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岁月回眸

1976年春节，我开始写日记，这一写就坚持了近20年。日记的第一篇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

1976年是龙年。这条巨龙那一年老让中国人悲伤。改变现代中国命运的三位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山河同悲，大地恸哭。唐山大地震，一瞬间一座城市化为废墟。我的家庭也遭受巨大变故：曾为一方名师的外祖父王建屏（维藩），以九十高龄撒手人寰。不到半年，外祖母也随他而去。

那时我已经满17周岁了，高中毕业整整三年，在一家社办工厂——双沟铁木社，工作了差不多两年光景。这个厂的绝大多数雇员为农民机械工，属于我所出生的江苏省江都县双沟公社（后来改名为双沟乡，江都变为扬州市的一个区后属于仙女镇），同时有一个叫得更响的名字——江都线路器材厂。看上去似乎级别提了一级，好像一所正规的县办厂，和后来中国许多“学院”改名为“大学”一个道理。更进一步，厂名中的“江都”县名，后面没有“县”字，也可以被解释为“江苏省江都线路器材厂”，听上去更像一家隶属于省办的大企业，调高了两级。中国人似乎更喜欢在名字上“做文章”。我的中学母校当时叫江都县中学，现在的全名是“江苏省江都中学”，也没有“县”字，据说早已晋升为省级重点中学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一直没有改成“大学”之名，可是全世界哪所大学敢小戯它？

可是，不管它有什么好名称，我依然是那个厂的一名小工人，一个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父母50年代初期二十来岁时，创办了家乡的一所小学，名叫墩头小学，父亲则当了多年的校长。“文革”当中，他们均不得志，被说成“智育挂帅”。父亲甚至被认为政历不清，只好边当教师，边接受政治审查若干年。这样的家庭背景让我前途堪忧。的确，能进这个厂当学徒，也是由于我之前跟随公社党委一位管工业的副书记徐仁宝脚后，走遍各生产大队。他视察，我则写出相应的“通讯报道”，让公社广播站广播。他的名中有“仁”一字，所以基本上慈悲在心，在我无偿劳动两周后，大笔一挥，把我介绍给了这个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陈井宝当学徒工。从此我认识到，未来要靠自己努力，不能依赖父母。

当我扛着行李离家步行三公里去厂正式上班的那一天，仅比我大了两三岁却早已挑起家庭重任的家兄，借用俄国作家高尔基自传中的名言对我说：你“走入了人间”。那时的我只有15岁，个头矮小、体型瘦削，大概只有一袋米的重量。工厂每月只能逢十休息一天，还经常加班加点。遇上每年农民割麦插秧的“四夏大忙”季节，每天则必须工作12小时。但是在那个人人只革命不读书的年代，我还是私下读了不少家中的藏书，并且自学了几本与机械设计、制图有关的中专或大学教材。

那几年学徒生活的酸甜苦辣，不必在此细表，但有两件小事值得回忆，它们都与教育相关，对我未来的影响一正一负。前者让我自豪于数学的妙用，后者则令我后悔机遇的流失。刚进厂学徒不久，车间的钣金工人想焊接一只截面为椭圆的柱状大容器用来装柴油，但是他们却不会在钢板上画出椭圆进行切割，因为他们大多仅是小学毕业生，没学过什么圆锥曲线。那天我正巧在现场，头脑里马上涌现出椭圆的几何定义。那是我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从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曹之一先生手中学到的一招，于是我立刻毛遂自荐：我来替你们画！我让人找来一根长绳子，按照装柴油容器所要求的椭圆长轴和短轴尺寸，请了两位工人分别按住绳子上的两点，它们之间的绳长就是椭圆长轴的度量。这时，我用一支粗笔绷紧绳子，慢慢移动它，一个标准的椭圆形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数学是那么的生气勃勃，而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式的抽象之物。后来我在美国教书时，常向新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中文名“Jiu”（玖）是大写的数字九，这就为何选了数学作为我终生的职业；又因九是十进制数字中的最大数，我的硕士学位与最优化结缘。当有学生埋怨学数学之累时，我就用当年的这个画椭圆的故事给他们打气。

