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老普林尼及其《博物志》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流传下来的著作表明,他的知识、思想相对于柏拉图更为全面,他既重视逻辑推理,也重视经验观察,但后者常被哲学史、科技史工作者所忽视。古希腊哲学专家苗力田先生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尊重经验,跟随现象,最后归于理智的思维。他认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而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通过经验得到了科学和技术。经验造成技术,无经验则只能诉诸偶然。并且,对于实际活动来说,经验和技术似乎并无区别,而一个有经验的人,比那些只知道原理而没有经验的人,有更多的成功机会。”(苗力田,1990:2)

如果说柏拉图颇有数学家气质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是扎实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针对本书,说得更明白些,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相比,亚氏更接近于我们的主题。

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博物学,传承了他所积累的材料和知识,这一进路一直没有中断,即使在中世纪,也是如此。在10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自然科学的内容非常多,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在自然科学当中与博物学有关的有《论天》、《天象学》、《论生命的长短》、《动物志》、《论动物部分》、《论动物行进》、《论动物运动》、《论动物生成》、《论植物》《、论风的方位和名称》等,其中论动物的内容最多,占了两卷。这些著作虽然有些是他人借亚氏之名而作,但亚氏作为优秀的博物学家这一点是可以确信的。亚里士多德的博物学研究可能也影响到他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者”与“博物学家”在英文中是一个词naturalist,这个词也译作 “自然学家”,如潘光旦在译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时。有学者指出,后来的休谟、达尔文、E. O.威尔逊在处理哲学问题时与亚氏同属一个阵营,比如有关“道德感”(moral sense)的思想(L. Arnhart, 1998: 4)。亚里士多德关注了动物,而他的弟子、“吕克昂学园”继承人、执掌逍遥学派长达35年之久的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约前370—前285)则更细致地研究了植物,并被后人尊称为西方植物学之父。他的著作《植物探究》和《论植物的本源》对后来中世纪的科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两部著作目前都没有中译本,希望有人、有单位为了学术或者为了其他什么,规划一下,把它们翻译出来。

在西方博物学史上,早期最有名的人物是古罗马作家、历史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 Pliny the Elder,23-79),也称老普林尼。老普林尼的侄子在历史上被称作小普林尼。他出生于今日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著有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全景式地记录了公元1世纪古罗马的科学、技术和人文学术,为后人编写百科全书提供了模式。书名的准确含义是“对世界的研究”比如有人把普林尼的著作Naturalis Historia翻译为Recherches sur le monde,伦敦大学科学史家John F. Healy认为这样译更准确。,这个书名也确立了西方世界natural history这一探究领域。此书由37卷组成这只是存世的著作,据小普林尼讲,他叔叔在此之前还写了65卷其他著作,可惜都遗失了。,内容包括:植物学(包括农业、园艺)、动物学、药物学、冶金术、采矿与矿物学、艺术史、罗马技术与工艺、对自然界的数学和物理描述、地理学、民族学、生理学等,其中篇幅最大的有三部分内容:植物学、动物学、药物学,占24卷。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许多差错,在15世纪末有人指出,找到并纠正了5000多处排印错误。在中世纪,这部百科全书的影响力达到高潮,此后受欢迎的程度趋弱,到19世纪时达到最低点。

据小普林尼回忆,老普林尼公务缠身,既担任一份公职又是皇帝的顾问团成员,他能写出如此巨著的关键在于他善于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他是个工作狂,很少休息,常在夜间工作。夏季他时常躺在太阳底下,让别人向他大声朗读,自己做着摘录工作。用这类办法他处理了能读到的所有图书。不管什么书,他总能从中发现可取之处。出差在外,他也让书、笔记本、秘书陪伴左右。

法兰克福1582年出版的老普林尼《博物志》中的一页

老普林尼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表现出关注。他不可能如当今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一样理解相关问题,但是他的确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些人被奢糜和贪欲所鼓动,过着不自然的生活,最终滥用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礼物。他特别提到采矿业带来的道德问题和环境问题。为了寻找贵金属,大山被劈开,响声震耳,“矿主像征服者一般,眼睁睁看着大自然被破坏……在开挖时,他们并不确切了解那里是否有金子。仅仅渴望得到他们所觊觎的宝藏,就为其冒险找到了充足的理由”(转引自J. F. Healy, 1999: 373)。老普林尼还注意到,银矿的开采和提炼,排放了对动物特别是对狗有毒的物质。

亚氏的博物学著作侧重的不是经验描写,而是原因分析。这与普林尼的博物学是不同的。普林尼的做法更能体现后来博物类科学的特点。不过,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分野、对垒、交错和借鉴,在后来科学发展史上时有体现。人类探索大自然有不同的进路,聚散两依依。夸张点说或简化点说,博物类科学与数理科学在方法论上分享了西方哲学中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阵营的特点。

有学者经常抱怨《博物志》只不过罗列、摘编了大量事实、传说和知识,甚至还有许多迷信成分;普林尼未能追随希腊哲学传统,未能构造出严谨的理论来解释现象、事实。“我们肯定不能把普林尼列为罗马世界的伟大思想家之列。他列举事实,但很少尝试基于它们进行概括。读他对化学物质的描写,我们发现他用大量材料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它们的特性,却完全没有提供理论,哪怕是初步的理论分析,这一反差令人印象深刻。”这是K.C.Bailey的话,转引自:J.F.Healy,第101页脚注8。普林尼的巨著没人能够小视,但挑剔的后人总觉得其中缺少某种东西。缺少什么呢?缺少自然哲学!而自然哲学几乎被等同于西方哲学、科学,而这种学术传统带有柏拉图主义信念,认为理论高于描述、逻辑高于经验。实际上普林尼恰好试图回避希腊哲学家所提供的不靠谱的“原因论分析”。他宁可低调地记录传统、传说,也不受诱惑求助于抽象推理和诡辩。这当然是其博物学作为严密的西方科学的一个缺陷,不过也正好展示了博物传统的特点:朴素的、非还原的探究方式。

西方学问一直存在“哲学的”和“历史的”两大派别,它们界限分明,但也时常彼此借鉴。博物学从一开始,无疑主要属于“历史的”派别,从名字上就可以瞧出来。在这里,“哲学”两字并不是指如今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而是指古希腊特有的一种追求逻各斯、不变性的西方哲学,由这种哲学最终导出了现代数理科学;“历史”两字并不突出时间性和演化性,而是突出经验性、多样性、复杂性。

选择“历史”风格或路线,是自公元1世纪到现在所有博物学家工作的共同特征。对它有贬褒两方面的评价。数理科学的强盛令人们更多地看到“贬”而不是“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