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合作的魅力

自利与合作，都是人类的行为天性，也正是这对孪生姐妹，或许是与行为“多胞胎”一起，共同孕育和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一、合作的理论魅力为何没能尽情绽放

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华夏儿女大概都不会忘记，小学语文课本中“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等谚语和典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在不断地感受和认识合作的力量并从中受益，这与其在理论殿堂中的冷遇极不相称。虽然从未间断，但由于研究合作，必然涉及沟通与交互、承诺与信任、异质与多变、演化与适应、公平与共享、网联与涌现……所以，合作是行为研究的枢纽和焦点，也是21世纪全人类所面临的科学研究难题。^注1多解性和更多的不确定性，手段和工具的滞后贫乏，但这些都不可能阻挡人类自我认识深化和社会文明进展的步伐。人类社会发展中合作的力量巨大，在很多情景下是超过个体行为简单之和的系统协调效应和机械式加总，内在的力量促使人们更加自觉、更加努力地去探索合作的奥秘。

既然人类在社会实践中难以抵挡合作的诱惑，那理论上为何没能如期展现合作应有的魅力呢？虽然人类对这方面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如果不承认合作及多属性的行为本质特征，经济学就可能被现实无情抛弃而难圆科学化之梦；如果承认经典假设的硬伤和缺陷，现有的理论大厦可能面临着塌陷、倾覆和重构的危机。如何避免美梦破灭，如何摆脱理论十字路口前的抉择纠结？演绎逻辑只能构建和检验自恰的理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而经济理论的科学化，不仅要求其自恰，更重要和最根本的是解释、揭示现实，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就反过来倒逼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经历行为反思和行为驱动的阶段。

如果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状况和一定理论规范建立的单一行为假设成立，那么在有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撑下，资源优化配置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能够用来解释常态化特点和规律，容易发现经济均衡的实现方式。一系列高度简化和抽象的（显在的或隐含的）行为假设，创造了决定性的理论基础元素，然而却被封装在类似于黑箱的基本行为假设体系中。而一旦打开“行为黑箱”，就能使理论更接近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尤其是通过考察个体与群体的复杂行为关系，来分析现实各种可能情形下个体行为的表现类型、诱发条件、响应模式、传导机理和路径，群体行为的聚集、分化和演变，结构效应和结果反馈等，实验方法能否为此助力或起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全面记录行为痕迹的大数据及相应的分析技术出现以后，使得深化行为分析，寻求和发现行为的多元属性、情景依赖、条件性合作等均成为可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至今，或许解释力度还不够、发展还不甚理想，但现实的需求和方法应用迅猛推广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是较为理想的工具之一。这不仅打破了传统观念、拓展了学术视野，也是实验经济学对自身的检验，在积蓄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注2最大的优势或许是潜在的最大劣势，现代经济学的鼎盛与衰落都维系于所建立的单一行为基础假设，严格清晰的逻辑起点和演绎推理，既成就又束缚着自身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经济理论体系日益成熟、规范和稳定，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愈演愈烈，由此造成理论与现实的滞后和裂痕日渐增宽。一道类似于符咒的“科学化”标签，似乎封住了经济理论延伸的脉穴。要想取得突破、弥补裂痕，只有从根源上找原因，而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最有希望的是旨在打开行为黑箱的实验原理和方法。

二、偏好与预期：如何达成合作

人是社会动物，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性，生物意义上的自利与社会意义上的合作都是与生俱来的，积淀而成的偏好是混合态的、不断演变但又具有相对稳定性。

（一）合作偏好

人类行为中的合作是一种禀赋属性和天然元素，其表现是随条件和他人的行为（预期）发生变化或条件依赖（Context Effects）的，因而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与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实验方法是如此深化和关联行为分析的有利工具。每一行为主体都有其个体意识、关联结构与连通途径，各自对影响条件变化的敏感性、稳定性、脆弱性、持久性及其演化特征等也会有所差异，但从刺激—响应基本行为模式来看，实际中的合作行为取决于偏好禀赋与行为响应模式，是在秉性驱动—利益导向下实现的。

