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共中央联络员——茅盾的革命活动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在恢复沈雁冰同志党籍的决定中说：“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1981年4月11日，胡耀邦同志在茅盾追悼会上致悼词说：“沈雁冰同志从青年时代起，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早在1921年，他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

党中央的决定和胡耀邦同志所致悼词中讲到茅盾早期的革命经历，就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生活期间的革命活动。所以，商务印书馆是茅盾一生文学起步的地方，也是茅盾青年时期从事革命活动最为重要的阵地。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里，茅盾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里，茅盾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夜以继日地工作，成为上海地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坚分子，并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工作中做出不朽的贡献；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里，茅盾经历了革命风雨的洗礼，认识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如陈独秀、毛泽东、陈云、李达、张闻天、秦邦宪等，也认识了一大批后来在不同道路上行走的风云人物，如汪精卫、张国焘等。在商务印书馆这一舞台，年轻的茅盾得以在风云际会的时代舒展自己的才华，演绎他人生的精彩故事。

客观上讲，茅盾自1916年8月28日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就踏上了新文化运动的热土和高地，再加上自己天生勤奋好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思想很快发生了积极变化，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横空出世，更加激发了茅盾思想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激情，从而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文艺观上，革命意识日渐强烈。

1917年年底和1918年年初，茅盾在《学生杂志》上接连发表《学生与社会》和《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等社论文章，大力宣扬和鼓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世界革命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革命都是从推动个性解放开始的。茅盾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据说是《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受到《新青年》上《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启发，才约请茅盾来写的，因此，两篇文章和《新青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在文章中，茅盾呼吁青年学生“幡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三点希望，即“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和“奋斗主义”。茅盾在文章中还解释说：“何谓革新思想？即力排有生以来所熏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想，而一一革新之，以为吸收新知新学之备。”“故学术之进步濡滞，学校之分科不全，举非所惧，而思想不新，致新文化失其效力，是乃深忧。”可见当时茅盾革命思想之端倪。以1917年、1918年时茅盾的思想深度，为何能写出这样两篇富有革命色彩的文章？而且，茅盾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工作是跟孙毓修先生编童话，刚开始协助朱元善编辑杂志，工作性质似乎和社会革命相去甚远。可以想见，当时茅盾也是受《新青年》的影响。他后来坦言：“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解放后许多作者论述我早年的思想，都提到这两篇东西，认为我这时期是进化论思想。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不过那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还是《新青年》。而《新青年》那时还没提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35茅盾在与韩北屏聊五四运动时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新青年》给他影响很大，“我在那时看到这些书籍刊物，感到刺激力很强，以前人好象全在黑暗中，到那时才打开窗户”36。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研究认为，“茅盾是最早对十月革命作出积极反映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之一，茅盾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想轨迹，这一过程中的三个阶段，由初识马克思主义，到确信‘马克思底社会主义’，而又存在与之对立的思想，再到自觉清理自己的思想，力图使之符合马克思主义”37。丁柏铨先生的分析研究是符合茅盾当年思想实际的。因为茅盾自己认为，在十月革命之后激荡的世界潮流中，“我也是混在思想变动这个旋涡里的一分子”。他在《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中说，“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这些观点发表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上。五四运动之前，茅盾在《学生杂志》上还发表了不少励志文章，最为大家熟知的有《履人传》《缝工传》《福熙将军》等，同样体现出茅盾在艰难困苦中追求进步的思想和意志。用茅盾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宣传“将相王侯无种，丈夫贵能自立”。晚年的茅盾回忆说：“《履人传》和《缝工传》都是赞美大丈夫贵自立，这与《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论文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奋斗自立的精神是呼应的。”

因为有商务印书馆这一平台，茅盾才有条件接触和了解世界思潮，尤其是从1919年，茅盾开始关注俄国文学，专门“搜求这方面的书”。茅盾认为：“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可见，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茅盾始终是《新青年》的铁杆粉丝。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氛围里，茅盾有更多的机会自觉接触和了解纷至沓来的西方新思潮，“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38。而茅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1919年年底。

在这样开放的学术环境里，茅盾在《学生杂志》《时事新报·学灯》及《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大量译介作品。在译介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作品的过程中，茅盾逐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吸引，蜕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运动波及上海之后，正在商务印书馆编写童话的茅盾也专门到一个集会的地方去听北京来人的演讲。茅盾记得：“讲演人是一男一女，站在一张八仙桌上大声讲话。那时没有麦克风，站远了就听不清，大家都往前挤。我在那个男代表讲完时挤到八仙桌附近，恰好那位女代表接着讲演了。她的每一句话都博得掌声，她大声喊了十来分钟，似乎嗓子有点哑了，于是那位男代表便来替换她。当然也博得热烈的掌声。这两位代表的讲演很有煽动力，口才也是很好的。可是事后，我觉得他们的讲演空空洞洞，思想性不深刻，只是反复喊着几句富有煽动力的话，例如反对军阀混战，要求结社、言论自由，要求有示威游行的自由等等。……但是应该承认，他们起了鼓动人心的作用。上海就此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两年后，我自己也投入了这个洪流。”39时隔几十年，冷峻地面对过去的历史，茅盾觉得当时讲演这一幕只有热烈而没有内涵，或者说内涵不够深刻。但是事实上，20多岁的茅盾当时不仅内心受到强烈震撼，而且其实际行动也深受影响。

