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再认识
程中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重新审理了胡风一案。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1980年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错案错判，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胡风在政治上平反后，担任了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职。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公安部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结论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1986年1月，举行追悼会。悼词称胡风为“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赞扬他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此后，有关部门又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中央办公厅于1988年6月18日，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办发[1988]6号），撤销1980年76号文件保留的对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指责。至此，胡风集团错案、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1988年的《补充通知》指出：
一、1980年的《通知》（中发[1980]76号文件）中说：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
二、1980年的《通知》中说：“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经复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艺阵营的发展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因此，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
三、1980年的《通知》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经复查认为，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按照“补充通知”的精神，学者们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反思，肯定了其中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但是，在进行反思的时候，却并没有指出胡风文艺思想中错误的和片面的方面，给人一种原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都是不正确的感觉。这也是不全面的。应该看到，“补充通知”强调的是，胡风文艺思想问题应该通过文艺批评和学术讨论来解决，其是非不应由党的文件来判别，更不可由中央文件来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是完全正确的。“补充通知”撤销对胡风文艺思想和活动的“政治性结论”和处理这类问题的错误方法。这也是完全应该的。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胡风文艺思想和主张存在的错误，不能由此否定对胡风文艺思想错误进行的批判。事实上，胡风文艺思想中确实存在严重错误，对其错误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事实上，在1955年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几次批判，大多是胡风等人引起的，采取的基本上是文艺批评和学术讨论的方式。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从1945年在重庆开始的。到1955年把胡风文艺思想当作政治问题对待之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进行过五次批判。在这里，我们拟对这五次批判作一点具体分析，以说明对胡风文艺思想和活动进行批判是必要的，运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文艺批评和学术讨论的方法。
一 1945年，在重庆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开始于重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由何其芳、刘白羽于1944年7月到重庆传达。胡风听后表示反对。他反对到群众中去，反对思想改造，反对同工农相结合，主张主观战斗精神。1943年冬，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上刊载了“提倡感性生活，注重感觉，强调心的作用”等观点的文章，中宣部就曾致电董必武进行批评，得到毛泽东支持，要求胡乔木同周恩来商量，“助董主持获胜”。1944年，周恩来在重庆就批评过胡风。1945年初，胡风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和胡风的文章《置身于民主斗争之中》，批判客观主义（认为茅盾是其代表），论述“主观战斗精神”。胡风在编后记中特别推荐了舒芜的文章，认为作者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胡风等与毛泽东的《讲话》相对抗，引起内部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45年1月25日，在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召开文艺座谈会，会议由冯乃超主持，茅盾、胡风、何其芳、冯雪峰、刘白羽等出席。茅盾第一个发言批评《论主观》的观点。他很生气地说：什么论主观，我看是卖野人头！[1]黄药眠、何其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直接批评胡风。
1945年10月，胡乔木随毛泽东参加国共会谈以后留在重庆，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周恩来解决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对立和分歧，帮助胡风认识文艺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为解决革命阵营内部胡风和茅盾之间的尖锐对立，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开过两次会议。胡乔木日后回忆说：“那时开了两次会，我先讲了一次话，以后周恩来同志讲了一次很长的话，主要讲胡风文艺方面的问题。范围比较广，里面也联系到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问题。”[2]参加周恩来讲话那次会的刘白羽说，这一次谈得很晚，当晚就在周公馆过夜。“由于胡风态度顽固，会也开得毫无结果。”[3]
胡乔木按中央的要求，把胡风和舒芜作为工作重点。通过个别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当时舒芜住在城外。胡乔木通过胡风于1945年11月8日去信邀他进城见面。谈话在胡风的住地进行。第一天没有谈完，约定第二天早晨在胡乔木住处再谈。胡风陪同前往。胡乔木主要对舒芜在《论主观》、《生活唯物论》中宣扬的唯心论和个人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提出批评。双方争论得很激烈。[4]胡乔木与胡风也进行过几次谈话，主要是联系毛泽东的《讲话》，谈胡风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指出胡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鼓吹到处有生活，同毛主席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但胡风没有听进去，坚持自己的主张。
二 1948年，在香港
三年以后，1948年，不少文艺界人士聚集在香港。邵荃麟、冯乃超、夏衍、林默涵、胡绳、乔冠华等一起回顾过去工作，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主张应该继续公开批评。[5]他们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文章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评，以期由相互批评，弄清问题来加强文艺界思想上的团结。茅盾也在一篇评赞黄药眠的文章《论约瑟夫的外套》中公开发表了意见，贬责了胡风的文风。