在个体独立、自主决策的环境中，主要考察个体偏好下的行为；而在个体相互影响的社会群体环境中，就需要引入关注他人的社会偏好，而合作偏好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维度。在这样的视角和框架下可探讨个体理性—集体理性—社会理性。任何合作，都是个体行为基础上的合作；任何个体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群体或合作氛围中的行为。信息、制度、技术、文化等影响条件和约束因素，在某种意义上都可看成是对个体行为的反映、凝聚、矫正和提升，本质上是合作的产物，是针对群体与合作行为发生作用的；没有完全脱离开合作的独行（个体行为），也不可能会有不考虑个体行为基础的合作，若孤立、分离地考察单方面因素，将行为多元体割裂来看，就不可能真正地揭示和认知人类行为的特点与规律，就不可能真正地构建科学化的经济理论。由个体偏好到社会偏好，将定义在商品（目标）集上满足全选性、自反性和传递性的序关系的个体偏好，扩充到群体行动中相互影响的其他主体的策略行为集上，并由此反映出不同个体在社会偏好和交互结构上的差异性，以及各种可能的群体行动产出结果。

（二）合作预期

合作是人的行为天性，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天性。人的禀赋、偏好、条件和机遇等是有差异的，有差异才有交换，有交换就一定有合作，而且交换本身就是合作。埃奇沃斯（Edgeworth,1881）较早就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了，并直观易懂、又不失科学性地用交换矩阵说明了人的行为、市场交换的本质特征和关联。

合作不是纯个体行为，是双方或多方共同的意愿和行为。研究合作行为与个体中心主义方法论中的行为分析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利理性是个体利益最大化驱动下的行为，而合作必定要考虑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要对具有不同合作倾向的相关方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和交互方式下对他人行为作出预判，这就是合作期望的形成；而合作预期形成中又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个体的异质性。^注3不同情形和结构条件下、对不同类的事物和与不同人的交互作用中，能否形成合作的关键因素是能否形成一致的合作预期。这是随不同的主体、不同的群体结构、不同的外界条件变化等而发生变化的，理论研究就是要试图发现和揭示合作发生的临界效应、持续条件、稳定性、敏感性、演化适变性及作用效果等特点与规律。

（三）合作共识

预期是在一定的可能性前提下对相关各方合作倾向作出区间估计或框定可接受范围，形成一致的合作预期或预期一致就是达成了合作共识。影响合作预期的条件因素分析，正是实验设计和研究中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也只有实验才有可能更好地揭示。合作是相关各方共同的行为结果、是有时滞的，因而对合作的预期尤为重要。群体合作在达成合作共识的前提下实现，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响应和顺从合作，会比独立行动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无论是从静态还是从动态角度。不同个体和子群体的合作预期形成相容的预期区间，求群体的合作共识就是要找出成员个体合作预期的交集。合作共识达成的困难在于联动的、多种可能性和受更多的因素影响，不是单向单一维度的评判标准，也需要新的分析研究方法。

有了合作共识，每一个加盟合作的个体都能比独自行动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就导致群体合作，而合作发生后是持续维护还是择机背弃、是加强或削弱，这些都是集体行动逻辑最关键和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内容。合作偏好、预期与共识，由此解释合作动机，不仅仅是利益驱动下的个体行为，还要进一步看其在群体活动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三、背景和动因：为何锁定合作

全书由师生合作共同完成，王国成提出主要学术观点、选定分析研究方法、搭建逻辑框架结构，又直接积累、完成了绪论、第二和第六章主要内容的写作，并指导马博进行相关实验和撰写了博士论文，作为本书第三、四、五章的初稿；后期经博士生张世国协助整理文稿和联系出版等。显然，我们的研究是初步的，理论加工也还比较粗糙，但的确有一些值得认真整理和公开交流的内容，尤其是以合作为例，积极探索能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人的行为的路子。