1919年下半年，茅盾和胞弟沈泽民，同乡萧觉先、王敏台、卢奉璋、严家淦、曹辛汉等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组织桐乡青年社，并出版铅印本刊物《新乡人》，此刊物目前仅见第二期，藏于浙江图书馆，其余的可能已散佚。从现存的第二期《新乡人》杂志看，发表文章最多者，是茅盾和沈泽民。茅盾有《我们为什么读书》《骄傲》，沈泽民有《呆子》《曼那特约翰》《阿文和他的姊姊》《发动机》等。而载于第二期上的第三期文章目录中，有辛汉的《什么叫做教育？什么叫做学校？》，乙厂的《游美途中日记》，雁冰的《神奴儿》《本镇开办电灯厂问题》，佩韦的《人到底是什么》。第二期《新乡人》于1919年10月1日出版，那么第一期的出版时间肯定在10月1日之前，具体日期目前无法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桐乡青年社的成立时间应在此之前，并可以确定为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据说，桐乡青年社的活动一直到1924年前后，持续有五六年之久。可见，当时的茅盾对《新青年》亦步亦趋，完全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和五四运动的弄潮儿了。

茅盾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革命实践的开始，正好是在商务印书馆随孙毓修先生编写童话的时期。对青年茅盾来说，时间上的自由度相对大些，他有时间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有时间撰文表达自己的思想、鼓吹革命。我们设想，假如茅盾当时没有来到上海这个人才济济的大都市，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恐怕不会这么早地接触到外国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意识不会这么强烈；而且，如果茅盾不在商务印书馆这一世界著名文化机构工作，恐怕表达自己的想法也不会有如此便利的条件。历史的天时地利人和，时代的风云际会，促使茅盾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巨大贡献，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茅盾是商务印书馆第一位共产党员，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茅盾是怎样走向革命，参加共产党的？茅盾在回忆录中讲道：“大概是一九二○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40初次见面，茅盾对陈独秀颇有好感41，因此，对陈独秀组织共产党的政治活动自然也同样抱有积极心态。而陈独秀约他们谈话，一方面是为《新青年》杂志的组稿问题，听取上海新青年们的意见；另一方面是从政治上着想，在上海的新青年中物色“同志”，为中国革命做准备。茅盾当时的工作比前两年忙多了，除了协助孙毓修先生做“四部丛刊”方面的工作外，还要腾出手来帮助王莼农编辑《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目，应王莼农的要求为《妇女杂志》写文章，宣传妇女解放，同时，还为《时事新报·学灯》等副刊提供稿件。但是，与陈独秀接触以后，茅盾的政治兴趣日益浓厚，积极主动地配合呼应陈独秀的《新青年》。据茅盾年谱介绍，1920年《新青年》杂志第二、第三号上，都有茅盾配合陈独秀的文章发表。茅盾回忆说：

移沪后出版之《新青年》第一期（即八卷一号，于一九二○年五月出版），就刊登了《谈政治》的社论。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社论《谈政治》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笔锋凌厉，一望而知出自陈独秀之手。……《新青年》从八卷一期开始，虽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也介绍了其他方面的学说。如著名之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B.罗素博士（偕其秘书勃拉克女士）来华访问时，《新青年》就译登了罗素的好几篇文章，而对罗素之思想体系却未有批评。42

这里提到的“罗素的好几篇文章”，就有茅盾当时在百忙之中应陈独秀之请，专门翻译的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而在《新青年》第三号上，还发表了茅盾翻译的美国哈德曼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可见，茅盾的配合是及时的、默契的，这些文章与《新青年》的宗旨十分契合。

图1-6 陈独秀像

茅盾回忆录里讲到，1920年7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本来还有张东荪和戴季陶，可是刚开了一次会，张东荪和戴季陶就不干了。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43。茅盾的这个回忆大抵是不错的，但时间上稍有出入，党史研究的基本共识是，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是在1920年8月。《张国焘传记和年谱》上说：“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组织。”44《李达画传》也简明扼要地介绍说：“1920年8月，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等发起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即实际上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45显然，茅盾回忆录列出的发起人是六个人，而《李达画传》中是七个人，茅盾漏了一个施存统。可无论是六个人还是七个人，上海共产党组织发起人中是没有商务印书馆的人的。但据张国焘回忆，当时陈独秀对他说过，沈雁冰也会很快参加共产党组织的。46果然，隔了没有多少时间，即1920年10月，茅盾由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了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同时加入的还有邵力子先生。

所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之前，即以沈雁冰加入共产党组织为标志，就有了共产党员。而沈雁冰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商务印书馆的光荣！

1920年是茅盾的转折之年。年初结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并在陈独秀的指引下逐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0月，由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组织，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11月，茅盾又被商务印书馆当局选为革新《小说月报》的主编，擎起中国新文学的大旗。因此，1920年是茅盾政治生涯中的起步之年，从这一年开始，茅盾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坚持共产党人的信仰，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如一，一生保持投身革命时的初衷；而从这一年开始，茅盾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图1-7 1920年在商务时的茅盾

茅盾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后，外人看来，他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波澜不惊。查阅张元济当年的日记，他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的古籍保护出版劳碌，购书印书，忙得不亦乐乎。也就是茅盾和邵力子由李达、李汉俊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时候，张元济则到北京拜访名流，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寻求人才。而从北京回来后，张元济与高梦旦商量决定起用茅盾，全权委托茅盾革新《小说月报》。

