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杉今日犹葱茏

就自然风光而言，据说北京大学校园仅次于武汉大学校园。在我看来，北大校园之所以还算漂亮，其中别致的中式建筑和丰富的植物起了不小的作用，想必武大校园也是如此。^[1]

春天水杉嫩叶刚刚长出来。叶扁平，羽状。

现在北大校园原为燕京大学校园，这里特色植物有许多，如海州常山、互叶醉鱼草、紫藤、太平花、鹅掌楸、山桃、雪松、杜仲、红瑞木、全缘叶栾树等，但要论最出名者，当推水杉（杉科）和银杏（银杏科）。这两者都是裸子植物、孑遗植物。全世界共有800多种祼子植物，而中国就有约240种，堪称祼子植物第一大国。水杉和银杏又是中国的特产。

北大四院是哲学系的所在地，后院就植有水杉，共7棵（第一教学楼前也有几株，其中有一株上面还有一串巨大的鸟窝）。四院后院的水杉，一年四季风采各不相同：初春它们发出像小梳子一样的羽状扁平叶；盛夏浓密的枝叶茁壮生长，树阴遮挡着旁边的二层房舍，随微风摇荡的树枝中时而透露出椽子头醒目的万字符号；晚秋时节叶片凋零，但直到11月依然有那么多叶子倔强地坚守在枝头，颜色分外好看，墨绿和着澄黄，有时还泛着微红；深冬叶子全部落尽，树的骨架一览无遗，粗细均匀的旁枝整齐地呵护着主干，主干与大地垂直、直冲云天。

这里的水杉高度仅次于一株高大的加杨，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水杉的树龄不会超过60岁。原因是，在中国以及在世界上，水杉这种“活化石”直到1941年才在四川磨刀溪（现属湖北省利川县）发现。它被正式定名并广为栽种至少是1948年以后的事情了。

盛夏时节的水杉。树叶中透出的红色小楼为北大中文系的五院，此水杉正好位于四院与五院之间。

水杉这种植物极其重要，此属的植物在白垩纪和新生代时有6-7种，现在则只剩下此一种。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50周年庆祝会上，曾向52位从事植物学工作达半个世纪的老专家颁发纪念品。你猜会是什么？就是一份精制的水杉或者银杏标本，原因之一是两者为中国特有的活化石。

秋天的水杉叶，色彩丰富。

水杉之发现具有传奇性。1941年2月中央大学森林系干铎赴重庆任教，途经四川磨刀溪，偶遇参天古树“水桫”（当地人的叫法）。当时他只看了看落叶，没有采标本。后来他委托北大时的同学杨龙兴帮助采标本。杨托人于1942年采得一份，交给干铎。干铎送请树木学教授郝景盛鉴定，郝认为是新植物，但不知道是什么种。后来这份标本失落。

1943年王战在杨龙兴的建议下去看了那棵大树（水杉王，株高35米，胸径7米），王采得枝、叶和球果，王以为是水松。后来吴中伦见到此标本，认为不是水松。1945年标本转交给郑万钧，郑也认为不是水松。由于战时文献难找，无法确切鉴定，郑把标本寄给北平静生生物所所长胡先骕（音“肃”，1894-1968）。胡从日本的一份杂志上查到了这是一种在其他地方已经灭绝的古老植物。胡先骕与郑万钧1948年联合发表文章，确定它的学名为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据2003年第52卷第3期《分类学》（Taxon）杂志报导，经过多年寻找，王战采集的第一份水杉标本终于在江苏林业科学研究院（JFA）的一个废弃的标本盒中找到。

水杉从发现到定名共经历了8个年头。论文发表后引起世界轰动。多国植物园纷纷索要种子，美国古植物学家钱耐（R.W.Chaney）还亲自来华考察。当年上海的《科学》杂志以《万年水杉》为题报道了钱耐来华的始末。