胡风不但丝毫没有承认错误，且在他那一派所编的刊物《泥土》、《歌唱》上发文进行无原则的诬蔑和谩骂。[6]胡风自己也写了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激烈的反驳。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批评当然不能放松，但态度是严肃的，方法是充分说理的。正如邵荃麟在《论主观问题》中所说：“我们断然不能容许把思想斗争引导到无原则的喧骂中去。我们应该从原则上以说理的态度来澄清思想的混乱，从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进行思想斗争，以期达到文艺界思想上的加强团结，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同时，对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我们是不能不予以纠正的。”[7]
邵荃麟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当时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代表。文章联系《讲话》，指出了主观论者哲学上的错误及其在文艺上的表现。文章说：“马列主义者，既然是首先从客观实践出发，所以在文艺上毛泽东就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作为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从这个根本问题出发，便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向群众学习诸任务，而在解决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去解决作家的主观问题。”“主观论者则是从主观要求出发，所以他们便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认为只有解决了作家主观上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谈到革命文艺的创作实践，否则一切都是虚无党的做戏……”“这是我们与主观派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歧点。”[8]
邵荃麟从这一基本分歧点展开讨论，具体分析了主观论者的偏颇。最后得出结论：“无论从哲学观点或文艺观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主观论者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即是他们把历史唯物论中最主要一部分——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马克思学说最精彩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忽略了。离开了社会阶级的观点，仅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点上，去认识主观问题便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这和经验论的哲学思想有若干相似之处。”同时又指出：“另一面，恐怕也多少受了鲁迅先生早期思想所影响”。但是，“鲁迅先生却明白地指出，这是叔本华、尼采等的学说，而主观论者，俨然以马列主义者自命，这是他们真伪不同之点”；其次，鲁迅“在当时尚有革命意义”，“主观论者今天重来提倡此种思想，则远落于现实要求之后，而和鲁迅先生整个的精神是相反的了。”[9]“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这种偏向的发展，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相矛盾的。”因此，对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澄清。[10]
从邵荃麟此文可见，香港时期对胡风的批评是作为思想认识问题来对待的。邵荃麟的文章，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积极方面，也没有抹杀，还明确地加以肯定。文章说：“我们也应指出，即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11]
三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1949年3月下旬，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成立。胡风当选为37名筹委之一。接着，又被选为新创刊的《文艺报》三位编委之一（另两位为茅盾、严辰）。还被列为第一次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可是，胡风拒绝担任《文艺报》的编委，还坚辞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于7月2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7月4日，由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茅盾作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报告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一派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有一段总结性的发言。茅盾说：
“1944年左右在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苦难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小资产阶级受不了现实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面表现为消极低沉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这种文艺理论虽然极力抨击前一种消极低沉的倾向，然而对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只是片面地抽象地要求加强‘主观’。
“于是在文艺上的‘主观’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
“问题的实质是：文艺作家当然不能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文艺创作上之所以形成种种偏向究竟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们态度太客观了呢，还是作家太多地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上面？如果事实上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思想与情调成为障碍我们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的根本因素，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不应该是向作家要求‘更多’的主观。这不是主观的强或弱的问题，更不是什么主观热情的衰退或奋发的问题，什么人格力量的伟大或渺小的问题，而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
“……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去努力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但他们因此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因此，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的讨论，继续开展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
应该说，茅盾的批评是充分说理的，是与人为善的。可是，胡风没有接受批评，还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四 1952-1953年在北京
1952年全国进行文艺整风，检查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许多读者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文艺报》要求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是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并加“编者按”说：“本文原载5月25日《长江日报》。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1945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团体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已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这则按语指出胡风文艺思想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按语提出了“小团体”的问题，但性质限制在“文艺上”。