这里必须讲一段小插曲。当时，介绍茅盾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李达正与茅盾的亲戚王会悟热恋，据说，这与陈独秀也有关系。1920年5月，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47，先到上海拜访陈独秀，结果两人一拍即合，陈独秀邀请李达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并邀请他住在《新青年》出面租的渔阳里二号，一起编辑《新青年》杂志。当时，茅盾的亲戚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据张国焘回忆，当时他到上海见陈独秀，陈独秀同样热情地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他记得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悟。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48李达和王会悟热恋大半年后，于1921年4月在上海老渔阳里二号举行简单的婚礼，只办了一桌酒席，茅盾昆仲和少数几个朋友、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成为他们婚礼的见证人。所以，当茅盾加入共产党组织后，正在筹备《共产党》杂志的李达立刻约请茅盾为杂志写文章。《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刊物，1920年11月7日创刊，12月出版第二期，后因经费问题，中断了三个月，次年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又出版了第三、第四、第五期。编辑部开始设在老渔阳里二号，后来李达与王会悟结婚之后，随李达迁到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图1-8 李达像 

茅盾参加共产党组织后，热情很高，在李达筹备《共产党》刊物时，正是茅盾受命革新《小说月报》之时，商务当局没有给他配什么副主编、主编助理，里里外外都是茅盾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同时，在乌镇的母亲连连催他在上海找房子，计划举家迁沪，所以此时的茅盾真可谓日理万机、手忙脚乱。但是，茅盾对党内工作十分认真和努力，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仍然为《共产党》杂志翻译了一系列介绍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茅盾回忆说：“我在该刊第二号（一九二○年十二月七日出版）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副题为“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共四篇译文。”49这些文稿回答了当时共产党创建过程中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比如《美国共产党党纲》中确定党徽是一个锤、一把镰刀和一束小麦；每个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同志，需要两个已入党三个月以上的党员的“推举”介绍，而且新加入的党员有两个月的“试用”，试用期内“有发言权但没有投票权”；每个党员同志，必须缴纳党费；每年要开一次全国性大会，常年大会代表数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当时情形确定；党员代表数“可按该区党员数比例计算”；党员不先经过党的核准，不应做公共官吏的候补人，等等。这些理论经验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参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其确定的第一个党的纲领中，同样有“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限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受入党。如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还有，“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这些是否受了茅盾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的影响？现在似乎提出并研究的人不多，但从文字上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茅盾在进行繁忙的编辑工作的同时，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实际的建党参考材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值得做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茅盾在《共产党》杂志第二号上发表四篇建党文献之后，在第三号《共产党》上又发表了《共产党的出发点》《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杂志第四号上，刊载了青年茅盾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翻译的列宁经典著作，同一期上，还刊载了茅盾翻译的《劳农俄国的教育》。从这些译文著作看，茅盾加入共产党组织之后，就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一主线，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了。

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茅盾对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了新的系统的认识，他自己曾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尤其《美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的论文，它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破裂，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50茅盾还根据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理论，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中批判当时各省自治运动者鼓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旗帜鲜明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为军阀、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21年的春天，商务印书馆青年编辑沈雁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水平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中国划时代的政治大事件！虽然当时全国只有53名党员，但是从此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茅盾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是自从加入共产党组织之后，他就开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工作全力以赴。而且，茅盾利用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有利条件，为筹备党的活动经费做出了积极贡献。当时，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后，因为没有及时得到“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活动经费的部分来源就是共产党小组成员发表翻译作品所得的稿酬。据陈望道回忆：“当时，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陈望道这个记忆，在李达自传中也得到了证实，李达说：“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无法筹借。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书社，不能协助党内经费，并且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他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51茅盾为我们党的发展提供经费便利的往事，在陈望道、李达的回忆录中得到披露，但是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及，可能这与茅盾淡泊名利的谦虚态度有关。52

我们研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革命活动时发现，海外的商务印书馆研究者也关注到茅盾的一些政治活动，十分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茅盾用大部分时间从事着与他的文学编辑本职工作相抵牾的革命活动。53在一般人看来确实是这样，茅盾主编《小说月报》，一个人选稿、编稿、校对、跑印刷厂指导编排，印好后又要指点发行寄送，还要回复读者来信，而且《小说月报》是每月一册的“月刊”，仅是此事也足以让茅盾忙得团团转。他也确实曾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诉苦揽了主编《小说月报》的事。因此，海外研究者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否则，茅盾哪来那么多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在编辑刊物的同时，茅盾还要给其他报刊写文章，宣传、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社会政治主张。而实际上，这些都是茅盾在工作之余写出来的，其忙碌和勤奋程度可想而知。还有，茅盾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对党内的政治、社会活动一点不含糊，一方面要做好党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党中央的联络员，另一方面又要参加党的学习等秘密活动，工作负荷达到空前的程度。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还说到帮忙解决陈独秀的工作问题等往事。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工作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党的工作问题。他说：

一九二一年秋，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陈独秀必须回上海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九月陈独秀回上海。

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要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派我向陈独秀探询。陈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象其他名誉编辑那样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这以后，陈定居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是在晚八时后开始，直到十一时以后。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二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庭康（原名威金斯基）。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二时到五时乃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杨明斋山东人，刚从苏联回来。他们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直到三、四年后，杨明斋把他当时的草稿改定付印，书名现在记不起来了。54

