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
主要的现代意识形态均诞生于欧洲，所以意识形态的兴起需要在欧洲的历史背景中解读。从14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6—17世纪，欧洲经历了起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政治社会意义，一方面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的重新发现，所以被称为“复兴”；另一方面是对人性看法的改变，整个思潮逐步趋向于重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后来，在16—17世纪，欧洲很多地区又经历了以德国为发源地的宗教改革。随着新教的兴起，过去普通教徒与教会、与神职人员的关系被改变了。每个普通人都有权阅读《圣经》，都可以直接跟上帝沟通和对话，而新教不再认为天主教会有权垄断诠释《圣经》与上帝旨意的权力。然后，18—19世纪又发生了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教科书通常更重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特别是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但实际上，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英国还出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包括像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启蒙运动的兴起，欧洲人开始对人的理性有了重新的认识。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正是这种对人性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对人类理性的重新发现，人本身的地位被抬高到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是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所有这些，都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兴起的思想背景。
除了文化、宗教与思想的潮流，同样重要的是，理解现代意识形态还要了解从文艺复兴到当代欧洲社会（后来也包括美国）主要的历史进程。当然，这里只能做粗略的勾勒，最重要的是三方面的重大变迁。第一，欧洲从政治上讲大概经历了从封建主义的衰落到民族国家的兴起——比如英法民族君主国的出现和德国统一等等——再到政治革命——比如英国宪政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及选举权普及等等——这样的历史过程。简单地说，封建主义是政治和经济上比较割裂的一种状态，从这种割裂状态过渡到民族国家，是欧洲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这个历史过程跟不少政治思想家有关，比如霍布斯关于利维坦的学说强调国家的必要性，博丹的主权论强调一个国家或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关注的也是欧洲近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君主的作为，等等。
然后，从民族国家到政治革命的过程中，有大量思想家开始呼吁大众主权，呼吁更自由的政体，呼吁更平等的政治权利，呼吁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所以，与政治革命相对应的是，政治思想领域也发生着重大变迁。比如，卢梭对人民主权的肯定，对共和制度的肯定，对公意和公益的肯定；孟德斯鸠对宪政体制的强调，对绝对君主制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倡导，都跟他们身处时代的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
但是，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出现，少部分人开始对那个时代的激进思潮进行了审慎的反思。比如，法国大革命以后，埃德蒙·柏克就对激进政治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另外，尽管人民主权学说支持选举权的普及，但19世纪英国很多保守主义思想家非常警惕选举权的普及。他们担心，如果让普通公民掌握了选举权，将会对市场机制和财产制度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所以，上面讲到的两种思潮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交锋。
第二，欧洲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变化。简单地说，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的变迁中，这些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着重要的变迁。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欧洲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农村，城市人口大概不足10%或15%。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人开始脱离土地，进入工厂，涌入城市。当时英国和法国主要城市的人口由数万至十万这样的量级，快速膨胀到50万、甚至是100万以上。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社会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有产者和无产者两大阶级集团开始形成。显然，两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资产者需要资产者的意识形态，无产者需要无产者的意识形态。所以，工业革命带来的是欧洲阶级结构的巨大变迁，进而塑造出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
大概到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兴起。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欧美社会逐步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把这种社会形态称为知识社会，把规模日益增大的非体力劳动者称为知识工作者。这样，整个20世纪，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到了20世纪后半叶，如果要用阶级结构去划分整个社会的话，过去那种上层阶级（有产者）和下层阶级（无产者）——两阶级对立的模式开始逐步弱化，一种新的社会阶级结构正在兴起。
现在西方研究阶级的学者用几个不同的维度来划分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个维度是是否掌握生产性资源的财产权，另一个维度是科层制结构中的权力高低，第三个维度是工作所需专业技能的高低。然后，根据上述几个标准区分出更为复杂的阶级结构图（参见图3.1）。埃里克·赖特的相关研究显示，今天欧美主要国家中，从事简单劳动的非技术工人阶层，总体上占整个社会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经降至40%以下。在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能够被称为白领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人口已经占到整个社会人口比例的60%以上。这样，到了20世纪后半叶，过去（19世纪）马克思所定义的两大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在欧美社会基本上已经瓦解。
图3.1 欧美国家的阶级结构分布
