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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记者出现于何时何地？有人认为是古希腊时期的修昔底德，或是古罗马时期的塔西佗，因为他们分别写成的《雅典的瘟疫》和《罗马城大火》均被看成是“最伟大的新闻稿”。也有人认为同期的色诺芬是记者的鼻祖，他的《远征记》等作品写的恰是“当代生活”中的时人时事，且文本上已经具备了新闻的诸多特征，如已具备新闻的五要素等。尽管如此，但人们还是更愿意将他们几人的身份定位为人类早期的历史学家。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至迟到中国宋朝的时候，已经有了以采访为谋生手段的记者，因为，当时小报繁荣，已有专门为其提供信息的“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探，即暗访也，而探者，则为记者也。但也缺少具体的确切文献支持，更何况小报后来遭到朝廷严厉打压、取缔，即使仍有所谓“探者”，也不过是偷偷摸摸、躲躲闪闪的地下“游击队”，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为社会所接纳和承认的合法性职业群体。
为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记者于16世纪最早出现于意大利的著名水城威尼斯。当时威尼斯凭借其海上辐射的地理优势已成为欧洲城市化的先驱，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水上交通的便利，促进了贸易的繁盛，许多商人、银行家、掮客、富翁、淘金者纷至沓来，咸集于此，商业信息也便成了一种最为重要的需求，它除了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紧密关联之外，还关乎商业行情的走向，投资风险的大小，商品价格的涨落，成本投入的高低，以及预期利润的厚薄。而附丽于城市化生活中的文化、娱乐等软信息则决定着人们生活得是否丰富多彩、快乐滋润。当信息成为一种关键性的市场资源，信息的占有成为判断社会成员成败得失、生活质量高低的标尺时，其本身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商品，信息的买卖便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一些眼疾手快的人便见缝插针，开始采撷、搜集各类信息，除了通过单篇信件或贴满各类信息的“新闻房”提供有偿服务之外，还多加印制售卖，从中渔利。有幸遗留下来的最有名的“新闻稿”当属富格尔家族的《富格尔通信》和手抄本的《公报》，那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商业资讯。这些私人信息机构中的搜集者即为记者，整理者即为编辑，销售者即为发行人，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记者、编辑、发行人集于一身：采撷时是记者，编纂时是编辑，售卖时是发行人。据载，在威尼斯从事这种信息生意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十分活跃，其市场更是购销两旺、生机勃勃，但因为信息交易的流动性大，且多以机构的名义发布，甚至有些是暗中的交易，因而留名于后世的记者不多，但人们还是记住了皮特罗·阿伦提诺的名字，尽管他的名声并不光彩耀人，在16世纪初期威尼斯这座“印刷之都”，阿伦提诺将“第一个记者职业、第一个文学敲诈者、第一个色情作品的批量生产者”这三种身份集于一身。
真正在公众中负有名望，且为后人所知的记者出现于200年后的英美等国。1775年5月3日，美国报人艾赛亚·托马斯在他自己创办的《马萨诸塞侦探报》上刊登了他采访的美国独立战争第一役——列克星敦战役的稿件，因报道准确、笔调生动、文采斐然，托马斯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此后，在历次重大事件，尤其是战争的报道中，均有英美记者出没其间，如报道荷兰约翰公爵远征的约翰·贝尔，报道拿破仑东征的亨利·克拉布·罗宾逊，报道西班牙卡洛斯战争的查尔斯·格鲁尼森，以及因报道美国—墨西哥战争而赢得“独家新闻之父”美名的乔治·肯德尔等，他们均以出色的报道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西方新闻史不朽的册页之上。但真正为记者赢得空前声誉，本人的名字也更加如雷贯耳的则是英国著名战地记者威廉·拉塞尔，1854年他随英国远征军采访克里米亚战争，勇敢地报道了英国军队因伤病、缺医少药、难以御寒而大量死亡的真相，从而导致英国内阁改组、司令官换人，而且激发了南丁格尔和她的姐妹们组成的护理队毅然走上前线，作为白衣天使的现代护士就此诞生。拉塞尔那改变历史进程的新闻报道通过他服务的《泰晤士报》连续刊出，篇篇炸响，一夜之间，他成了英国妇孺皆知的英雄，人气鼎盛的偶像，记者的职业威望也像他的名字一样随之鹊起。