建党初期的精英们政治组织纪律十分严密，对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十分重视。当时茅盾虽然人在商务印书馆，但向往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在6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年轻时也曾想当个革命家，革命家没做成，才做了作家。”实际上，年轻时的茅盾已经跻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且过着严格的党内组织生活。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鉴于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又因为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党中央决定让他作为党在上海的联络员，负责党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联络员必须每天坚守岗位，如不在岗位，来人向中央报告工作找不到接头联系人，这对党的损失不可估量；如果联络员工作出现纰漏，其影响就不止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全党全局的问题；如果泄密的话，那么对还处在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可能是毁灭性打击。如此重大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到商务印书馆的青年编辑茅盾身上，茅盾回忆说，中共“一大”以后，“各省的党组织也次第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的来往日渐频繁。党中央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派我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暂时我就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55。事后回忆起来，似乎这工作有点罗曼蒂克，但在当时却是十分严肃、责任重大，而又有性命之虞的工作。

图1-9 1921年，茅盾与夫人孔德沚在上海

所幸茅盾的母亲和妻子都支持茅盾参加革命活动。茅盾曾深情地回忆母亲对他参加共产党活动的支持：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八时起到十一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也要象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夜深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渴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56

据说，当时为了安全，支部会议也会变换地点，有时会在茅盾家里召开。茅盾胞弟沈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茅盾家里召开的支部会议上通过的。

当时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编辑茅盾收到全国各地各式人等的来信，数量多而杂，这在编译所里是出了名的。但是，好友郑振铎渐渐发觉有一种信很奇怪，信封上常常写有“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的字样，是不是茅盾还有不为人知的花絮？是不是他有红颜知己？有一次，郑振铎等人悄悄地拆开一封“钟英小姐玉展”的信，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地方中共组织向中央的报告！郑振铎等人立刻封好交还给来编译所上班的茅盾，并永远保守了这一秘密。1921年春，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铁路西站当见习，但志在文学的郑振铎不久就离开铁路，到《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编辑部做编辑。几个月后，由茅盾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筹办《儿童世界》，本来神交已久的朋友，现在成了同事，而且两个人志同道合，所以，郑振铎在发现了茅盾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能够为其保守这一秘密。

图1-10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
要求各地汇报工作。“钟英”两字由毛泽东亲笔签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茅盾不但服从党中央的安排，担任极其重要的中央联络员工作，还积极开展党员的发展工作，壮大党的队伍。当时，党中央派浙江徐梅坤到上海与茅盾商量在商务印书馆发展党员的问题。茅盾回忆说：

一九二一年冬，有人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来找我。这人便是徐梅坤。他从前在杭州做排字工人，现在到上海，使命是组织上海印刷工人的工会。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是一个重点，徐梅坤要在这里开展工作，找我商量。当时我主编《小说月报》常常因为临时改换版面式样，自己到印刷所去（就在编译所的旁边），因此和排字及拼版的工人熟悉了，也认识了技术工人糜文溶和柳普青57，这两位，文化程度相当高。我把他们介绍给徐梅坤，并商定先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糜、柳二人随后都入了党。58

茅盾的回忆大抵是对的，徐梅坤比茅盾大三岁，生于1893年，是浙江萧山县人。10岁起就在杭州做印刷工人。五四运动后在杭州发起组织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任宣传股长，创办《曲江工潮》，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921年冬，徐梅坤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遭通缉，回乡建立农民组织，响应衙前农民运动，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抗租斗争。同年年底农民运动失败后，到上海《民国日报》打工。1922年年初，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浙江省第一位工人党员。这里茅盾讲的1921年冬，在时间上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只有徐梅坤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才有可能拿党中央的介绍信找茅盾商量发展党员的事宜。而徐梅坤入党是在1922年年初，他到商务印书馆找茅盾可能是1922年春节前后。茅盾回忆录中讲的糜文溶和柳溥庆（普青）“随后都入了党”也是有出入的。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写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介绍：“1922年初，他俩（指茅盾与徐梅坤）介绍在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影印工作的糜文溶参加中国共产党，柳溥庆（普青）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59柳溥庆当时加入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团员，也是闸北区的第一位团员。据说，1924年初列宁去世，3月9日上海举行列宁追悼大会，柳溥庆为追悼大会绘制了列宁画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列宁画像。由于大部分革命者都没有见到过列宁的光辉形象，所以柳溥庆当时画的列宁像很轰动。茅盾和徐梅坤介绍糜文溶入党之后，又发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事董亦湘为中共党员。后来，茅盾、徐梅坤和董亦湘一起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就被巡捕冲散，但是茅盾由此总结了群众集会的经验和教训。随后，茅盾和董亦湘又介绍编译所编辑杨贤江和印刷所女工黄玉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茅盾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一年，商务印书馆就有五名中共党员，这是茅盾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极大贡献。这里需要单独说一下柳溥庆。1924年，柳溥庆留学法国，1926年经徐孝祥、沙可夫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经党组织安排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柳溥庆成为我国著名的印刷专家，为我国的印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74年10月24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

