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直观而言，中国社会可以分为“显性的”与“隐性的”两个层面。作为“另一个中国”，秘密社会，或曰地下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真实模拟。故而，我们在讨论宗教、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以及社会变迁等问题时，尤其有必要着眼于那些不为人知的社会集团及其信仰取向。

民间教派、秘密教门、“邪教”之类，都属民间宗教结社，在中国，最早起源于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异端教派。这种因宗教异端而形成的“邪教”或秘密宗教，在中国社会之蔓延，一直持续至元末白莲教形成、红巾军起义爆发、元亡明兴为止；其后，进入比较正规意义上的明清秘密宗教发展时期；在民国以后，这些教派被泛称为会道门。

本书除了勾勒中国秘密宗教的发展线索以外，着重于对明清秘密宗教诸层面的分析论述。明清秘密宗教之形成，除了弥勒教、白莲宗、摩尼教等宗教异端教派的影响以外，明清时期三教合一思潮对秘密教门信仰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大多拥有自己的经卷（一般称为宝卷），多以杂糅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的内容为其特色。

由于秘密教门日常潜伏民间，蓄势待发，往往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所以，历朝统治者莫不视为心腹之患，严加惩治。但由于这些教门触角四伸，网络密布，代代继起，难以根绝。教门的起事与叛乱，与其信仰有密切关系。关于教门的信仰，明代一位官员曾评论道：“以成佛成祖之邪说，蛊惑人心；以为帝为王之狂谋，激动众听。谬谓得其法者，不逢灾患。遂至从其教者，遍满闾阎，结会传香，订盟啸聚，阳以举行善事，阴实包藏祸心。有司惧发大乱之端，无故不敢挑衅。奸民遂乘多数之侯，挟众辄自争雄。难方起而决裂难收，响甫传而徒党并起。”这种议论流于表面。实际上，明清教门的信仰主要包括“三佛应劫”、无生老母信仰、“末劫论”和“劝善思想”等内容，而这些信仰是通过一定的组织、仪式体现出来的。

对于明清教门的蔓延，仅仅用阶级压迫之类的思维模式是无法解释的。有人在谈到明代教门的顽固与顽强时就说到：“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清代教门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宗教性、互助性与世俗性等特征构成了教门代代不绝（比如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会道门与“邪教”）的重要原因。秘密宗教推崇的“劫变”等信仰，是其聚会集众的凝结剂，教门内部的修道、气功、互助等内容是教门组织发展的重要动力。

分散的小农经济难以抵挡天灾人祸的打击，如果为他们提供一种集体环境，哪怕是与一般社会信条不相吻合的环境，他们为了生存，也愿意冒险一试。山东巡抚阎敬铭在谈到黄崖山教案时说：“从其教者倾产荡家，挟资往赴，入山依处，不下百数十家，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实未解所操何术，所习何教而能惑人如是之深。”

一个陷于困境的人或家庭，如果能在一个团体找到温暖，得到救助，那么，他们一般是不会去理会这个团体是不是宗教异端或“邪教”的。何况，在他们所处的“正常”社会环境里，根本无法得到“公正”与“平等”，不存在他们所期望的秩序。所以，明清秘密宗教把分散的农民纳入一个非理性信仰的王国里，在人们渴望宗教慰藉的时候，宗教信仰与团结互助的双重作用，使他们虔诚地团结在教主的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规模大小不一的组织。

客观而言，秘密宗教之生存、发展，是与传统小农社会的演变轨迹相适应的，他们之所以遭到政府的镇压、禁止，与社会肌体本身发生病变有一定关系，也与教门领袖个人的欲望、其教派的性质等因素有关。所以，多角度地探究中国秘密宗教的上下、内外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为人们深入认识传统社会中那些神秘的教派、充满诡异魅力的领袖以及民间宗教文化提供窗口，就是本书撰写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