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求知的人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便可以成为极其危险的人物。但是，他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辩解，那就更为可怕。

现代的不宽容就像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它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

我们家的老马在前二十五年里在考利镇的温暖马厩度过了安定的生活，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西港的同样温暖的谷仓去，理由很简单，他一直住在考利镇，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石，因此知道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舒适土地上漫步时不会受到陌生景物的惊吓。

我们的科学界迄今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方言，却很可惜忽视了狗、猫、马和猴子的语言。不过，假如我们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马与从前考利镇的邻居说些什么，就能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经不是小马驹，在许多年前就已定型，所以它觉得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样样顺眼，而西港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则完全不对头，至死它还是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难受的衣服，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余的废话，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

不过即使这样，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

我们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而受罪。在过去的几代中，它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如今它又是使渺无人烟的地方出现永久居民点的主要原因，不然那些地方到现在还会是一片荒凉。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便可以成为极其危险的人物。

但是，他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不足措辞辩解，那就更为可怕。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顶端，向所有敌人（也就是不苟同于他的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有这种苦恼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况且这些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像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偏执辩护增色。

高卢人就是凯尔特人，是发源于欧洲北部的部落，因罗马人称之为高卢人而得名。他们被认为是野蛮粗陋的战争狂人，但他们精于冶炼，以制造精巧而专业的装饰品而自豪。

譬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便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与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责任，法官也因为有勇气给撒旦的同伙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一群群的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自己还觉得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荣耀喜人的事情哩。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也许他们自己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而自豪，还振振有词，因为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马裤，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示众一结束，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饱餐一顿熏肉和豆角。

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呢？

甚至直到中世纪晚期，人们对自然科学依然闻所未闻，如今由一些庞大的科研机构专事研究的化学、数学、物理学其最初的雏形也大多是服务于巫术师及炼金术士的那些在当时不入主流的研究。沃特豪斯这幅画很奇妙地表达了科学的出身：扎实的实验基础再加上天才们的丰富想像力。

我承认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很常见，也难予以回击，人们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无法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剩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像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唤不来全能上帝的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们的大股收入时，就设法把他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因为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大发横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来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付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种情况并存。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富，掌管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统治了成千上万农奴，就会把全部怒气和能量都倾泻在要重新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

罗马帝国的四周布满虎视眈眈的敌人，然而最恐怖也是最致命的敌人却是来自遥远中亚的匈奴人。据说匈奴人在遭到中国汉王朝的重创后越过蒙古高原一直西迁到里海东部地区。公元370年后，他们冲击了古罗马世界及其周围的蛮族区域。他们矮小粗壮，善骑骁勇，强有力的弓箭能在百米之内射穿罗马军团的铁甲，战斗中他们还使用绳索。匈奴人成为欧洲人的噩梦，自此及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匈奴几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词，令人闻风丧胆。

这枚由罗马皇帝克劳迪亚斯发行的银币，反面出现了圣保罗曾光临的以弗所城的主神月神及狩女神黛安娜。他在该地的演讲激起一些银器制造匠的愤怒，因为他宣扬的反对偶像崇拜，使以制造黛安娜偶像为生的制造匠的生活受到威胁。他们集中起来追打保罗，直到著名的以弗所圆形剧场，在该城总督的出面干预下，保罗才得以免遭私刑的厄运。

这样，终止异端邪说就变成经济上的需要，隶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为了理解教会当局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邪恶态度，我们必须倒退若干世纪，看看公元1至6世纪中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野蛮人的入侵像一股无情的洪水扫荡着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是，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泯灭，书籍被浪潮卷走，艺术也在新型的无知泥潭里被遗忘。收藏、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了篝火。

我们有公元10世纪图书馆的一些书目。至于古希腊的图书（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君士坦丁堡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像如今的墨尔本那样远）西方人所拥有的也寥寥无几。这说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书的确是没有了。学者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费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个别章节的翻译（译文也很拙劣）。要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找不到老师教授，只有几个希腊僧人，他们是在拜占庭的神学争吵中被迫放弃家园逃到法国或意大利来避难的。

拉丁文的图书倒是不少，不过大部分是公元4世纪和5世纪才写成的。所剩无几的古人手稿被无数次漫不经心地转抄，如果不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学就根本无法看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去欧几里得的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可能幸免外，其他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不到，更可悲的是，这些书也不再为人们所需要。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钻研，更不必说医学和天文学了，它们的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现代人要理解这种情况实在太困难。

