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刘勰的籍贯和家族谱系

《梁书·刘勰传》云：“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对这里所说的“东莞莒人”，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认为是指刘勰祖籍山东东莞，如较早的霍衣仙《刘彦和评传》（1936年《南风》第十二卷）说刘勰“出生地为京口（即今镇江），今山东日照刘三公庄，莒故里也”。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云“舍人一族”“世居京口”，“夫侨立州县，本已不存桑梓；而史氏狃于习俗，仍取旧号”。一种认为是指南朝侨立的南东莞郡，在南徐州，镇京口，即今镇江。台湾的华仲麟、张严、王金凌、王更生均持此说。不过，《梁书·刘勰传》这种写法虽然指出了刘勰祖籍是山东莒县，但并不排斥他实际上出生于京口，从祖先南下后也可能一直“世居京口”。杨笺所说大致是正确的。但霍衣仙说“今山东日照刘三公庄，莒故里也”，容易被误认为刘勰出生于山东。现代山东的有些研究者也持此种说法，因为在三公庄发现一块清代乾隆时立的碑，碑文中间大字书：“梁通事舍人刘三公故里”。这显然是在刘勰出名后，当地人为光耀祖宗而编撰的。

关于刘勰的家属谱系，杨笺列有一表，王更生《年谱》在杨笺基础上略有增补，亦有差异，而杨新笺增订本又有补充，主要是根据王元化先生1978年为《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此文原写于1961年）一文所写的《补记》，据《刘岱墓志铭》补入了仲道祖父刘芜及刘岱与其一女二子。王元化先生是最早把刘岱墓志铭和刘勰家谱联系起来，并说明刘岱墓志铭对研究刘勰身世意义的。现综合上述几家之说列表如下：

按：《宋书·颜延之传》云：“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洪颐煊《诸史考异》云：‘案刘穆之传，穆之三子，长子虑之，中子式之，少子贞之，无名宪之者。’按宪虑形似，‘宪之’或‘虑之’之讹。”繁体“宪”与“虑”确有形近而讹之可能，但也不排斥刘穆之还有一子宪之的可能。从这个年谱中，可以看出东莞刘氏系一大家族，由于《刘岱墓志》的出土，更证实了“抚——爽——仲道——粹之——岱”这一谱系是可靠的。在这个大家族中，像刘穆之、刘秀之在宋代曾为高官，死后赠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这个谱系目前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正像牟世金在《刘勰年谱汇考》及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中所已经指出的，其中最大的一个疑点是刘勰的祖父刘灵真和刘秀之是否为亲兄弟，抑或仅仅是同出东莞刘氏一族而非同宗一系。如或确属后者，则此谱系对研究刘勰身世的意义就不很大了。对《梁书·刘勰传》中“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一说，首先提出怀疑的是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他说：“秀之、粹之兄弟以‘之’字为名，而彦和祖名灵真，殆非同父母兄弟，而同为京口人则无疑。”但是否以“之”字为名，还不能作为是否亲兄弟的根据。因为沈约在《宋书》的《自序》中说：“（沈戎）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其兄弟也并不都以“之”字为名。据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所说，以“之”、“道”、“灵”等字为名，可能与信仰天师道有关。王元化先生也早就指出，刘勰一家和天师道的关系“确实值得研究”。（参见1983年《〈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值得注意的是《宋书·刘秀之传》仅说兄钦之、弟粹之（秀之弟恭之因受海陵王事牵连，故秀之传中未提及，事见《宋书·海陵王传》），包括《刘岱墓志》，均未提到有灵真。后来，王元化在《刘勰身世与士庶族区别问题》一文中，指出此谱系中所说刘氏系汉齐悼（惠）王肥后代不可靠，认为在南朝“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王元化先生在《补记》中还指出：“《晋书》于汉帝刘氏之后，多为之立传。”“列传五十一中说：‘刘胤为汉齐悼惠王肥后’，但他的籍贯并非东莞莒县，而是东莱掖人。”（以上见《清园论学集》92页）1981年，程天佑在《刘勰家世的一点质疑》一文中提出：“《梁书·刘勰传》的‘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句话，在《南史·刘勰传》中，完全删去了。”他以为这就是《南史》作者“认为‘失实’、‘常欲改正’的地方”。又说：“按照《宋书》的体例，如果秀之真有一个弟弟灵真，是不可能不记的。”《南史》的删节有多种原因，可是，这句话是体现其家族身份的重要关键，按《南史》的编撰方法是不应该删的。牟世金《汇考》中充分肯定了王、程之说，他说：“王、程二说是。晚出之《南史》以家传为体例，以同族通宗者合为一传。如《梁书文学传》共二十五人，《南史》将其中到沆等十四人合入家传，而不列《文学传》。穆之、秀之二人，《宋书》原分为两传，《南史》合为《刘穆之》一传，且将穆之子虑之、虑之子邕、邕之子彪，穆之子式之、式之子瑀、敳、敳子祥，穆之从子秀之等，均合入此传。其中不仅无虑之、式之、秀之兄弟灵真、灵真子尚、尚子勰，还列刘勰入《文学传》而删‘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句，则灵真与穆之、秀之本非同宗可知。衡诸刘勰一生行事及其思想，亦于刘秀之一宗无涉。”我们从南朝史书记载看，凡记载刘穆之、刘秀之一系的各篇传记，都没有涉及刘勰一系。所以，牟世金这个论断是可信的。《南史》编撰方法的最大特点是按门阀世族谱系立传，它对《刘勰传》的处理，充分说明了《南史》作者认为刘勰一系和刘穆之、刘秀之一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从这个角度看，删除这句话确实有程天佑所说之意。不过，说刘勰和刘秀之一宗完全无涉也不尽妥善，《南史》所删《梁书》的这句话，与删《宋书·刘穆之传》“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一样，认为都有攀附名门望族而并不真实之意，但这两句话性质不完全相同，“汉齐悼（惠）王肥后”是虚指，而“宋司空秀之弟也”是实指，因此，后者不一定完全都是凭空编造，在攀附名门望族之外，可能还是有某些根据的。因为刘勰和刘穆之、刘秀之同属东莞刘氏，从家族谱系上灵真和秀之可能属同一辈而年龄略小，系远房兄弟，故而叙述得那么具体。但从实际社会地位和家属关系上说，刘勰一系和刘穆之、刘秀之一系，并无什么直接联系。而像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中那样据刘穆之、刘秀之的情况来说明刘勰是高门士族出身，根据就不充分了。何况，诚如王元化所已经指出的，实际上刘穆之、刘秀之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也没有被当时社会认为是高门士族，《南齐书·刘祥传》记载，刘穆之的曾孙刘祥就被人骂为“寒士”，祥亦不以“寒士”为耻。刘秀之一宗的地位比刘穆之一宗要低，所以，刘穆之的孙子刘瑀对其族叔秀之就很看不起，直呼其为“黑面阿秀”。（见《宋书·刘秀之传》）

