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徒雷登的宗教教育观

经过在金陵神学院几年的教学实践，司徒雷登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宗教教育观。他把许多观点写进了他编撰的《圣教布道近史》一书中。

《圣教布道近史》是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任职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本书是由司徒雷登口述，陈金镛执笔，于1910年完成，并于当年9月在上海用中文刊印出版，1916年8月再版。（为了研究的需要，笔者曾委托北京大学善本室主任张玉范女士查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并专程赴南京金陵神学院和杭州古籍图书馆查寻该书，但却始终未能如愿。本来以为它早就随着西方在中国传教使命的终结而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了，没想到2000年年底，北大图书馆的何冠义老师在国家图书馆一间堆满了杂物和破旧书刊的房间里发现了这本落满了灰尘的书。真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句话。）

《圣教布道近史》全书共分初、中、下三编。

初编有五个章节，分别论述了基督教在印度（附锡兰和缅甸）、暹罗、东南亚诸群岛、日本、朝鲜等地的传播历史。

中编有四个章节，论述了基督教在西亚细亚（包括土耳其、阿拉伯等地）、中亚细亚、非洲和大洋洲的传播史。

下编有三个章节，论述了基督教在中美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欧洲（附法国和西班牙）的传播史。

在这本书中，司徒雷登除了详细叙述了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历史外，还对传教运动的起源、发展过程、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做了论述。在书中，司徒雷登也阐述了许多他本人对传教事业的看法和建议，集中体现了他的宗教教育观点。

首先，司徒雷登断定现代科技的发明、国际贸易、福音传播和基于基督教国际精神的改革，都是即将到来的理想王国的特征。他借用儒家的“大同主义”来描述基督教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同时指出，“普及福音固为基督教唯一之目的”，强调只有通过基督教的传播，才能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

司徒雷登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基督教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并最终得胜的时代，并深为传教士肩负的使命而自豪。但他认为尽管如此，作为传教士，仍应怀有远大的抱负，不断有所进取，才能在福音广为传播的前提下使社会得到改良，使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因此，他这样写道：“……今日之担任布道者，实为立于剧烈之战场，争存竞进，不可不以劣败自凛，优胜自勉，非然者，不第圣教未及之处，难期开拓，即圣教以及之处，亦将停滞。”

在书中，司徒雷登还对历史上几个大国企图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做法进行了不同的评价。他指出：

虽然中国古圣人有言曰：大道之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但是所谓天下者，不过指东亚一隅，其教化的魅力虽亦稍稍旁及于韩日，究未能流行于欧美。亚历山大有着吞并四海，囊括天下之大志，及战胜三洲，功盖当时。但也只是身死国裂，英雄一世。罗马帝国大有雄视天下之心。但所谓天下者亦不过地中海滨之诸国，且专恃权势之倾轧，压迫人民，故外侮迭垂，内乱频作，造成罗马分崩离析。

用儒家的概念去描述和诠释基督教教义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司徒雷登没有把儒学看做宗教，他本人甚至很欣赏儒家的学说，常常把儒学和基督教结合起来，并给予较高的评价。司徒雷登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唤起受儒家思想熏陶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中国老百姓对基督教的理解和接纳。

该书在褒扬儒家思想的同时，对佛教和伊斯兰教进行了批评。

司徒雷登认为，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虽怀有“普济众生”的观念，但佛教“道邪而不正，旨杂而不纯”，加之释迦牟尼“救世”学说的本质就是“逃避”，即告诫人们逃到来世中去。这一学说不仅忽视了人类在当今世界奋斗的成果，也抹杀了人类与非人类的根本区别。这也是佛教之所以难以被世界广泛接受的原因所在。

在谈到伊斯兰教时，司徒雷登写道：“至于穆罕默德者，尚力不尚德，其教与势并进，自必与势并退。”

作为基督教的忠实信徒，司徒雷登抨击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做法和观念与其他传教士没有什么不同。

司徒雷登对日本人的评价是：“……相见则重视礼貌，对国则热具爱心。然其好游移无定见，轻性命易自尽。”他认为日本存在着三种宗教，即神道、佛教和儒教。其中神道“为日本帝王之统系，出自太阳神，故尊帝即所以尊神”; “而当佛教势力盛大之时，渐涉国家之政权”；儒教则“不可以谓教，盖其作用，具政治的，非宗教的”。

司徒雷登认为在日本传播基督教困难相当大。

在叙述了基督教的道德宗旨之后，司徒雷登指出，基督教的学说是关于世界和平的学说。这一学说的传播更多的是依赖于教徒的努力，而不是靠基督教国家的势力。历史上的许多基督教国家自身已夭亡，而基督教却依然存在于世即是这一观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此外，根据宗教圣战中“适者生存”的规律，为了基督教的信仰，传教士们必须加倍努力，去为人类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督教秩序。最后，他还对唯物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那是对人类思想的误导。

在《圣教布道近史》这本书中，司徒雷登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阐述他对传教事业在中国发展趋势的看法。他认为传教士应当走在中国改革的前列，并且应当对教育倾注更多的热情与关注，使宗教不仅进入课堂，还要进入学生的生活。要向学生证明基督教与爱国主义精神是相一致的。

