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是建国后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项影响极为深远的对外政策。在这项政策指导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建国后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境外同以美国军队为主的多国联合部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美国当时拥有在世界上号称最强大的军队，在联合国军中，美国陆军兵力占到70%多，海空军占到97%，中国军队实际上主要是与美军作战，所以也称中美第一次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直到1953年7月26日，交战各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战争宣告结束，前后历时三年。抗美援朝是指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同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进入到朝鲜半岛，同以联合国军名义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半岛北方的美军作战，帮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北朝鲜）抵抗侵略，直到战争结束。它同朝鲜战争在时间上大部分是重合的，志愿军入朝后即成为对美作战的主力，在中朝联军的历次作战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国外学术界通常都将中国参战的相关问题放在朝鲜战争这个大概念下研究，不使用“抗美援朝”一词。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抗美援朝”，除了是沿用历史上的概念外，也表明了中国历史研究关注和主要研究的内容等，是志愿军参战的政策和以后的事态发展，包括中国为什么参战，志愿军作战的军事情况，中国参战对各方面的影响，等等。当然，“抗美援朝”这个词也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有关政策的性质、特点和目的。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相当复杂的，导致战争爆发的最初和最基本的动力，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追求国家统一的愿望和意志。当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南北双方分别得到了大国的支持和援助，甚至怂恿。这也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从内战演变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的一个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提出了国际托管制度，目的是为了战争结束后能够控制和管理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根据战争时期的设想，美国政府将实行托管的地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战略防区”，由美国单独托管；另一类是“非战略防区”，由几个大国共同托管。朝鲜半岛属于后一类，经过美苏英中等国在战争时期的持续协商，达成由这四个国家共同托管朝鲜的协议，包括托管期间不在朝鲜驻军和托管时间不能过长，等等。二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根据它们之间的谅解，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并实行军事占领。结果是，战后朝鲜人民虽然挣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国家统一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四国托管的设想也没有实现，在朝鲜半岛形成了美苏对峙的局面。

在美苏冷战爆发的影响下，美苏之间在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而且矛盾愈演愈烈。1948年8月，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南朝鲜成立了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以下简称南朝鲜）。9月，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以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北方成立。南北朝鲜从此正式分裂。此后，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苏军于当年12月全部从北朝鲜撤出。1949年6月，美军也撤出了南朝鲜。应该说从这时开始，如何实现朝鲜的国家统一，基本成为朝鲜南北双方的内部事务。

在苏、美军队撤出后，朝鲜南北两方都在为实现国家统一做准备，包括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双方军队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紧张局势日益升温。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终于爆发，北朝鲜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决定直接军事干涉。美国领导人称，北朝鲜的军事行动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所以美国必须立即做出反应。在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推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指责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的决议。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维护集体安全为理由，通过了制裁北朝鲜的提案。

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陆海空军全面参加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解放军发动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政府还宣布加强驻菲律宾的美军力量，增加对法国在印度支那作战的军事援助。7月7日，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再次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部队，建立由美国人指挥的联合国军“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军旗号，进入朝鲜半岛作战。至此朝鲜问题再次国际化，朝鲜战争成为一场国际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迅速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以及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和高度警惕，并最终制定了抗美援朝的政策。抗美援朝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到朝鲜半岛与美军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军事目标的确定、实施和调整；决策停战谈判并最终决定签订停战协议结束战争。

关于出兵到朝鲜作战的决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1日接到苏联和北朝鲜希望中国出兵的请求为第一阶段；10月2日到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为第二阶段。

中国对于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的愿望，一直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但是，中国领导人也一直认为，朝鲜南北统一的问题十分复杂，特别是对北朝鲜用军事手段实现统一，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当时估计，美国有可能进行军事干涉，而且在政治上对北朝鲜不利。当时斯大林也曾表示，同意中国领导人的看法。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访问。当晚他通知中国领导人说，斯大林已同意北朝鲜采取行动，而且金日成还表示，他相信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就会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即致电斯大林，要求证实金日成的谈话。5月14日斯大林复电，确认了金日成所说的有关苏联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并说明最后必须由中国和北朝鲜共同讨论决定。