1921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第一所学校——平民女学创立，以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为目的招收青年女性学生，并由李达兼任校长。因此，茅盾又多了一份“工作”——在平民女学教英文，一个星期去三个晚上，每次一个半小时。茅盾曾回忆说：“平民女学是党办的，以半工半读为号召，目的是培养一批妇运工作者。最初设想，这个新事业必然大有可为，不料本地学生一个也没有，都是外地学生，有从湖南来的，其他地方也有几个，全校学生不过二、三十人。要学英文的，是王剑虹、王一知和蒋冰之（丁玲）等六人，王剑虹、王一知和丁玲都是湖南来的。我教的就是这六个学生，一星期去三次，都是在晚上，每次一小时三十分钟，因为她们都学过一点英文，所以不教文法等等，只拿英文的短篇小说来讲解。大约教了半年，因为彼此忙于别事，教英文的事也就停止了。平民女学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当时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都去讲课，泽民入党以后也在那里讲过课。”60据有关资料，当时平民女学设有高级、初级两个班和一个工作部，而茅盾教的这六个学生是高级班的学生，除此之外高级班还有三个旁听生，分别是王会悟、高君曼和秦德君。

  

图1-11 邓中夏像

稍后，中国共产党又创办了上海大学。茅盾不仅自己在上海大学讲课，还牵线搭桥邀请商务印书馆的一些青年编辑到学校任教。英国文学系主任一职，就是茅盾根据总务长邓中夏的要求，出面邀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周越然来兼任的。茅盾回忆说：“‘上大’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陈望道，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何是国民党右派，不久他就辞职，另办持志大学。系主任一职，邓中夏要我去请周越然担任，他居然允诺，但也是兼职，他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我在‘上大’中国文学系教小说研究，也在英国文学系讲希腊神话，钟点不多。”61

 

图1-12 陈望道像 

1921年12月，根据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提出的“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任书记。后来，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辞职，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功不可没。除他之外，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以及李达等一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后来也提出退党，说明我们党在幼年时期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茅盾当时一度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翟同泰先生1961年12月16日访问茅盾妻弟孔另境先生时，孔另境回忆说，在1922年至1923年间，茅盾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委书记。1962年2月5日，翟先生访问黄逸峰先生时，他说：“沈雁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陈望道之后，他曾做过第二任上海市地委（相当于今日之市委）书记，时间约在1922年—1923年间。”1962年3月1日，翟先生访问陈望道时，陈望道说，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即由他担任上海地委书记，大约半年以后，他因别的事忙，即辞去这一职务，由沈雁冰接替。后来，翟先生致信茅盾请教此事，茅盾回信翟先生：“有此事，大约是1922年为时约一年。”茅盾去世后，魏巍先生披露当年他在上海市委的档案中，看到20年代的会议记录，才知道“那时的上海地下党的中共市委书记就是茅盾”。62显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曾经担任过上海中共组织的主要负责人。63

随着党的队伍的壮大和党的工作要求的提高，茅盾一方面要从事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党务工作也日益繁重。1923年7月8日，上海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三大”的相关精神，其中一项是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扩大这一委员会的管辖范围，除上海特别市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的党员发展工作和工人运动等。会上进行选举，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翼五人当选执行委员。第二天，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央委员王荷波、李立三、罗章龙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并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彭雪梅列席。会上决定由邓中夏任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王振翼、甄南山为劳动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鉴于当时上海共产党员发展迅猛的情况，将53名党员按照居住地、工作性质进行分组，全上海分为五个组，其中第二组为商务印书馆组，有13人，成员分别是：编译所的沈雁冰、董亦湘、杨贤江，印刷所或发行所的糜文溶、黄玉衡（女）、郭景仁（黄玉衡的丈夫），以及商务印书馆以外的徐梅坤、沈泽民、张国焘、刘仁静、傅立权、张秋人、张人亚等，董亦湘为组长。这一小组内，茅盾显然是骨干，他自己说：“因为担任上述的党内职务，我就相当忙了。执行委员会大约一周开一次会，遇到有要事研究就天天开会，再加上其他的会议和活动，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64除此之外，他还利用假期时间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宣传进步思想，抨击黑暗势力。1923年7、8月间，茅盾应侯绍裘的邀请，到松江暑期讲习班讲演“什么是文学”；应邀到家乡桐乡的几个学校去讲演，宣传新思想；后又应柳亚子的邀请，去江苏黎里讲演。可以想见当时青年茅盾的革命激情。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一个月不到，已经召开过五次会议，可见茅盾回忆录中讲的大约每周开一次会是事实）。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派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来参加并指导，这是茅盾与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见面。这次会议有以下决议：（一）救援在狱同志，派定沈雁冰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设法保释；（二）江浙军事问题决议，上海、杭州两地发动反对军阀内战的运动，以“反对军阀内战，武装民众”为口号，此事由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三）密令金佛庄相机做反战宣传，如果他带的一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四）劳动委员会（党内的）和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公开做工人运动的）合并成一个机构，统一负责上海的工人运动，并决定沈雁冰以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加入该机构。茅盾记得，当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向会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于是，会后落实这一建议的任务又落在沈雁冰身上。茅盾晚年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望道、邵力子解释，请他们不要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陈望道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65

陈望道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回到党组织。但当时茅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指示，给陈望道等三人做思想工作却是事实，并且也有一定成效。