20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趋于完美。不过都觉得应该试一试，因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是的，进步已然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这个信念似乎成为整个国家的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丁托列托的天堂气势雄浑磅礴，足以震摄所有的观者。画面中流动着无法静息的涌动，进入天堂的人群像云雾覆盖的岛屿，在一片海浪翻腾的光芒大海中，向代表至高信心的圆顶苍穹聚拢。这幅激动人心的画作也激励着丁托列托完成了这幅威尼斯画派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完整的绘画结构，也让我们对这位有着暴风雨般心灵的艺术天才印象深刻。

马其顿著名的征服者在公元4世纪征服埃及后，在尼罗河的出海口处建立了一座新的海港城市—亚历山大城。该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从公元前290年起的差不多一千年间，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据说馆内藏书达70万册之多，其中包括埃及祭司历史学家曼涅托的孤本《埃及史》，希腊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曾访问过该图书馆，这个珍贵的宝库在公元前47年毁于兵火。

希腊曾经幻想实现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界，但是这个美梦仅仅是可怜的昙花一现！政的动荡无情地摧残了它，席卷了整个不幸的家。以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凄惨认为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罗马的作家从近一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得出了结论，从人类的发展中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潮流，罗马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鸠鲁，也兴致勃勃地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

以后基督教到来了。

人们关心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马上坠回到又深又黑的地狱中，毫无希望地逆来顺受。

当时的人是低劣的。他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恶的。他沉溺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在罪孽中生活，最后在对罪孽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旧的失望与新的失望之间存在一种差别。

希腊人坚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还怜悯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不认为他们的民族由于是宙斯的选民而与其他民族有任何区别。

相反，基督教从未能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旧约》当作自己信仰的一本圣书之后，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的衣钵，认为他们的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种官方建立的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其他人则注定要沉沦。

“经院哲学”发始于11世纪，13世纪进入黄金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衰落，到17世纪随着培根主义自然科学的兴起，经院哲学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尽管经院哲学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在教会统治时期，经院哲学家们就成为了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及知识自由和普通教育事业的先导。图中这位被教会封为圣托马斯·阿奎拉（1225—1274）者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也是天主教官方哲学的代表人物。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谦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万同类中的得天独厚之辈，上面所说的思想当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直接好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代里，这种思想使基督徒成为联系紧密、自成一家的整体，在异教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漂流着。

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他埋头于把教义写成具有文字形式的人来说，在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的这片水域所连接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后的希望是要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儿建起上帝之城。至于其他拚命奋斗的人要达到或完成的事情，则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和时间空间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的秘密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随着基督的诞生，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都已土崩瓦解。

譬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他们借以生存的小圆地盘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专门创造的临时栖身之所。它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在《创世记》第一章描写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确定上帝偏爱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时候，问题就更复杂了。大型的古物、掩埋了的城市、绝种的怪物和已经变成化石的植物遍布各地，俯拾即是。不过这些东西可以被驳倒、视而不见、否认或硬说不存在。这一切做完后，再决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就易如反掌了。

基督教认为出自上帝之手的人原本无罪的，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获罪于上帝之后，人类本质自此败坏。人的灵魂和身体，理智和道德观念，感情和意志等都获得恶的根源，人类生而有罪，沉溺于罪恶之中，只有通过信仰和一生的赎罪才能获得拯救。这幅作品表现了六个传说中的人物受到代表着欲望和堕落的维纳斯的诱惑而成为其追随者，中世纪的人们认为性即为人类由原罪而来的罪恶，这位不知名的大师不失滑稽地表现了人类的原罪。

位于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始建于公元前2750年，从建造到完成历时共1500多年。每块石砾平均重26吨，据考证是从3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拖运到此的。在巨石阵外围的圆形壕沟上，有一个正对着用一对石板建成的入口的“踵石”。每年夏至，太阳都会从“踵石”的正上方升起。数学家们推测，修建巨石阵的目的很可能是作为观象台，满足制定历法的需要。

法王菲利浦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于1308年嫁给了后来成为英王的爱德华二世，这个首饰盒可能是他们订婚或结婚时的礼物。他们的儿子爱德华三世提出对法国西西里地区的继承权，并于1337年发动了对法战争。由此引发了连绵持续了150年之久的英法百年战争。

在这样的宇宙里，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它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目的，根本没有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因为这些人关心的只是一般规律和时间空间的永恒和无限。

的确，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在内心里是上帝虔诚的儿子。不过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确地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主张要热爱和忠诚于信仰，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每个逗号、每个冒号和每个感叹号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写下的。

托勒密是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活动于公元2世纪。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天文学大成》中，他把地球看作是宇宙的中心。托马斯阿奎拉创造性的将托勒密的地心说和上帝造人并使人的居住地成为宇宙中心的神话结合起来，使该学说披上神学的外衣，成为教会大力推广的经典天文学。