我的师傅尤兆华先生，50年代曾经在上海一家造军舰的造船厂担任技术科副科长，和苏联援华专家共过事，精通俄文。背着意识形态黑锅的俄罗斯语言，在“文革”中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中学的俄文老师都改行去教“革命”的英文了。精力充沛但缺乏远见的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向尤师傅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学俄语。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动荡年代，公开读书是要冒风险的。我父母也不敢鼓励子女读家藏的古书，遑论我看不到一点用途、被官方定论为“修正主义”超级大国的语言。有少数几个胸怀远大理想的意志坚定者，在人人不敢念书的时期敢于自学，挑灯夜读，悬梁刺股。当黑暗过去、枯木逢春之际，他们的远见与努力印证了西方的谚语“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2014年在法国去世的代数几何学家肖刚，就是他们的一位杰出代表。他1977年秋被破格录取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成了中国代数几何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我听说在和我同年考上大学的七七级大学生中，全国总共有十来个人很快考上了七八级的硕士研究生，如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现为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系的讲座教授陈关荣。他最近被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如果我当年在尤师傅手下学会了俄文，那后来的我可以从杰出俄罗斯数学家的原著中，直接享受到数学之美。

在1976年1月31日我的第一篇日记里，我哀叹“现在过的是虚度年华的日子”，感觉“我的生活就像夏天的空气一样沉闷”。我从小在父母的教育及兄姐的影响下，喜爱看书，追求知识，憧憬未来，但是刚满14周岁就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因为大学不再统一招生，仅向少数“政治条件好”的工农兵子弟开门。70年代的中期，“文革”还未结束，社会现实是读书无用、知识贬值，政治运动如火如荼、风云变幻，让我颇感前途暗淡。尽管在日记的最后，我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豪情壮语——“不！我要更加勤奋，我要更加刻苦，我要更加钻研”，但当时的我哪能想到，两年后我能考进南京大学，十年后更能飞渡重洋。

1976年9月，在家兄的努力下，我换到江都建筑机械厂（刚由县城所在地的江都镇五金厂改名而来）工作。在这个厂，我负责技术图纸的绘制，收入也增加许多，可以更好报答父母了。我的顶头上司潘家富是一个聪明能干的“文革”前高中毕业生，爱才，也重友谊，对我颇为照顾。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出国后也与他有过不短时间的通信联系。

但是，这两个厂都不是我这个“城市户口”应有的正式工作。第二年春节后，县人事局对我们这批没有下过乡插过队的“城市闲散劳动力”开恩了。6月份，我被正式分配进了一所县办大集体企业——江都县仪表厂。厂名虽有“县”字，却远比前两个厂派头足，因它是“县”级的，而不是“公社”或“镇”级的。在那个年代，前者意味着，可能会找到一个不错的姑娘当妻子，而后者搞得不好，只能打光棍。我愿意舍弃每月31元的工资，而心甘情愿地一个月拿21元的钞票，就是因为日后要解决的这桩“人生大事”。

没几个月，举世瞩目的七七级高考开始了。我所在的仪表厂虽然只有200多人，却至少有50个工人符合报考条件。因为大学从1966年到1977年，11年没有正式招生，前后总共12届的高中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高考。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高考队伍，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可是那一年的所有高校，仅仅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只有4.7%，大概成了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的最小值。

我1958年10月出生，读了五年父母创办的六年制小学（像家兄一样跳过了四年级），两年半初中，两年高中，总共学堂读书九年半。1973年1月毕业，官方称是“1972届高中毕业生”。从1968年进江都县中学读初一，直到高二，大概只有1972年的下学年才真正学了一点“数理化”，盖因教育界刮起了一股仅仅持续了不到半年的“教育回潮风”。其余的中学时代，我们的政治主课是《毛主席语录》；语文内容是鲁迅杂文；数学是陆军伸出手臂，测量敌军坦克距离所用的“密位制”，以及工厂生产机器零件，画出车工刨工需要的“三视图”；物理为抽水机或柴油机；化学是“六六六”农药和化肥；而英文先要学会“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和其他类似政治口号。一切读书均学实用知识，如同读技工学校。好处是轻松自如，坏处则不言而喻。