司徒雷登一直把培养中国高级神职人员看做是神学院的重要职责，并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他在回忆录中就此事这样写道：

我在神学院任教后不久，便对基督教牧师中缺乏大学毕业生一事深为关切，并设法研究其原因和补救办法。经过几年的物色，终于高兴地迎来了第一个来神学院读书的大学毕业生，他就是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汉德·李（Handel Lee，即李天铎）。十五年后，他当选为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籍院长。

司徒雷登一直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才是中国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所以在金陵神学院期间，他始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传播基督教教义上。那时，有不少传教士都与司徒雷登持相同的意见，并因此发动了一个类似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的中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司徒雷登是这个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之一。

1909年，一位担任该运动干事的山东籍传教士丁立枚（Tin Li-mei的音译）在山东协和学院举办培训班，试图培养出100名年轻学生担任传教士。此事在中国引起了轰动。但是当时不少人也指出中国人做传教士有许多困难，一是传教士的收入非常低，难以养家糊口；二是传教士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三是由于教堂一般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致使中国传教士完全依附于外国传教士，其积极性和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四是短时间的培训使传教士的理论水平普遍较低。

司徒雷登同意上述的四点分析，并针对这四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他强调首先要给中国传教士增加工资，既解决了生活来源问题，又可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一些高层人士和富有阶层就可能会对教会另眼看待，由反对转为支持，可取得一石数鸟的成效。为了解决外国人控制教堂的问题，司徒雷登提出可成立一个联合理事会，由同等数量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传教士共同参与其间，这样中国人就不会怀疑这个理事会，还会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来学习，从而节省了外国人的钱。后来司徒雷登在组建燕京大学时，也是以这个原则成立联合董事会的。

司徒雷登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高目标就是建立国家教堂，而培养出一支本土化的传教士队伍，则是达到这个目的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要求多开设一些专门培养中国传教士的学校。但这些年来，美国教会在培养中国传教士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例如在近十年的1171名神学院毕业生中，仅有138人最终选择从事传教士的职业，比例仅为11.8%。

司徒雷登在书中提出的关于培养一支中国传教士队伍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教会组织的认同。1913年春，中国志愿传教运动就中国学生为什么不愿当传教士，在国内的26所神学院中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作为中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司徒雷登认真阅读了这些调查问卷，并做出总结。他指出，调查的结果表明，学生毕业后之所以不愿从事传教士的工作，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对基督教缺乏发自内心的信仰；第二，其他职业比传教士更具吸引力；第三，传教工作困难重重。针对这三个原因，司徒雷登一一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以后，司徒雷登几乎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机会，为加强对中国传教士的培训而大声疾呼。

司徒雷登还就提高中国传教士的理论教育水平，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要把已经培训过的学生送到美国去留学，接受人文教育，回国后再让他们从事传教士的工作。

司徒雷登的建议和神学教育观点得到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的理解和支持。1913年3月，司徒雷登应邀出席了中国基督教理论教育特别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鉴于他对发展基督教教育所付出的努力，1916年春季，他被选为该委员会的执行主席。

1917年，一份关于中国神学教育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神学教育方面，中国至少比日本落后了20年。中国目前的神学教育实际上只停留在“圣经学校”阶段。司徒雷登对这种评价深有同感，因此，在金陵神学院的最后两年，他更加强调高质量的神学教育，并就此提出许多建议。

如1918年，当司徒雷登准备到北京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时，提出每一个传教士都应该同时承担起召集、招募和培训中国年轻传教士的职责，建议为保证经费的充足，把可用来盖楼房的钱，用来培训和招募中国传教士。他甚至建议如果资金不够，可以让一些国外来的传教士提前退休，从而抽出一部分钱用于培训。他的这条建议得罪了不少人。他还多次提到最好能成立一个高质量的、中心式的教育机构，一个或两个一流的神学院，为中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高级神职人员。

司徒雷登特别强调，改变目前的传教状态，是使传教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他举例说，基督在生命的最后时期，特别注意培养他的弟子，以便在他离开后，他们能够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利用这个例子告诫那些外国传教士们，应当给中国同事留出一些空间，并在离开之前，对这些继承者进行足够的培训。

后来，他在写给中国基督教理论教育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谈到这个观点时指出：“除非彻底改变观念，聘任通才，提高教学程度，使青年人明白当传教士的重要和这一神圣职责的价值所在与伟大之处，否则我们就不能指望各教会学校的优等生加入传教士的队伍。”

司徒雷登的这种想法在他就任燕大校长后变得更为强烈。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道：

如果允许我谈个人的想法，我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根植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之上，与20世纪的知识和谐一致，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清除了所有按西方历史环境所做的无用的解释。

果然，燕大一成立，司徒雷登就在文学院专门设立了神学科，几年之后又单独设立了燕京宗教学院（Yenching School of Religion），并聘请获得美国耶鲁神学院硕士学位、当时在纽约神学院教书的刘廷芳教授回国，出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