由于苏、朝两方已做出决定，中国很难表示不同意见。朝鲜用什么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从本质上说是朝鲜的事情，中国不能也不应该代替他们做出决定。另外从实际情况看，北朝鲜同苏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包括军事关系，中国当时对事态发展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时期，朝鲜人民军取得节节胜利，军事形势看上去对北朝鲜很有利。不过中国政府的判断比较谨慎，由于美国迅速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中国领导人认为战局很可能复杂化，存在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速战速决，朝鲜人民军很快取得军事上的最后胜利；另一种可能是久拖下去，美国借机扩大战争，如在朝鲜北部发起登陆作战。

8月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地区后，同美军形成僵持局面，战局发生明显变化。中国领导人做出更加明确的判断，认为战争转入持久的可能性和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都已经大大增高。解放军7月即开始军事部署，向东北地区集结军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于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国防会议，提出中国必须有所准备，以免临急应战，造成被动。7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正式组建东北边防军。随后中央军委开始在津浦、陇海两铁路沿线地区集结部队，以支持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同时还决定，加快特种兵建设，制订防空计划，并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部迁移。8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是否出国作战。到9月已经集结了约5个军20万人。

9月1日，杜鲁门宣布，美国军事干涉的目标是用武力统一全朝鲜。15日，大批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战局发生急剧变化。29日，联合国军正面部队进抵三八线。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开始采取外交预防措施，不断向美国发出警告。9月26日聂荣臻会见印度大使，指出如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干预。3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的大会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是毛泽东在审阅时加上的，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为援助北朝鲜做舆论准备。

10月3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警告：首先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入侵北朝鲜，否则中国一定要管；其次是朝鲜立刻停战，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在联合国谈判和平解决的办法。周恩来所说的“管”，就是指中国将出兵朝鲜作战。中国选择通过印度向美国转达警告，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根据英国方面的劝告，曾通过印度领导人转达，美方为9月22日美空军轰炸中国安东市表示歉意，并声称通过国际机构调查如属实愿意给予赔偿。

中国政府的外交预防措施未能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美国领导人很快收到周恩来的谈话内容，但他们认为，中国出兵到朝鲜参战“根本违背中国的利益”，而且通过印度传达的信息可能不准确。美国军方则认为，即使中国出兵，美军也能实现它的军事目标。这时美国通过多方试探已经逐渐掌握，苏联极力避免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不会公开派兵参加朝鲜战争。这使美国再无所顾忌，决心越过三八线，速战速决，占领全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首先越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企图以武力占领北朝鲜。

从10月2日开始到19日，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讨论并最终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10月1日，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中国政府发出请求，希望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抗击美军。接到金日成的请求后，毛泽东第二天即10月2日即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告诉他中国准备出兵朝鲜。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详尽地分析对战争前景的估计，中国面临的困难以及中国出兵后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封电报反映了毛泽东的思考，但在未经集体讨论前，并没有发出。当天毛泽东还打电报给东北军区负责人，要求东北部队提前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10月3日，金日成的代表朴一宇到达北京，递交了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信。毛泽东在接到北朝鲜的请求后，于4日召集高层领导人会议，讨论是否出兵援助北朝鲜。此后政治局又多次召开会议。

在讨论出兵朝鲜决定的过程中，存在不少不赞成出兵朝鲜的意见，主要包括人民经过长期战争，希望休养生息，担心与美国发生战争会破坏国内的建设计划，以及中美双方军队的装备差距比较大，有可能打不赢，等等。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讨论，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分析出兵与不出兵的条件、困难，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认为尽管存在很大的困难，但出兵还是必要的。10月13日，在经过几次反复讨论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得出一致结论，中国应该出兵朝鲜。毛泽东当天将会议的决定电告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的周恩来。他在电报中说：中央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与苏联协调政策是中国参战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研究和学习这段历史时不应回避。7月上旬起，中苏已经考虑过与朝鲜战争相关的军事合作问题。斯大林在关键时刻建议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北朝鲜，并要求金日成转向中国请求帮助。此后中国决策层有关出兵与否的决定，始终贯穿着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与苏联协调政策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中国是否出兵朝鲜；第二，如果中国出兵，苏联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提供哪些方面的援助。第一个问题同中国决策层中的不同意见交织在一起。10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确定了出兵朝鲜，不过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同苏联协调政策。毛泽东在会后电告斯大林，中国出兵需要些时间，并准备派周恩来到莫斯科详细商谈。周恩来随即启程前往苏联，与斯大林直接谈判。

