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老文明的重新发现——两河流域考古发掘和神秘楔形文字的破译

两河流域文明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死了”的文明。也就是说，在近现代考古发掘发现这一文明之前，当地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于不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并不知道这一伟大文明。他们只能把偶尔发现的古代碑铭文字当作神奇物品，没有人想到苏美尔的历史就被掩盖在这些以“tell”著称的土丘和废墟的下面。

18世纪，一些为寻求冒险和鲜为人知的事物真相的欧洲旅行者开始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探索。许多人对游览这一地域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们曾经从《圣经·旧约》以及希腊和罗马的一些古典作家的书中读到些许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的记载，两河流域是圣经中一些著名故事发生的背景，如伊甸园、巴别塔和阿伯拉罕出走乌尔城。这些神奇的传说，真真假假，引人入胜。

关于两河流域的古代信息来源是公元前5世纪时居住在卡瑞阿地区（Caria，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用古希腊文写的《历史》。希罗多德向人们讲述了许多关于波斯、新巴比伦和埃及的故事。但他对新巴比伦的记载是不太准确的，多来自道听途说，而他对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古代巴比伦和亚述人则毫无所知。

公元前401年，波斯的希腊雇佣军将领和作家色诺芬率领万余名希腊雇佣军经过尼尼微废墟时，并不知道这曾是亚述帝国的首都。400年后，罗马帝国的地理学家斯特雷波提到巴比伦城在当时已完全废弃。公元299年，罗马皇帝塞维鲁从帕提亚手中夺取了两河流域，见到了巴比伦的废墟。此时，两河流域文明的灵魂——“楔形文字”在近东地区完全被希腊文和阿拉美亚字母文字所代替，世上已无人能读写了。

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街道由于放置的废弃物每年逐渐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时也用土垫高夯实。当一个城市由于战争或其他灾难被摧毁后，泥沙不久就积满了残垣。当一批新居民来到废墟重建城市时，他们将残留泥墙和原来的废弃物一齐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的地面又高很多。这样的过程反复经历了上百年或上千年，到这些城市最终被废弃时，城市已高出周围地面许多。风沙尘土最后完全覆盖了废墟，把它变成了一个土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民的迁徒，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是古代城市的废墟，更不用说它们的名字和历史了。在两河流域和周围地区，有千百个被称作“tell”的土丘，其中的沧海桑田只有经过考古发掘才能知道。

在中世纪的欧洲，曾有两名旅行学者对邻近两河流域的这些孤寂的土丘发生过兴趣。其中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犹太教士、图戴拉城的本杰明。他在书中提到，当他于1160—1173年在近东旅行时，曾看到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废丘在摩苏尔城的对面。17世纪以来，欧洲旅行家开始对一些土丘产生了兴趣。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Pietro della Valle）在1625年发表了他亲临两河流域游历后写的游记。他不但认出了希拉镇60公里的巴比伦遗址，而且把他在巴比伦和乌尔丘上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了欧洲。当然，当时无人认识这种神秘的古文字。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文物。队长德籍数学家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1761—1767）。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文物以及摹绘铭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国修道院院长德包尚（de Beauchamp, 1785—1790年到两河流域）、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瑞齐（Claudius James Rich）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罗林森（Rawlinson）。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自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没有进行发掘活动。例如，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利用闲暇时间探索和记录了许多废墟。1813年他绘制了一张巴比伦城废墟的地图。尽管瑞齐没有发掘这座遗址，但他推测出了这座城的主要特征、道路和主要建筑的位置。绘制一座古代城市遗址的地图是一个考古学家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尽可能准确地测量并将遗址的每个特征仔细地绘制和记录是十分重要的。今天，考古学家可以应用摄影、电脑甚至是高空或卫星图像技术获得非常精确的测量。