《人民日报》编者的“按语”，包括舒芜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胡风文艺思想提出的批评，没有引起胡风去正视和检讨自己的错误。7月间，胡风写信给周恩来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周恩来表示同意，对周扬说：要继续清除他那些错误的文艺思想。可以开一个小型的会，找些对他比较熟悉的同志对他进行帮助。争取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自动清除他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如果他不写，那就要写文章批评他。[12]1952年9月至年底，周扬主持召开了几次座谈会，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丁玲、何其芳、胡绳、刘白羽和胡风出席。大家坦诚地批评、帮助胡风。胡风虽然开始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但在根本问题上，仍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观点，不愿意写自我批评文章。于是只好由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在《文艺报》1953年第2期和第3期上先后发表。林默涵的文章，经胡乔木阅改，在1953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转载。“编者按”追述了6月8日编者按语的内容，强调胡风文艺思想“因为在一些‘左’的、‘马列主义’的词句掩盖之下，对于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有迷惑的作用，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批判。”指出林默涵这篇文章“从一些基本问题上揭露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实质，指出这种文艺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区别，这是有助于目前文艺思想工作的开展的。”
林默涵等批评胡风的“基调是就文艺观点的分歧进行讨论和批评”。[13]林默涵在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之前，作了两点说明。其一，对胡风政治上肯定，指出：“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其二，指出“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部错误的，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也含有正确的成分。”
林默涵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这是他的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其错误的根源“是在于他一贯采取了非阶级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胡风的这一错误，显著地表现在他对现实主义的看法上。”在胡风看来，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就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这种“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结合；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强弱或有无，就是现实主义的强弱或有无的标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有它的阶级性。离开了阶级观点，离开了现实主义在各时代中的历史具体性，必然不能正确地了解现实主义。所谓“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由作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没有这种立场和世界观，那就不管你的“主观战斗精神”怎样强烈，也不可能正确地充分地反映今天的现实。胡风的错误，就是始终离开阶级的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因此也就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胡风还把忠实于艺术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作家只要忠实于艺术，就“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既不问作家的阶级立场，也不问他是忠实于什么阶级的艺术。胡风完全忽视了作家的阶级立场对于他的艺术活动的影响。其实质就是否认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否认作家必须取得革命的阶级立场；自然也就否认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
林默涵指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于解决革命文艺根本问题的两种答案：“依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根本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缺乏为工农兵的共同目标，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解决的办法，是深入群众，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依照胡风的理论，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者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两个答案，哪一个正确呢？显然，错误的是胡风。这种理论的错误，就在于它不承认我们的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工农兵的问题，由此也就否认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是思想履行，是由一个阶级变为另一个阶级的问题；相反地，却抽象地要求作家去加强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不是首先改造作家的主观，而是加强他们的主观。显然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胡风的观点十分明白，就是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可以不必改造思想，现实主义可以不需要革命的立场和世界观。依照胡风的观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以转入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胡风在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时，强调生活实践，又以所谓到处有生活、到处有人民的论调，来实际上使作家安于现有的生活圈子，阻碍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深入工农兵，参加群众实际斗争来改造思想，转变立场。
林默涵的文章还指出，胡风在对于“五四”文艺运动的看法上也产生了严重错误。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是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否认它还有脱离人民群众的严重缺点；他还把“五四”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割断，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极端否定民族文化遗产。
林默涵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应该说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符合“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的要求。这期间，一些党的负责同志，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找他谈过话，并善意地批评了他。胡风对于这些批评始终没有接受，实际上采取了更坚决的反对态度。