本书的研究论述为什么相对集中地探讨合作行为？研究人文社会问题无疑是需要理论规范和推理逻辑的，但任何理论逻辑，无论其是高大完善还是弱小苍白，都要经受历史逻辑和事实逻辑的检验与评判。这就需要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确立客观的观察立场和评价标准（虽然要求价值中立近乎天方夜谭，而本书也难免会受作者价值偏好和取向的影响），理论范式和方法技术等规范都是服从于一定的价值取向（研究目的）和理论预设的。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可能存在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但换一个视角看，敢于应对这样的挑战就是极好的理论创新机遇，有利于找到复杂特色的根本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现实复杂性必有其客观性，但从认知角度看，理论的滞后和偏离无疑也会人为地加剧复杂。就笔者的阅历来说，从朦胧记忆中的三年困难时期，到浅尝“文化大革命”，再到全程伴随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亲身参与了中国社会大实验，有了深刻鲜明的不同时期的对比。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存在的顽疾问题，都不是用现成理论能解释和解决好的；若只是生搬硬套，常常会适得其反，只有理论创新并与中国实践密切结合，才能使中国的老百姓真正受益。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对理论基本点偏离的校准，而这些偏离主要表现在自利与合作包容及有关分歧上。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和现象，最根本的和决定性因素都是人的行为；历史不可能重演、不可能完全由人为控制，但借助实验可以再现历史中的关键场景、关键时刻、关键事件、关键人物的关键行为等，以便使人类更好地认识自我。仅凭个体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单一行为假设，不足以解释而且是越来越滞后于复杂现实，而如何走出利益壁垒+理论陷阱造成的这种局面，以合作为切入点，是拓宽和深化行为研究首选的、切实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为什么理论上出现合作旁置：掩盖、遮蔽或忽视对合作行为的专门研究？以资源优化配置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学的发展也难逃“倒二八”定律：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家用了80%的精力，仅仅解决了人类经济活动中20%的问题（也许会到9∶1或更甚之）。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理论自身发展的客观局限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或许还是立场预设和价值取向。由于相对成熟理论发展中的边际效应，而通过研究合作行为来揭示复杂经济问题或许是在另辟蹊径，具有异曲同工和快捷高效之妙。合作，天生的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具有更高的难度，处于理论研究的边缘，虽然一开始就从未间断而且越来越多的关于合作的研究，而如何才能展现合作及多元行为属性的理论魅力呢，一条情景关联的内生化的行为实验的实现途径正逐步浮现，凸显关键问题与逻辑主线，寻求人类合作行为的动因与持续条件。

再来看网络和大数据。在当今互联互通的微时代，各种因素初始的权重分布，在复杂的网络分布上产生的影响会发生如蝴蝶效应般的根本性改变，其实网络联通就是某种形式的合作。而什么是大数据，从行为分析角度看，就是对行为痕迹的真实、全面、全程的记录反应，以便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为当今时代背景下深化行为分析提供了技术可行性。大数据分析及相关技术突破了假定其他条件不变（C-P: Ceteris Paribus）这类限制障碍和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偏误（Bias），可以同时对相关的因素和数据进行全样本关联分析。再将大数据与经济实验相结合，改进外生的、经验性数据驱动的传统计量实证方法，运用HS + CA（Human Subject + Computational Agent）的计算实验，内生可控地观察辨识人类行为，使得各种理论方法既分工明确稳定、又紧密衔接融合，由此破解真实世界中的复杂决策行为之谜。

逐步深入地研究合作，多方位地考察人的行为属性，是理论探讨和实践需求的大势所趋。从单一到多元化地研究人类行为，是经济理论科学化和人类自我认知的重大进展，凸显合作行为研究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疑会使其难度更大，但诱惑力也更大。无论个体行为多么复杂多变，但也是可认知的，即使只能是有限认知，多角度认知也比单一假设更科学合理；无论交互网络、总体形变和群体涌现多么难以琢磨，也都可以通过对几种基本的行为特征、连通方式的分解合成，进而随外界条件的变化综合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