这幅作品是威廉·布莱克为《旧约》德文译本做的卷首插图，描绘了以基督徒们所生活的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的模样，耶和华满意地俯视着他所创造的人间乐园，以及围着其转动的太阳、月亮及众多的星辰。这个德文译本是由著名的宗教改革者路德翻译，德语标准也由此而确立，路德的这一成就远远超过他在宗教改革中所得到的最伟大的成就。

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如果要是知道世上存在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里面包括只鳞片爪生涩难懂的民族史、感情混漠的爱情诗、半疯半痴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缥缈的梦幻和对出于某种原因而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那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公元3世纪的野蛮人却对“文字”拜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信奉的一届教会会议作为完美无缺和无懈可击的经典推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诚惶诚恐地全盘接受，把它看作是人类已经知道或希望能够知道的一切。谁否认天国，在摩西和以赛亚规定的界线之外去进行任何探索，谁就会遭到他们的痛斥迫害。

甘愿为原则去死的人毕竟有限。

不过，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积蓄已久的精力必须有发泄的地方才行。结果，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导致产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们后来称它为“经院学派”。

曾几度盛行的炼金之术被看作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当时的炼金术们相信贱金属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变成黄金，还认为从中他们可找出一条完善人类社会之路。

这要回溯到公元8世纪中叶。法兰克国王小佩潘的妻子伯莎生了一个儿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称作是法国民族的恩主圣人，因为老百姓为了路易王的获释而不得不交付了约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为了感谢百姓的忠诚，路易王曾恩准他们建立自己的法庭。

这孩子受洗礼时起名叫卡罗鲁斯，在许多古代宪章的结尾处都能看到他签的名字。他签字有些笨拙，不过他对拼写一向是马马虎虎的。他幼年时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由于在疆场上同俄国人和摩尔人搏斗而患了风湿病，很不听使唤。最后他不得不打消了写字的念头，请来当时最好的书写家当秘书，替他签字。

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里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穿的外袍），还以此而自豪，不过他真正了解学习的价值，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教授他的孩子和其他官员的子女。

这个西方的新皇帝周围簇拥着当时的许多名人，他自己也很津津乐道于同他们消磨业余时间。他极为崇拜学院式的民主，甚至把礼节都放弃了，还像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参加各种讨论会，允许地位最低下的学者与他辩论。

但是，我们在审度他们在讨论中感兴趣的问题时，自然会联想到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选中的题目。

这些人至少是很天真的。如果说公元800年的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1400年的情况也不例外。这并不能责怪中世纪的学者，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20世纪的后人一样敏捷。他们的处境和现代化学家和医师有雷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尽管享有调查研究的充分自由，但所作所为和主张却不能违反1768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其原因很简单，那时的化学还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常常与屠宰相提并论。

结果（我有些混淆了自己的比喻），中世纪的科学家尽管有丰厚的智力和能力，但试验的范围却很窄，就像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上安一台罗尔-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踏油门便会出现一连串故障。等他能安全操纵，按规定和交通规则驾驶这台古怪的新玩艺时，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了，即使费上天大的牛劲，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当然，出类拔萃的人对于他们不得不遵循的进度是万分着急的。

他们想方设法摆脱教会鹰犬的无休止监视。他们撰写了卷帙浩繁的著作，证明他们承认是正确的东西的反面，以便暗示出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做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像：穿上奇装异服，屋顶上挂满了鳄鱼，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在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以便把左邻右舍从前门吓跑，这样便得到一种声誉，说他们是与人无害的神经病患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甚至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判断出他们的真正意图。

英国唯美画家伯恩·琼斯以异常美丽的画面展现了这一童话中的情景。他笔下的要么是忧郁的，要么是无表情的人物似乎已经超出了某一人物概念，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形象。画面中沉睡的年轻女子及静谧的气氛，似乎让时间也静止下来进入到入定的状态。这幅画就像是对中世纪最准确的表现，在宗教的强力统治下，人们进入微熏的麻木状态，社会、科学前进的脚步也因此缓慢或停顿下来。

若干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不过这里就不多谈了。

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声疾呼和咒骂，却从没能把恫吓转化为反抗的具体行动。

罗马教会却不然，它不仅有致异己于死地的威力，而且一俟时机成熟便加以施展。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专横的理论价值的人，上面所说的差别倒无足轻重。

然而，对于那些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受鞭笞—的可怜虫来说，这差别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他们缺乏勇气表述自己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愿意把时间荒废在《天启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谜上，我们倒也不必太苛求他们。

我敢肯定，假如倒退六百年，我也不敢写现在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