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出兵以后，苏联应承担何种义务。这个问题包括苏联是否根据中国的要求，提供足够的帮助；以及如不能完全满足中国的要求，在苏联承担何种义务的条件下，中国仍然可以出兵朝鲜。从整个交涉的过程看，中国为了与苏联协调政策做出了巨大努力。苏联方面满足了中国的基本需要，包括为中国的东北和沿海地区提供空中保护，向志愿军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等。但是在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按中国方面的要求做出保证。

从与苏联协调政策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要求是有上下线。作为绝对的条件，苏联的援助必须要满足保障中国本土安全的需要，包括重申中苏条约中的义务，以及为中国的大城市提供空中保护。上线则是为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包括空中掩护。这些条件反映了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特点，即不论任何决策都遵循确保本土绝对安全的原则。

如上所述，派遣志愿军参战是经反复讨论才决定的，但这期间出兵的准备工作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8日毛泽东即发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待命出动到朝鲜同美军作战。18日，周恩来返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向志愿军下达了入朝作战的正式命令。第二天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进入朝鲜作战。

在讨论出兵朝鲜决定的不同阶段上，均可以看到有几个关键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对中国战略利益的理解和判断；对美国在朝鲜进行军事干涉的动机的判断；对朝鲜战争的军事形势的基本估计；与同盟国的关系，等等。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解放军在抓紧解放西藏和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导致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判断。有三个基本的因素促使他们下决心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第一，反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使用武力。美国从决定进行军事干涉开始，就没有将军事行动仅仅限制在朝鲜半岛，而是同时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和在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些军事行动显然是一场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而且包含着针对中国的强烈企图，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在东亚进行军事扩张的借口。美国的扩张使中美冲突难以避免，不坚决予以反击，就不能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上述认知，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主要动力。从历史上看，中国不能容忍一个敌对大国的军事力量过于接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只要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必然要作出反应。所以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反击。

第二，反击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封锁台湾海峡，阻挠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美国封锁台湾海峡，阻挠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美国在军事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即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难以容忍的入侵和对抗行动。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对美国军事干涉的谴责，最初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中国革命运动有三层含义：政治革命，推翻以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政治秩序；民族革命，推翻列强在中国的统治，摧毁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统一，结束自清王朝覆灭后国家长期的分裂局面。台湾问题的存在实际上表明，中国革命运动未能彻底实现其目标。

早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考虑解放台湾的问题。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开始同苏联商谈建立海、空军。此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军事准备，组建专门部队，在1951年适当的时机，彻底解放台湾。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最初并没有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从无掠夺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的野心，也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对台湾的地位不存在法律上的质疑。中苏同盟确立之后，美国内部反对放弃台湾的压力迅速增加。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这种改变对台政策的努力达到高潮，杜鲁门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议对台政策。5月29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声称，台湾如落入共产党手中，“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美国能以一种超然的或学究式的观点看待这一局势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迅速调整对台政策提供了契机。6月27日，杜鲁门在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时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将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此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府就明确地把对台湾行动的目的分为两方面，一是应付朝鲜战争，二是实行一项“长期政策”，阻止中国统一台湾。显然，美国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封锁台湾海峡，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

美国封锁台湾海峡使解放军无法执行既定的战略。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从此，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同美国进行长期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

