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与创新思维1

——以德国哲学为主要考察背景

在一般人眼里，德国是一个哲学的国度。除了古典音乐、物理、机械等，哲学也被看作德国的重要“特产”。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德国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之后西方—欧洲哲学的第二个高峰。最近有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指出，法国当代哲学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黄金时代。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法国当代哲学是受德国哲学影响和烙印的，如若没有20世纪上半叶以现象学为核心的德国哲学，战后蔚为大观的法国当代哲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就中国现代文化来说，德国哲学的影响至深至广。且不说德国古典哲学的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等大哲学家，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现代德国的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三位大哲，更是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和学术讨论。

何以如此呢？为何德意志民族能产生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在今天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伟大哲人？这个问题甚至经常在日常讨论中被提出来。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同行们也经常会面临这样的提问。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为何高度理性思辨的哲学德国，竟然会在20世纪产生灾难性的、反人类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暴行？这些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松解答的，显然也不是本文所能解答的。

本文设定的任务是，主要以德国哲学为背景，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批判与创新思维，同时或可表明，德国创新思维（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的根本源泉在于哲学。思想这件事谁都会，但真正好的思想/思维（thinking）是哲学；而真正好的思想/思维是彻底的—批判性的、创造性的思想/思维。因此，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哲学”“批判”和“创造”三大主题来展开。

一 哲学：两种问法和两门学问

什么是哲学？这是一个难题，不好轻易回答。今天我们了解的“哲学”是一个外来词，这个译名还是日本人提供的，是日本人对英文philosophy的翻译。但“哲”字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哲，知也”，又说“哲，智也”。可见本源仍在我们中国。所以“哲学”就是“智慧之学”，这也是希腊人的philosophia的原初含义和字面含义，即“爱智慧”。希腊人的“智慧”叫Sophos，按照现代德国哲人尼采的解释，这个Sophos关注的是“一切是一”的问题，也即要问：世界林林总总，变幻莫测，是如此丰富多样，但为何有其统一性？哲学自发端起就在追问这个arche（本原、始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Sophos也关注“一是一切”的问题，就是要问：世界的丰富多样是如何从一个统一的“一”（Hen）中展开来的？

哲学问题就这么开始了。“一切是一”指向普遍性，而“一是一切”则指向个体性。反映在问题提法上，前者是“什么”（What）的问题，而后者是“如何”（How）的问题。当我们问What时，我们在问什么呀？设若我们问：“拿破仑是什么？”我们会说：拿破仑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男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动物，是一个生物，是一种生命，是一种物质，是一种存在，是一种虚无（因为他已经死了），等等，这些都是哲学（知识、科学）的回答；在此语境里，我们断不可说：拿破仑是一只兔子，是一块木头，等等，因为那是文学的修辞了，而不是知识的回答了。所以，What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普遍性”的问题，希腊人叫“共相”（koinon），在柏拉图那里就叫idea（相、理念）和eidos（爱多斯），后世则叫“本质”（essence）。柏拉图说哲学（科学、知识）只关心不变的“共相”，即idea和eidos，而不关注变动不居的个别具体的事物。但柏拉图也早就认识到，“共相”或“普遍性”是有等级的，普遍性程度是不一样的。按照所涉idea的普遍性程度，科学也是有等级的。最高的科学是形式科学，尤其是几何学，所以据说在柏拉图的学园里写着一行字：“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几何学是最典型的希腊科学，为何？希腊人是航海民族，空间感极强，才创造了作为形式科学的几何学。相反，另一门以时间感为基础的形式科学却没有在希腊发展起来，因为希腊人以空间的点来计数；直到阿拉伯数字引入，算术才成为可能的。希腊的另一门极其重要的形式科学是逻辑学（形式逻辑），是由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后世稍有改进，但两千多年来其主体没有变化过。今天我们看到，希腊创造的所有其他科学差不多都过时了，但几何学和逻辑学却是永恒的。

不过，在形式科学出现前，还有一门更根本的哲学学问，人们通常并不关注它，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后世则称之为Ontologia，是关于“存在”（On）的学问，亚氏说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on he on）的学问，也就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学问，与之相对，一般的科学都是关于存在者及其存在的学问。这门根本的学问，即Ontologia，我们译之为“存在学”“存在论”“本体论”“是论”——还不知道怎么译呢。以我的理解，Ontologia是第一门形式科学，是其他形式科学的基础和观念前提。没有柏拉图的Ontologia意义上的相论/理念论，则后面的形式科学就还是不可能的。