两河流域重要城市遗址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开始于法国和英国的考古学家。1842年，法国驻摩苏尔（底格里斯河西岸城市）领事鲍塔（Paulmile Botta）主持挖掘霍尔萨巴德（Khorsabad），他的发现轰动了整个欧洲：一个亚述人的王城（萨尔贡堡）和亚述国王萨尔贡第二宏伟的王宫、数对巨形人面狮身石兽、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他古物。紧随其后，1845年，英国的亨瑞·莱亚德在尼姆如德（Nimrud，亚述的卡勒胡城）废丘和尼尼微遗址发掘出了另外两个亚述王国首都深藏地下的宫殿（1846），获得了同样价值连城的丰富收获。1849—1854年，他和罗林森先后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亚述王的大量泥板文书。1877年，两河流域南部的发掘拉开序幕，法国驻巴士拉城的副领事厄内斯特·德萨尔宅克（Ernest de Sarzec）先在泰罗（Telloh）丘得到了几个古代石像；随后他的连续发掘使第一个苏美尔人的城市（吉尔苏）重见天日。1897—1912年，雅克·德摩尔根（Jacques de Morgen）带领的法国考古队在两河流域邻近的波斯境内发掘了古苏萨城的遗址，也发现了大批古物及包括汉漠拉比法典石碑在内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碑石和泥板文书以及埃兰语楔形文字文献。

英国的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是一位冒险爱好者，对近东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他的职业是一名初级律师，但却以一名发现了一些最重要的亚述遗址的考古学家而闻名。莱亚德在亚述帝国的两个首都卡拉赫和尼尼微遗址工作了6年，在那儿他发现了亚述国王阿舒尔那西尔帕勒第二和辛纳赫里布的宫殿。他将许多发现的雕像装载于木筏上，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许多雕像和文物被运到欧洲，在大英博物馆展览。人们为这些刻有战争场面、宗教仪式和王家建筑物的雕像而激动。亚述雕像风靡一时，人们开始用“亚述风格”来装饰他们的生活用品（如立书板或花瓶）。

莱亚德的助手之一是一个叫做腊萨姆（Hormuzd Rassam）的年轻人。莱亚德于1851年回到英格兰成为一名政客后，腊萨姆成为尼尼微遗址发掘工作的主管。他发现了阿舒尔巴尼帕勒的宫殿和著名的猎狮浮雕，还发掘了尼尼微附近的一个城市遗址巴腊瓦特（Balawat），在那儿他发现了通向宫殿和神庙入口的巨大木门上的战争场景浮图青铜板。

法国和英国在尼尼微的挖掘者达成平分这遗址的协议，但是腊萨姆认为法国分得的部分中可能有一些重要的遗存，于是他们连夜发掘，并幸运地发现了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帕勒的宫殿。因为他先发现了这宫殿，继续发掘就得到了默许。法国在霍尔萨巴德的发掘并不是很幸运。鲍塔之后，另一名法国外交官维克托·普雷斯（Victor Place）主管发掘工作并发现了一批亚述浮雕图。他们将巨大的石雕装载到木筏上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但是，中途遭到强盗袭击。许多木筏翻了，珍贵的浮雕图沉入河底消失了。

法、英两国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30多年的频繁挖掘使世界突然发现了这里像希腊和埃及的古代遗址一样拥有很多古代文明的财富，神秘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突然被世界认识到是一个和中国、希腊、埃及一样的伟大的文明古国。文明的突然毁灭导致它被世界遗忘了约2000年，它的重新发现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学的一个巨大成就。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发掘属于考古的英雄时代。鲍塔、莱亚德、德萨尔宅克、罗弗图斯（Loftus）和史密斯这样的英雄人物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探险家和探宝者。他们在两河流域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石像、浮雕图板等艺术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铭和泥板文书）。这种功利性的、掠夺性的发掘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注意泥砖建筑和破损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艺术品文物和遗址的建筑地层被破坏。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些不畏艰难的先驱者开拓了以考古发掘重新揭示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

自从伊朗的楔形文字铭文被带到欧洲后，许多学者都试图读懂这一神秘文字。1778年，丹麦考古队的德国学者卡斯腾·尼布尔认出波斯波里斯的几组简短的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楔形符号写成的三种文字对照本铭文（后来知道分别是巴比伦楔文、埃兰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个字符，最简单；楔文的写法和西文一致，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这时期，欧洲学界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们释读了“波斯古经”等古波斯语文件，知道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学界对波斯楔形文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德国哥廷根一位27岁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d）猜想三文对照铭文中的符号很少的第一组楔文应是波斯语的拼音文字，铭文的内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衔。于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国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的王衔句式和单词的拼音符去套解波斯波里斯第一组楔文中的各个楔形符号的音值，获得了破译的初步成功。构成三个波斯王的名字和“王、儿子”等词的楔形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值被解读出来了，从而确定了这种楔文是波斯语拼音文字。在11个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到1851年，波斯语楔形文字的41个音节符号的读音和一个单词分隔符全被学者们掌握了。然而，由于这些王衔铭文都很短，不能解决古波斯词汇、语法等基本问题，尤其是学术界不能利用这些信息含量极少的三文对照王衔去释读另外两种非波斯语的，用更多、更为复杂的楔文符号写成的铭文和大批的两河流域出土的泥板文书。

