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美国对华政策进言

在金陵神学院期间，司徒雷登曾利用陪妻子回美国养病的机会，晋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美国的对华政策阐述自己的看法。

从1913年下半年起，一些令司徒雷登伤心的事接踵而至。

先是秋天，他72岁高龄的父亲一病不起，半个月后便在杭州病故了。司徒雷登闻讯后赶回杭州，为父亲料理后事。他把在中国从事了44年传教工作的父亲安葬在四年前因意外事故身亡的大弟戴维的坟墓旁，随后将母亲接到南京一起居住。紧接着，他体弱多病的妻子艾琳又因天气转凉而旧病复发，直到第二年夏天也未痊愈。医生建议他们最好能回美国条件比较好的医院治疗，以免病情恶化。

一向埋头于教学和编书工作的司徒雷登早就想有机会回国看看，毕竟离开美国已经有十年了。他决定请假陪妻子回国就医，顺便利用这个机会探亲访友，也可让在中国出生的儿子亲眼看看祖国。司徒雷登把手头的工作向同事们做了交代后，与母亲、妻子和儿子一道，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1914年8月1日，司徒雷登一家回到美国。这是他和妻子去中国当传教士后第一次回国。就在这一天，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司徒雷登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妻子安顿在一所温泉疗养院养病，自己则到附近北长老会所属的一个神学院从事一些研究工作。这个神学院的牧师当时思想都比较解放，领导了美国神学理论现代派的潮流。司徒雷登后来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与受他们的影响不无关系。

司徒雷登在神学院待了近四个月。新年前，他见妻子的病情基本稳定了，便带着老母亲和儿子回了南方的老家。此时的欧洲大陆，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把千百万个家庭投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可在美国，司徒雷登一路上所看见的依然是繁华喧嚣、歌舞升平的景象。人们对大洋彼岸残酷的战争好像毫无反应和感触，似乎世界大战跟美国没有关系。司徒雷登对他所看到的情况感到十分震惊。

在美国休假的司徒雷登，仍然非常关切中国局势的发展。

此时，日本公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霸道要求，企图独占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在中国的西方列强分成两个阵营。8月6日，对哪一方也惹不起的袁世凯政府宣布中立。那时，原本在中国胶州湾驻有军队的德国无暇顾及远东的事情，为了避免胶州湾被英国的同盟国日本占领，国内舆论和德国政府方面都有意把胶州湾还给中国。日本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接收胶州湾，日本将视中国自行破坏中立，与德国联盟。袁世凯政府为此不敢采取任何行动。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封锁了胶州湾，以进攻青岛为名，向黄县、掖县、平度、莱阳、即墨等地出兵。在这之前，日军已占领潍县，并沿胶济铁路西进，一直打到济南。10月6日，日军占领了济南火车站，大有控制胶济铁路，以至控制整个山东的趋势。11月7日，日军占领青岛。接着，日本政府以解决中日之间的“悬案”为名，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在北京向袁世凯当面提交了这些要求。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二十一条》的不合理条约。

在《二十一条》中，日本不仅对中国的东北三省地区、内蒙地区和山东省等提出了实施特殊权利和兼并的要求，而且还把侵略的触角伸到了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和福建等地。

对于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各阶层人民展开了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运动。袁世凯政府派出代表，与日本公使进行秘密谈判，虽一再让步，仍不能使日本满意。

1915年3月，司徒雷登来到首都华盛顿，在第一长老会堂为教徒布道。那一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来到这里，出席了司徒雷登的布道会，并发表了演讲。

威尔逊总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与司徒雷登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欧洲大陆移民的后代，祖先都是苏格兰人，而他们在美国的老家又都在弗吉尼亚州。他们都是美国南长老会牧师的儿子，都是在每天做祷告、读《圣经》，星期天到教堂做礼拜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司徒雷登的父亲在中国当了一辈子传教士，威尔逊的父亲则是一位在教堂里担任了四十多年宗教职务的高级神职人员。在大学时代，他们两人都是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又都支持海外传教运动。威尔逊虽然因为从政没有当传教士，但对传教事业十分支持。事实证明，这些共同点使司徒雷登和威尔逊总统之间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非常一致。

首先，威尔逊和司徒雷登的神学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基督教是改革与进步的同义词，因此，神学理论应更多地强调社会改革和社会服务。威尔逊在1916年提出的社会立法的想法，就是源于这一理论。

威尔逊和司徒雷登都对中国的情况非常关心和了解。司徒雷登因为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因此对中国的认识比较深刻。威尔逊则是通过有关中国的书籍和一些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朋友的来信，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所以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以及在处理中国问题的观点上，他们的立场都是相同的。如在选择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支持袁世凯政府的态度上，他们的看法相同，都认为共和政府和自治政府不可能在一夜之内建成，而袁世凯是维持中国秩序不可缺少的领导人物，应该得到美国的支持。

那天，司徒雷登的布道给威尔逊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发表的讲演中，威尔逊特别对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给予肯定，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从而导致了人民的觉醒。第二天，威尔逊在白宫召见了司徒雷登，向他询问中国的有关情况，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时，司徒雷登还没有看到有关《二十一条》的详细消息，仅就中、日之间的一般问题，回答了总统的提问。

几天后，关于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谈判的消息传到美国。看了有关报道后，司徒雷登感到如果中国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中国将从此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这对美国的在华利益将造成极大的危害。为此，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出面支持中国抵制《二十一条》。

司徒雷登决定再次晋见威尔逊总统，谈谈自己的看法。为了更有说服力，他约了另外三名在中国当传教士的朋友一块儿向总统办公室提出晋见申请。在等待接见的日子里，司徒雷登于3月24日给威尔逊总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们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和对日本控制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担心。

