乃晋室遗裔的身份，而联想到《司马元兴墓志》的文例可能是受南朝墓志文例影响，进而又将志文不叙功勋与南朝禁墓志相联系。这一认识是否属实有待商榷，但其思考角度却颇具识见。吴氏征引其观点，应该也是基于南北墓志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考虑。[69]因此，综观吴氏此书，其关于碑志文例的观念及对北朝墓志的认识，较之于梁、李、郭等人已然深入了许多。

上述三家而外，王芑孙《碑版文广例》写作宗旨与梁玉绳《志铭广例》相似。冯登府《金石综例》考察范围有限，故两书于北朝墓志不仅谈及很少，且观点也多为前人所道，价值有限。至于鲍振方《金石订例》则需稍作申说。关于此书，叶国良先生以其往往“窃他人说为己见”，因此认定为“欺世盗名之作耳”。[70]观叶先生所举诸例以及文中所谓“振方按”举证情形，确有据他人之说以为己意之嫌，但也不能因此而废弃全书。盖鲍氏所论亦间有可资启发处，如其论“碑志必实书”：“振方按，碑志虽曰称美，但须核实，不得凭空设撰谀词，使其人之名实相反。曾传闻先辈为人寿文，其人本悍愎不轨武断乡曲者，其文云：‘翁之为人，不拘小节，不畏强御，信心而言，遂意而行’，虽不失为称美，而其人之大略可见。此等笔力，惟前辈有之，有志于古者不可不加意也。”[71]鲍氏能在所谓谀辞之后看到作者的别样用心，较之于单纯视碑志文为谀辞的观点要高明得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北朝墓志文辞表达的复杂性。如此例者尚有，读者需在阅读时加以审慎取舍，不可盲从。

金石括例之学对于北朝墓志研究的意义，主要在方法的开创与完善，而其研究的进程则又主要体现于以上所述各家著作。除此之外，清、民国时期金石学者在考证北朝墓志时也对部分墓志文例有所提及，如钱大昕论《刁遵墓志》：“志列三世官爵于首，似行状之式，而铭词之后，别云‘夫人同郡高氏’云云，皆墓志之变例也”[72]；王昶言《司马升墓志》：“碑称‘曾祖彭城王，祖荆州’，但书爵书官，而不书名，与《高湛碑》同”[73]；黄本骥评《崔敬邕墓志》：“其祖父名爵列于题衔之前，与宋《刘袭志》同”[74]，等等。但以所括之例得当与否及多寡来看，显然不能与李富孙等人相提并论，所以只有部分参考价值。

三 考证之学

如前所说，宋人考证的内容涉及经学、小学、文学、艺术、职官、谱牒等内容。赵明诚所考北朝墓志虽然仅有4方，且只涉及职官、姓氏，但史志校补、互证的方法却为后人研究北朝墓志时所继承。为说明清至民国时期北朝墓志研究所关注的内容与具体的方法，试以诸家考证康熙年间出土《崔敬邕墓志》之文为例：

入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未可概以北体少之也。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拘局。欧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绳尺，而古韵微矣。宋人欲矫之，然所师承者皆不越唐代，恣睢自便，亦岂复能近古乎？山谷稍黠跳而学《瘗鹤铭》，故能倔强一时。康熙丙戌夏雨浸记。

——何焯《义门先生集》卷8

志石近出安平县，已取置县学乡贤祠。今按其文，另行序世系在题目之前：“祖秀才，讳殊，字敬异，夫人从事中郎赵国李烋女；父双护，中书侍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安平敬侯，夫人中书赵国李诜女。”此惟行状序三代有此式，今用于志铭，亦金石例所希也。下入崔公志题。序云：“君讳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年廿八，被旨起家召为司徒府主簿，俄而转尚书都官郎中、兼吏部郎。太和廿二年春，宣武皇帝以君为东朝步兵。景明初，丁母忧，服终，征君为左中郎将大都督中山王长史。出围伪义阳，城拔凯旋，君有协规之功，授龙骧将军太府少卿临青男。永平初，持节营州刺史。延昌四年，征君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卒，蒙赠左将军济州刺史，加谥曰贞。”敬邕，《魏书》有传，自初历官至卒加赠，皆与志合。惟营州刺史，传作青州，为字形之讹。又延昌四年征为征虏将军，传作熙平二年。卒于熙平二年，而传作神龟中。谥曰贞，而传作恭。当依碑为正。临青男，传作临淄男，未知其孰为审也。“义阳城拔，君有协规之功”，即传所谓中山王英南讨事也。字别体，煎作，旄作，禀作粟。

