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道教与道教异端

尽管今天释、道二教被我们视为正统、合法,但在历史上的某些特定阶段,两者之间连绵不断的争斗固不待言,即使就各有偏好的统治者而言,也往往视此方或彼方为“妖妄”。在道教、释教的演变过程中,它们与统治者和社会主流的关系,确实多有不和谐之处,尤其是在它们的早期。而且,由它们内部分裂而出的一些异端教派,以及打着它们旗号的某些教派,其言其行,确实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秘密宗教已经相差无几。

因为“五斗米道是中国秘密宗教的鼻祖”、太平道乃“千古习邪之首恶”,我们就从这两个“原始道教”教派说起。

一、张道陵家族的五斗米道

西汉时,社会上巫风弥漫,神仙方术盛行。这种风气浸润于文人之中,形成了一个喜好方术并以之作为攀龙附凤工具的特殊群体。同时,一种充斥着谶语和迷信、类似宗教经卷的典籍也逐渐形成规模。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说“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收徒夏贺良、丁广世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未断而忠可病死。至哀帝时,夏贺良等踵行教业,再次向朝廷进言,虽曾一度得到皇帝许可,但最终被朝廷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之名诛之。《汉书》卷七五,列传第四五·李寻。按,本书所引百衲本《二十五史》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不一一注明。

此风并未稍息。东汉顺帝时,张道陵著《太平洞极经》144卷,自称系老君所授,此经今佚。见陈撄宁:《道教与养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54—55页。按,陈撄宁先生是近代著名道教学家、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同时,著名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问世,该书继承发展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中受天帝之命下凡教人的思路。此书的出现还有一段神话:“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汉书》卷三〇下,列传第二十下·襄楷。桓帝时,襄楷再献该“神书”,仍未能受统治者的重视。据《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可知,《太平清领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可见《太平经》在顺帝时已经编纂成书。它是正统道教出现之前问世的一部经典。这部“神书”,为后来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教义上提供了参考。

东汉末顺帝时,沛国丰县人张陵(即张道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创立五斗米道,并以家族掌教方式递传,“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鲁。后张鲁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学道者名“鬼卒”,设道首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诸“祭酒”作义舍,“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同上。

五斗米道的具体传教方法是由祭酒“主为病者请祷”。祈祷的方法是,书写病人名姓,说明悔罪之意,作表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鱼豢认为这种方法“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竟共事之”。鱼豢:《典略》,《三国志》卷八,魏书八注引。

张鲁割据汉中,奉行五斗米道,在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加强对治下民众的控制。

经济上,以米五斗为入道修道之费,每年十月一日为作会之期,届时,道众同集天师之治,将米付于天仓以及各地义舍之中,以防凶年饥荒,且往来之人不必备粮。这种方法对于社会上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百姓而言,极有诱惑,实际上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救饥疗病、互助防灾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见到各种民间教派背后的经济因素。

政治上,设立二十四治,有治头、祭酒等职分,凡入道者都编有户籍。

宗教上,立张氏家长为教主,制定科仪。其教有“三会五腊”之设。“三会”即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天官会,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地官会,十月十五日为下元水官会。届期,道众聚会,举行一定的仪式,由天、地、水三官考校功过,并受符箓经法,斋醮祈福。所谓五腊,即正月初一天腊,五月五日地腊,七月七日道德腊,十月一日民岁腊,十二月五日侯腊。教主声称,参与五腊之会可以延生益寿。在教内,张姓教主以太上老君转世临凡身份,被封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所行为“正一盟威之道”,后来的天师道或曰正一道即由五斗米道演变而成。

这个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尽管割据一方,却颇有生气,但在统治者的眼里仍属邪门歪道,所以在正史中,五斗米道往往被冠以“米贼”的帽子,其教义被视为异端邪说,其活动被视为“淫妄”,甚至指责它“诳诱愚民,招合凶党,敛租税米,谋为乱阶”。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军征汉中,张鲁不敌,降曹,其教民也被迫东迁。这一事件在客观上造成了“(五斗米道)自流徙以来,分布天下”的局面,并埋下了以后孙恩、卢循起义借为工具的伏笔。