为何“一切是一”的追问，“什么”（what）的问题，就导致了形式科学，甚至存在学/本体论这样的学问呢？是因为这种追问是一种“普遍化”，而“普遍化”有两法，一是“总体化”，二是“形式化”，比如我们前面问“拿破仑是什么？”，我们答：政治家、男人、人、动物、生物、生命、物质、存在、虚无。这中间出现了一个断裂，男人、人、动物等都有一个对应的实质领域（虽然范围有大小），而到物质、存在、虚无，等等，就谈不上一个实质领域了，它们是无所指的，是无内容的；无所指而有意义，无内容而有最高普遍性，这就是形式科学和存在学/本体论，表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希腊—欧洲精神。

上面只是哲学的一种问法。另一种问法是关于“一是一切”，或者说关于“如何”（How）。“一是一切”不再是指向共相、普遍性的追问，而是指向个别、个体性的追问，要问某个个体是怎么“是”出来的。这个how问的是一个实际情况，某物是怎么运动、怎么出现、怎么展开、怎么实现的。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叫“实现”（energeia）。在后世的拉丁化过程中，这个“实现”的问题就成了“实存”（existence）问题。国人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有语言上的障碍，比如这个existence，欧洲人一看就会有字面上的感觉，而我们没有。前缀ex是“出来”，sistence是“站立”“持立”，所以existence是“站出来”，甚至是“出位”。国内的翻译就乱了套，经常把existence翻译成“存在”，那就难以与Being区分开来了；有时又把它译成“生存”。“实存”（existence）是一种确定的在此存在，它只讲个体性。相应地我们把“实存主义”翻译成“存在主义”，导致了很大的混乱。关于“存在”没有“主义”，只有一门Ontologie，关于“实存”才有一种“主义”，就是在20世纪成为主流哲学形态之一的“实存主义”。

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的“一切是一”的普遍性追问、关于共相的“什么”（What）追问是在追问事物的本质、世界的统一性（最高的形式），那么，关于“一是一切”或者“如何”（How）的追问是要追问个体的动因，个体实存的原因和根据。在这个路向上，当我们追问实存的依据和原因时，多半就会走向一个神学的结论。个中道理也不难了解。因果链条是无穷尽的，是无限的，人类思维受不了这种无限，而必须设定一个终极的和最高的无因之因或自因之物，那就是超验的“神性的东西”。历史上的实存哲学家或者实存主义者多半走向了“神学”（Theologia）。

好了，我们已经有了哲学的两种问法：一是问what，就是问本质，问普遍性，对应的学问叫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a）；二是问how，就是问实存，问个体性，对应的学问叫神学（theologia）。两种问法在希腊都已经形成，但两门学问却可以说是分属古希腊与希伯来，所以我们在此意义上把欧洲文化称为“两希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这两门学问是相互交织的，个别的哲学家各有偏重，或以“本质”入问，达到神学的结论，或以“实存”入问，达到存在学/本体论的结论。还有，两种问法和两种学问也可以表现为个人的思维倾向和生活姿态，我们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本质主义”与“实存主义”。一般说来，“本质主义者”是安分守己者，而“实存主义者”则是总是梦想重新出发的出位者。

二 批判：作为哲学的本质与哲学方法

我们接着说“批判”。汉语中的“批判”一词给人感觉很是凶狠，这主要是拜“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赐。实际上“批判”一词在我们今天的日常语境中已经接近于一个贬义词。词语一不小心就被糟蹋掉了，就像“小姐”“同志”“革命”，等等。“批判”（critique）源自希腊文的krisis，意为“区分、争执、决定、判断、考验、探究”等；形容词“批判的”（critical）源自希腊文的kritikos，意为“能判断的”。显然“批判”的本来意义与否定、攻击、打倒无关。相反，“批判”是区分、探究、辨别和判定，无论如何是正面的，或者说至少是中性的。

我首先要说的是，“批判”是哲学的本质。德国哲学家康德首先使“批判”（Kritik）成为一个哲学关键词。这位哥尼斯堡的哲人写了著名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处理知识学、伦理学、美学的问题。康德的“批判”概念可能最好地体现了我们上面讲的“区分、探究、辨别和判定”的含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要把知识中的各种要素区分开来，以判定知识的种类、条件和界限。康德的批判工作做得十分周全、高度理性，他的哲学被叫作“批判哲学”。记得“文革”结束后，李泽厚先生出版了当时很抢手的康德研究书，书名就叫《批判哲学的批判》。