从16世纪记者出没于城市街头巷尾的威尼斯时代，到18世纪记者以笔代枪、独步天下的“印刷时代”，再到20世纪记者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记者时代”，直至今天这个记者吵闹扰攘、无所不在的“地球村”时代，500年一路走来，记者的队伍日渐壮大，记者的身影频繁闪现，记者的影响力不断飙升。记者离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切近，有关记者的话题也随之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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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尤根·哈贝马斯就认为，公共领域将作为私人的人们在自愿的前提下组合在一起，自由、公开地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些参与者聚集拓展，形成公众，而当公众达到较大规模后，他们的交往、他们的意见与观点就需要借助一种更有效的传播方式来实现，大众传播媒介便应运而生。不同于沙龙、诗社、咖啡馆等将公众聚集起来进行交流的传统公共空间，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有着更高的透明度、更大的规模和更具速效的影响力，而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正是记者。
记者是现代媒介的核心，更是其灵魂，其职业角色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各类讯息，尤其是重大、突发新闻的报道，以此实现媒介的告知功能。诸多记者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甚至甘冒风险，前赴后继，正是在履行这一神圣的职能；而那一篇篇或激情澎湃或冷静多思的报道则宛如天幕上闪烁的星斗，为我们洞开了一个个透视外界的窗口：有了里德和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人们才有机会领略俄国十月革命的暴风骤雨；有了邵飘萍和他的200篇《北京特别通讯》，北洋政府的种种闹剧才能大白于天下；有了杰克·伦敦和他的《旧金山大地震》，人们才有机会得知那场30秒地震酿成的惨状；有了卡帕和他拍摄的组片《诺曼底奥马海滩登陆》，世界才得以看到那场鏖战的腥风血雨；有了法拉奇和她的《风云人物采访录》，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领袖不仅可能不是圣人，甚至可能人格上存在重大的缺陷，比如海尔塞拉西皇帝等；有了弗兰克尔和他的《出乎意外的会见和周总理的方案》，美国人才会在第一时间领略到中美领导人“解冻”后首次会见的格调以及诸多微妙的细节；同样，有了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外界才知晓红色延安的生活以及其领导人的品格、风貌；有了范长江和他的《中国西北角》，人们才得见大西北赤贫千里的凋敝景象……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记者，世界将变得模糊而没有细节，人类将变得寂寞而无聊。
其次是揭示真相，实现媒介的监督功能。在这里，记者所扮演的正是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所说的“瞭望者”的角色。如果说，突发新闻的报道需要记者迅速、勇敢的品质来支撑，那么揭示真相的调查性记者还需要睿智、耐心与勇气。他们要透过生活的喧嚣、穿过历史的浮尘，去触摸社会的潜流，生命的暗礁，并将其公之于众，唤醒世人的警觉和舆论的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战”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但美国官方一直将其美化为一场正义的战争，并极力掩藏屠杀平民、士兵大量阵亡的真相，编造节节胜利的谎言。但诸多有良知的美国记者则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的探求揭露，其中多人的报道斩获了普利策新闻奖，他们是：美联社驻印度支那首席记者马尔科姆·布朗的《政治“现实主义”使国家四分五裂》（1963年）、《纽约时报》驻西贡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的《佛教徒危机及其背景》（1963年）、美联社驻南越记者彼得·阿内特的《一个村庄的毁灭及其理由》（1965年）、《洛杉矶时报》驻越南记者威廉·图伊的《心理问题及其解决方法》（1968年），除了文字报道之外，影响巨大的还有莫利·塞弗的电视纪实片《火烧锦尼村》以及两次获得罗伯特·卡帕金奖，于1971年以身殉职的拉里·伯罗斯在《生活周刊》上推出的越战组片等。这些新闻和纪实报道直接戳穿了美国军政两界精心编织的谎言，使舆论哗然，最终导致约翰逊政府下台，使越南提前两年进入和平时代。还有大名鼎鼎的日本记者本多胜一，他的可贵，甚至是高贵之处就在于其在民族情感和历史真相之间毅然地选择了后者，在更高的境界上令人钦佩地捍卫了记者的尊严。