——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

按《魏书》，敬邕附《崔挺传》，其所历官，碑与史略同。但史载敬邕为脩和之弟，而不言其为双护之子。史言脩和为挺从祖弟，则敬邕亦为挺从祖弟。而挺字双根，碑言敬邕之父双护，疑史于其世次殆有误也。又史谓“熙平二年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神龟中卒，谥曰恭”，而碑称延昌四年为是官，以熙平二年卒，加谥曰贞。自当以碑为正。

——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卷2

崔敬邕，《魏书》附《崔挺传》，盖亦挺之从祖弟也（挺从祖弟脩和，脩和弟敬邕）。祖父名爵列于志前，与宋《刘袭志》同。志云：“祖秀才殊，字敬异，夫人从事中郎赵国李烋女；父双护，中书侍郎”，又云：“夫人中书赵国李诜女”。殊与双护，名位不见史。烋即休之别体。李休附《北史·李士谦传》云：“字绍则，缵次子”。诜，《魏书》附《李顺传》云：“灵族叔，字令孙，官京兆太守”，盖即其人也。志称：“敬邕起家为司徒府主簿，转尚书都官郎中，为东朝步兵。景明初，丁母忧。”及其余官，皆与史合。惟为都官时兼吏部郎，则史所不著。志云“临青男”，史作“临淄男”。志云“营州刺史”，史作“管州”。临青既临清，《地形志》：“司州阳平郡临清县”。营之为管，以字形相近而。又志称：“延昌四年，征君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方授美任而君婴疾连岁，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卒于位。”史误以卒之岁为授征虏之岁，而云“神龟中卒”。又史称“谥曰恭”，志云“谥曰贞”，皆当以志为正。志云“孤息伯茂”，史称“子子盛袭爵，除奉朝请”，伯茂即子盛，六朝时名与字往往互见。

——李宗莲《怀岷精舍金石跋尾》

上举四家考证文字之外，还有黄本骥《古志石华》、吴汝伦《深州风土记》、郑业敩《独笑斋金石跋考略》等都对《崔敬邕》墓志有论及，言语多有重出处，故不烦录。而以这四家所论情形来看，除过何焯仅论书法外，其余诸家所考，或如武亿，考论志中所叙墓主历官之详略，文中时间（如历官之时间、卒葬年月）之正误，赠谥之异同，志中所叙事件发生时间、相关人物以及墓主之表现，文中别体字对应的正字；或如赵绍祖，与史书结合考正志中所叙及人物之身份（包括官爵、姓名及其亲属关系）；或如李宗莲，考订地理之讹谬。这四家考述角度虽各有偏重，但综观乾嘉以来北朝墓志考证成绩，则武亿等人所论已基本涵盖此时期考证之学的主要内容，即以职官、人物、时间、事件、地理为主，以正“经”、字形、书体、文例等为辅的研究格局。

王国维先生曾论宋人治金石之法云：“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75]但从赵明诚等人考论北朝墓志的情形看，这一点表现还不明显。而以之考察清至民国时期北朝墓志研究，则可谓一语破的。如上举《崔敬邕墓志》，墓主于《魏书》有传，故武亿等人考证时间、事件、人物等内容时，皆以《魏书》相关记载为着眼点，论其异同正谬。如果只从此时期考证北朝墓志所得结论来看，墓志所叙职官、时间、姓名等内容，其正确率不仅很高，而且一般比《魏书》、《北史》所记为详。这与赵明诚当初相信刻词的看法，可谓前后呼应[76]。由此看来，墓志的文献价值自是不言而喻。但认真考察各家考证文字，墓志的意义则几乎只是建立在它对史传内容的补正基础上。武亿等人情形已见上文，再举数例以见其余：