虽然是康德使“批判”成了一个哲学基本词语，但并不能说从康德开始才有“批判”。而毋宁说，“批判”对于哲学来说是本质性的，或者干脆说，“批判”是哲学的本质。尼采有句名言：“哲学家应该认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而艺术家则应该把它创造出来。”在尼采看来，一种文化的基本成分有二，即艺术与哲学。艺术是创造，而哲学是认识。尼采所谓的“认识”却是一种批判性的工作。尼采甚至说哲学家做的工作是“否定性的”，哲学家并不“创造”，而是批判和保存文化，“对于一个文化或宗教中的所有肯定因素来说，他（指哲学家）的所作所为都是溶解性的和破坏性的（就是当他试图建设时也是如此）”。尼采这里讲的“溶解性的”和“破坏性的”是对哲学家工作的一种特别到位的描述，意义近乎我们讲的“批判”。艺术的积极创造与哲学的消极批判是相对的，而且是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哲学的基本功能是批判（区分、筛选、消化、判定），通过批判来“保存”艺术文化的创造成果。

补充一句：尼采上述意义上的艺术与哲学，不但是民族文化的两种基本要素或者基本力量，而且也是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基本精神禀赋和精神倾向。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也都是哲学家，因为人人都有艺术创造的潜能（肯定性），人人也都有哲学批判的能力（破坏性）。当然啰，每个人的倾向不一样，有人更艺术，有人更哲学。总的来说，偏艺术者要开放、轻浮一些，而偏哲学者要封闭、稳重些。

再补充一句：上述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跟我们前面第一节讲的哲学两种问法有何关系呢？有无矛盾之处？当然有关系。哲学有两种问法，但传统哲学的主流是共相—本质的问法，是所谓存在学/本体论的追问，个体—实存的追问在哲学史上早就有了，但一直未成主流，要到现代哲学（19世纪中期以后）才成气候。正如哲学自始就压制着艺术，在哲学内部，本质主义主流传统一直排斥实存主义这股支流或暗流，直到后哲学文化时期，以反本质主义为前提的实存主义才有了出头之日。

我们前面讲的意思，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批判”是哲学的本质。进一步，我们今天还要来说说：“批判”是哲学的基本方法。哲学史，特别是欧洲—西方的哲学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愿意在漫长的哲学史上举出几个例子，可以说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典型实例。

第一例是诘难式对话的哲学批判方法。这种方法要归功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希腊哲学家，因为他之前的所谓“自然哲学家”都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哲学批判方法。苏格拉底的方法叫“助产术”，主要是一种“探究式质疑”（probing questioning），也被叫作“辩证法”，但当时的辩证法还具有其原初含义，即“对话”或“辩论”的意义。希腊人好辩论。苏格拉底之前的智者们已经兴起了论辩之风，时称“雄辩术”。所谓真理不辩不明。对话和雄辩对于希腊哲学文化来说至关重要，正是通过论辩，希腊人有了语法，有了逻辑学等形式科学（相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更注重书写而不重讲话和辩论，只是在如今的媒体时代，中国人的讲话功夫已经大有长进了）。苏格拉底有几句传说中的名言：一是“知识即德性”，这是为欧洲的知识理想定了调；二是“自知自己无知”，这据说正是苏格拉底的过人之处；第三，“死别的时辰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个更好，只有神才知道”——这是苏格拉底《申辩篇》里的临终之言，西方历史上头一个为真理而死的哲学家出现了。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证明他反对的民主制的矛盾：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竟然因为苏格拉底的言论而判处他死刑。

我们说了，苏格拉底的方法是一种诘难式对话的哲学批判，人称辩证法。苏格拉底先通过“自知自己无知”把自己放低调了，然后在提问、诘难、论辩中否定对方的观点，把对方逼到死角。这还是第一步。进一步，苏格拉底认为通过对讨论主题的区分性描述和归纳，就可以提出明确的定义了。可见，正如罗素所言：“辩证的方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因而在这方面便是有用的。”2但罗素也指出，这种方法在发现新事实时就没用处了。