1971年，《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只身来到中国，先后采访了日军设在沈阳的“住友工厂”、“矫正院”、人体细菌实验室、活人解剖室，抚顺的“万人坑”等，随即将采访的真相在《朝日新闻》上报道出来，并结集出版了单行本《中国之行》。作为第一个揭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日本本土记者，本多胜一的报道在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但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不仅多次接到恐吓电话，受到尾随跟踪，还接到雪片般的辱骂信件，被称为“不可饶恕”的“卖国贼”。但本多胜一却不为所动，又在80年代先后两次自费到南京，通过访问多个幸存者，写出了更具影响力的《通往南京路》，使更多的日本读者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再次是提供观点与意见，实现媒介的公共讨论功能。其最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就是专栏文章。那些大记者的专栏或发出了公众心底的声音，或滋养了读者的精神境界。在中外新闻传播史上，有那么多璀璨夺目的专栏文章出自记者之手：毕业于法国高师，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同窗，有“《费加罗报》的教授，法兰西学院的记者”之称的阿隆曾长期为《费加罗报》开设专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被同行评价为“代无二人”，其去世使“世界变得寂寞”的雷斯顿为《纽约时报》开过多个有影响的专栏；著名的新武侠小说代表人物金庸、梁羽生、陈凡曾联袂为香港《大公报》开设“三剑客随笔”；因写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成名前作为记者的他曾为《先驱报》开设“长颈鹿”专栏；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先任美联社驻贝鲁特记者，后加盟《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更是先后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创造了美国之最，而其生命中最迷人的风景则是为《纽约时报》开设的国际事务专栏。当然，最为著名的则非李普曼莫属。20世纪30年代，他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聘请，开始为该报撰写时政专栏《今天与明天》，李普曼以其深邃的思想，流畅的笔触，谨严的风格使该专栏成为20世纪世界报刊史上的一大奇观：历时最长——持续了37年之久；内容最广——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日常生活无所不包，无所不谈；影响最大——该专栏开设一年以后，即从1932年起就通过报业辛迪加由150多家报纸转载，这些报纸的总期发量超过1000万份，李普曼因而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当李普曼的专栏还在欧美持续风靡的时候，在东方的中国，另一位著名报人也开始为媒介撰写专栏文章，他就是邓拓。从1961年3月15日起，邓拓在《北京日报》的副刊《五色土》上开辟了杂文专栏“燕山夜话”，每周发文两篇，截至1962年9月2日该专栏结束，共发表文章152篇。在当时的中国，该专栏的影响之大可谓无与伦比：面对着举国狂热、甚嚣尘上的“假大空”之风，邓拓没有昧于事实，随声附和，而是以犀利辛辣的笔调，幽默诙谐的风格向世人昭示着“皇帝的新装”。结集成书后，发行30万册，被一抢而空。1979年斯人早逝，但该书再版，一次又印出50万册，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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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随处可见记者的身影，随处可闻记者的声音，但如果问起：“你了解记者吗？”人们的回答却大多底气不足，似是而非起来：记者是“经常出入高档酒店”的人；记者是“不用花钱而到处旅游”的人；记者是“无冕之王”；记者是“好事之徒”；记者是“能把芝麻说成西瓜，也能把西瓜说成芝麻”的人……这些五花八门、见仁见智的说法似乎都有道理，却又都不准确，不是流于皮相之察，便是陷于无稽的臆测。其实，记者的职业内涵要丰富得多，岂是一句话就能概括了的？因此，笔者试图在一个更为宏大多彩的画布上描绘出众多记者的姿影，进而展现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存状态。