在那个回潮风猛刮的中学最末学期，数学黑板上画的是双曲线，物理老师嘴中吐出的是加速度，化学课的容器里装的是克当量。我们都惊呆了，原来数理化里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回到家里，翻到大姐1966年县中初中毕业前整齐清晰的几何题解答，而快要高中毕业的自己，好像还没有学过真正的平面几何，心里顿时愧意萌生。我觉醒了，决心全力补上。这学期像波音飞机起飞时的强劲推动力，驱使我毕业回家后，马上寻找好书，自己学习。

自学的外因条件也接踵而至。父母教书几十年间，大概最优秀的学生是高允翔。这一年他春节回乡探亲，照例来拜访老师。这是那一代学生的优良传统，他做得尤其之好。高允翔1963年考上天津大学的精密仪器系，数学99分，政治却只有60分，平均分则位于80分以上，已经超过了清华录取线，但家庭成分“富农”，在开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头，他未敢报清华、北大。父母向他提及我渴望学习“文革”前的高中数理化。他一口答应，第二天马上搬来了他当年的所有高中数理化教材，共18本，恰能和“十八般武艺”一一对应。过了一天，父亲也向自己的表外甥及学生、和高允翔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的李有才，借来了几本高中数理化复习资料。霎时间，我的书库装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一面在家烧中饭，一面边读边做笔记，自学完了这18本教科书。当然，物理、化学缺乏实验的训练，没有数学读得那么完全。煮饭的火苗把我的求知欲猛烈烧起，注意力高度集中，理解力和记忆力派上了大用场。加上年少无穷的过人精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迅速掌握了这些有用的基础知识。当时的我甚至认为，中学里高中三年的课程，完全可以只用一半的时间教完，剩下的一半时间，可以补充其它知识。这种信念一直贯穿于我的行动，后来读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我从未满足过局限于教科书的学习，大量阅读课外书，这归功于14岁时的自学经历。

这短命的“教育回潮风”并未吹开大学的大门，小门依然只向政治背景好的工农兵开放。我不想让父母养活自己，想挣钱了。正巧，父亲边被政历审查、边教初中语文的那个学校——改名为反修学校——需要一个初中数学代课老师教一个月课，他问我敢不敢教。当然敢！我走进教室，根本不在意大部分学生年龄比我大，个头比我高。但先父还是担心我镇不住学生，坐在最后一排压阵。而几位女老师，则好奇地站在窗口向内张望。那天教的内容是球冠的体积，我怎么教书的细节早已遗忘，但未忘记的是，一个月后当父亲拿回我27元的报酬时，他告诉我，学生普遍反映，我教得比原先那个老师好。虽然我不敢这样认为，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只要我懂的东西，我大概能讲得让一般人都会听得懂。六年后，我从南京大学放暑假回家，一位军人来看望老师，父亲介绍说，他就是你当年教过的一位学生。我一看，他的个子还是比我高，并且一身制服更显英俊了。

有着如此的经历，更有着这样的抱负，1977年的深秋，我接连参加了扬州地区的高考初考和省里的统考。

初考的准备都是晚上在家自己复习，白天忙于上班。县里一些官员的子女，请到了县中最好的老师集体复习。各个中学也迅速办起了数理化高考辅导班。我从不相信什么辅导班，只相信自己。已自学完的“文革”前老高中一套数理化，尽管近五年来未再翻过它们，但我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融会贯通，依然清晰如故。我的“辅导班”就是大表兄李有才的那几本老高中数理化复习资料，加上江苏省数学名家许莼舫先生的那本经典《平面几何学习指导》，都出版于“文革”前，写得真是太好了。难怪多年后，我在美国念高中的一位侄子，借了这几本已经破旧的书读后，对我说：“这几页破纸远胜当今的教辅书！”

不费吹灰之力，我通过了初考。其中数学考题，除了最后一道卡了我，其余的一半时间做完，而且确信做得对。回家后，那个未做出的有关数列的题目，我一下子用两种方法做好。全厂只有三人通过初考，另两人报考的分别是大学和中专。这时，厂方为我们三位“高考英雄”开了绿灯，全职放假两周，迎战统考。这是我真正全面复习的两周，因为在初考场面拥挤不堪的考生中，我见到了一些自信心特别强、讲起数理化来滔滔不绝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尤其是六六届的，他们受过“文革”前高中三年系统的正规教育，基本功相当扎实。但是，我还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辅导班，在家里把该看的书又读了一遍。这种复习方法，后来我一直沿用。