中国立即开始了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的外交斗争。8月下旬，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就美国侵占台湾及美国空军侵犯中国领空等提出控诉，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促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撤出军事力量。9月29日，安理会将中国控诉案列入议程，随后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美国侵略中国的议案。中国政府任命的伍修权为大使级特别代表赶赴纽约。11月23日、30日，伍修权在安理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就台湾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伍修权要求安理会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制止美国的侵略。在美国的操纵下，不仅安理会拒绝讨论中国的合理建议，而且联大第一委员会也对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中国案拖延不讨论。伍修权一行于12月19日离开纽约回国。

中国同时开始调整军事部署。中国决策层6月30日即认为，有可能需要推迟进攻台湾的时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必要时要准备援助北朝鲜。此后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推迟解放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原准备解放台湾的战略预备部队第九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十九兵团，均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中国不放弃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入朝作战是很困难的。可以说，美国封锁台湾海峡是导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直接原因之一，美国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受到美国的威助。

第三，是否出兵朝鲜也涉及中国的国际威望。威望本身就是一个国家重大利益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最高层次上，可以概括为“存亡、兴衰、荣辱”。

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中国的威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整个周边地区的威望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极其复杂，加上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对美国的军事干涉和挑衅予以反击，从而树立起足够的国际威望，要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宁，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将是非常困难的。其次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这方面的考虑一直影响着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过程。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军事目标的提出、调整和实施，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抗美援朝的目标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参战的战略目标；第二是具体的军事目标。做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深入地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

战略目标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和支持北朝鲜坚持抵抗美国的入侵。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体现在“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概念中。“朝鲜战争局部化”的含义包括：（1）尽可能避免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2）不准美国在朝鲜北部，尤其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中国决策层从决定出兵朝鲜起，便提出了朝鲜战争局部化的目标，争取“战争局部化”是中国决策层自始至终考虑和争取的目标，它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出兵的决策、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以及确定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

周恩来10月3日同潘尼迦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使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概念，即在朝鲜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而首要的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些内容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战略目标。

美国将战争扩大到北方以后，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选择在朝鲜打败或打退美国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本土的安全。当然，出兵朝鲜同样面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风险。毛泽东从决心出兵的时刻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做最坏的准备也是中国决策层决定出兵后的共识。不过这毕竟是准备，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前景，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受损害的程度。

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协调政策的过程中，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苏联必须为中国本土安全提供保障。在10月3日，毛泽东向苏联方面转达了对出兵参战可能引起美国与中国“公开冲突”的考虑。斯大林在答复中主动提到中苏同盟条约，表示如美国扩大战争到中国本土，苏联将与中国并肩作战。毛泽东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强调了苏联空军保护中国本土的重要性。苏联方面对此给予明确的保证。苏联的承诺对中国决定出兵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全国性的防空准备。可以说，志愿军入朝作战时，中国本土安全已经获得了基本的保障。

关于志愿军出兵朝鲜后要达到的军事目标，在出兵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它既受到与盟国的关系、战场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概念有密切的关系。

从10月2日起，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的。他在电报中说，中国既然出兵朝鲜半岛，就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毛泽东在提出这个目标的同时说明，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其中“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

实际上，8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出兵参战时，就提出要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随着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按照中国领导人8月下旬的估计，朝鲜战争将长期化，人民军会主动后撤，中国如果出兵，重点还是帮助北朝鲜打赢。毛泽东在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的目标，还没有经过集体讨论。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受以往对战局判断的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二个目标是10月3日周恩来提出的，即恢复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状况，包括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并最终撤出朝鲜半岛。周恩来在与潘尼迦的谈话中说明：“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周恩来的谈话表明，中国首要的关注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立刻停战和外国军队撤出。从谈话发生的时间看，这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经过讨论后的共识。在这里“三八线”并不是作为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提出来的，不过可以判断它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条“安全线”。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军不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不会参战。由于周恩来的谈话发生在中国决策层讨论后，它对后来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个目标大致是在10月中旬确定的，即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争取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先屯兵于朝鲜北部进行6个月的防御作战。毛泽东获知苏联不能在北朝鲜战场提供空军掩护后，即设想志愿军入朝后，到元山、平壤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6个月后再进攻美军。10月14日，毛泽东经过与彭德怀等人反复交换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志愿军初期的作战方针：“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这其实就是争取暂时的“出而不战”，暂时不直接与美军作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上述三个目标是相继提出的，而且每个决定的出现都有具体的背景。不过比较有可能的是，这些军事目标共存于中国决策者心中，当时并不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决策目标的一种弹性。在志愿军参战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弹性和模糊性作了典型的概括，即通过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知难而退”，同时争取更好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先后提出的三个目标中的每一个，都反映了协调“国际主义”和国家安全利益等两个方面的需要，这也是军事目标出现弹性的原因之一。所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提出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就是单纯地追求“国际主义”。将美军逐出朝鲜半岛同样也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安全，从根本上解除美国的威胁，而且有可能为解决台湾问题造成比较有利的局面。