五 1954-1955年，对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的批判和对三十万言书的批判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胡风于7月22日给党中央送交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该报告包括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其中理论部分主要是反驳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文艺思想。1954年10月间，在中国文联第二次全委会上，提出必须开展竞赛和文艺思想的自由讨论和批评。胡风错误地以为是他给中央的报告发生了作用，利用这个机会作了一个攻击性的发言。
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先后召开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会议期间，有三十多人发言。[14]胡风发言两次。他借批评《文艺报》之名，对整个文艺领导工作进行了猛烈的全面的攻击。他的观点受到进一步批判。
12月8日，周扬作《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毛泽东阅后称赞“你的讲稿是好的”。并作了几处修改。[15]12月10日，《人民日报》即予发表。其中第三部分是对胡风的批评，题为：《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周扬说：
胡风先生在会上积极地发了言。我们欢迎他参加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欢迎他对《文艺报》错误的批评。但是从他的发言中，我们必须指出：他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不管是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或是在对《文艺报》的批评上。胡风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有些人也是这样地看他，因此就有特别的必要来说明他和我们之间的分歧。
胡风先生在会上给了《红楼梦》一个在他说来是很高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步。我们知道胡风先生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历来也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的。他把“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一律看成“封建文学”，而且在“封建文学”和“民间文学”两者之间画下等号。因此他认为，在过去中国文艺作品中“得不到民主主义观点的反映，甚至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底要素底反映也很难被我们发现”。就是在《水浒》里面，他也认为决没有“发自贰心的叛逆之音”，这就是说，它也仍然不过是一部拥护封建的书罢了。（见海燕书店一九五○年三版《论民族形式问题》第四十七至四十九页）。在《水浒》里面没有听到“叛逆之音”的胡风先生，这回，由于大家的讨论，在《红楼梦》里面微微地听到这种声音了。这应当说是一个进步。但是，虽然如此，他对《红楼梦》仍然没有做出正确的评价。他说《红楼梦》超出于中国以前一切文学作品的地方，就在它对于女性的态度，把女人当人、社会人来描写，而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女人不是“性的化身”，就是“封建道德的化身”。顶好的也只是一种“单纯的反抗观点的化身”。这种说法是不合乎事实的。如果两千多年来在全部中国文学作品中，女人从没有被当作“人”来描写过，那么，《红楼梦》以前我国文学遗产还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理由能够说像《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红娘那样的女性也只是“性的化身”或“封建道德的化身”呢？而且《红楼梦》的价值和积极意义主要也决不是在把女人当人来描写这一点。这种说法实际上仍然是贬低《红楼梦》的积极意义，仍然是表现了对祖国文学遗产的极端轻视的观点。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1980年76号文件），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图为胡风（左）与丁玲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文艺小组会上
胡风先生在会上批评了某些人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斗争武器的“学究式的态度”。是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究态度是有的；我们历来都是反对这种态度的。但是胡风先生实际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的口号之下来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我们知道，他从来都是片面地强调什么“主观战斗精神”，而轻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前，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当中系统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这种状况下，胡风先生的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就具有特别的危险性。胡风先生应该知道，李希凡、蓝翎两同志的文章，正是他们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果。
聂绀弩同志在会上提到了十年前胡风先生在他所主编的刊物《希望》上发表过舒芜先生的有名的《论主观》——这是一篇狂热的宣传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纲领式的论文，胡风先生在编后记中特别推荐了这篇文章，认为作者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篇文章是一九四四年发表的。大家记得，在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着重地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正是在这个运动之后，胡风先生推荐了《论主观》这篇实际上是提倡主观主义的文章。从此，他就以他的主要锋芒来攻击当时文艺界他所谓的“客观主义”倾向。他反复宣传，对于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他所谓的“主观精神”、“主观思想要求”、“战斗要求”、“人格力量”，或者他这次所称呼的“斗争要求”等等。胡风先生应该知道，群众、小人物，在他们的“斗争要求”下可以“接近、投入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接近、投入和掌握”旁的主义。欧洲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他们主观的“斗争要求”下就曾经接受过民粹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等错误思想。社会改良主义思想至今是欧洲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革命化的严重障碍。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散布在工人阶级当中的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欺骗做斗争，曾是列宁毕生的战斗的工作。他早在《做什么？》中就严厉地抨击了俄国经济主义者的崇拜自发性而强调地宣传了社会主义意识是只能“从外面”灌输到工人群众的头脑中去的。列宁说：“工人本来也就不能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凭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他又说：“对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于‘觉悟成分’作用，即社会民主党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重点都是原来的。[原文用着重号，本文用黑体。]文中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社会民主党即共产党）。鼓吹“主观精神”的胡风先生就正是这种“自发性”的热烈崇拜者，他认为“发现并反映这个自发性”是作家们的“庄严的任务”（见一九五一年泥土社出版《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三页）。这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当十年前舒芜先生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的时候，党是及时地指出了这种理论的错误和它的危险性的，胡风先生却不听党的忠告，对这种错误理论狂热地捧场；而当解放以后舒芜表示愿意抛弃他过去的错误思想，愿意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的时候，党对他的这种进步是表示欢迎的，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这就是胡风先生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