当时，邵力子和陈望道对茅盾说，不必去劝沈玄庐：“他一定不愿留在党内的。”但茅盾觉得，这是中央的要求，自己还应再做些努力，希望沈玄庐不要退党。对沈玄庐要求退党的原因茅盾是清楚的，因为他给陈独秀提交的退党信，是由担任中央联络员的茅盾亲自经手交给陈独秀的。茅盾回忆录中说到，沈玄庐给陈独秀的信寄给邵力子，请邵力子转交陈独秀，结果邵力子自己也想退出共产党，“不愿去见陈独秀，把这封长信送给我，要我转交中央”。茅盾知道沈玄庐要退党，同样也是因为对陈独秀的不满，“不过我仍去劝了沈玄庐，他发了一顿牢骚，却表示愿意考虑党组织的挽留”。显然，茅盾代表党组织的劝说是有作用的。但是，茅盾是去浙江萧山找沈玄庐的，还是沈玄庐在上海时茅盾找到他的，茅盾回忆录中没有说。但从沈玄庐当时的活动状况看，他在杭州萧山的可能性较大。

图1-13 邵力子与沈玄庐像

我们党建立之初，人员的变动很快，党的组织结构也在适应形势的过程中不断变化。1923年9月初，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召开会议，重新调整改组。因为邓中夏已选为团中央书记，无暇兼顾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王振一、甄南山也因调动工作而辞职；张国焘离开上海去北方，也要辞职——7月份刚刚选出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现在有一半要离开。这次会议上，增选了王荷波、徐白民为执委，瞿秋白、向警予、林蒸为候补执委。调整后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为徐梅坤、沈雁冰、王荷波、徐白民、顾作之；候补执行委员为郭景仁、瞿秋白、向警予、林蒸。由此分工也有调整，王荷波为委员长，沈雁冰为秘书兼会计。原先由沈雁冰负责的国民运动改由徐白民、顾作之负责；劳动运动改由王荷波（兼）、徐梅坤负责。“秘书兼会计”实际上是主持日常工作，是个十分繁忙的岗位。而且，虽然革命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但还十分活跃，党组织的活动非常多。比如在开展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时，党组织派定沈雁冰与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施存统等各写一篇纪念文章，并在上海大学召开纪念会，还要去工厂门口散发传单等等。据说茅盾因为太忙，后来的纪念文章也没有写。

当时，茅盾已是上海地方共产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为大家所认可。据说，1924年1月13日，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会议上进行改选，茅盾以最高票当选执委。4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经过茅盾等人几年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的党员、团员队伍发展十分迅速。据说，此时商务印书馆党员、团员已有30多人。从茅盾加入共产党，到1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成立中共党支部，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先后由董亦湘、杨贤江和茅盾担任。1926年4月，茅盾离开了工作、生活和战斗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一职也就交给徐辉祖担任。

1924年上半年，茅盾因工作实在太忙，提出辞去兼区执委的职位。但他依然夜以继日地进行革命活动，并参加了五卅运动的实际领导工作。

五卅运动之前，茅盾几乎是以职业革命家的工作量来担当党的任务的，幸好当时商务印书馆内的编撰任务相对轻松。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介绍说，五卅运动之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沈雁冰、董亦湘、杨贤江三名共产党员，除了参加党的工作之外，还配合徐梅坤在商务印书馆职工中培养积极分子。他们常以到印刷所参观的名义，深入到全厂各部门接触工人，熟悉情况，和工人保持联系。为了工运工作的需要，他们还要在下班后重点帮助个别文化水平低的工人积极分子补习文化知识；有时还邀请一些工人积极分子晚上聚集到宿舍或自己家里，向他们讲解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并分析国内各派军阀割据的形势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经过对这些积极分子的几次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考察，他们在商务印书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这是当时茅盾等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实情。据柳溥庆的女儿柳伦同志讲述，当年她父亲柳溥庆和商务印书馆的一批党、团员，常常乘她爷爷不在家的时候到她爷爷家里开会，因为她爷爷家里宽敞，而且离商务印书馆也近。

图1-14 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部分同人欢送柳溥庆、张德荣赴法勤工俭学前合影

据20世纪60年代研究茅盾并采访过茅盾的学者翟同泰先生撰文介绍：当时商务印书馆支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黄逸峰同志曾回忆，“那时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做得很好，工人觉悟很高，甚至还影响到张元济这班人。其他各工会都是跟着商务走，商务怎样做，其他工会也都怎样做”66。可见当时，茅盾、徐梅坤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根据“四大”精神，工人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同年2月15日，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人为主，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会址设在北浙江路华兴坊24号。徐梅坤被推选为主任委员，郑复他为总务科长，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人王景云、徐洪生、陈醒华及中华书局的工人毛齐华等十余人为委员。由此，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日渐发展起来。工人徐洪生还出席了共产党同年5月初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5年5月，上海反帝爱国工人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日本大班枪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事件，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直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5月24日，潭子湾沪西工人俱乐部前的空地上召开了全市性的追悼顾正红大会。此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决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反帝示威活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中国工人的罪行。可是，当5月30日下午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演讲时，英国捕头竟悍然开枪，当场死亡十余人，重伤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5月31日，英租界当局宣布南京路戒严，但不畏强暴的上海工人和学生冒雨到南京路宣传、游行。根据党的指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也到南京路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茅盾不仅是五卅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而且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等同志一起，直接组织领导五卅运动。对五卅运动中的活动，茅盾在回忆录中用了相当篇幅进行记录：