不过，王元化先生认为刘勰出身于庶族的看法，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再研究。这里的“寒士”并非就是指庶族，而是相对于王、谢等高门士族（甲族）来说社会地位比较低一些的士族，他们一般不能当一二品官。刘穆之、刘秀之生前的最高官职只有三品，死后才追赠一品，所以，他们这一族就属于这种情况。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南朝士族的结构及其衰弱”中说：“高门大族是士族的最高层，中正品第，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中的衣冠，就是指的这些高门。士族低层被称为‘寒士’、‘卑微士人’、‘士人之末’等。他们显然也取得了士族最基本的特权即免役，但在门阀序列中仍受到高门的蔑视，在作为门户高低标志的婚、宦上不可能与高门同等。”此点日本学者中村圭尔所著《刘岱墓志铭考》一文中联系刘氏一族的姻亲情况，也有充分的证据论述。他指出：“南朝时期，士庶的社会地位有很大的差别。士阶层的最上层称为甲族，寒士称为次门，次门位于甲族之下。但居于士阶层最底层的寒士又对于在他们之下的庶民阶层保持绝对的优势。‘甲族——寒士（次门）——庶’这种层次分明的社会构成与不同通婚集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高门甲族与一般士族是不通婚的。按：《新唐书·柳芳传》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这是说的南朝后期情况，萧氏在南朝初期并不能和王、谢相并列。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都属于高门甲族，但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看不起。如《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楼无松柏，熏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王导为北方南下的王、谢高门，陆玩为南方顾、陆高门，陆玩就看不起王导。又如在萧氏称帝后，对南方大族就很看不起，《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又请娶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至于南下的一般北方士族，如东莞刘氏、东海徐氏、高平檀氏、河东裴氏、东海王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为甲族）等，则比北方来的高门甲族和南方当地的高门甲族都要低一等。所以，从《刘岱墓志铭》中可以看出，其姻亲均为高平檀氏、河东裴氏、东海王氏这一层次。刘勰一系属东莞刘氏，亦为层次较低的士族，因此，说他是地位低下的庶族出身恐怕不是很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