深圳仙湖植物园胡先塑像。

北京市植物园樱桃沟入口处石壁所刻《水杉歌》。

胡先生在水杉定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胡是什么人呢？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是中国植物学的创始人、领袖之一，“东大、中大（指江西中正大学）、生物所、静生所、植物标本处，均是胡先生所手创”。他曾任中国植物学会会长（1934年）。胡先骕20岁赴美，入加州伯克利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攻读森林植物学，1916年23岁学成回国，1918年任教授，1923年再次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植物分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植物学家陈焕镛也是哈佛毕业的），1925年回国。胡后来当过校长，为保护学生，又坚决辞职，令人感动。胡适之曾评论道：“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领导之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20年中为文化上辟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1935年10月24日）胡先骕也是“中国科学社”最早的社员之一，还当过《科学》杂志的编辑部副主任。然而解放后胡一度没有被重用，他的学生都当上了一级研究员或者一级教授，他却是三级研究员，这位中央研究院的老院士和评议员也没当上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毛泽东当年曾说：“他（指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据说陈毅很赏识胡，说他“榜上无名，榜下有名”。陈还请胡到中南海吃饭。直到20世纪60年代，胡才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关于胡先生的更多故事，可以参见《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一书（胡宗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1961年胡先生曾作《水杉歌》长韵，但无法发表，陈毅得知后推荐给《人民日报》，最后于1962年2月17日正式发表。现在到北京市植物园，可在樱桃沟入口处一面石壁上看到《水杉歌》刻文（见图4），小溪边上就植有许多水杉。《水杉歌》中有这样一句：“禄丰龙已成陈迹，水杉今日犹葱茏。”

秋季北京市植物园的一株银杏。

如今，水杉已经被广泛栽种，许多地方都容易见到，在北京水杉林长得最好的要数樱桃沟沟谷的一片和中国科学院香山植物园的一片。我在北京林业大学、浙江大学校园及上海，也见到许多。我不明白，为何一些景点把池杉（Taxodium ascendens）、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误标为水杉。它们仨虽然都是杉科植物，但区别是很明显的，水杉的叶形太特别了，也许有些人对水杉还不够喜欢。

可与水杉相媲美的另一种珍贵的高大裸子植物便是银杏。

又是一个丰收年，银杏累累硕果挂满枝头。种子表面有白粉，有3层种皮，有毒。摄于北大静园一院。

北大校园中银杏也颇多，如西门华表处、未名湖畔、图书馆南侧及北侧马路旁、36楼前、三角地附近等等，并且有几株树龄相当可观。银杏又叫公孙树，果实称“白果”，雌雄异株。银杏的老家在中国。如果中国定出国树的话，非银杏莫属（但是，直到现在我国也没有定国树和国花，不知为什么）。郭沫若当年曾写过一篇《银杏》，开头是：“银杏，我思念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了解的。”有一种说法，银杏生长较慢，结实较晚，爷爷种树孙子才能享受银杏的实惠。但实际上也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山东定林寺、贵州福泉、湖南湖口都有3000多岁高龄的银杏，浙江天目山的银杏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北京潭柘寺有一株银杏相传植于唐贞观年间，距今也约1300年了。清乾隆皇帝封之为“帝王树”，树高30多米，周长达9米，十分壮观，我曾去看过多次。

1730年左右第一株银杏幼苗被引进欧洲的荷兰，如今在荷兰乌特列支大学植物园仍然能够见到那株树龄260多年的银杏。据传，这棵树苗当初是花40银币购进的，于是银杏也称“四十银币树”。在英美等国，也称它少女头发树、孔雀树、千扇树、金色化石树等。1690年西方人在日本首次见到银杏，分类学家林奈根据标本采用Ginkgo作为银杏的属名，而以biloba为“种加词”（specific epithet，也译作“种名形容词”），主要依据了叶片上部通常二分裂的特征（实际上有的叶子并不开裂，并且有的存在多裂、深裂现象）。于是银杏的名为Ginkgobiloba。银杏是由林奈1771年命名的，它的完整学名应当写作Ginkgo biloba L.。注意其中的“L.”可不是随便都能用的，它是林奈的专用缩写，比如我刘某人如果将来发现一个新种，是不能使用“L.”的，要写只能写作“Liu”！1998年我们在伊利诺伊大学访问，竟然发现校园自然博物馆旁边也有几株高大的银杏，看到它们的一刹那，我竟然误以为身在母校北大燕园呢。

银杏的用途，可谓广矣，不过这似乎并不是最值得关心的。

银杏颇有观赏价值和象征意义，古代寺院的僧侣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潭柘寺、八大处、红螺寺、大觉寺、金山寺等，都有百年、千年的古银杏树，它们是时间和信念的见证。那花纹有节奏地重复的树皮、扇状的叶片、那外表仿佛结了霜的杏黄色累累果实，都吸引人们驻足观察。银杏有着雄浑的远古之美，这种美是不可抗拒的。同时它也有着温柔之美，每年第一场小雪过后，一片片黄色的叶子悄然落在细软的白雪之上，那景象非言语所能表达，只有静静地、傻傻地观看了。

倘若如此优秀的树种不能被定为国树，许多人会伤心的。

补记：2010年我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牛津大学植物和剑桥大学植物园，都见到了巨大的水杉，有几处明确标记1949年栽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