记者的生存是一种竞争性生存。虽然各个职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很少能达到记者这样近乎残酷的程度，这既为新闻“易碎”的品质所决定，也是同行角逐的结果，更是读者喜新厌旧的选择要求使然。而要想最先到达现场，最早抓到新闻，速度是成败得失的关键，这决定了所有身处媒介中的记者都会终生匆忙：匆忙地赶路，匆忙地采访，匆忙地结稿，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往复，宛如希腊神话中不断推石磙上山的西绪福斯，永无轻松闲适的状态。同时，路上的不确定性即新闻的随机性，更决定了记者生活的非计划性、非规律性——这些对一般人来说反常态的生活特性恰恰是记者的常态人生，相反，稳定规律、从容淡定、按部就班反而会扼杀、窒息一位有才华的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优秀的记者大多具有好动的品性——在动中寻找信息，在动中进入现场，在动中增加与新闻“遭遇”的概率。
记者的生存也是一种风险性生存。在非战争的环境里，做记者是除警察和矿工之外，风险性最大的职业。那些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地方往往都是“是非之地”、危险之域，因此敢于冒险，往往是大记者迷人的风采之一，更是攫取独家新闻之关键，杰克·伦敦、海明威、埃德加·斯诺、罗伯特·卡帕、爱德华·默罗、彼得·阿内特等都曾有过屡次涉险、笑傲惊魂的往事。记者之风险还来自对社会和权力机构的监督批评。媒介监督被公认为是各种监督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影响最大的，媒体及其记者自然不会放弃履行这种公众期待的职能。但记者的曝光在使公众感到快意的同时，也会使某些个人或利益集团陷入尴尬，失去利益，所以打击报复记者，设套陷害记者，甚至“通缉”、追杀记者的事件总是不绝于耳，尤其是在舆论环境不开放、不民主的国度里，记者面对的社会风险要远大于在现代民主国家和地区。至于记者与权力部门的博弈更是一个存在久远的显在事实：被监督的权力总是没有被放任自由，被批评的官员总是没有被表彰舒服，因此与媒体监督相映成趣的自然是官方对媒介的引导、利用与施压。
记者的生存更是一种道德化生存。媒介是社会的公器，记者是公器的代言人，其一言一行自然关乎公众之利益，所以各国均对记者采取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教育：软硬兼施，相得益彰。在记者诸多的职业道德中，最受推崇，也最获全球普遍接受的是“真实”与“公正”，因为没有真实，谎言便会大行其道，新闻便等于自杀；而没有公正，舆论便会沦为丑恶的帮凶，阳光便会被阴云所遮蔽，整个社会的运转就会支付惨重的成本。所以，全球新闻界都不敢怠慢“真实”与“公正”的信念，无论是《华盛顿邮报》的自揭家丑，还是《纽约时报》的“更正”原则，都是对其自觉的维护与捍卫。但在世风的影响、利益的诱惑和管理的疏漏之下，新闻界也屡屡在真实与公正上出现问题，出自记者之手的伪新闻、假新闻不仅没有杜绝，甚至有泛滥成灾的端倪。在我国，商业利益原则的恶性膨胀和新闻规律意识的沉沦正在使记者的职业道德面临着严重的沙化现象：失去理想，没有原则，甚至没有尊严，公然出卖职业良知和道德操守，公开造假敛财、勒索牟利。记者这个职业正同医生、学者一样遭受从未有过的来自公众心底的质疑。
记者的生存还是一种文学化生存。在各种职业当中，成为作家概率最高的就是记者，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记者和作家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记者，另一面则是作家。无论是在中国、苏俄，还是美国，我们都能拉出一长串的名字，如美国的哈伯斯塔姆、马克·吐温、海明威、杰克·伦敦、斯坦贝克、拉塞尔·贝克，苏俄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爱伦堡、波列伏依、西蒙诺夫，中国的曾朴、李伯元、吴趼人、张恨水、包天笑、金庸，等等，而这也不过是挂一漏万的列举而已。出色的记者成为作家有着某种必然性：那些优秀的记者几乎都曾在生命的早年做过作家之梦，并酷爱写作，而后来记者的生涯不仅给他们供给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源泉，还提供了写作的训练和发表的园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作家波列伏依才认为记者这一职业是培育作家最好的园地。一般说来，记者作家主要有三种类型：专栏型、揭秘型、虚构型，而无论是哪一种作家，都深深地受到记者职业的影响。专栏型作家的作品常常就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透辟分析，大师李普曼往往以当代美国的外交问题作为论证的标靶，而弗里德曼则始终关注全球化的话题。揭秘型作家的写作则大多是新闻采访的延续与深化，席汉《一个光辉灿烂的谎言》是无数次采访越战的积淀物，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则是一位西方记者多年关注、采访这一问题的结晶。至于虚构型作家，虽然取材多样，亦真亦幻，但对新闻素材的加工使用几成普遍现象，无论是李伯元、曾朴，还是张恨水，甚至法国的司汤达，莫不如此。当然，记者作家的崛起也反过来影响到新闻文本的写作，如新新闻主义倡导者运用的小说叙事、散文笔法、诗词意境等就是鲜明的例证。