总而言之，中国参战的军事目标是逐步形成的和有弹性的，它的确定主要服从于中国在出兵决策问题上对战略利益的考虑和对力量对比（包括盟国的援助）的实际情况的估计等。

如上所述，中国领导人在出兵作战的目标上保持着弹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出兵决策的过程中，不论基于何种理由，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的作战目标呈现向下滑动的曲线，即在考虑可能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逐步降低作战目标。“三八线”差不多就在这条滑动曲线的中间。

从志愿军进入朝鲜初期的军事行动看，毛泽东明显趋向于提升作战目标。影响中国决策层迅速调整作战目标的首要和直接原因，是朝鲜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致使志愿军无法按照原定方针，进行防御作战。

根据对志愿军参战初期的军事设想，志愿军领导人选择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即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具体部署则是争取控制龟城、泰川、德川、宁远到五老里一线，展开积极防御作战。不过志愿军进入朝鲜时，军事形势与设想的已经完全不同。

美军占领平壤后，迅速向北进攻，其战略企图是迅速占领朝鲜北部边界的战略要点并封锁边界。至10月20日，即志愿军进入朝鲜的第二天，西线的南朝鲜先头部队三个师已经进抵离志愿军预定防线90—130公里的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东线南朝鲜先头部队一个师则已经进入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此时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为四个师又一个团，他们离预定防御地区的距离比南朝鲜军队要远将近一倍。10月21日，美军从平壤、元山全线向北进攻。

当时志愿军不得不改变预定的作战计划。毛泽东于10月21日打电报给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指出应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向南朝鲜军队发动进攻，作战目标是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以转变朝鲜战局。志愿军指挥员同样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并且也认为已经无法实施预定的作战计划。彭德怀认为，志愿军有可能立即以运动战方式，歼灭部分南朝鲜军队，打击美军士气以使其不敢冒进，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按原定设想继续部署防御。他在10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志愿军应在半年内坚持防御方针，争取时间准备反攻。目前的战役目标是歼灭两三个南朝鲜师，然后仍按原计划在元山、平壤以北山区防御，支持朝鲜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在随后的回电中，提出根本改变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他认为由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志愿军初期作战可能导致三对变数：其一是如果志愿军取得较大的胜利，联合国军将停止进攻甚至在一些地区后退；反之如果战果不大，联合国军增援迅速，战局将对志愿军不利。其二是如果美空军给志愿军造成重大损失，志愿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反之如美空军无法造成严重破坏，志愿军则可以通过运动战大量歼灭联合国军，或迫使美国进行和谈，或志愿军逐一攻占所有的大城市。其三是美军大量增兵而志愿军运动战并不顺利，将造成志愿军被动和困难；反之则对志愿军有利。根据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个新的作战方针远比此前的设想富于进取性，同时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弹性。其上限包括在具备某种条件的情况下（如美空军作用不大等），通过运动战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下限则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长期作战，争取和谈。

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对于战役的结果，彭德怀的评价是中肯的，即主要的意义在于稳定北朝鲜的人心和使志愿军可以立足，但是歼灭美军有生力量不多，尚不能根本扭转战局。