格罗特芬德发现波斯语楔形文字破译方法33年后的1835年，英国军官亨瑞·罗林森被任命为波斯的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亨瑞·罗林森以“楔形文字之父”闻名于世，因为他为破解巴比伦、波斯和埃兰语楔形文字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当时年仅25岁的罗林森已经是一个古典语言和历史学学者。几年中，这个对东方文明非常狂热的青年人利用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机会自学了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多种近代语言。刚到近东时他并不知道格罗特芬德的成果，对神秘楔形文字的浓厚兴趣使他独自释读了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件波斯楔文铭中的波斯王的名字。不久，他走访了伊朗西札格罗斯山中的贝希斯敦小镇（Bisitun）附近的一处巨大的楔形文字岩刻铭。这个岩刻高耸在两河流域和伊朗之间的重要通道之上，铭文所在的陡壁比小镇高520米，到达岩刻底部已经非常困难，而且岩刻壁的光滑表面陡立高达104米，临摹刻在上部的铭文更是无法想象。岩刻展现了铭文的发表者波斯王大流士将反叛他的9个王中的一人踩在脚下，其他8个捆成一串站在他的面前。图案上面和下面分别刻有用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书写的王铭。这一岩刻铭文长达数百行，和波斯波里斯的短铭一样也是用三种不同的楔文（后来知道它们为古波斯语、巴比伦语和埃兰语）写成的内容相同的对照铭文。摹绘这三组铭文全文并释读其中最简单的波斯文将是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关键，因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释读另外两种复杂的楔形文字。从1835年开始，罗林森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贝希斯敦摹写和拓制岩刻铭复本。铭文所在的人工平面涂有一层像清漆的保护层，使悬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险。曾练过田径的罗林森设法爬到了铭文岩壁最底部，成功临摹了铭文。对于最难达到的顶部区的铭文，他把梯子架在铭文区狭窄的底部边缘，梯子够不到时则在崖顶放下绳子，把自己吊悬在空中。就这样，在1835—1837年间，他历尽艰难，先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献知识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名，从而成功地释读了波斯语楔形文字的全部40多个音节符号。他发现这是波斯王大流士记述自己平息叛乱、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记功岩刻。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岩刻上共263行的第二种楔形文字（埃兰楔文）。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开始摹绘位于岩刻面顶部最难靠近的共112行的第三种楔形文字铭文（阿卡德文）。有时，他不得不雇用一个本地男孩帮忙。男孩小心翼翼地爬过光滑的岩刻平面到达铭文悬壁的上面，把木楔锤入岩缝，绑上吊绳，身体悬在空中，按下面的罗林森大声喊出的指示用墨汁和纸逐字逐行地拓印铭文。在终于完成了全部贝希斯敦岩刻铭文的摹写后，罗林森开始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对照研究大流士铭文的另两种楔形文字的特点。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100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则多达数百个符号。他发现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罗林森的释读揭示了古代两河流域居民所持的阿卡德语属于现代两河流域的阿拉伯语言所属的塞姆语系。他发表的贝希斯敦大流士的三语岩刻楔形铭文成为欧洲学者们释读楔形文字的重要根据。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读音和译文以及246个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塞姆语系阿卡德语楔形文字。

在大批带有铭文的雕像和浮雕以及数以万计的泥板文书从两河流域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同时，许多国家的学者在图书馆中开辟了破译这些神秘文字的新战场。法国在苏萨发现的楔形文字材料表明第二种楔形文字是被古代伊朗居民埃兰人使用的楔形文字。在早期的国际楔形文字研究先驱者们当中，除了罗林森外，最有成就的还有英属爱尔兰的牧师埃德沃德·兴克斯（Hincks）和法国语言学家朱利斯·奥波尔（Oppert）。1857年，阿卡德语、埃兰语和波斯语的三种不同楔形文字已基本上被欧洲学术界读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为了证实这些亚述学的开创者们对两河流域塞姆语楔形文字的释读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把一篇无人研究过的楔形铭文分寄给四位亚述学者罗林森、兴克斯、奥波尔和塔勒博特（Fox Talbot），请求他们用各自的方法去注音和翻译它。5月25日，四位学者的译文被开封检验：结果是他们的译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此，楔形文献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建立起来了，并因最早发现的两河流域北部国家亚述（Assyria =māt Assur）遗址而获得亚述学（Assyriology）的名称。

