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中西形而上学思想的比较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基础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期，王国维先生就奠定了该问题研究的基本方向。由于深受康德等德国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将哲学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认为哲学乃最神圣最尊贵之学。他说道：“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也。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且夫世之所谓有用者，孰有过于政治家及实业家者乎？世人喜言功用，吾故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1] 但是，他又认为哲学尽管为中国固有之学，不过在中国哲学中还是欠缺了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他说道：“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惟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 ^[2] 这段话中的“纯粹之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在王国维看来，尽管中国哲学中也有一些形而上学思想，但是，还没有纯粹的形而上学思想。只有西方哲学中才有纯粹形而上学思想。因此，用西方形而上学来改造中国哲学，便是中国哲学建构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就首次明确地肯定了西方形而上学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基础地位。用西方形而上学思想来改造中国哲学，从而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便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方向。以后中国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构建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路径来建构的，无论是熊十力、冯友兰还是金岳霖等先生莫不如此。

例如，早期的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金岳霖、牟宗三等先生都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与中国形而上学进行过比较研究。比如，唐君毅先生比较研究庄子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后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是较超越的，而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很内在的。^[3]但是，他又认为两种完全是可以会通的；牟宗三先生则深入研究过康德的形而上学，他希望用康德的形而上学思想来改造中国儒学。其中也认可了中西形而上学是可以会通这样的观点。^[4]

然而，这些研究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更多地还是以西方形而上学为标准来理解中国的形而上思想的，并认为中西在形而上学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会通的可能。但是，对于这种会通的根据以及如何会通等问题，这些成果则重视或研究得还不够。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思想进行过清理，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解也是片面的。这样，我们就没有看到他们论证过中西形而上学会通之可能的依据问题。因此，先前那些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思想比较研究成果中，大多数都缺失了很多必要的基础性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思想的清理几乎没有人做过。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清理，所有相关的比较研究就会因为缺乏必需的理论基础成为描述性而不是理论性的研究成果。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先生对此的比较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形而上主要研究的是“道与器”的关系，而西方的形而上学则主要研究的是超验对象。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底，而西方的形而上学才是形而上学的。这就蕴含了中西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有着根本不同这样的认识。^[5]

到了今天，对于中西形而上学差异的研究成为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的主流意识。例如，张世英先生分析过中西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不同，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是二元分离的，而中国的形而上学则是一元论的^[6]；赵敦华教授则从“有无”关系上论证了中西形而上学在思路和内容上的差异性。^[7]当然，这种研究结果虽然还没有明确地说中西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哲学形态，但是，其中已开始蕴含着一些两者是不同哲学形态的思想了。

港台地区对此的研究主要是傅伟勋、方东美、刘述先等学者。他们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过相关问题。其基本观点也是认为中西形而上学是不同的，应该充分注意到其中的区别，不过他们又认为两者从根本上说又是可以会通的。例如，傅伟勋先生就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研究的是“真理”，而中国的形而上研究的则是“道理”。两者是不同的。但是，可以将西方哲学的相关思想引入中国哲学，两者便可以会通。^[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李震教授的研究成果。他著有上下两册的《中外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一书，其中上册为“中国形而上学探讨”，下册为“西方形而上学探讨”，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主要研究的是有限存在的形而上学结构，强调的是存在的本质性，但是，它却忽视了人性问题的研究。而中国的形而上学更多地关注了人性问题，特别注意对本性、一体等范畴的研究。因此，从比较意义上说，在他看来，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和中国的形而上学的“道”，尽管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两者在许多地方又是可以会通的，进而提出了中西形而上学会通的设想。

