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吉尔伯特·怀特与《塞耳彭博物志》

1720年吉尔伯特·怀特出生于英格兰南部距伦敦不到60英里的一个小乡村塞耳彭,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日后他撰写的英语世界印刷频率第四的图书《塞耳彭博物志》描写的事情当然也发生在这里。快300年过去了,以“怀特家乡”而享誉全球的塞耳彭,依然保持着18世纪早期的田园风貌。

村中唯一的一条主路南北向伸展,怀特家的一所大房子就在临街的西侧,保存完好,如今已成为一座博物馆“怀特与奥池博物馆”。其中奥池指Lawrence Oates(1880—1912)和其叔叔Frank Oates(1840—1875)两位博物学家、探险家,怀特与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专注于家乡,而不是远方。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它暗示着,在博物学上取得成就,未必一定要到天涯海角探险。我们身边有大量貌似熟悉的自然事物,实际上并未得到认真观察、研究、理解。

怀特对家乡的气候、地质、地貌、鸟类、物候、物产、人口、生态等,都做过长时间的经验研究,在出版于1789年的《塞耳彭博物志》中,他把所有这一切以书信体的形式表达出来。信是写给威尔士博物学家、《不列颠动物志》作者、瑞典科学院院士、英格兰皇家学会成员本南德(1726—1798)和英格兰律师、古董商、博物学家巴林顿(1727— 1800)两位的。论专业学识,显然怀特远不如这两位,但是在科学史和文化史上,怀特的名气、影响力愈来愈大,而那两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塞耳彭博物志》被20世纪生态运动奉为圣经之一,在中国也曾被李广田、周作人、叶灵凤热烈鼓吹过。

就人鸟关系而言,怀特对鸟的观察、讨论,造就了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观鸟文化,BBC博物学部作家莫斯称其为“现代观鸟之父”。从那时起,英国人对鸟的热爱与日俱增,目前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学会(RSPB)有一百万以上的会员。莫斯所著《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书的第一章阐述了怀特观鸟的特点与意义。怀特的观察并非因包罗万象而变得肤浅和不细致,实际上他纠正过《不列颠动物志》的错误,并于1774年和1775年在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上发表过4篇关于鸟的博物学研究。怀特的传记作者马贝(R.Mabey)在第七章“细致观察”(Watching narrowly)中讲述了怀特对某些动物所做的仔细观察,见:R.Mabey, Gilbert White,Profile Books, 2006, 138-167。怀特在《哲学汇刊》上以书信体发表论文的事情,《塞耳彭博物志》中在致巴林顿第15封信末有专门的说明。这些文章意义非凡,此前人类对于鸟的看重和研究,多局限于其可食性、分类,而不是其习性、生态价值。

怀特以崇敬、赞美的心情描写了大自然的丰富与和谐,他也被后人奉为现代生态学的先驱,环境史家沃斯特在著名的生态思想史《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中以一整章讨论了怀特。“怀特超出了日常观察和娱乐的层次,他把塞耳彭周边视为一个复杂的处在变换之中的统一生态整体。《塞耳彭博物志》的确是英国科学中对生态学领域最重要的早期贡献之一。……有两点使他形成了生态学见解,一是对他自童年起就已了解的土地和动物的强烈感情,另一个是对设计了这个美好的活生生的统一体的上帝神明怀着同等深切的尊敬。科学和信仰对于怀特来说,在这个合二而一的观念上有着一个共同的结果。”(沃斯特,2007: 25,译文略有调整)《塞耳彭博物志》中译者缪哲不无道理地评论说:“关于生态意识的书,西方、中国近来都出版了许多,但我以为合其全部,也不如一本《塞耳彭》或《瓦尔登》这样的书。读完这种书的人,若无中国古人所谓的‘鱼鸟亲人’之感,是不会有真正的‘生态意识’的;而新的生态书,无非是以人的利益出发,以为不善待虫鸟草木,人便如何如何。这与当初坑鱼害虫以取利,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都是私心的作祟而已。怀特的态度,则是受过启蒙的基督徒的;动植物中,有上帝的影子,他的本业,是从中发现他的智慧与完满。这样的态度,是科学的,艺术的,也是宗教的。”(缪哲,2002: 525)怀特的书,以今天的眼光看并不艰深,但要看懂并读出味道,却很难,这需要好心情。

“想透彻地理解《塞耳彭博物志》,就应该去一趟塞耳彭。”艾伦(Grant Allen)语,见他为《塞耳彭博物志》所写的导言,见:《塞耳彭自然史》,花城出版社,2002,第15页。由于怀特的描写,塞耳彭成了博物学家的朝圣地,达尔文、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美国浪漫诗人、驻英国公使。他曾于1850年和1880年两次访问塞耳彭。、巴勒斯John Burroughs (1837—1921),美国博物学家,自然保护运动的重要推动者。等名人纷纷来拜见塞耳彭。英格兰的文化精髓在乡村,塞耳彭被一些有鉴赏力的学者、作家当作了英格兰的代表。自怀特起,博物学中就逐渐生出一派人文形式的博物学。其特征是,一批热爱大自然、仔细观察大自然的作家,生动地描写自然景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类作品,既有科学意义也有文化意义,它们真实记录了个人与自然的对话。没有这种一对一的实在可感的情趣与境界,一切引伸和高阶的阐释都是虚无。而那情趣常是现代都市人难以体验的。

怀特这一传统并没有被淹没,法布尔(1823—1915)的《昆虫记》、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对一粒种子的信念》、梅特林克(1862—1949)的《花的智慧》、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狄勒德(1945—)的《溪畔天问》(Pilgrim at Tinker Creek)等预示这种类型的博物学有光明的前景。卡逊(Rachel Carson, 1907—1964)的工作也属于这个传统,在《寂静的春天》之前她就写了许多优美的博物作品(大部分是关于海洋)。她的见解进入主流科学界,费尽了周折。卢梭对植物的关注促进了植物学传播,诗人、科学家歌德(1749—1832)就是从卢梭那里得到启发,爱上植物学,并写出了植物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植物的变形》。

塞耳彭怀特的老宅,如今依然保持着18世纪的样子,摄于2010年。

怀特开创了人文形式的博物学。表面看起来它不过是 “风花雪月”,似乎很肤浅。但它对于学者从精神上超越现代性,对于普通百姓获得身心健康是有帮助的。改善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希望可能不在于纯粹的科学能贡献多少力量,而在于这类界面友好的博物学可以给普通人开启一个新天地。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欣赏、感受大自然的节律、美丽,只要他们具有博物情怀,愿意接受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