胡风先生集中力量攻击《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他认为这就是《文艺报》的思想基础和错误根源。是的，庸俗社会学是有的。有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对文学现象作机械的社会学的解释。他们不了解或不承认文学艺术的特点；认为文学作品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的生活本身，而是一般的社会法则；认为文学作品只是政治概念的形象化，而不重视人物创造和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意义；认为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学都只是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宣传者和拥护者；认为新时代的文学必须离开旧时代的遗产而重新开始。是的，我们过去对这种庸俗社会学批评得很不够，甚至在不少企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中也混杂着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同文学领域的一切庸俗社会学观点做斗争。如果我的文章中也有这种错误观点，我一定坚决纠正。在这里，顺便也要说到，胡风先生对祖国文学艺术的遗产、对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对文学艺术的技巧等等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就是这种庸俗社会学的一种流派。我们对于庸俗社会学的这个流派，同对于庸俗社会学的其他流派一样，都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必须纠正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在：胡风先生假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而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
必须说明，《文艺报》发表过宣传庸俗社会学的文章，也发表过反对庸俗社会学和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艺报》无论犯过多少错误，无论在多么不充分、不积极、不明确、无计划的条件下，究竟也发表过一些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宣传文学的阶级分析，宣传文学的政治任务，宣传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宣传作家要深入工农兵，宣传文学要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宣传文学要创造人民中的先进的、正面人物的形象。而胡风先生怎么说呢？请听吧：“原来也不是说‘文艺报’所肯定的作品，完全都肯定错了，它所否定的作品完全都否定错了，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肯定了那里面的什么，否定了那里面的什么，而且更在于如何肯定、如何否定，是怎样分析了的。重点弄错了，分析错了，那也要起一种消极作用，要带来妨碍实践的影响的……这些肯定、否定、打击和捧场，基本上是从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出发的，形成了《文艺报》的最基本的特点。”就这样，《文艺报》形成了一条“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战线”。原来，不管《文艺报》肯定什么也好，否定什么也好，对也好，错也好，反正一概都是庸俗社会学！
这就是胡风先生对《文艺报》全部批评的根本秘密所在。
你要宣传社会现实的知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对一个革命作家的重要吗？如果你不强调什么“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等等而强调深入群众斗争，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么，你的“重点”就弄错了，你就是庸俗社会学！
你要在作品中表现工农兵吗？如果你不表现他们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们斗争的“自发性”“痉挛性”“疯狂性”，而要表现他们的有组织的斗争，他们的高尚的、先进的、英雄的品质，那么，你的“重点”就弄错了，你就是庸俗社会学！
你要研究和提高文学艺术的技巧，宣传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吗？你就是形式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美学投降”，而形式主义就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在美学上的特征之一”！
胡风先生指责《文艺报》宣传了形式主义，“树起了形式主义的旗帜”。我们知道对于作为表现内容的手段的形式的追求和形式的分析同形式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形式主义，是轻视内容，把形式本身当成目的。《文艺报》不管有多少错误，但是宣传形式主义的罪名是无论如何安不到它头上来的。胡风先生作为罪证举出的是，《文艺报》曾发表过关于诗的“笔谈”，中国作家协会组织过关于中国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我想，尽管在有些笔者或发言者中有不正确的观点，但是这种讨论，正是表明诗人们为了提高自己作品的艺术水平和使自己的作品更能为群众所接受而作的一个努力。我们应当鼓励文学家、艺术家多方面去探求优美的形式和群众所易于理解、接受的形式。胡风先生之所以坚决地反对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正如袁水拍同志所揭发的，是胡风先生又在贩卖他一向否认技巧和反对民族形式的错误理论的私货。
毛泽东同志说过：“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必须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正是关于文艺的人民性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发挥。
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历史性的决议中关于这个问题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党应当强调必须创造给真正广大的读者——工人和农民读者所阅读的文艺。应该更大胆和坚决地打破文学上的贵族偏见，并且在利用旧技巧底一切成就时，要创造出千百万人所能理解的适当形式。只有解决了这个伟大的任务，苏联文学及其将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完成自己的文化历史使命。”
只有解决了“创造出千百万人所能理解的适当形式”这个“伟大的任务”，“苏联文学及其将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完成自己的文化历史使命”。这莫非也是形式主义吗？这里难道不正是表现了胡风先生的“贵族偏见”吗？
因此，表面看来，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问题上，在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的问题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激昂慷慨，但是谁要看看这个外表的背后，谁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在这里，存在着我们和胡风先生的根本分歧。胡风先生在会上没有直接坦白地说出来他的历来的观点，他所准备说的四个问题也只说了一个问题。因此今天我们不能详细讨论我们和胡风先生的全部分歧。但是我认为必须说明，我们强调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时候，不但不允许丝毫减弱这些观点，而且要千百倍地加强它们在我们的文学中的地位，因为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就没有了反对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武器。
胡风先生又指责四年前《人民日报》批评阿垅是打击“新生力量”，打击“革命作家”的“破天荒的耸人听闻”的事件。关于这个问题，袁水拍同志已作了答辩；我现在只简单地说几句……
因此，我现在仍认为，四年前我们对阿垅的批评即使还有缺点，但基本上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