五斗米道自张陵创教到张鲁降曹前后近百年,就其历史地位而言,一是成为后世道教的主要源流之一,二是与太平道及张角黄巾军一起开启了后世秘密宗教的先河。

二、“大贤良师”张角及其太平道

由于两汉朝野上下崇信方术,下层社会拾其余绪,往往用为造反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仅桓帝一朝,借用“妖言”造反的就有20起之多,至灵帝时,更形成“妖贼大起”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一些心怀逆志、具有宗教色彩的人物应运而出。

前面说过,顺帝时,琅邪宫崇曾以其师于吉之“神书”《太平清领书》关说朝廷未成。由于该书“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后汉书》卷三〇下,列传第二十下·襄楷。。可见,张角显然是受到该书的影响的。

据《后汉书》记载: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因为信徒渐众,张角便派遣弟子八人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后汉书》卷七一,列传第六一·皇甫嵩。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当时人民争先恐后入教的情形时说:“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八,汉纪五十。十余年间,张角便招集徒众数十万,连接郡国,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官民矛盾尖锐,天灾频繁,瘟疫流行,民众身心俱病,社会极度动荡,张角等人以巫术方法救死扶伤,取得一定效果后,便打着“致太平”的旗子,有意识地扩大组织,创立太平道,图谋起事。

张角打着宗教旗号行事,这种隐蔽的策略十分成功,甚至一些郡县官吏都“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同上。

张角的太平道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势力急剧膨胀,“徒众数十万,连接郡国”。这时,张角再也不满足于一个巫者兼传教人的角色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图谋在张角心中萌发并着手实施。其途径有三,一是暗地里把宗教组织改造为军事组织,二是造作谶语作为改换天命的依据,三是联络宫中中常侍封諝等人作为内应。

据记载,张角设置三十六方,所谓“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四处传言“苍天将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后汉书》卷七一,列传第六一·皇甫嵩。

到了中平元年(194年,甲子年),张角等人着手起事,但在准备的过程中,由于内部有人告密,朝廷先是在洛阳车裂“大方”首领马元义,随即“案验宫省卫(清理张角的宫中内应)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并谕令冀州等地“逐捕角等”。张角被迫打乱原计划,仓促竖旗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宝弟张梁称“人公将军”。毕竟因为张角等人长时间的潜行默运,人多势众,且一时俱起,在起义之初把官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同上。

张角徒众“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祠天。”另据记载:“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后汉书》卷一〇七,志第十七·五行五注引《物理论》。这种眩人眼目的大片黄色,以及他们的巫术性传教内容和“杀人祠天”的行径,人们归之为秘密宗教或“邪教”一类,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角太平道与黄巾大起义被有些人称为“黄巾模式”,即宗教性叛乱。清代地方官员黄育楩甚至指称黄巾“为千古习邪之首恶”。(清)黄育楩:《续刻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这场叛乱给人们很多启示,以下几点要特别注意。

第一,民众是真诚地信仰太平道的,因为张角等人确实能“以符水疗病”并带来精神安慰。如果说“宗教是人们精神上的鸦片”的话,那么,当时在下层社会中痛苦呻吟的人们迫切需要这种鸦片的麻醉。

第二,有野心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叛乱领袖。一个有私心、目光短浅的宗教首领至多只会将宗教行为局限于纯宗教的范围,或是用为骗人、害人、敛钱的勾当。而目光远大者,就会利用宗教作掩护,待机而发。

第三,在社会安定时期,迷信、宗教信仰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叛乱,但是,当社会矛盾尖锐时,如阶级的、经济的、宗教的、自然环境等种种因素的刺激,有野心的宗教或宗教异端领袖便利用谶纬、谣言煽动人心,发起宗教性叛乱。

第四,太平道大量吸收了秦汉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观念,试图打造出自己的“黄天泰平”世界,所以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汉行已尽,黄家当立”的政治口号。“致太平”思想成为后来历代宗教性与非宗教性农民叛乱的主要指导思想。所谓“太者,大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太平经合校》卷四八,三合相通诀第五十八。。后世的“均平”、“均贫富”、“均田免赋”等口号莫不导源于此。

第五,尽管太平道、五斗米道成为后来正统道教的源流,但它们并不等于正统道教,有人称为“民间道教”或“原始道教”。他们的思想信仰、组织方式、斗争目标更多地影响了后世的农民叛乱与民间宗教。参见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6—67页。

我们还要注意到,《太平经》中不仅提出“致太平”的理想,而且还有不少反对独占财物,主张互助以及自救救人的内容,比如说:“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咒骂独占财物不分赐贫者为“仓中之鼠”,提倡“人有财相通”、“见人穷厄,假贷与之,不责费息”等。张角太平道吸收了这些内容,以之吸纳群众,号为“以善道教化天下”。