1977年12月的统考中，我的数学不及我初考那样感到很顺畅。一道附加题属于大学的积分学，我没学过，当然不会做。成绩是不公开的。家兄从县文教局的熟人处打听到我的成绩在全县属于名列前茅，高考的“状元”和“榜眼”均为老三届。但是，高考发榜时，我名落孙山，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初考时，我踌躇满志，一心想当个了不起的理论学者，填写的第一志愿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理论物理专业。主管我厂的县工业局一位女士，“文革”前曾为先父的学校同事，“文革”中知道他一直“政历不清”，惊讶于我“胆大妄为”，竟敢报考科大最热门的专业。统考时，要重填志愿，我吓得划去了它，改填了南京大学的计算数学专业，心想数学对政审的要求不会那么高吧。南京大学却没有要我，大概就是因为父亲的那个“政历不清”。七七级高考开始时，对考生家庭的政治审查还是相当严格的，但很快就有放松的趋向。这个“大势所趋”，成了我后来梦想成真的关键保证。

县城一位比我大几个月却比我迟两年入校的校友，被华东的一所好学校的好专业录取了。我听厂里的同事说，他们看到他，昂首挺胸地从大街的东头走到西头，再走回到东头，就像凯旋的拿破仑一样兴高采烈。这种自豪感，在那个知识最值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最能被大家理解并羡慕。而处于此情此景另一个极端状况的我，却并没有悲伤得要跳楼自杀，因为“落榜”对我们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大姐、兄长都曾经历过。厂里的伙伴安慰我：不要难过，明年再考！我却做好了不再参赛的打算，老老实实地当我的工人吧。

幸运的是，两个月后，全国各省又招收了第二批大学生，从报考省内大学的落榜考生中择优录取。4月初，我多年来第一次发高烧，病了三天后去上班，厂里的传达室喊我接电话。我奔过去，纳闷谁会来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因动情而稍快的声音：“丁玖，你取了，你被南京大学录取了！”这一头的我，则由呆若木鸡而转变为激动万分。在第一时间通知我特大喜讯的，是县文教局圣寿华局长。他曾是我外祖父的学生，家母好像也教过他。“文革”中他深知我家的境遇，一腔同情在心，尽量出手相助。此时的他确实为我高兴，高兴得语音甚至有些颤抖。这一天是1978年4月3日。

“病树前头万木春”，我是“一病之后万事兴”。我奔回生产技术组办公室，告诉大家这一不期而至的好消息，然后一路小跑至厂权力很大的政治工作组。事后，这个政工组的副组长王仪告诉我，她当时也激动得打了我肩膀一拳。这时离报到只有五天时间。家里忙着为我准备衣物，厂里忙着为我开会送行，平时不苟言笑的政工组长也唱了歌。厂方送我一枝钢笔和一只对数计算尺，并加发了我两个月的工资。那几天马不停蹄日子的更多细节，则记录在我的日记里。

4月8日，我坐上长途汽车，从江都县城来到省城南京。我厂里同一办公室共事的好朋友周小平，恰巧要去南京出差，便自告奋勇与我同行，并要将我送到南大，因为他本来就是南京人，父亲曾为省级机关政府高干，“文革”后期被贬到江都引江水利枢纽工程，降级使用。在汽车站待要上车前，在乡下当插队知识青年的二姐从口袋里拿出5元钱要塞给我，这大概是她身上仅有的钱了。我当然没有收下，但是这一幕却让我感动至深并牢记在心。

我的高等教育，就这样掀开了第一页。在旧作《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中，我概括了自己在国内的读书历程：