右魏《刁遵墓志》。遵，雍子也。志载遵历官始末，与《魏书·刁雍传》略同。惟本传云：“遵袭爵，太和中例降为侯”，而前叙雍事，但云“赐爵东安侯”，别无进封之文，不知何以云“例降”？盖传文有脱误尔。碑于遵高祖协、曾祖彝皆云“晋侍中”，祖畅云“晋中书令”，而《晋书》皆无之。窃疑雍北归之后，自述其家世以夸耀魏朝，或有饰词，不如《晋书》之得其真，故《魏书》亦不取也。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持节左将军平州刺史宜阳子司马使君墓志铭》，正书，卒于正光元年七月，与《魏书》三十七本传合。是年庚子，魏孝明帝即位之五年，在南朝为梁武帝普通元年。即以是年元枵之月葬于本乡温城西十五里。元枵，十一月也。又云“君讳昞，字景和，河内温人也”，本传但书景和，盖以字行者。（按：后论“昞”字之意与司马氏之郡望，从略）又云：“君少被命，为奉朝请牧王主簿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从龙骧府上佐迁扬州车骑大将军府长史带梁郡太守，转授清河内史”，与本传亦多合。

——王鸣盛《蛾术编·八十二》

右《皇甫墓志》，辛澍撰，当在鄠县出土，未见箸录。史无传，志叙先世但云荆州刺史之孙，辟主簿州部处士之元子，不详其祖若父，名无从考证矣。碑首题云“安西平西二府长史”，安西府属幽州。又云“新平安定清水武始四郡太守”，《地形志》新平安定属泾州，武始属河州，无清水郡而有清水县，殆先尝置郡后经省改耳。文云“安定朝那人”，安定属泾州。又云：“延兴中，泾土夷民，请为统酋。戎华理隔，中旨特许。”按《帝纪》，延兴三年吐谷浑部内羌民钟岂渴干等二千三百户内附。《志》所述者，当即其时事也。又有“太和廿年，仇地不静”云云。按《帝纪》，太和廿年不载此事。《魏书》、《北史》同。《任城王澄传》云：“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澄至州，量彼风俗，诱导怀附，表送婆罗授仲显循城镇副将杨卜广业太守、叱盘固道镇副将。自余首帅，各随才而用之。款附者赏，违命加诛。于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顺。”志所称“驰驿慰劳”、“陈示祸福”、“凶顽尽悟”、“面缚归降”者，即其事。盖在任城军中，任城遣往谕导，著有功绩也。志称任城王者为澄，刺史为梁州刺史也。任城王嘉其远量，表为长史，当即碑题之长史。又有“正始三年，秦泾叛逆”云云。按《帝纪》，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二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年号建明。二月，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吕苟儿。五月，以秦陇未平，诏征西将军于劲节度诸军。六月，安西将军元丽大破秦贼，斩贼帅王智五人，枭首六千。七月，元丽大破秦贼，降吕苟儿及其王公三十余人，秦泾二州平。又《元丽传》云：“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号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号圣明元年。诏以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与别驾杨椿讨之。”又《杨椿传》云：“秦州羌吕苟儿、泾州屠各陈赡等聚众反，诏椿为别将，隶安西将军元丽讨之。”志所述者即此事。“都督杨公”者，当即椿也。惟椿非都督，与传不合。丽传称“别驾椿”。传称“别将”，亦不相符。又纪称“王智”，传称“王法智”；丽传称“陈瞻”，椿传称“陈赡”，又复互异。“表为都长史”，“都长史”不见于《官氏志》。此所云“长史”，当即碑题之“安西长史”，抑或是“都督长史”脱一督字邪？至所称“刺史王公”、“河州刺史梁公”、“刺史元王”者，皆不详其名，不知何许。“中书博士”加“议”，《官氏志》所不载，可补其阙。偶阅《北周书·赵肃传》云：“曾祖武始归于魏，祖兴中书博士”，其余诸史传中当更有之，然亦无加议之称辞。“以夕年”，夕年犹暮年也。“横水令辛澍与君缠笃，寻君平志，刊记金石”，是此志为辛澍所撰也。横水属岐州平秦郡，辛澍无考。妻父梁洪敬、魏留孙，亦无考。赵兴郡属豳州，盖郡公也。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4