因此，我认为，对路翎的这类作品中的倾向给予严正的批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我在上面说了我们和胡风先生等在文艺思想上的基本分歧，但这并不等于否认胡风先生、阿垅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同时胡风先生和路翎先生在大会上所发表的意见也有一些是好的，值得重视的。他们的一切正确的意见，我们都愿意诚恳地接受。
从这次思想批判运动中我们大家都感到过去文艺战线上没有斗争的风平浪静的状态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只是一种严重的病态。我们应当把这种状态愈早地结束愈好。鲁迅的战斗的一生，就是我们的光辉榜样。我们要学习他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他对于敌人和敌对思想的决不妥协的精神。我们要正确地开展学术界、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和批评，我们就必须把对于真理的虚心探讨的态度和对于敌对思想的坚决斗争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
郭沫若在11月9日的发言中提出建立建设性批评的意见，其目标是：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周扬对胡风错误的批判应该说是遵循这个目标的。当然，这不是周扬个人的行为。批判胡风的决定是刘少奇作出的。林默涵后来回忆说：“刘少奇同志看了胡风的意见书，决定批判他。先是在《文艺报》发表了他在文联的发言，并把胡风的文章作为《文艺报》的附件发出去。开始，胡风还很高兴。批判展开了，他一看势头不对，就赶紧写检讨。这次批判的矛头是指向他的意见书。胡风感到紧张了，要求收回意见书进行修改。”[16]1955年1月13日写了带检讨性的《我的声明》，第二天晚上到周扬处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做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1月15日，周扬将同胡风谈话情况写报告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即在报告上写了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并退周扬：“（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17]刘少奇也交代：不能还给他。[18]
会后，胡风开始写《我的自我批判》，于1955年1月19日向党中央呈交。[19]
周扬在发言中提到：胡风先生在会上没有直接坦白地说出来他的历来的观点，他所准备说的四个问题也只说了一个问题。这里所说的四个问题，即胡风三十万言书第二部分中“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所说的四个问题。这一部分和三十万言书第四部分组织问题，《文艺报》于1955年1月出版的第一、二期合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附发。同时附发林默涵、何其芳过去批评胡风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和批判。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20]虽然指出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但还是把它看作是一场思想斗争，把它纳入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
这一阶段对胡风思想的批判，《文艺报》1955年第5期发表的茅盾的《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可以作为代表。
茅盾指出：胡风文艺思想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对于作家和作品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是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还用迂回曲折的诡辩，力图证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本来就和人民结合，因而他们的立场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胡风的这个说法，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是完全相反的。他从作家要不要获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问题上，从作家深入工农兵的问题上，顽强地坚持他那种超阶级的主观精神的理论，来反对作家应该取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反对作家应该进行思想改造。胡风的“到处有生活”的说法，实质上是反对作家们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他最近又把我们所主张的反映社会矛盾的本质称之为“题材差别论”而加以攻击。我们认为文艺如果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就必须表现推动社会前进的本质力量，文艺如果要能正确地反映时代的面貌就必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必须描写进步的英雄人物，即创造正面人物的典型；我们认为作家有必要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去从纷繁万状的现实生活中抉择题材。但是胡风却不顾事实，无中生有地说这就是规定了题材的等差，窒息了作家的创作情绪。胡风一方面造出“题材差别论”以混淆视听，一方面则借题材无大小这样的抽象的说法作为烟幕，来掩饰他的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图。在思想改造问题上，胡风强调只有通过创作的实践，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参加群众实际斗争，其实质就是不要思想改造。茅盾还指出：胡风与胡适之间，在文艺问题上有一点是完全共鸣的，这就是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
茅盾指出：“胡风的整套‘理论’——对于现实主义的曲解，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的嘲笑，对于作家思想改造的攻击，所有这一切，的确……自成一个体系，而这体系就是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生长而完成的。”“胡风的‘理论’是披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理论’，他的文艺路线是与毛主席文艺方向对立的；而他的活动则是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活动。”茅盾的文章具体地分析胡风的宗派主义小集团一贯地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指出他“一贯地受不得一点任何批评，而且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与人为善的同志的批评。他以宗派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事情，捏造虚构了一个自上而下、无所不在的文艺界的宗派集团。……进行恶意的攻击。”指出胡风所谓主张停办作协的机关刊物等意见，是“企图以他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领导来夺取党对文艺运动的统一领导”。
从茅盾的批判文章可见，这一阶段的批判虽然是严厉的，但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的。
从上述五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来看，胡风的文艺思想，确实是有错误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胡风及其一派否认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原则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胡风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是完全不适用的。他用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不同为理由，来否认党所提出的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应该进行思想改造，应该逐渐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等等原则。在胡风看来，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应该让胡风的思想来领导，而不应由党的思想来领导。他们片面地强调文艺的特点到神秘化的程度，并提出“艺术即政治”的口号，以抗拒党对文艺工作的思想和组织领导。