由此可见，在今天最发达的欧美国家，阶级因素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已经弱化。历史地看，工业革命导致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尖锐对立。大概在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欧洲整个社会的阶级对立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德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的时代，以及后来的20世纪上半叶，欧美社会就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迁。德国首相俾斯曼最早开始尝试社会保险制度，让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有保障了。以此为先导，欧洲福利国家逐步开始兴起。这个变迁的重要结果是欧美社会阶级对立的弱化。此外，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大量的养老金开始兴起，开始控制欧美社会大型上市公司股份的较大份额。比如，2013年美国养老金总额已经突破16万亿美元，这一数据与美国2013年GDP相当，约为2014年初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80%。尽管养老金并非全部投资于股票市场，但是通常有相当比例的养老金是投资于股市的。这样，实际上，美国主要大公司的股票均有相当比例是为各种养老金持有的，而这些养老金最终是由相当分散的很多普通美国公民持有的。这些数据意味着，美国大型上市公司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当然这是通过市场化方式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所以，这些变化也影响着一个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走向。
第三，欧美社会经济的重要变迁。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西欧经济实现了相对较快的增长。但是，后来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自由资本主义创造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面临不定期的经济波动问题。自由资本主义造就的经济繁荣使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同时由于经济不稳定或经济危机创造了大量的反对者。那么，如何解释经济不稳定呢？
比如，何种原因导致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呢？现在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左右，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本身引发了世界经济大萧条，而经济危机的机制又是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经济大萧条是美联储的不当做法导致的。本来，1929年的美国只会面临一次小小的经济波动，但美联储的不当做法使得这一经济波动演变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大萧条。[56]同样面对经济大萧条这一事实，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学者给出了不同解释，因此也意味着不同的政策主张。如果是前一种解释，政策主张是要求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与干预，强化对大银行和大公司的市场及金融行为的监管，主张更多的政府和更少的市场。如果是后一种解释，政策主张是要求放松管制，尤其要避免错误的政府干预。在后一种观点看来，市场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会酿成严重危机，正常的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必要代价。所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构成了意识形态冲突的重要来源。
此外，欧美社会也经历了贫富差距与经济不平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工业化过程中，欧美社会曾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后来，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涓滴效应”，福利国家的建设以及累进所得税等再分配政策的实施，欧美社会的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了。到今天为止，跟中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欧美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是更大，而是更小。经合组织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显示，多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相对比较温和（参见表3.1）。所以，现在不少到欧美社会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都会惊讶于多数社会阶层收入的平均程度。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程度的减弱，总体上会缓和与阶级有关的意识形态冲突。
表3.1 经合组织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2010年）
上述因素构成了理解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
意识形态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德·特雷西（Destutt de Tracy）首先提出来的，最初的用法是指“观念的科学”（idea-ology）。马克思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政治化了。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因而具有比较强的欺骗性，其目的是为了让被统治阶级主动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57]而现在的政治学研究中，通常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中性的词汇来处理，但是毫无疑问它仍然跟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概念上说，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概念和范畴，意指“一个行动导向的信念体系，一套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激励政治行动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念”。[58]通常来说，政治意识形态有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意识形态需要解释世界。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意识形态需要给出一整套的理论解释。当意识形态给出的解释具有说服力时，这种意识形态更能产生影响。比如，自由主义对世界的解释，社会主义对世界的解释，保守主义对世界的解释，三者很不一样。世界的现状为什么是这样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解释。
第二，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改造世界的企图心。多数意识形态都支持这样的信念：现状不够完美，现状能够变得更好。所以，很多意识形态倾向于承认存在某种社会改造计划的可能性。
第三，意识形态通常还带有行动导向的色彩。特定的意识形态通常会鼓励某些特定的行动或行为，有时这种特定行动和行为可能发展为某种运动、政党甚至是革命。与一般的理论不同的是，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行动导向。所以，意识形态不只是停留在书斋中的理论，而是有着强烈的行动导向。
第四，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点是群众取向。很多理论学说非常高深，普通民众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意识形态——如果要成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最终一定要简化到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语言，甚至最后简化为几个口号。意识形态只有能够用非常简单的语言来表述，才具有对普通大众的政治动员能力。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理论学说的重要特征。比如，社会主义可以简化成几个简单口号，自由主义在历史上也曾简化为几个简单口号。
第五，值得提醒的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体的实践往往是两回事。比如，一个国家据说要搞某某主义，而该国最终搞的是不是某某主义，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意识形态的口号与号称在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是两回事，这个问题往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