然而，1850年兴克斯在释读阿卡德语铭文时，发现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塞姆语的音节字，而是属于另一种奇特的语言。罗林森在研究尼尼微发掘出的阿卡德泥板文书的过程中，也支持了兴克斯的观点，认为有些泥板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非塞姆语的文句或字符旁伴有阿卡德语的翻译。1869年，奥波尔发现这种非塞姆语言是属于一个在塞姆人兴起前住在两河流域最南部的被称为苏美尔人的民族，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并创建了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像日本人借用汉字一样，说塞姆语的阿卡德民族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会了书写文字，并借用苏美尔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塞姆语言。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之后，塞姆语楔形文字逐渐取代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语言文字。然而，苏美尔人及其特殊语言存在的观点曾经遭到一些亚述学者的坚决反对。直到1877年，德萨尔宅克发掘出苏美尔城邦吉尔苏的遗址（泰罗丘），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学术界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到了1900年，虽然仍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古代近东各种楔形文字的源泉——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我们现代人终于能够通过阅读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献去了解这一伟大文明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和它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属铭文外，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件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随着在近东地区考古发掘的继续，泥板文书仍将源源不断地从伊拉克及接邻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出土。殖民时代的当地居民大批盗挖古代遗址、破坏遗址地层并把泥板文书和其他古物通过文物市场卖给西方国家博物馆和私人的活动现在基本上已被伊拉克政府制止了。

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巴比伦的发掘拉开了科学考古学的序幕。建筑师罗伯特·考德威（Robert Koldewey）和瓦勒特·安德雷（Andre）分别在巴比伦（1897—1917）和阿舒尔（1903—1914）的遗址主持了长期的、严谨的、细致的发掘工作。他们采用了按地层和按区域逐渐发掘，用文字和图表记录建筑和文物原始出土位置的科学发掘技术，在遗址复原、地层次序和文物定期等各方面获得极大成功。德国先驱在两河流域开创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地的文明遗址发掘中被普遍采用，现代考古科学正是由此而诞生。两次世界大战使两河流域考古一度停顿，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两河流域考古的鼎盛时期。

同时期，大英博物馆的哈勒博士（H. R. Hall）开始发掘苏美尔王城乌尔，这一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22年。接着，雷纳德·吴雷（Leonard Woolley）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联合发掘队的主管（1922—1934）。他们挖掘出了苏美尔古城乌尔，其中古老的苏美尔早期王墓出土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各种金银艺术品和与我国商王墓中一样的大批人殉和家畜车驴殉。这一发现揭示了两河流域早期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特征。随后，英国在欧贝德、尼尼微、阿帕契亚民和恰旮尔巴札（Chagar Bazar）等遗址均有不错的收获。

同时，德国的海因瑞希发掘了两河流域原始社会和早期国家的中心乌鲁克，并在那里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和源头——古朴图画文字书写的泥板和石板文献。

1933年12月14日开始，法国的帕罗（Parrot）在叙利亚对Hariri丘的发掘导致了塞姆人的古城马瑞的被发现，这个遗址出土了古巴比伦时期的马瑞王室成员书信占主要部分的两万五千片马瑞王室档案的泥板文书。这次发掘到1939年中断，1951—1975年开始了新一轮的马瑞的发掘，1978年至今是第三轮发掘工作。

第一次大战后的新兴强国美国也派出考古队远渡重洋来到伊拉克，发掘了史前遗址高腊（Gawra）丘、北方非塞姆语的胡里安人的古城奴朱（Nuzu）和迪亚拉河地区以埃什嫩那为首的几座古城，出土大批文物和文献。

这样，失落数千年的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城市遗址不断被发现，两河流域文明的特征和内容渐渐被揭示出来，西方的近东考古和楔形文字研究工作者的成果形成了—个专门的人文科学——亚述学。

如果以文字为大文明的标志，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我们的中华文明一起被现代世界推誉为曾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做出过最重要贡献的四大古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