我念初级小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夜，受到再正常不过的快乐教育。之后直到高中毕业基本上是以玩为主，兼学别样。因课余时间充沛，打乒乓、拉二胡、像猴子一样玩单杠，兴趣广泛，什么书都翻。14岁高中毕业，在家烧中饭三个月，火苗也把旺盛的求知欲熊熊点燃，一口气无师自通地读完了“文革”前高中三年数理化全部教材，又在一个初中教了一个月的立体几何；连续在三个工厂工作近五年后，就凭那三个月的数学基本功，成为南京大学数学系77级大学生。我的同窗和我一样，没听说受过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期训练，个个身心健康，头脑清晰，志向远大。大学四年，我们早晨跑步锻炼，上午受业课堂，下午自习做题，晚上埋头苦干，周末有时爬山。我们目标始终如一，兴趣与时间赛跑，深得读书之乐趣。我们这一代学生，尽管在少年求学初期没有被强迫争第一，没有被抛进题海里淹死，在人生教育的起跑线上从容散步，自然风光尽收眼底，童年乐趣应有尽有，岂不快哉快哉？本质上，我上大学才开始从“ABC”起学英文，在“起跑线上”已经“输光了”，可是我和同学们一样，进步神速，还修了三学期的德语。为什么学习能如此高效率，功课能全面发展？只因少年时代在父母“任其自然”的宽松环境中，书没读呆，就像刘欢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我多年后在母校高三教室门口目睹铺天盖地的高考复习资料无情地挡住了窗外明媚的阳光，一双双呆滞的眼睛在暗无天日的书海里发出幽灵般求救的绿光，我多么庆幸我们曾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那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当在交谈中听到校长对江泽民刚刚提倡的“教育减负”不以为然之时，我就悲哀地发现，正是这些“灵魂的工程师”推波助澜地炮制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这一奇谈怪论。^注1

进了南大，听说我四门（数学、语文、理化、政治）总分318分，数学80多分，虽然位于全班平均分数之上，但班上数学考分超过100分的就有好几个，其中全省数学单科状元魏木生考了满分120分。除了他的单科全省第一外，全省总分状元尹光炎和语文状元冒荣也在我们班上。他们三人都是老三届。冒荣大学四年，一直是南京大学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兼大学生黑板报主编。这让考上中文系的才子们够嫉妒的，谁让他们的语文没有考过他！由于对人文知识、文学读物的共同爱好，我们不光是同寝室的室友，也是谈得来的好伙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前几届高考，陈景润的伟大成就经由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而家喻户晓，许多最有抱负的考生向往着数学、天文、物理专业，都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科学事业。结果是，南大七七级的数学系和天文系，摘取了那年高考平均分全校并列第一的桂冠。伟大的数学家哥德巴赫（Christian Goldbach，1690—1764），全世界因为他的传世大猜想而记住了他；70年代，中国人知道他，则是因为徐迟的报告文学。

我最初并未被录取到所报考的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而是当时还在数学系的计算技术专业，属于计算机科学的范畴。也许是我不到90的数学考分，放进计算数学的班上不那么漂亮，也许是计算技术的领导，更不在乎我父亲“不清”的政治历史，我从未想搞个水落石出，能进南京大学已经是感激涕零了。一学期后，计算机软件专业独立门户，成了计算机科学系，而我所在专业的一部分数学成绩较好的，被转到计算数学专业，其中就包括我。四年后，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考取了何旭初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又过了两年半，1984年9月，获得硕士学位的我，留在系里任助教。

就在那一年，政府放宽了留学政策，同意我们这类年轻人可以通过“自费公派”的形式出国留学，只要能获得国外学校的奖学金。校园内马上掀起了一股申请出国读书潮。我动作算是慢的，因为正忙着“个人大事”。当大部分同学纷纷着手准备考托福后，我才于第二年1月下旬开始陆续向美国寄出了三封求学的“探路之信”。一封直奔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李天岩教授，一封是给马里兰大学数学系约克（James A. Yorke）教授，而最后的一封则飞向斯坦福大学工业工程与运筹系伊乌斯（Curtis B. Eaves）教授。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李天岩曾是约克的博士研究生，更未听说过他们师徒两人在混沌动力系统研究领域的一篇开山之作《周期三则意味着混沌》（Period Three Implies Chaos），只是因为我在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曾经读过他们关于同伦延拓法和伊乌斯关于单纯不动点算法的一些论文。