五月三十日，工人、学生，从几路汇合在南京路。上海大学和其它大中学校的学生们的许多宣传队，沿路演讲，这就吸引了不少过路人，东一堆，西一堆，都大喊“打倒帝国主义”。南京路老闸捕房的巡捕大批出动，逢人便打，有人受伤，但示威的群众却不退却，而且巡捕的暴行也激怒了本来是看热闹的人，他们也加入了示威队伍，南京路交通断绝了。我与德沚，还有杨之华是同上海大学的学生宣传队在一起的，正走到先施公司门前，忽然听得前边连续不断的枪声，潮水般的人群从前边退下来，我们三人站不住，只好走进先施公司，随后又有几个学生模样、不认识的人，也进来了，其中一人愤怒地说：“巡捕开枪了，岂有此理！”我和杨之华问详细情形，才知道：演讲队的人被捕了几个，都扭进老闸捕房，群众（主要是学生和工人）也涌到老闸捕房，大叫“放还我们的人！”果然放出了几个被捕的人，但接着，在捕房的甬道口，巡捕开了排枪，死伤者十多人。后来知道其中有上海大学学生，上大学生会执行委员何秉彝，当时他在喊“同胞快醒”，即被英捕用手枪抵住其胸口开了一枪，当即死了。交通大学的陈虞钦在群众中不及奔避中弹倒地，但尚未死，英捕头瞄准他再放一枪，于是气绝。

这时，先施公司的职员已经拉上了铁栅门。这是怕群众再进来。我们出不去，正在焦急，正好看见一个姓孙的小职员，是个青年团员，杨之华认识他，于是由他引路，从先施公司的后门走了。

当天晚上，我知道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以及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负责人王一飞、罗亦农等在闸北宝兴里开会，决定发动全市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又拟定要求：租界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撤退驻在中国各地的外国军队。至于行动计划，是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此次运动的领导中心。又决定罢市，目的是要断绝在沪外国人的供应，对一般中国市民照常供应；罢工不波及中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公用事业如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不罢工。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设在闸北天通庵路一个弄堂房子里，三十一日开始办公。

…………

规模更宏大、组织更严密的大游行，在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开始了。我和德沚已接到“十二点钟出发，齐集南京路”的通知。住在我们隔壁（顺泰里十二号）的杨之华也来了。我们三人闲谈，互相开玩笑：一个说，今天可能要挨自来水的扫射（这是说巡捕用很长的救火车用的皮管，向群众喷射自来水）；一个说，那可要穿了雨衣去；第三个说，偏偏不穿雨衣，也不带伞，显示我们什么都不怕的精神。

我们到南京路时，先施公司的大钟正指着十二点三十分。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已经攒聚着一堆一堆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这时，自来水没有扫射过来，天却下雨了。雨越来越大，我们三人在雨里直淋。我们沿马路往东走了百余步，看见二、三个小队的女学生正散开到各店铺内演讲。德沚和杨之华也立刻加入演讲队。她们刚走到第十三或第十四家商店去讲演的时候，忽然咭令令的铃声在马路那边响起来了，随即有四、五辆自行车从西向东而去。骑自行车的人一路散发的小传单在风雨中飞舞。这是聚集的信号，出发的信号。立刻，攒聚在人行道上的青年们开始把带在身上的小标语条子贴在沿马路的商店的大玻璃橱窗上。从横街小巷里出来的一队一队的学生和工人都分布在南京路一带，也都把小标语条子贴在商店橱窗的玻璃上。这些标语是：援助工人，援助被捕的工人和学生，收回租界，取消印刷附律，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有好几队的三道头（指英籍捕头）和印度籍巡捕拔出手枪，挥舞木棍，驱逐群众，撕去标语条子；但是他们刚赶走了面前的一群，身后的空间早又填满了群众；刚撕去一张标语向前走了几步，第二张标语早又端端正正贴在原处。终于，他们动用自来水龙头了，但是满身湿透的群众愈来愈多。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的高塔上忽然撒下无数的传单，趁风力送到四面八方。群众热烈鼓掌。沿马路商店楼上的窗洞里都有人头攒动，阳台上也挤满了，都在鼓掌，高呼口号。

快近三点钟时，一队骑马的“红头阿三”（即印捕）向群众冲来，马路中间的群众象潮水似的涌向两旁，站在先施公司（这一天，群众一上街，先施公司就拉上了铁栅门）门前的我们三人被这人群一冲，也落荒而走；走了丈把路，我回头一看，两个同伴不见了。此时，自行车队又来了，命令是“包围总商会”。我事先知道，要去包围总商会的，极大多数是妇女。我就回家去了。直到傍晚，德沚回来了，她兴高采烈地叙述她的“战绩”。原来她和杨之华也被人群冲散，她一人直奔天后宫上海总商会。天后宫是一座庙，不知是根据什么条款，在天后宫围墙内，中国有“治内”法权，外国巡捕不能进去，市总商会就设在里面。德沚看见已有许多女学生和女工聚集在天后宫戏台前的空地上，随后越来越多，把这空地挤满了。她跟着大家喊口号：不宣布罢市，我们不回家。女学生把守着一道一道的门儿，只准进，不准出。总商会的先生们被包围着，他们在里边的小阁里正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上海总工会的代表（李立三）、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谈判罢市的事。三方面的代表的话语越来越激烈，总商会的副会长方椒伯仍然犹豫推诿。这样争吵到天黑，外面群众喊口号的声音越来越高，在阁子里也听得很清楚。在这样的内外交攻下，方椒伯终于签字，同意罢市。67