记者的生存亦是历史化的生存。历史学家与新闻记者的共同点是都在书写真实的事实，但记者的文本又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文本，它是历史的另一副面孔：在文本语境上，它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在真实诉求上，它兼具文学的见微知著与新闻的传播意识；在文体形态上，它“像散文一样美丽”；在人文品格上，它使历史人物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来——有血有肉、充满质感。如果说，历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昨天的往事，那么记者则更关注当下的现实，这决定了记者有可能成为现实历史进程中的干预者、参与者和斡旋者。揭秘真相，从而干预现实，乃至改变已有的格局，是记者扮演的角色之一。一般而言，体制提供的独立性越强，媒介记者的干预性作为也就越大，如水门事件中的美国记者伍德沃德、伯恩斯坦，田中角荣事件中的日本记者立花隆都曾以轰动性的报道改写了政治走向。大记者更有参政从政的独特优势：才思敏捷、仰慕者众，未及出场，先已赢得满堂喝彩，此为记者从政优势之一，从美国的富兰克林，英国的丘吉尔，到中国的于右任、汪精卫，都是先靠记者名世，再涉足政坛的。记者交游宽广，三教九流、无所不至，官府江湖，无所不涉，人际关系之广泛是记者从政优势之二，从法国的阿隆、马尔罗到中国的梁启超、陈独秀都曾得益于此。但记者之从政却颇耐人寻味，虽然有丘吉尔、富兰克林作为成功的标志，可更多的却是艰辛备尝、路途不顺，尤其是在非透明的体制之下，记者之从政更是命运多舛，梁启超、陈布雷、陈独秀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其个中原因主要是大记者骨子里往往浸染了浓郁的自由作风和理想主义色彩，缺少调和也许正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所在。记者还常常扮演斡旋者的角色。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一个前往“险地”斡旋的就是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同样，20世纪70年代初，斯诺也曾受到毛泽东的委托，斡旋中美关系。还有，曹聚仁、章士钊也都曾受托斡旋改善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关系，而他们一生的主要身份均为记者。记者充当斡旋人的优势有三：一是掌握媒介，可以在适宜之机会将适宜之信息公之于众，形成舆论影响力；二是记者地位超脱，不隶属于哪个固定的权力圈子，容易为各方接受；三是行动自由，便于或隐或显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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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其《关键词》一书中认为，人的生存状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也就是说人的生存状态是由特定的文化哺育塑造而成的。以此来看，记者生存状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深深地打着媒介的印记，准确地说，媒介要素及其规定性是记者文化生存状态最核心的部分。只要身处媒介之中，就不可能不被媒介塑造。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这种塑造主要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其所处的宏观媒介生态，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相互参照性；二是其所属的微观媒介环境，它具有更为直接的霸权性与宰制力；三是记者的个体现实，包括他（她）的知识能力、人格状态、先天禀赋、价值取向等诸要素对其职业状态的塑造，它具有鲜明的内驱力和自我认同性。三个层面相互牵扯，彼此作用、共同影响，最终形成塑造每一个个体记者真实生存状态的合力。
首先是宏观媒介生态的影响。宏观媒介对个体记者的影响与辐射力是极其鲜明的，在18世纪以前，美国媒介的新闻理念与道德原则很难影响到欧洲的记者，反之亦然，那是因为所有的大众媒介都是地域性的，其对新闻资源的整合与传播往往也都是区域性的，很难彼此作用，相互渗透。但今天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两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成了人类最为显著的决定性生存语境，尤其是近三十多年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融合速度越来越快，融合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当今整个世界正在被“十大动力”铲得越来越平。