但令他们遗憾的是，总统没有时间与他们面谈。其实没有时间只是个托词。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威尔逊总统与威廉·布赖恩（William J.Bryan）国务卿因政见不同产生了裂痕，为了避免矛盾，不想对国际事务独自发表意见，因此安排国务卿约见他们。

司徒雷登向国务卿介绍了他们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看法，敦促美国政府应当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与日本抗衡，抵制《二十一条》。可是坚持绝对和平与美国自守是国务卿奉行的外交原则，那时他正在为避免卷入战争奔忙，对中日之间的事务没有兴趣，所以并未对司徒雷登等人的建议表明态度。为此，司徒雷登深感失望。

1915年5月7日，日本对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们在48小时内就《二十一条》给予答复。5月9日，袁世凯以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接受了《二十一条》中提出的几乎全部条款，并严令禁止国人自发的抵制运动。这一举动，使司徒雷登对袁世凯原先的看法有了改变。

1916年新年过后，司徒雷登带着家人回到南京，继续在金陵神学院从事教学和著书工作。同时，他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形势，并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忧心忡忡。他认为在20世纪世界和平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而日本却是威胁和平的因素，所以希望美国政府对日采取措施。他在给美国国内的朋友写信时，反复强调美国对日持强硬政策的重要性。如司徒雷登在1917年12月12日给美国的朋友的回信中说：“在人类未来的和平当中，什么也没有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重要。美国，也只有美国有能力限制日本在华扩张势力的政策。但如果美国动作得太晚，她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机会。”

就在司徒雷登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路上，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恢复帝制。司徒雷登认为袁世凯称帝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将引发一场声讨他的风暴。但司徒雷登同时还认为，袁世凯是受了那些有私心的官员和他那个有野心的儿子的影响，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不应该让袁世凯一个人对这个错误负责。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他在皇帝的龙椅上才坐了83天，就在国内外的一片“倒袁”声中，被迫于1916年5月23日宣布废止洪宪年号，取消帝制。14天后，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北京一命呜呼。

当得知袁世凯去世的消息时，司徒雷登声称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他希望中国恢复共和制，并认为中国的未来将因袁世凯独裁政权的垮台而变得更加自由。

近四十年后回忆起这一段历史，司徒雷登这样写道：

袁世凯日后在他家人和朋友的劝导下曾经想当皇帝，但没有成功。我认识袁世凯的一个侄女——袁宝琳，她曾把当时上海报纸上登的一些假社论读给我听。

这些假的社论主张袁称帝，并使他认为这是“民意”。

在整个事态的发展中，我得以与那些革命的核心人物保持接触。我坚信孙逸仙先生那时是绝对真诚的，也毫无疑问是大公无私和爱国的，但是他因为离开中国的时间太久而对中国的事情生疏了。但他的影响却使共和政体得以在内战期间保持下来。

这段文字话虽不多，却道出了司徒雷登曾经所处的矛盾立场和为支持过袁世凯而颇感尴尬的心情。

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混乱的程度愈演愈烈。新任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排挤，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刚刚恢复，又因他们的矛盾而再次解散。副总统冯国璋与段祺瑞也有矛盾，为保持实力拒不进京。

1917年5月，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职务，从而引发了军阀大战。

7月1日，驻守在徐州的军阀张勋乘机煽动清朝的遗老旧臣们扶植溥仪“重登大宝”，演出了一场复辟“大清帝国”的闹剧。

7月12日，早就在天津伺机待动的段祺瑞以讨伐张勋为由，率军队进入北京。张勋等复辟派作鸟兽散，黎元洪被迫辞职，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复任内阁总理。

这一时期，中国的名称虽然由“大清帝国”改为“中华民国”，政体也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但封建思想仍然顽固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有统治地位。清政府的遗老遗少更是不甘退出历史舞台。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帝制等闹剧的上演，祭天祭孔，尊孔读经的风气一度十分盛行。这些复古运动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司徒雷登做出了“儒教并非是挽救中国时局的灵丹妙药；复古运动没有出路”的判断。他在这阶段写给华盛顿中心区长老会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的当权者想利用宗教的形式，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宣传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克服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失控是不明智的；在中国，无论是政府的法令、仪式，还是教诲都不能“赋予这种古代哲学以足够的力量解决中国的国家问题”。

后来的事实证明司徒雷登的结论是正确的。在当时那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许多中国人对眼前发生的事尚且不明就里，如堕五里雾中。而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的真正了解，是很难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的。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司徒雷登从基督教哲学的角度对这场战争做了评论。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与基督教原则之间展开的较量。他把中国人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举行的庆祝活动和喜悦心情写信告诉国内的朋友，并不断向美国传递中国人民对美国，特别是对威尔逊总统的好感。

1919年1月，英、美、法、意、日等国举行巴黎和会，中国也派代表出席。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国会提交了他有关战后世界和平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在这份文件中，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实现各民族自治、全面裁军、公开外交等道德化的政治原则，为世界和平设计了一幅蓝图。威尔逊总统为此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从维持世界和平的角度，强调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就实现世界和平提出了具体的方案。此外，《十四点计划》还站在殖民地国家的立场上，提出了对殖民地的处理，以及如何照顾各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等问题，希望各参会国要相互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的结束语中提出：

在我所概述的整个方案里，贯穿着一个鲜明的原则。这就是公正对待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确认他们不论强弱均有权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之上，享受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的公平原则。除非这一原则成为国际主义的基础，否则国际主义的任何部分均不可能站得住脚。

之后，威尔逊总统又提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著名的看法，就是：这是一场军事扩张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战争。这个观点与司徒雷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