“黄巾之乱”给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黄育楩之所以把张角太平道指为“千古习邪之首恶”,固然是因为黄巾起义众至百万,导致汉室倾覆,同时也确实与张角党人以巫术符咒、谶纬迷信等行事手段有关。同时“黄巾之乱”也给后世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造反提供了样板,“后汉张角、张燕辈,……至其滋盛,则剽劫州县,无所不为,其流至今,蔬食事魔夜聚晓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观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宋)方勺:《泊宅编》卷第五。张角也被有些秘密宗教奉为祖师或崇拜的偶像,例如:“(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宋)洪迈:《容斋逸史·方腊起义》,也可参见(宋)方勺:《青溪寇轨》。

按,祝由术是古代巫术、医术中的一门,《太平经》云:“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调为神视也。视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天上神本文传经辞也。”《太平经合校》卷五〇。这种以符祝治病疗疾的方法也深深影响了太平道,所以张角等人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师持九节杖为符祝,因以符水饮之”,“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在古代,由于生产生活水平的低下,疾病是困扰人们的重要问题,各类宗教与民间宗教组织都以祛病除灾、祈福延年作为传教的手段。

汉末至三国两晋时,北方极度动荡,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太平道势衰,天师道开始传入相对稳定的江南地区。

三、“李弘”、“李脱”、“李老君”

五斗米道、太平道被视为后世道教的源流,与这类“原始道教”相伴生的还有其他一些“外道”,如三国时从巴蜀传入江东的民间道派李家道。据葛洪说,东汉三国之际,巴蜀之地的方士中,多有参与创立五斗米道者,其中多有李姓,如修道炼丹的李阿,又名李八百,“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们把这些人称为“李家道”。到三国时,更有一个叫李宽的人冒称李八百来江东传道:“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其怪异如此。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炁而已,了无治身之要、服食神药、延年驻命、不死之法也。……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之九。

称言“李八百”的并不止于李阿,如道士李脱,“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晋书》卷五八,列传第二十八。其行为也不止于“转相教授”,例如,“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连接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同上书,卷一〇六,载记第六。太和五年,“广汉妖贼李弘与益州妖贼李金根聚众反。弘自称圣王,众万余人,梓潼太守周虓讨平之。”同上书,卷八,帝纪第八。此外还有“李申”等名目。有关李弘、李特、李申等名目,可以参见葛洪《抱朴子》内篇各卷。

蜀地受五斗米道影响的李家道以祝祷符水为人治病,设道室名庐,病者入庐斋戒祷告,与五斗米道颇相似,在三国时期东进布道,为南传的五斗米道—天师道推波助澜。

加入李家道者多为李姓,可能多为假托,与老子姓李名聃不无关系。魏晋时,李家道不仅在巴蜀和江东流行,还向北发展至中原地区。其“冀得度世”、“应谶当王”的思想对处于动乱年代的人们多有影响。从魏晋以迄隋唐,历史上屡有假称“李弘”、“李脱”之名造反者。把“李弘”说成是老君的化身并不止于李家道,如道经《老君变化无极经》云:“老君变易身形,出在胡中作真经。……胡儿弭伏道气隆,随时转运两汉中,木子为姓讳弓口,居在蜀郡成都宫。”“木子”、“弓口”,即李弘。另一部道经更说李弘应劫下为人主。见《正统道藏》寒字号《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这种思想必然会点燃动乱之世的人们的希望之火。

这种现象之频繁发生,正如《老君音诵诫经》所言,“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正统道教自然对此感到恐慌,因为这将阻碍道教的发展,遂借老君之名加以指责:“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反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吾大嗔怒,念此恶人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又指称其行为之“恶逆”:“愚人狂诈万端,人人欲作不臣,聚集逋逃罪逆之人,及以奴仆隶皂之间,诈称李弘。”《老君音诵诫经》。