刁遵、司马昞两方墓志的考论情形，与《崔敬邕墓志》别无二致。《皇甫墓志》，其墓主于史无征，故陆氏不能直接对其作出考证。但因为志文所叙仇池氐羌反叛等事件在《魏书》之《宣武纪》、《元澄传》、《元丽传》及《杨椿传》中有提及，故从旁考知皇甫为长史的时间与原因等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以史释志。但在更多情形下，如果墓志所叙人物、事件没有关切于史实者，则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因此，史志互证既有志对史的订正，也有史对志的说明，但二者地位并不对等。显然，传统考证皆以补正史传为第一要务，亦即法式善所说：“盖世所重于金石文字者，非独以其有益于小学也。史家记载所未及详，或其治传闻之误者，博学之士，每取资于金石以为考正。虽不必其果当，然其当者往往有之。故余尝谓，金石文字足以备读史者之采择。此其功较专论小学者为更大也。”[77]

目的决定方法。清代学者虽然上承宋人史志互证的思想，但以考据之法而治墓志，故其研究以单篇墓志史事的考证为表现形式；而成果的多少，则又取决于墓志所叙内容与史传之间对应关系的大小。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清人考证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墓志的出土数量。因此，清末以前北朝墓志出土虽已近百种，但诸家论及的墓志前后相加不过刁遵、崔敬邕、司马昞、高植、司马昞妻孟氏、皇甫、司马绍、郑道忠、叔孙协、陆希道、李超、吴高黎、李谋、刘玉、张玄（黑女）、贾瑾暨子晶、司马升、李宪、高湛、刘懿、王偃、惠猛、高肱、崔頠、皇甫琳、法懃、朱岱林、乞伏保达、刘忻、李琮、郑子尚、贺屯植、时珍等30余方，而其中尤以高植、高湛、司马昞、司马绍、司马升、李超、崔敬邕、崔等墓志最受关注，考论最详。所以，若论清人研究北朝墓志的成绩，即在对以上30余方墓志所叙相关之人物、时间、事件、地理等内容的考索与辨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清人的研究有所轻视。其理由当如毛凤枝所说：“考证金石虽系识小之学，然非史学贯通兼明说文训诂，遇有事迹同异、文字奥衍即难下笔，而舆地、职官、姓氏三门尤必详其沿革，知其源委，方能彼此印证，归于至当。”[78]故以清代学人识见之广博、学养之丰富，其考订的史事与疏证的志文，多以精审为胜，堪称典范，对于北朝墓志文献价值的开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实践意义。

清末民国期间，北朝墓志出土数量激增。与之相应，此时期题跋著作考论及的墓志数量也远较此前为多。如由云龙《定庵题跋》考论《王僧墓志》等近20方，吴士鉴《九钟精舍金石文跋尾》考论《寇臻墓志》等近30方，罗振玉《松翁近稿》、《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先后考论《穆亮墓志》等近90方，范寿铭、顾燮光《循园古冢遗文跋尾》考论《韩显宗墓志》等100余方。考察各家研究情形，仍是从志文出发，与史传文献相互勘校以明异同，从方法到内容与乾嘉考据一脉相承。因此，清末民国时期北朝墓志研究，其成绩也就更多表现为墓志考证数量与补正史籍阙略等方面。

