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创新意图与不足之处

（一）创新点与研究特色

1.选题时代感与前瞻性强

在未来的十年或更长时间里，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将达到3亿—5亿左右，他们将终结“农民”身份，实现市民化转型。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将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党和政府已经启动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毋庸讳言，如此庞大规模的市民化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难题，也亟待理论上的突破。但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需要市民化的家庭数量明显要少得多，尤为关键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能否获得实质性进展，最终需要从家庭角度予以介入，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并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本书从治理的高度出发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仅因应实践需要而极具时代感，而且因对“家庭”地位的重新定位而具有极强的前瞻性。

2.研究视角独特

与学界同类研究相比，本书采用共生的视角，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看作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共生及共生进化的问题，极具特性。长期以来，农民工在城市的身份与地位边缘化、权益与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他们的生存状态令人担忧。这种状况导致了他们无法与市民平等相处，也无法实现市民转型，他们在身份、地位、权利等多方面都与市民处于某种非对称状态。因此，归根结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的（对称性互惠）共生问题。由非对称性向对称性的转化，就是一种共生进化，这个进化过程便是市民化过程。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视作他们与市民的共生问题，有助于市民、政府决策者、城市管理者乃至全社会从共生的价值观高度，共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3.理论工具新颖

学界对“共生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主要集中于企业共生、资本共生、金融共生、城乡共生等社会现象，其直接对象均不是“人或人群”。本书运用共生理论工具及其分析方法、分析框架来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乃是目前为止极富开创性的尝试。

4.研究视野开阔

首先，本书将研究对象定位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宏观大背景之中。因此不难理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然涉及农民工，但又不仅仅是农民工，解决了现有农民工问题也并不能解决“未来的农民工”问题。这种定位很关键，有利于我们做出战略性的长远规划，而不是就问题解决问题，即便是对农民工问题进行阐释，也只是为了找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效路径服务。其次，本研究不仅仅限于从农民工“个体”及其与城市、市民的关系层面展开，而是从更为宏观、更为关键的“家庭—社区—国家”关系层面展开。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运用共生理论加以分析研究，无疑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加之笔者对共生理论的熟悉程度、运用技巧均十分有限，研究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认识不透彻、分析不深入与不到位、方法运用生搬硬套、论证过程说服力不强等缺陷。同时，由于调研样本数据采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样本分布不够合理、调研员技术技巧不熟练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实际状况可能与作者的预期目标有一定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违背了作者的初衷，并最终影响了本书的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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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H.蒙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陪林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 李陪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3] 习近平：《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年第1期。

[4]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html。

[5] 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05/t20130527_12978.html。

[6] 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译本序言〉》，林毅夫、赵耀辉编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 2012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为78894万人，就业人口为76704万人，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数分别为25773、23241、27690万人。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3/indexch.html。

[8] 有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呈现出独特的“中国路径”，即劳动力迁移被分割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两个子过程，并主张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参见刘传江、程建林等《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0页。

[9] 关于农民工概念的来源问题，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社科院小城镇研究课题组于1983年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个概念（参见马智宏《对农民工概念的商榷与扬弃》，《企业文明》2012年第8期）。有学者认为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于1983年首先提出（参见南文化《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研究的内涵和语境》，《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薛翔《企业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黑龙江、浙江三省的实证研究》，《科技和产业》2007年第2期）。还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概念最早来源于1984年《社会学通讯》（参见冯奎《中国城镇化转型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笔者通过CNKI检索发现，农民工概念出现的时间更早，《计划经济研究》杂志1982年第1期刊登的庄启东、张晓川等人的调研报告题目中，就已使用“农民工”一词（参见庄启东等《关于贵州省盘江、水城矿务局使用农民工的调研报告》，《计划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

[10] 陈旭峰、田志锋、钱民辉：《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何以可能——基于理论的分析与调研思考》，《理论探索》2010年第3期。

[11] 胡杰成：《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综述》，《兰州学刊》2008年第12期。

[12] 谢建社：《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3页。

[13] 参见刘传江、程建林等《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刘传江《第二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及其市民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编《发展经济学研究：长期经济增长对中国与欧洲的挑战》2012年第8辑。

[14] 李铁：《城镇化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

[15] 潘家华、魏后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

[16] 李晓凤、佘双好编著：《质性研究方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7] [美]普里西拉·R.尤林、伊丽莎白·T.洛宾森等主编：《质性研究方法：性与生殖健康应用研究之现场指南》，刘大红等编译，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8] 潘泽泉：《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