第二例是怀疑的哲学批判方法。典型的代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也被叫作“批判的怀疑”方法。笛卡尔被认为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如各位所知，他也是数学里解析几何的创立者。笛卡尔认为哲学必须有一个牢固的基础，那就先要“普遍怀疑”。首先是怀疑自己的各种感觉，我能怀疑我此刻在这个大厅里讲课吗？当然能，有时候我会做梦梦见自己在讲课，感官是要骗人的，人经常会精神恍惚。外部事物呢？外部事物的存在当然更可怀疑了，一是因为感官不可靠，二是因为外部事物本来就是变动不居的。笛卡尔经过种种描述，表明什么都可怀疑，但最终，有一样东西是不可怀疑的，就是我在怀疑；而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考，就是“我思”（cogito）。“正当我企图相信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同时，我发现：有些东西（对于我的怀疑）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那个正在思维的我’！由于‘我思故我在’这个事实超越了一切怀疑论者的怀疑，我将把它作为我所追求的哲学第一条原理。”（《方法谈》）笛卡尔由此得出他的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思考的起点很重要。笛卡尔提出的准则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由“普遍怀疑”达到的清楚明白的“我思”（cogito），这种明证性/自明性（evidence）才是哲思的出发点。罗素认为，“批判的怀疑”方法非常重要，但它要发生积极的意义，还必须有两个怀疑止点：无疑问的事实和无疑问的推理原则。3无疑问的事实是“我思”，“我思”是笛卡尔的原始前提；而无疑问的推理原则仍旧是数理的，特别是演绎方法。

笛卡尔的怀疑方法后来被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继承，成就了影响深远的现象学哲学。胡塞尔主张哲思首先要“悬置”一切先入之见，他为此提出的“无前提性”要求实际上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当然胡塞尔落实到了“直观”上，“直观”即直接把握。好比说，我在看一朵花，是直观；我同时意识到我在看花，也是一种直观。但前者是“外感知”，后者是“内感知”，“内感知”才是哲学反思的起点。于是哲学思考就成了对“内感知”即内在意识的把握。胡塞尔由此发展出一套现象学的意识结构分析，对20世纪哲学、心理学和人文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胡塞尔有言：哲学意味着彻底地思想（radikal denken）。何谓彻底地思想？按我理解和体会，我以为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所谓“彻底地思想”就是“高度想象”的思想；其二，彻底地思想就是“一剑封喉”的思想。但显然，胡塞尔所谓的“彻底地思想”是以“批判的怀疑”为前提的。而且要做到“彻底地思想”，固然并非易事，既跟天赋有关，也跟后天努力相关。平常我们人云亦云，四处张望，过着庸常的生活，我们多半靠一些经不起反思的信念活着，没什么不对；但无论是个体生活还是群体策略，我们大概都需要“彻底地思想”。今天令我们国人头疼的诸多难题，比如钓鱼岛问题，比如香港“占中”事件，等等，我觉得都需要有高度想象的、大尺度的“彻底地思想”。

第三例是康德的理性批判。自笛卡尔之后，怀疑和批判性思维得以全面拓展，方法意识大增。近代哲学中的英国经验主义和欧陆唯理主义分别强化和发展了归纳与演绎的认识方法。但经验论容易走向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而唯理主义容易走向独断论和教条主义。这两种倾向对于科学、道德、宗教和文化都是不利的。因此到康德，他就觉得要对人类知识的可能性、来源、条件和限度等一系列问题做一次系统的批判。康德说他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那么什么是“理性批判”呢？康德说：“我所谓批判，并不是批判各种书籍和学说，而是着眼于理性有可能不依赖任何经验去追求的一切知识，来批判一般理性能力，因而是判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并确定其源泉、范围和界限——所有这些都是从原理出发的。”4 这段话指明了批判对象，即“一般理性能力”，也就是认识能力，是包括感性、知性和理性在内的一般认识能力；而理性批判的着眼点是“理性有可能不依赖任何经验去追求的一切知识”，即一般理性能力中的先天知识部分，确定纯粹理性的范围和界限；此外还指明了批判要达到的目标，即“从原理出发”来判定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及其界限。总之，所谓纯粹理性批判，“就是从理性有可能去追求的一切先天知识出发，对人类理性本身进行批判的考察，确定理性的先天知识的源泉、条件、范围和界限，看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从而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做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5。

为完成这一批判任务，康德区分感性、知性、理性三步骤，分别对数学的可能性、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是所谓“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步。康德的批判不可谓不系统，通过知识批判建立了一个知识体系，也限定了知识的限度，然后为道德和信仰留了地盘，最后也拓展到了美学上。但康德最大的毛病在于，他的理性批判是以“分析”为主体的，我们熟悉的“知、情、意”三分法就是由康德定调的，认识能力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三分也是康德开始的。“分析”法容易深入课题，但同时也意味着对课题、对象的割裂和损害。一般而言，“分析”是西方思维的基本特质，自然也是所谓批判性思维的特点。与“分析”相对的是“综合”，康德也强调“综合”，但“分析”之后的“综合”仍难言整体性。