第一次战役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决策层对作战方针的思考。一方面，战役的胜利使中国领导人决心继续采取运动战，争取迅速大量地歼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有限性也明显地制约了他们对第二次战役目标的确定。毛泽东认为，志愿军的下一个作战目标就应该是争取根本转变朝鲜战场的态势，即经过一到二次作战，将志愿军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

根据上述改变朝鲜战局的设想，毛泽东于11月初提出，将德川方向作为战略重点，在元山、顺川铁路以北地区创造战场，消耗联合国军的兵力。此后不久，他进一步明确，争取在第二次战役中歼灭美军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如此志愿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美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占领平壤，基本达到预定的作战目标。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次战役目标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歼灭敌军主力，为迫使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奠定基础。发起第三次战役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应该在何时发起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领导人曾经设想，彻底打败美军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第三次战役最好推迟到1951年春季或二三月，目前志愿军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以便部队能应付艰苦的攻击作战。毛泽东则提出，应将第三次战役提前到1951年的1月上半月。

第二个问题是志愿军是否要越过“三八线”。如前所述，越过“三八线”并不是志愿军入朝初期的军事目标。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参战的战略意图和初期军事目标的确定等各个方面考虑，越过“三八线”也不是中国参战后非实现不可的作战目标。志愿军在发起第三次战役时将突破“三八线”作为预订目标，超出了初期的设想。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起两次进攻作战，部队十分疲劳，战线拉长造成军需供应极度紧张，以及美军的有生力量损失并不严重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

12月8日，彭德怀即令志愿军各部向“三八线”附近的攻击位置挺进。他同时电告毛泽东，如果能歼灭美军第24师、骑一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两个师，志愿军将越过“三八线”并争取占领汉城；如果不能歼灭上述几个师，即使志愿军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前进。他建议如果形成后一种局面，应在“三八线”做充分准备，同时派朝鲜人民军深入南方作战。毛泽东则主张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中要坚决突破“三八线”。

有几个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志愿军应突破“三八线”。首先是在12月初毛泽东便提出越过“三八线”攻占汉城的设想。12月3日他与金日成的会谈反映出对战局的看法出现两点变化：其一是达成迅速结束战争的目标更为突出；其二是明确将联合国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必要条件。其次是一些国家提出调停方案，要求立即停战或沿“三八线”停火。毛泽东认为，在志愿军正发动进攻并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在“三八线”止步不前，将不可避免地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实际上接受了外国调停的印象。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大量增加军费，并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贸然接受调停或停止进攻，会严重损害中国的政治威望，使中国在未来可能的政治解决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最后是苏联方面希望志愿军继续进攻，打过“三八线”。斯大林还表示向志愿军增加提供2000辆汽车。

志愿军领导人结合朝鲜的态势和志愿军的实际情况，为第三次战役制订了“稳进方针”，即在进攻作战中“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越过“三八线”以后能否控制占领地区也要视情况而定，志愿军仍有可能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彭德怀的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表示支持志愿军“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稳进”方针保证了第三次战役基本上达到了它的政治目标，同时避免了在军事上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12月31日，志愿军在200公里的宽大正面发起进攻。这次战役没有达到大量消灭美军的目的，不过志愿军打过“三八线”并逼近“三七线”，迫使美军再次全线后退，在国际上造成极大的震撼，使中国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并且基本奠定了对付美军反攻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

当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并迫使美军大溃退时，联合国停火三人小组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1）立即安排停火；（2）一旦实现停火，应采取进一步措施；（3）所有非朝鲜军队分阶段撤出，由朝鲜人民表达他们的愿望；（4）在朝鲜建立政府以前，依照联合国的原则保证朝鲜的和平与安全；（5）组成适当机构，包括中美苏英，讨论解决东亚其他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该提案于1月13日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当时美国没有反对。美国政府实际上并不赞成，但估计中国方面不会接受，这样美国在政治上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三人小组的方案，一方面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立即停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使国内出现了对迅速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估计过高。国内舆论中出现诸如“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等口号。毛泽东本人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也明确提出“解放全朝鲜”的作战目标。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在一场有限战争中，阶段性、战术性的胜利等很容易导致战争目标的扩大。

