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发行为与自愿捐献机制（VCM）

新古典经济学中合作是建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行为基础上，而且这些个体中并没有什么中心权威强迫他们互相合作。各自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彼此之间又能达成某种形式和程度的合作，其动机是否出于对他人的关心或者对群体利益的考虑呢？

合作可以从个体自利行为的理性选择逻辑中得到解释，而不需要强加上利他主义的考虑，这早在《国富论》的著名论断中就得到了最清晰的陈述：“就几乎所有其他物种的动物来说，在其长大成熟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完全独立的，并从天性上不能与其获得其他个体的帮助。但是，人类几乎总是倾向于向他的同伴寻求帮助，尽管仅仅从同伴的仁慈中寻求这种帮助是徒然的。如果人们能够自愿的享受他们的自爱并向他人展示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做他人需要我们所做的事，这种行为将很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开来。不管哪一个人向其他人提供任何一个交换的机会，这都值得建议去做！因为：基于我‘我所需’的，而你得到‘你所求’的——就证实这类行为的全部意义所在；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远远大于我们所需要帮助的物品。我们得到所需要的食物，并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商们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行为的结果”（Smith，1784）。

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就是对这种合作观的逻辑的追索。一种状态X是帕累托效率的，是指所有的相关者不能找到任何一种另外的状态Y，以至于在Y状态时所有相关者的福利比X时更好，或者在Y状态时能够不减少他人福利的同时使得至少其中一个人的福利水平得以改善。显然，由于理性经济人能够通过强制实施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结果而抓住某种合作的机会，如果说一种状态X是帕累托非最优的，就意味着这种结果不是最终状态。帕累托效率是迄今经济理论中最被认可的概念或论点之一，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寻求各种方法或者途径，以实现或者促进经济上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在某些简化情景下，预先假设效率的概念在理性行为中十分流行是很现实的观点：人们将会彼此合作——如果合作将使得彼此获益。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就是以此为基础，主要研究在以下三个模式中的合作制度：

（1）直接协议模式，经济人之间通过直接、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来达成一种群体的合作，这种合作的研究是建立在帕累托效率假设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结盟或者联盟的形成就不能被忽略；同时在各种联盟条件下，哪一种效率的结果才是稳定的，即核的存在性，是对这类合作行为研究的重点。

（2）市场化模式，即社会行为的决策权被完全赋予个体意义上的经济人，因而群体行为的结果依赖于个体自利的策略互动性行为。这种合作行为研究的核心在于价格信号对于市场的合作组织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当一个经济人知道价格以后，他只需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最终这些非合作的自利性决策行为将会奇迹般达成一种帕累托有效的结果。

（3）基于正义的模式，此时决策权被赋予一个权威的仲裁者，其相关的社会选择将遵循一系列规范性的原则进行。如此其实就赋予了仲裁者一个机制设计的任务，即从个体参与人中诱导出关于自身偏好的选择，并且从这些选择中挑选出最终的机制，促使合作的产生。但是上述分析的基础在于理性经济人，在这一假定基础上人们的偏好具有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义，再辅以连续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定义良好的偏好序，这个偏好序表达了人们进行选择的依据；紧接着通过设置一个连续且凹的效用函数来度量这个偏好序，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从而整个选择变成了一个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假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它要求结果和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所求的最优解必然一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是偏好序的体现，通过观测人们的实际选择就能够推断人们内心的权衡，此时更不需要考虑心理过程，将大脑作为黑箱存在，这就是显示偏好理论的核心思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虽然这些公理化假定是需要怀疑的，但它们是否和现实相符并不影响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对于合作的研究的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是建立在这些公理化假设上的，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特沃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 and Kahneman 1974，1981，1986）证伪了新古典理性人背后的公理化假定，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备择效用函数。

这些从理性的自利假设出发的预测跟我们熟悉的许多情况并不相符。比如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提议者和响应者决定如何分配一定数额的钱，提议者首先提议一个分配给响应者的份额，响应者必须无条件接受，在纯粹自利偏好下，提议者知道响应者没有否决权，从而分配给响应者的份额应该为0，但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进行的实验发现，存在很大比例的提议者分配给响应者远大于0的份额。在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中和纯粹自利偏好下，当提议者决定工资水平之后，响应者都只会付出最低水平的努力，但实验发现提议者提供了远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响应者也付出了明显高于最低水平的努力，并且工资和努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信任博弈中在纯粹自利偏好下响应者不会返还任何数额的钱，提议者知道响应者不会有任何返还，所以不会赠送任何数额的钱，但是实验结果表明提议者赠送了一定数额的钱，响应者也返还了一定数额的钱，并且赠送数额和返还数额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2-1 博弈实验中亲社会行为及其偏好

说明：本表的数据在Camerer 和 Fehr（2001）的表上基础上汇总重制。

其中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比较典型，而其中的博弈实验中的合作行为恰恰模型化了一些经济现象的合作行为：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其中一个参与者的行为对其他合法团体构成了有害的外部性；又例如一种公共物品的生产等，实验表明，在一次囚徒困境博弈中有一半的实验对象会选择合作，而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实验对象通常会贡献出一半的禀赋进行投资（这个投资区间波动很大）。表2-2我们列举了12篇关于合作行为的实验研究文献的基本数据，这些数据均说明人们的行为系统地偏离了经济人的自利假设。

表2-2 合作行为博弈实验文献的基本数据

说明：本表数据来自Cardenas 和 Carpenter（2008）的表，VCM代表自愿贡献机制下的公共品博弈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