国外对此的研究主要是一些汉学家。例如狄百瑞（Wm.Theodore Bary）先生，在分析儒家的困境时提到过到这个问题^[9]；孟旦（Donald.J.Munro）先生在论述早期中国“人”的观念时也涉及过这个问题^[10]；郝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Roger T.Ames）等先生在他们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也涉及过相关问题。^[11]他们的基本观点大致同中国哲学相关的主流观点相近，即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是不同的，因而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两种哲学包括形而上学也是有着会通的可能性，因为它们都是哲学。有意思的是，西方学者们也忽视了对于西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因为他们都没有专门研究这一个问题的专著。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是存在的，这不是一个问题。因此，他们仅仅关注的是从哲学学科建构上来研究中西哲学的不同，这多少是他们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缺陷。因为这些国外的学者哲学素质是极高的，对于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应该是很熟悉的，如果他们能够研究这一课题，那么，一定能够写出优秀相关成果。尽管如此，他们现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对于本课题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启示和提醒。

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对此有了一种方向性转向，明确提出了中西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同形态哲学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俞宣孟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的谢遐麟教授等人。谢遐麟教授认为，“metaphysics”按照中国哲学的理解，不应该翻译成为“形而上学”，更准确应该翻译为“形而下学”，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中国哲学的理解，形而上学只能是“道”这样的最高范畴，剩下的一切都是形而下学，包括西方所谓追根溯源的形而上学^[12]；俞宣孟研究员则发表了多篇文章和专著，强调指出中西形而上学是有着根本差异而形态不同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如果没有看到这一区别，便会产生既不能理解中国哲学，也不能理解西方哲学的失误。^[13]这就意味着，当今一些学者开始转变比较中西形而上学研究的思路，不再将“形而上学”看作统一的范畴，而是要从根本上区别出中西两种形而上学。于是，西方的形而上学主要是研究“存在”问题，而中国的形而上学是研究“道器”关系的问题，则成为当今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的一种新观点。应该说，这一观点对于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中西在形而上学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则应该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甚至是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建构的严重羁绊，重新开启一条中国哲学的发展路径。

这就是说，在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中流行的主流共识是中西形而上学是有区别的。不过，对于两者是不是可以会通则可以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中西形而上学是有差异的，但是，它们的基本精神还是相通的，因此，这类学者往往更注意研究西方的形而上学，试图用西方形而上学来整合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另一种思路则认为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哲学形态，它们没有会通而只能有对话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更关心研究中国形而上中的道器关系，试图以此说明中西形而上学完全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

在我们看来，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我们既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也没有系统清理过西方形而上学问题，还没有从理论高度真正比较过两者，从而使得我们对于形而上学思想本身以及中西形而上学形态还没有透彻的了解，对于其中的任何形态还不是十分清楚。因此，把握形而上学和形而上的实质，从中西形而上学发展历史过程来研究形而上学这一问题则是十分必要了。

根据这样的分析，对于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我们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是界定和厘定形而上学的意义。因为“Metaphysics” 这一术语始终具有西方人理解的意义。而中国现代哲学将其翻译为“形而上学”，则是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来翻译的，意指西方的这一术语相当于中国传统哲学里的“道”这个概念。这样一来，中国的多数学者便认为，在中国哲学中对“道”的研究就相当于是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包括对“天道”、“天理”等的研究。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是不是能够相当于西方哲学中“Metaphysics”？也就是说，“形而上学”这个中文译名是不是基本概括了“Metaphysics”的含义则是必须首先澄清的问题；其次，澄清了“道”和“Metaphysics”有根本不同之后，将分别清理中西相关思想的思路、内容、特点及其历史，以便充分证明中国的形而上学是不能够用西方的形而上学来规定的；最后，在此基础上将指出中西哲学不是会通而是互补的。因此，中国哲学只有从西方形而上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够真正找到自己发展的地基。

所以，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梳理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和历史命运，包括古希腊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形而上学和现代的形而上学的变迁等内容，意在指出西方形而上学主要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而并不是在宇宙论意义上展开的。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始终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极问题，从而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思想有着根本不同。其次，论述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基本思想的思路、特征及其意义。由于儒家和道家对于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所以，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中国儒家和道家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及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意在说明中国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在宇宙论维度上展开的，要回答的是天下万物产生和变化等问题，突出的是对人生状态和生命意义提供指导。再者，比较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形而上学在相关问题上的差异，意在充分说明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哲学形态。然后，以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等三人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为例来阐明我们的观点，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照搬西方形而上学思想来构建中国的形而上学，则必然使得中国现代哲学陷入理论困境；如果仅仅用中国的形而上学思想来完善西方的形而上学也必然走向歧途；最后我们将在本书中提出中国哲学走向的一些思考，从而回应当今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