实际上,这类造反只是假借李弘及民间道教的旗号,深层的社会政治背景才是他们行事的真正动力。自从原始道教出现以后,我国历代农民起义与宗教发生产关系的大致情况是:初则利用道教,如后汉末年太平道的张角、五斗米道的张修和张鲁;晋南北朝有所谓李脱、李弘等;继则隋唐至宋元时期利用佛教的弥勒菩萨,宋代又利用外来的摩尼教(如北宋方腊),而摩尼教又兼奉早期道教的张角来壮大力量;近代太平天国革命则利用基督教,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如此等等。我国历史上农民暴动、农民战争,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往往与宗教结不解之缘。因为秘密宗教的吸引对象就在于广大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生灵之中。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序言,第4页。而宗教与秘密宗教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可以相互转换的概念。

四、孙恩、卢循之乱

在南北朝时期,利用五斗米道—天师道造反,最著名者系人们习称的孙恩、卢循起义。以往人们只是注意到了这次起义所谓反抗封建统治的正面意义,对其中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非人性的一面却很少加以关注。

五斗米道、太平道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镇压和压制,但是,崇尚鬼神和成仙之道是当时的社会风习,所以,它们尽管未能建立神权统治,却在宗教道路上相机发展,并逐渐走向上层,其影响及于全国。这一现象,与五斗米道—天师道的上层人物日益脱离下层道众,试图得到士族及当权者的庇护有关。到三国两晋时,社会上崇尚玄、佛、道之风大兴,豪门大族、名流学士纷纷信奉天师道。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考证颇详。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加入天师道者,为数甚众。举其大者就有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琅邪王氏、阳夏谢氏、高平郗氏、冯翊寇氏、陈郡殷氏以及晋王室司马氏等等。这表明,天师道在向上层社会的传播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预示着天师道开始登上了正统地位。这时,孙恩、卢循起义,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一转变的完成。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孙恩字灵秀,祖籍琅邪。孙家后来迁居会稽,世奉五斗米道。孙恩叔父孙泰,字敬远,师事钱塘身怀“秘术”的杜子恭。子恭死,孙泰传其术,他的传教方法比杜子恭高明,史称孙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晋书》卷一〇〇,列传第七十·孙恩。孙泰接掌教权之后,不仅以“小术”“诳诱百姓”,还特别注意在门阀士族中发展教徒,“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将军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同上。

经过经营,孙泰官至辅国将军、新安太守,孙恩之妹嫁给范阳士族卢谌的曾孙卢循。孙泰、孙恩的政治、宗教地位骤显,便萌发了更大的政治野心。据载:孙泰见天下兵起,随“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这种情况引起了会稽太守王道子的注意,搜捕孙家,诛杀孙泰,孙恩被迫逃亡海上。道众得知孙泰之死讯,“惑之,皆谓蝉蜕登仙”,并纷纷接济逃亡海上的孙恩。孙恩得以喘息,随即“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吴郡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史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同上。

孙恩以会稽为据点,自号“征东将军”,并打着宗教迷信旗号,采取滥杀无辜的极端行为:“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水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众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晋书》卷一〇〇,列传第七十·孙恩。后来,孙恩失败,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余众复推孙恩妹夫卢循为主。据记载:“自恩初入海,所虏男女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才)数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同上。

造反者对不响应起义的五斗米道信仰者也一概视为“异己”,格杀勿论。如王羲之次子王凝之奉道甚虔,时任会稽内史。孙恩大军将至,“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静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晋书》卷八〇,列传第五十·王羲之。

造反者的这种残酷行为,既与他们“登仙堂”的信仰有关,也是当时社会矛盾及“以暴易暴”观念的结果。

正统道教形成之前的五斗米道、太平道,确实包含了许多妖妄、怪诞的成分,葛洪后来曾有点评,对其中祭祀首过和符水治病之法,直接指称为“妖道”。他说,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箧柜倒装而无余。或偶有自差(瘥),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或穿窬斯滥,丧身于锋镝之端,自陷于丑恶之刑,皆此之由也。”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之九。这种现象实则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有关。

寇谦之在改造道教的过程中,也竭力主张清除原始道教中淫邪的一面:“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魏书》卷一一四,志第二十·释老。所以,道教的形成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的。

正统道教形成后,并未将民间道教摄化净尽,相反,道教异端以及涂抹道教色彩的秘密宗教不时出现在历史上。在宋金元更替时期,道教发生了新的裂变。在金统治下的北方,相继出现了全真、大道、混元、太一等教派。这些新的道教派别初起时,都在民间流传,属于民间道教。统治者及正统道教代言人把这些教派的行事视为异端邪说,如金代耶律楚材就指称:“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老氏之邪也。”(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八,《西游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