此时的茅盾直接站在了五卅运动最前线，他根据中共的部署，6月4日与侯绍裘、韩觉民、周越然、丁晓先、杨贤江、董亦湘等30余人，发起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6日，茅盾与杨贤江、侯绍裘公开发表谈话，进一步推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向纵深发展，期间，茅盾亲自草拟决议，起草宣言。6月中下旬，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在中华职业学校举行讲演会，其中，茅盾演讲的题目是“‘五卅’事件的外交背景”。

当时，党中央针对上海各报皆不能据实报道“五卅”的情况，决定在6月4日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而商务印书馆则出版《公理日报》，二者成为五卅运动中的两大主要传播媒体。茅盾回忆录中有一节专门回忆《公理日报》的文字，十分珍贵：

《公理日报》是六月三日创刊，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这个联合会包括少年中国学会、中华学艺社、文学研究会、太平洋杂志社、孤军杂志社、醒狮周报社、上海世界语学会、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会等十一个团体。此十一个团体的成员中，如中华学艺社、孤军杂志社是一派，中心人物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陈慎侯68、郑心南等，在十一个团体中可以说是中间偏左的；太平洋杂志社、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会也可以归属到中间偏左，但是他们不敢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醒狮社是国家主义派，是右派。文学研究会、上海世界语学会（胡愈之是此学会的会员）、妇女问题研究会，可以说是左派。虽然名义上是十一个学术团体联合主办，实际的编辑工作却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的文学研究会会员身上。编辑部就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郑振铎的家里。王伯祥管发行，就在郑家门前同蜂涌而来的报童打交道。当时此报每份定价铜元一枚。

《公理日报》创刊号有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之宣言，除提出对英人之要求六条外，余皆驳斥工部局于“五卅”惨杀工人、学生后所称“此乃误伤”。六条要求如下：一、收回全国英租界；二、英政府向中国道歉；三、立刻释放被捕学生；四、要求英政府惩办肇事捕头及巡捕，西捕头爱伏生及其他凶手，一律抵偿生命；五、要求优卹死者；六、要求赔偿伤者损失。最后谓，“欲使吾人要求之有效，惟有同时进行下列之三种办法：一、全国实行排斥英货；二、凡在英国私人或机关中服务者，一律退出；三、全国不售任何物品与英国人。”

《公理日报》揭露上海各报之不敢报导“五卅”惨案真相，尤其是《申报》、《新闻报》、《时报》之媚外言论，上海银钱业之私下接济外国银行，等等，甚为激烈，此在左、中、右三派混合之学术团体联合会中，惹起右派之反对，中间派之不安；然因编辑实权操在文学研究会在沪会员之手（亦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些重要编译员，其中有好些共产党员），右派及中间派无可奈何。

《公理日报》之创刊，商务印书馆当权者曾暗中给予经济上之支持，此是动用公司的公款的。此外，张菊生、高梦旦、王云五每人亦各捐一百元。各发起团体及个人亦有捐助。但商务印书馆不肯承印此报。六月二十四日《公理日报》之停刊宣言谓：不得不停刊之原因，一、每日印一万五千份至二万份的印刷费约八十元，而售报收入只三十元，捐款也已用完；二、能承印本报不过二三家小印刷所，现在他们受到压力，也不肯再承印了。

《公理日报》停刊号上还有“本报同人特别启事”，说是打算筹集资金十万元乃至数十万元，办个日报，或仍名《公理日报》，或另换名字，同情者如要投资，请寄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但是这件事没有成功，资金是一个原因，人手不够也是一个原因。69

据有关史料，“公理日报”四个字是叶圣陶写好后制版的，整个报纸八开大小，共四版。茅盾这里披露的商务印书馆高层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三人每人各捐一百元支持五卅运动的佚事十分珍贵。据说当时捐款时，不用真名，而用张先生、王先生、高先生的名义暗中支持。《公理日报》从6月3日创刊，到6月24日停刊，共出版22期，时间虽短，但在中国报刊史上却不可忽视。它伸张了正义，为五卅运动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商务印书馆以后的革命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5年冬，茅盾被上海选为出席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五人代表之一。在商务印书馆成长起来的茅盾，此时有机会去广州这个革命中心接触和结识中国革命的精英人物。除了原来见过面的毛泽东之外，茅盾还在会上认识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汪精卫，也认识了蒋介石、陈延年等一大批革命精英。会议结束之后，茅盾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了仅次于部长的宣传部秘书，而当时的代理部长是毛泽东。所以，茅盾曾与毛泽东在广东一起共事，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茅盾回到上海，好友郑振铎悄悄来到茅盾家里，告诉茅盾，他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上海的军警部门专门到商务印书馆来找过他几次。商务印书馆告诉他们，沈雁冰已经不在商务印书馆了。因此，郑振铎让茅盾在上海注意安全。当时，茅盾从广东回来，正好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之一是完成毛泽东布置的办报任务，人员、经费已经落实，茅盾需要尽快去办。于是，茅盾通过郑振铎正式向商务印书馆辞去编辑职务，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去。据说，商务印书馆当局知道无法挽留茅盾，便给了茅盾一笔丰厚的退职金，给茅盾在商务十年的工作和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一年，茅盾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