通常认为人类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种：批判-分析性思维（critical-analytic thinking）、创造-综合性思维（creative-synthetic thinking）和实用-情景性思维（practical-contextual thinking）。人们也以为，“批判-分析性思维”是传统西方思维的特征；而“创造-综合性思维”是传统东方/中国思维的特征。但这种判定意义不大，太过简单化了。实际上西方思维中既有分析又有综合，既有抽象/演绎也有经验/归纳。东方思维偏于关联性，因此确实可能比较偏重于综合，但事情也就怪异：轻“分析”的“综合”往往失掉了“创造性”。我倒是愿意认为，东方思维更多是一种“实用-情景性思维”；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西方哲学（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等，也正在发展一种“实用-情景性思维”。就此而言，“实用-情景性思维”恐怕也不是东方独有的。

三 创造：作为求真方式与人的本真可能性

上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问题：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批判”？现在我们要处理第三个问题：如何理解“创造”？说到“创造”，大概我们立即会想到“创新”，或者干脆把两者等同起来。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此外我们立即会想，“创造”更多的是艺术的事，正如我们前面所引的尼采的看法：哲学批判，艺术创造。但哲学就不创造么？艺术全无批判么？恐怕还不能这么简单化——许多想法，经常是没错但却不够。有关“创造”，在此我想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创造是一种求真方式。这是从希腊的“真理”（aletheia）意义上讲的。希腊人讲的aletheia，后世译为“真理”（truth），其实并不妥当，是以现代观念来了解的结果，也就是把它理解为命题真理或者说符合论的真理。我们提出一个命题，若与对象或者事实相符合，它便是真的，不然它便是假的。科技时代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真理观了。然而希腊人讲的aletheia却是“揭示”“解蔽”，字面上就是如此。在这种原初意义上，艺术（techne）是最基本的求真方式，即揭示方式，是“使不可见者成为可见的”（德国艺术家保罗·克利语）。科学/知识也是，政治也是，实践智慧也是，都是求真方式。我有科学上的新发现，当然也是创造；政治上，我创建一个单位，管理好一个组织，自然也是创造（政治意义上的创造更多地表现为“制度”——人是制“度”的动物）。克利说艺术是“使不可见者成为可见的”，其实也可以表达为“无中生有”。创造就是 “无中生有”的“揭示”。原初的“真理”是“真相”，就是“被揭示状态”。这样一种在有—无之间、显—隐之间的“创造”，是人文化成的本源，也是每个人的存在可能性。

其次，创造是人的存在可能性，是个体实存的基本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是人重新启动的能力。我曾经说“人的本质表现在：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所谓“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在革命时代就是不断革命，好比古巴的切·格瓦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总是在革命的途中，他是最纯粹的革命者。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开始”是个体生命实现的非此不可的根本要求。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首先是说人具有直接的现场发动性，有当下直接发动的能力。如果愿意，如果时机合成，我们在此时此地就可以直接地启动一场关于“自由”或者关于别的什么话题的讨论。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其次是说人首先是自由的个体，自由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这尤其是20世纪存在主义（或实存哲学）的基本诉求，成为20世纪人生哲学的基调。个体此在是可能性的存在，是向将来开放的存在，所以个体才是自由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存在主义者说的是“存在先于本质”。现实性是单一的、现成的，而可能性则是丰富的、未来的。当可能性趋于无限多样而使个体无法把握时，个体存在/实存就有了命运感，有时候甚至走向了宿命论。人向可能性开放的自由也表明了个体存在的动态的实行（行动）特征。

最后，创造以批判为前提，建构以解构为前提。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方法论上创造与批判是一体的，是互为前提的。我们前面讲的批判性思维的几个例证，都已经证明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或者至少是创造的准备。我们也讲到艺术与哲学的交织互动，相互区分又相互支持。20世纪最伟大的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把他的方法论描述为“还原—建构—解构”三位一体，极富启发性。所谓“还原”也被表达为一个口号“面向实事本身”，强调的是对课题或事情的无中介的直接把握，也是一种“重新开始”或者“重启”的能力。而“建构”与“解构”也可以表达为“创造”与“批判”，两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是互为前提的。除了天才，除非天才，一般而言，创造需要人的一种综合素质。

至此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我们设定的任务：主要以德国哲学为背景，一般地考察哲学与创新思维之间的关系。而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已经揭示了德国文化几个世纪以来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根源：正是因为德国哲学秉承古典希腊哲学传统，并把欧洲哲学批判精神发扬光大，方使得这种哲学本身具有不断地重新开始、重新发动的能力，从而也成为德国文化创新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