为此，我们首先采用词源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对西方的“metaphysics”和中国的“形而上学”这两个概念进行梳理，明确两者的基本语义、意义和根本区别；然后，我们采用历史的方法，以存在问题的追问为脉络，整理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同时以中国的“道器”关系为线索，分别论述儒家和道家的相关思想发展历史；再者，我们用比较的方法，对中西相关思想进行比较，揭示出其中的根本差异；另外我们还要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以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三人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为个案，清理出他们三人各自形而上学思想内在思路及其中的共同性，从中概括出中国现代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主要思想、贡献、理论困境以及对于当今中国哲学的意义；最后，再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中国哲学只有去除西方形而上学的羁绊后才能找到自己发展的地基。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历了从实体形而上学、主体形而上学到思辨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是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是对立的，而这样对立的形而上学必须就会走向纯粹的思辨领域中去，成为某种纯粹理论，远离世界和人生，从而彻底丧失其本来的意义。然而，从康德以后，西方的形而上学也开始有了决定性的转向，从思辨走向了实践，走向了人生，这样的转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了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之中。道家哲学中的形而上更多的是宇宙论和境界的形而上学，关注的是天下万物的形成发展和人的精神自由等问题；而儒家哲学中的形而上更多的是生存论上的形而上，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与人生的意义问题。同西方形而上学相比较，在思维方式上，中国的形而上始终是一元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同西方超越的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不同。由此从根本上决定了中西形而上学在结构上、认识方式上甚至在一系列概念上的根本差异；正如西方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基础意义，中国的形而上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中国哲学才能够不断地发展； 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构建之所以陷入理论困境，就在于一些中国现代哲学家主要是沿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或是某一阶段的形而上学思想来构建或改造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思想，而忽视了中西形而上学的根本差异。因此，我们认为，绝不能够以西方哲学标准和范式来建构中国哲学，无论采用的是西方任何阶段的形而上学；同样，我们也不能企图用中国哲学来改造西方哲学，从而创造出所谓的世界哲学。哲学的世界统一仅仅是人们一种朴素的愿望和空想； 也许当今的中国哲学还处在既不是中国哲学，又不是西方哲学的两难之中。走出这一尴尬处境的办法就是让中国哲学重新走在中国哲学的路上；西方哲学走在西方哲学的路上。

当然，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中西两种哲学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就会毫无意义。中西哲学的比较也就没有可能性。然而，恰恰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地方，使我们看到了全新的意义。因为哲学从本性上说是追求智慧之学，而最高的智慧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智慧。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哲学而哲学，而是应该让哲学成为我们的生存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中西哲学的比较仍然很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中看到，西方人如何思考他们的生存境遇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前人是如何思考他们的生存境遇的。作为当今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对生存境界的思考中，重新找到我们自己的对当下生存境界的思考。这也许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真正的出路！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中西形而上学的研究仍然是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深化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与形而下思想的研究，彰显出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论价值以及其当代意义，提高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也有助于我们详细分析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的命运，并具体揭示出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思想的内在矛盾和意义，从而说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中西形而上学相关思想比较来说明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如何生存之学，而绝不可能是抽象思辨之形而上学这一基本问题，从而为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中西形而上学应该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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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春松、孟彦弘编：《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2] 同上书，第107页。

[3] 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255—282页。

[4]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30—31页。

[5] 冯友兰：《新理学》 ，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9页。

[6]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第1篇第3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0页。

[9] 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 《早期中国“人”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 《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12] 谢遐龄：《格义、反向格义中的是是非非——兼论气本论不是唯物主义》，《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

[13] 俞宣孟：《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