的确如此，跨国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大大加速了全球新闻语境的同一化，过去民族国家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往昔黑白分明的意识形态正在日渐消解。这是所有记者都在面对的宏观媒介生态，你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咄咄逼人的大背景而自行其是，这正是我们今天考察记者生存状态的逻辑起点。处在一个沟通交流日渐频繁，运作管理相互参照，价值观念彼此影响的“地球村”上，衡量评价一国一地之记者的生存状态，都不可避免地会以“他者”作为参照和尺度，那些符合新闻规律的原则与理念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并为大家所共享，比如“真实”、“公正”、“言论自由”等信条就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尊崇与信奉，正义感、快速反应、冒险精神等也正在业内得到更加广泛的响应。相反，封锁新闻、打压记者，以宣传话语取代新闻话语等则正在被更多的人认为是与时代相背弃的不开明、不合理的行为。正是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本书将全球背景下记者职业的共性规定性而不是个性的复杂性放在第一逻辑层面来加以讨论，这样我们才会在讨论对象的彼此互映中看到哪些生存是这一职业所特有的规定性要素，哪些是小环境造成的不良状态，哪些是高贵的应发扬光大的品质，哪些是“跑偏”的，甚至是卑鄙的行为。
其次是微观媒介环境的熏陶。尽管记者的生存状态有许多相同的职业规定性，如应酬、采访、写作，不断面对打压和诱惑，有机会目睹或参与重大的历史进程等，但记者的生存状态更会因所处的微观媒介环境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反差，在一国可自由发表的甚至可能为该记者带来极大荣誉的稿件，在另一个国度里却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甚至根本就无法实施报道。同样在一国被评为国家大奖，为业内认可的稿件，在另一国家可能会被视为垃圾稿件。即使是在一国之内，在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媒体工作，境遇也会大为不同。在美国，踏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顶尖的民营商业报纸，距离成功往往仅有一步之遥了，而在那些地方小报服务则可能终生籍籍无名。同样，在中国，如果为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级媒体服务，则既会承受严明的党性约束，又会享受到某种特权——通稿权、特别报道的垄断权等。同时这些媒体多有尚方宝剑，采访中受到的无理干涉就会相对较少。而为晚报类媒介服务，市场化程度就相对较高——自我选择和发挥个性的机会相对较多，但竞争的压力也自然较大。
最后是记者的个体要素。它既与记者的先天禀赋、人格倾向等自然要素有关，也与其知识能力、价值认同等很强的内驱力要素紧密相连。因为每个记者的先天禀赋和后天条件不同，其理想价值的支撑点即内驱力不同，致使同一媒体环境中的记者状态也千差万别、大不相同。不过，总体而言，在记者个体要素中，自为性因素较强。一般说来，那些出类拔萃的大记者往往都有如下一些品质：一是浓郁的好奇感，这是兴致的由来和思考的原点，也是发现之旅的源头，更是求索真相的心理动力之所在；二是强烈的正义感，它是点燃起记者的道德焰火和担当意识，并在捍卫公共利益的道路上行之久远的人格保证，更是一种不屈不挠的价值认同；三是凝重的历史感，它是厚重的知识储备，广博的生活见识，积极的人生态度滋养而成的犀利眼光，这眼光能透过喧嚣聒噪的现实、纷乱无序的表象直达事物的肌理，使真相在静思默察中由隐到显，无处逃遁；四是良好的文学感，那是将本真的激情，天然的敏感，连同锐利的才思一起熔铸于一个恰到好处的形式框架的产物。有了合适的形式和恰切的表达，诸多更具本质性的细节才会在理性的叙述、精致的刻画、准确的词语表达中流淌出来，文本也才会因其文学性变得灵动耐读、意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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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境遇千姿百态，记者的面貌不一而足，对记者的认识和研究更是难免见仁见智、视角不一。笔者无力去创建一个有关“记者学”的完整体系，以地道的理论语言表达有关记者生存状态的诸多问题，更无意将有关记者的纷繁复杂的事实纳入某一个固有的思想框架之中，以保证其学理的谨严与阐释的深度，因为任何一种抽象都可能导致对研究对象丰富性的牺牲，而任何一种概括也都难免会陷入主观武断、以偏赅全的泥沼。记者生存的多彩与丰富正是其有别于其他职业之特殊性的所在，描述与归纳可能更适合我们的研究对象。因此本书也就老老实实地采用了归纳研究法这种最传统的研究方式。
