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敬意

尊敬(Respekt)的字面意思是“回头看”从构词法来说,re-前缀有“向后”或者“回”的意思,spect词根则表示“看”。因此respect有“回头看”的意思,德语单词der Respekt亦如此。(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回头看也就是一种顾及。如果在与人交往中充满敬意,人们就会收敛好奇的窥探。尊敬的前提是有距离的目光,以及保持距离的激情(Pathos)。当今社会中,尊敬可以降服无距离的展示,而后者恰恰是轰动事件的特征。“轰动事件”(Spektakel)这个词,源自拉丁语中的动词spectare,意指一种窥淫癖式的窥探,这与有距离的顾及即尊重(respectare)相悖。距离将尊重(respactare)从窥看(spectare)中区分出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尊重,没有保持距离的激情,那它将变成一个丑闻社会。

尊重是公众性(Öffentlichkeit)的基石。前者消退,后者倾塌。公众性的倾塌与敬意的流失互为条件。公众性的前提之一是对隐私保持尊重,避而不看。保持距离有利于公共空间的建构。然而,如今世界所充斥的是一种彻底的无距离感:私密被展览,隐私被公开。没有距离(Abstand)就没有了体面(Anstand)。同时,理解(Verstand)也是以有距离的目光为前提的。但是数字媒体中的交流普遍消减了距离。空间距离的削弱带来的是精神距离的消融。数字的媒介性不利于尊重。恰恰是如“阿底顿密室”(Adyton)“阿底顿”(Adyton)是希腊神庙中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空间。一般的隔绝和分离的技术才能生成敬畏和赞赏。

距离的缺失导致公众的东西和私人的东西混为一谈。数字媒体中的交流促进了对隐私和私人空间的色情化展示。社交媒体也被证明是隐私的展示空间。社交媒体将信息的生产由公众领域转移到了私人领域,从而也就完成了交流的私人化。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私人领域定义为“某种时间或空间,在其中我不是影像,也不是对象”Roland Barthes, Die helle Kammer. Bemerkung zur Photographie,Frankfurt a. M. 1985, S. 23.。按照这一定义,今天的我们已不再拥有任何的私人领域,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没有影像、没有照相机的地方或者时刻。谷歌眼镜将人眼本身转化成一部照相机,眼睛自己就能照相。这样一来,私人领域更加无从谈起。普遍存在的图标强迫症和色情强迫症让它烟消云散。

尊重是与姓名相联系的;匿名与尊重互相排斥。数字媒体所促进的匿名交流大大削弱了尊重,并且要对目前正在蔓延的轻率言论和敬意全无的文化负连带责任。网络暴力也是匿名的,这也正是它的威力所在。姓名与尊重如影随形,因为姓名是认可的基础,认可总是指名道姓的。与实名相伴的还有像责任、信赖或者承诺这一类的行为。信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名字的相信。责任和承诺也是一种以姓名为基础的行为。数字媒体将信息和信使、新闻和发送者相剥离,从而也就销毁了姓名。

网络暴力有多方面的原因。它在一种毫无敬意的、言行草率的文化中成为可能。尤其在数字媒体的交流中,恶意评论是一种固有的现象。它和读者来信有本质上的差别:后者基于模拟的“模拟的”(analog)一词是与“数字的”(digital)相对的概念,下文中的“模拟媒体”即指与数字媒体相对的传统媒体。书写媒介,姓名清楚地随信注明。匿名的读者来信很快会被丢进报社编辑部的垃圾桶。读者来信另外还有一个延时性的特点:当人们奋笔疾书,或者用打字机撰写书信的时候,最初的愤怒已经云消雾散。但与之不同的是,数字交流让人可以马上发泄冲动。这种即时性所传递的冲动要多于传统的模拟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媒体即是一种散播冲动的媒介。

数字联网促进了对称性的交流。交流的参与者如今不再只是被动地消费信息,而是主动地生成信息。在这里不存在明确的等级,把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区分开来。每个人都同时是发送者也是接收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然而这种对称性对权力不利。权力的交流是单向的,即自上而下的。交流的逆流会打乱权力的秩序。网络暴力就是一种带有所有破坏性特征的逆流。

网络暴力体现了政治交流中权力的经济学转移。网络暴力言论在权力和权威式微的空间里膨胀。也就是说,恰恰在等级差异小的领域里,人们会诉诸网络暴力。作为一种交流媒介,权力使得交流单向地顺畅进行。掌权者所选择的行为似乎被受统治者无声地遵从。声音,或者说噪音是权力开始瓦解的一个声学信号。网络暴力言论也就是一种交流中的噪音。犹如神授一般的超凡能力(Charisma)是一种权力的光环效应,它是抵挡网络暴力的最好的盾牌,让网络暴力无以为生。

在面对权力的时候,让别人采取“我”所选择的行为、分享“我”的意志所做出的决定变得更加不可能。作为交流媒介的权力使得人们在“不”的可能性面前,更加趋向于说“是”。“是”与“不”相比要寂静得多——“不”总是高声的。权力交流削弱了声音和噪音,这也就意味着:交流中的信息量对等被大大地削弱。因此,权力发出的命令(Machtwort)能够顷刻间清除膨胀的噪音,创造出一种寂静,从而也就创造出了行动的回旋余地。

作为交流的媒介,尊重所起的作用与权力相似。受尊重的人的观点和他所采取的行动经常被人不加异议、不加反驳地接纳和传承。受尊重的人甚至会被当作榜样模仿。这种模仿就相当于权力媒介中毫不犹豫的服从。因此,尊重被削弱的地方也正是喧嚣的网络暴力产生的地方。人们不会对一个他们尊重的人施加暴力言论,因为尊重总是带有个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特性。普遍的价值沦丧让尊重的文化土崩瓦解。如今的榜样已经没有了内在价值,他们最主要的特征是外在的品相。

权力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它形成了一种等级关系。权力交流不是对话式的。与权力不同的是,尊重不一定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虽然人们尊重的对象常常是榜样或者上级,但是基于对称性的相互认可而形成的互相尊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当权者甚至完全有可能尊重一个被统治者。如今随处肆虐的网络暴力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互相尊重的社会里。尊重需要距离。不管是权力还是尊重,都是能够产生距离的、需要保持距离的交流媒介。

鉴于网络暴力,人们不得不对“统治权”(Souveräntät)这个概念重新加以定义。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认为,统治者(Souverän)是对特殊状态做出决断的人。这句关于统治权的名言可以被翻译成与声学相关的表达:统治者是能够制造绝对的寂静、能够清除每一个噪音、能够顷刻让所有人沉默的人。施密特本人没能体验数字网络,不然他会陷入十足的危机感。众所周知,施密特一生惧怕电波(Schwellen)Schwellen,浪潮,也译作“波”,转译为“电波”。。网络暴力也是一种形式的波,一种完全失控的浪潮。据说,年老的施密特因为对电波的恐惧,扔掉了家里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他甚至觉得有必要因为电磁波而重新改写他关于统治权的名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说:‘统治者是对特殊状态做出决断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虑到我的死,我说:‘统治者是拥有宇宙波的人。’”Christian Linder, Der Bahnhof von Finnentrop. Eine Reise ins Carl Schmitt Land, Berlin 2008, S. 422f.在数字革命之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改写施密特关于统治权的名言:统治者是掌握网络暴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