关于同意停战谈判的决定，早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就开始酝酿，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在1951年5月做出最后决定。2月中旬，志愿军开始全线转入防御，彭德怀回到北京。他同毛泽东和其他在北京的领导人等多次讨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方针和今后作战的指导思想。经过系统了解和讨论朝鲜战场的形势后，中国的战略方针出现新的变化，毛泽东开始改变“速胜”的观点，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3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决策层的决定电告斯大林，说明“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的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根据当前战场形势，“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并将“再占汉城，再过三八线”，对此要有准备。斯大林同意中国的决定，并表示将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3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的决定和斯大林的回复转告金日成。至此中国完成了与盟国的政策协调。3月14日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4月初退至“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防御作战。

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此次战役是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情况下提前发动的。战役方针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大量杀伤当面敌军，打破敌军登陆作战计划，夺取战场的主动权。至战役结束时，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线，战争呈相持状态。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从以进攻为主的运动战转为积极防御。在此军事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停战谈判。

从当时的军事态势看，志愿军打到“三八线”已经超出了出兵时的预想，为“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构想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与此同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弱点，如无空军掩护，部队机动能力不足，战线拉长后后勤供应极其困难等，一时难以克服，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美海空军对中国本土的攻击。美军在前两次战役遭到沉重打击后，迅速改变战术，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像前两次战役那样，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总而言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打破军事僵局。

从对手的情况看，也出现了停战的条件。美国也看到朝鲜战争由于中国参战而完全改变。1951年4月1日，坚持扩大侵朝战争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被突然撤换。这意味着美国最终确定了在朝鲜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方针，即在获得可以防御的军事地位后，争取实现停战。5月间，美国就停战谈判问题与苏联进行了接触。

6月初，苏联方面向中国通报了美国代表凯南与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马立克会谈的情况。毛泽东随后邀请金日成访华，双方在判明美国只打算进行一场有限战争的情况下，提出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6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在停战问题上的立场，即以“三八线”为界停战。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

经中、苏、朝三方协商之后，6月23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发表演说，主张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30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日，中朝方面表示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此后，朝鲜战争转入为期两年的边打边谈阶段。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直至1953年7月27日才结束。根据双方协议，谈判只涉及军事方面而不包括政治方面。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设立军事分界线问题；第二，停战监督和战后限制朝鲜境内军事设施问题；第三，战俘问题。这三个问题是陆续解决的。

1951年11月27日，谈判双方首先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决定以实际接触线为界，双方军队各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这条分界线与“三八线”相差不多。1952年5月，双方又解决了停战监督和战后限制朝鲜境内军事设施等问题。最后在战俘问题上，双方的主张截然对立，造成长期僵持。中朝方面主张，按照国际惯例和《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美方则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其目的是以此换得中朝在其他方面的让步，并且可以利用所谓“自愿遣返”战俘进行“精神战”，即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美国军方则担心大批战俘被遣返后，有可能再次加入中朝军队作战。

谈判开始后，美国不断向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使用空中绞杀、陆地和海岸进攻等方法，以迫使中朝方面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则利用地形，构筑坑道，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大量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中国国内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备力量轮番入朝作战，志愿军空军也开始出战。停战谈判所取得的每一次进展，都同战场上的形势变化紧密相连。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人在周恩来赴苏参加斯大林葬礼时表示，朝鲜战争拖下去对苏联和中国都不利，因此应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取得和平的主动权。中朝方面经考虑同意了苏方建议。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提议参战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谈判随之出现转机。6月8日，朝中方面与联合国军方面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至此，关于停战的全部议程都已达成协议。1953年7月27日，交战各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终于结束。从1954年9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从朝鲜回国。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场时间较长、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虽限于朝鲜半岛，但参战国家很多，实际是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一次全面对抗，其影响远远超出局部战争的范围。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建国后不久即被迫接受的一场挑战，中国决定抗美援朝出兵朝鲜，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和深远的。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中国的东北边疆得到巩固，国家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国军队获得了与强敌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抗美援朝战争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中国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中美之间的对立也从此被固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