归纳研究法的结论正确与否取决于论证过程的客观可信程度，而论证过程的可信度又与资料的搜集、使用状况密切相关。在资料的搜集上笔者力求全面，既有晚清至民国记者的资料，也有现当代记者的文献，既有中国记者的轶闻趣事，也有西方记者的忆往诉怀，涉及几百本书籍，上千则资料，试图以广度和厚度保证“样本”的丰富与多元。同时为了客观公正，在资料的使用上注重了三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注重个案确证与群案佐证相结合。没有透彻的个案分析就无法真正洞悉记者生存状态生动细致的面目，“真相”就会流于干瘪的概括，而没有群案佐证的个别案例不仅会缺少无可置疑的逻辑说服力，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孤立的，没有意义的插曲。只有两者相互依傍、彼此印证，才会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的本来面貌和逻辑线条，因此笔者力避使用孤证，而是采用重点阐释、多证齐发、详略结合的方法来证实命题，归纳结论。二是注重“己言”与“他说”的结合。所谓的“己言”即当事记者自己的“现身说法”，它由记者本人的日记、采访记、问答录、回忆录等构成。因是当事人对自己记者经历的记载与言说，且融入了个人的观察、体会和认识，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新闻业诸多事实的“曝光”，对个人心底往事的披露，对各种新闻理念的思考，不仅在整体上呈现了记者职业的历史真实，也更个性化地描绘了个体记者的心理真实。所谓的“他说”即他者对记者的记录和研究，包括传记与研究专著等。这些或是对记者“己言”的证实，或是对记者“己言”的证伪，抑或是对记者处境与状态的分析，均有利于去伪存真，深化我们对记者的认识与理解。三是注重言说与文本的结合。“闻其言而观其行”，研究记者的生存，不仅要重视他们怎样想，怎样说，更要看其文本的真实状况，因此像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贝特兰的《西安兵变纪实》、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录》、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甚至包括诸多中西记者所写的新闻、文学文本都不同程度地纳入了笔者考察的视野。
除此之外，笔者也十分重视命题与研究话语的当代性，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缺少对当代性的关注与思考便失去了研究的活力、价值与现实意义。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记者的竞争究竟怎样，记者生活的风险都来自哪些方面，记者道德的沙化是全球性的还是国情性的，记者成为作家的概率有多高，他的文本表现形式与一般作家有什么不同，记者在历史进程中都扮演什么角色等诸多命题，不仅是在大学学习新闻及相关专业的学子和新闻业的从业人员关心的职业命题，甚至也是当下所有的人都关心的现实话题，因为有些问题已经对公众的生活构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行政化、权力介入、有偿新闻等不仅影响了时下中国新闻业的生态、记者的整体形象，更影响了社会公正和社会风气，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与运行效率，因而，讨论这些问题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里变得日益迫切和必要。惟其如此，尽管本书涉猎的往日记者和外籍记者的案例很多，但吸纳它们既不是为了诠释“过去”，更不是为了说明“国外”，而恰恰是为了分析我们的当下：当下的状况、当下的问题、当下的困境等。“过去”与“国外”只是引入的参照物，它们的在场更便于厘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同时又可在对比中鲜明地辨识出什么是媒介和记者应坚守的价值理念与职业信条，什么是媒介和记者走向歧途和沉沦的行为。
题记：
十年前在海湾战争中一炮打红的CNN，为了在阿富汗战场上再创佳绩，几乎布下了天罗地网：有新闻的地方必有CNN！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CNN要想不成为其他媒体的眼中钉都难。记者俱乐部公告栏张贴顺口溜配漫画，对CNN冷嘲热讽。CNN出现芝麻小错，英文报纸会在头版幸灾乐祸。多少能与CNN一争高低的西方媒体满怀“既生瑜何生亮”的妒意，个中辛酸苦辣、爱恨情仇，可能不是我等非英语主流媒体的非星级记者所能领略一二吧。
——吕宁思（《战场外的战场》）
新闻有竞争性，新闻记者必须掌握着竞争的规律。在旧时代，或在目前的其他国家，每一大都市的报纸数量不少，为了争取发行量的上升，为了争取广告上的收入，新闻就自然有了竞争，新闻的脱漏和落后，与读者的愿望相反，一定会导致发行量的下跌，导致广告收入的减少，从而使报社的经济陷入困难，不能维持下去而倒闭。
——顾执中（《战斗中的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