二、胡风不承认革命作家的根本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即如何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问题，却强调一种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认为作家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固有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作为胡风这种文艺思想的基础的，是主观唯心论……
三、抹杀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应具有先进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实质上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一任务，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代替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他反对提倡作家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群众、研究生活，而认为在创作实践中作家自然而然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要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
四、胡风否认文学反映人民的重大政治斗争和表现现实中的迫切题材的意义，而片面地强调描写自发斗争，描写所谓“日常生活”或“私生活”，把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分裂为没有联系的两个方面，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描写自发斗争，描写“日常生活”，对作家描写人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努力加以嘲笑。他对于工农群众采取十分轻视的态度，片面地夸大他们的落后方面，而抹杀他们的最主要的进步方面。他又宣传所谓“到处有生活”的论调，实际上是阻碍和反对作家投身到工农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
五、轻视民族遗产，对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简单地以为封建社会的文艺都是封建文艺，没有丝毫“民主主义的要素反映”。同时否定文艺的民族形式，认为批判地采用和发展民族固有形式，继承过去的文学传统，就是“民族复古主义”。
因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上述五次批判，也是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进行的，是符合明辨是非，与人为善，言之有物的要求的。
应该看到，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对胡风错误的分析和概括是比较全面的。同样应该看到，这个报告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活动的实质的论断（“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等），则是有过头之处的。这个文件虽然并没有把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但同此后把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以至发展到作为“反革命集团”来对待和处理，不能说全无关系。对胡风文艺思想中包含的合理的、积极的方面，也是不应该全盘否定的。[21]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问题变为政治问题，文艺界的宗派小集团变为反革命集团，冤案、错案从此铸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出了全面彻底平反的决定。但教训是沉痛的，值得永远记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 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3]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4] 据《胡风回忆录》，第347-348页。
[5] 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6]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1948年12月《大众文艺丛刊》第5期，见《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
[7] 同上书，第208页。
[8]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1948年12月《大众文艺丛刊》第5期，见《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9] 同上书，第238页。
[10] 同上。
[11] 同上。
[12] 据：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人民日报》1953年1月31日；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13] 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14] 先后在这八次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的，有冯雪峰、俞平伯、陈翔鹤、郑振铎、老舍、何其芳、翦伯赞、杨晦、谭丕谟、游国恩、聂绀弩、陈企霞、宋之的、于黑丁、臧克家、刘白羽、胡风、骆宾基、路翎、钟敬文、吴祖光、孔罗荪、黄药眠、师田平、白刃、康濯、袁水拍、吴雪、李之华、丁玲、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三十多人。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页。
[16] 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9页。胡风1955年1月13日写的《我的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一、1954年7月我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本人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实际之处，因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对以上这些，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18] 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19] 胡风的《我的自我批评》于1月写好呈交后，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1955年5月13日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同时发表了胡风的《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
[2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21] 1988年7月16日，有关单位召开座谈会邀集在京专家学者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重新评价。7月22日，《人民日报》记者作了报道。大家认为：胡风的彻底平反，将进一步改善我国的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对于胡风这位曾投身于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建树，大家进行了较充分的讨论。有人指出，胡风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文艺理论家，他对文艺理论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有人认为，胡风最早意识到以“拉普”为代表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社会学对革命文艺的恶劣影响，并自觉地提出要与主观公式主义及客观主义两种倾向做斗争。他在文学理论上提出的不少命题，尊重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尊重了创作主体性，对当时文艺创作中的概念化、题材决定论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有人把胡风的理论体系放在世界现实主义文学这个大背景下观照，认为他是革命现实主义流派中强调主观体验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