这三位大教授给了我不同的待遇。李教授用繁体中文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把写过的两篇文章寄给他看看。他在签名后加上的“敬上”二字，让我惊讶不已。后来从第二封来信开始，他就直接署名“天岩”，而“敬上”却依然存在。一个美国华人教授写给中国“丁玖同学”的信末结尾，就像是兄弟般的称呼，而不是我已习惯见到的那种方式，这让我很感亲切。其实这就是在台湾长大的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具体表现。不久，我也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工业工程与运筹系寄来的一套申请材料，并叫我在支付申请费的同时，不要忘了加上这次厚厚大信封所花的五美元邮资，且我的托福成绩应尽可能地高。当我收到李教授的第三封回信后，我就决定只申请一所学校——密歇根州立大学了，因为他已经让系里为我“保留了一个助教奖学金名额”，并叫我“赶紧用力准备下一次的TOEFL”。

我5月份去上海考了托福，报名费是对我成长一直倾心关怀的硕士导师何旭初先生亲自出面向学校借的。结果是，我创造了南大数学系托福成绩的新纪录557分，之前的纪录是现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姚栋园博士的551分，他和我是同级的硕士研究生，从中国科技大学考入周伯埙教授的门下，研习近世代数。想出国的本系同事们，居然要向我取经了。其实数学系的“英文高分”，常常是其它系的“低分”。例如我的听力部分，只考了很差的45分。由于我几年中，精读了英语名家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好几遍——这是我在国内从头到尾看过的唯一一部英文语法书，加上阅读时力求理解，托福的语法和阅读理解这后两个部分，我分别考了63分和59分。薄冰教授2013年以九十高龄仙逝，我写了一篇微博，深深为他致哀，也感谢他写了这本好书。我一直以为，读书要精读所属领域中最优秀的，而不是随手拈来一本往往是坑害人的差书。能够辨别出好书坏书，因而知道应读哪本书，是一个年轻学生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可惜许多老师，也不知道哪些书可以读，哪些书不该读，这就常让学生或家长不知所措。

然而，密歇根州立大学并不把我这个南大数学系托福最高分当回事，甚至都没有把我的申请材料送到数学系，因为我的听力分数没能达到校方所设定的最低要求52分。李天岩教授7月底从中国大陆访问后回到那里，才知道这些。他来信让我再考一次。这让刚刚被同事们的“吹捧”搞得有点“飘飘然”的我，情绪一下子“一落千丈”。我沮丧地回答他，短期内我不可能再考一次。我既无美元，学校大概也不可能再借钱给我，我也无脸再请何旭初先生向学校求情。我请李教授能否先将我推荐到托福要求稍低的一个学校过渡一下，譬如他曾经短期教过书的犹他大学。

留学的前景不可预测，我也只能听天由命。新学年刚开学不久，一封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的公函，突然飞抵我手。这是系里专门负责研究生事务的普拉金（Jocob M. Plotkin）教授8月29日写来的。这封录取信不知读了多少遍，以至于30年以后，我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Dear Mr. Ding,

I have discussed your application with Professor T. Y. Li. Since you have such a strong record in mathematics, we want to recommend that you be admitted into our program in winter term of 1986 which starts on January 2, 1986. Because of the 45 score in one section of your TOEFL exam,your admission will be provisional. This means that you may be required to take English classes when you arrive here. The language classes required（if any）will be determined by our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Your application fee is being paid by our departmen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write me.

Yours truly,

J. M. Plotkin

Director of Graduate Affairs

这封信内容的中文翻译如下：

我已经和李天岩教授讨论了你的申请。因为你有很强的数学记录，我们想推荐录取你并于1986年冬季学期入学，开学日期为1986年1月2日。因为你托福考试中有一部分成绩为45分，你的录取是预备性的。这意味着你到达后可能要修一些英文课。所要求的英文课（假如你必须修的话）将由我校的英语中心决定。

你的申请费已由我系付了。如有任何问题，请给我写信。

金秋十月的一天，我终于收到了普拉金教授的正式录取函，签署的日期是10月7日，恰巧是我的生日。这让我感到异常的亲切和喜悦。

就这样，27岁的我，怀揣可怜的50美元，心怀大大的未来憧憬，来到了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去追寻我的博士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