此外尚有两个动态值得重视。其一，此时期部分学者在具体论述时，因为所见墓志较多，所以能不时地注意到相关材料间的联系。如吴士鉴考论《元飏妻王氏墓志》中“阳平王第六弟元飏”句，便将其与《元飏墓志》中“阳平王之六子”以及《魏书·阳平王新成列传》有关记载进行比较，考证元飏为阳平王新城之子、元钦之兄，为《魏书》漏载。而元钦又是元颐之弟，故认为“阳平王之六子”与“阳平王之六弟”为变文现象。[79]此说于理可通，倒不必一定要将弟看作子之误[80]。再如罗振玉考论《卢兰墓志》中卢兰夫氏姓名与爵位等情形，也是将之与《魏书》之《宗室景穆十二王传》、《元寿安墓主》等作联系，推测元氏始平之爵或为后来所追封。[81]从吴、罗二人考证中可以看出，精通史籍是继承了清代学术的优长，同时又得益于见闻广博，故在论说时能左右逢源、翔实允当。其二，在具体考证史事的过程中，偶然会出现对某种现象进行概括的言论。如《元始和墓志》称元始和字灵光，但志中却有“唯光天戚至重，皇室懿近”，是省称灵光曰光；而称元始和之祖汝阴王天赐又作赐。故罗振玉以为：“六朝人文字之无法如此。”[82]再如《乞伏保达墓志》言乞伏保达为“夏禹之苗裔”，但查《晋书》知其族出朔漠，故吴士鉴认为：“盖自五胡云扰、割据中原，耻言先世之事，皆欲托于神明之胄，此碑殆出于文人之缘饰耳。”[83]这种论说固然浅尝辄止，未能借此深入思考。但由类似史料之中形成一般性认识，这已经是一种进步，暗示了墓志从单一的史料整理转向文化背景研究的发展趋势。

与史学研究相伴随，小学与书学之价值也备受金石研究者重视。朱士端在阐发金石学有功于经史之后，紧接着便说：“可以溯古籀篆隶，可以征诂训声音，可以通文字假借”[84]。因此，各家在考论北朝墓志时，每每于考论结尾处对志文中所出现的别体字、讹字进行辨识。如前举陆增祥在考证《皇甫墓志》有关史实之后，即对驹、那等字的别体一一作辨别说明。[85]前人言北朝石刻之弊，文字讹异现象常为其中口实。故清至民国时期北朝墓志释文，首先在其有助于北朝墓志的阅读与理解。其次，在知文字之变。如《高植墓志》作“渤海條人”，《高湛墓志》则作“渤海滌人”，《魏书》高湖、高聪、高肇等人传中则作“渤海蓚人”，联系周亚夫封條侯而《功臣表》作脩侯、《汉书》“脩”县作“蓚”县，钱大昕认为，條、蓚、脩、滌古时为通用字，在魏时犹然。[86]最后，在于可考证北朝经文版本。如《刁遵墓志》有“载仁抱义”之句，语出《礼记》，其文字与陆德明所据本同，而与《礼记正义》作“戴仁”不同。王颂蔚认为，此句当与陆德明，俱出河北旧本。[87]

然而金石学者对北朝墓志文字的考释，在比重上不能与史学比，在成绩上则不能与专门研究石刻文字的著作比。因此，金石之于小学研究助益颇大，但金石学者研究北朝墓志时却并不以此为要务。其情形同样反映在书学的发展上。

金石学者重视北朝书法的风气，自宋人欧阳修便已有之。如其在跋《后魏神龟造碑像记》时说：“余所集录自隋以前碑志皆未尝辄弃者，以其时有所取于其间也。然患其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独其字画往往工妙。”[88]明代赵崡评《张猛龙碑》则云：“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碑首正书大字十二尤险劲，又兰台之所自出也。”[89]至清代诸家考论北朝墓志，也不时出现点评墓志书法的言辞。然而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自宋代以来如何焯那样在跋《崔敬邕墓志》时只论书法的著作，不过郭宗昌《金石史》、李光暎《金石文考略》等数家而已。反观乾嘉以后书学态势，从清初陈奕禧等人的个别习作[90]，到嘉庆时阮元著《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为碑学奠基[91]，稍后的包世臣《艺舟双楫》为其铺张声势[92]，再到康有为对“魏碑体”的推崇备至[93]，学界前后对北朝书法的认识可谓大相径庭。而北朝书法历此过程遂蔚为书学大宗，其中北朝墓志则为构成这一景观的主体之一。但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钱大昕、武亿、王昶、陆增祥、端方、罗振玉等人有关北朝墓志的论述，却仍然是那么简洁，从中几乎看不出这一历史事件演变的轨迹。

因此，联系小学与书学在北朝墓志考论文字中的从属地位，其成绩的取得主要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部，以及墓志考证主要以史学为重心的事实，我们认为，去掉自成一体的括例之学，传统的北朝墓志考证虽然涉及领域很广，却始终以史学为中心，而小学与书学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并反过来促成墓志研究的深入。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为北朝墓志价值的提升与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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