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白莲宗到白莲教

白莲教萌芽于佛教异端白莲宗，近代革命家陶成章在其《教会源流考》一文中早已指明；近世学者凌锡安也说：“白莲教本秘密之教派，其系统出于佛教之白莲宗。”目前，这一观点已成共识。我们所要清理的，就是这一演变过程。

一、白莲宗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由于元朝白莲宗传人普度声称茅子元是“慕庐山远公（慧远）莲社遗风”才创立白莲宗的，而白莲宗所奉为弥陀净土信仰，我们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慧远结白莲社这段历史及弥陀净土信仰的来历。

慧远（334—416年），俗姓贾，雁门楼烦人。初学儒道，“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后从高僧道安学于恒山，得闻《般若经》，“豁然开悟，因投簪受业，精思讽诵，以夜继昼”，以致道安常临众叹曰：“使道流东国者，其在远乎？”元代果满《庐山复教集》云：东晋太元六年（381年），慧远率弟子至庐山立精舍修行，建寺东林，“同修净业，念佛为宗，十八贤为上首。乃种白莲花，以显佛性清净无染故，缔盟立誓，期生净邦，因名白莲社焉。”另据《莲宗正传》云：“（慧远等人）造西方三圣像，建斋立社，凿池种莲，……主张莲宗，莲风大扇，既而西方息心缁侣，绝尘信士，闻风不期而至者，凡百二十三人，共结莲社，六时行道，一意西归。”慧远提倡的是“弥陀净土法门”，以“思专想寂”四字为念佛秘要玄观，宣称人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故慧远被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

尽管慧远故事被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视为后人虚构，但我认为慧远对后世佛教的影响至少有三点：一是“思专想寂”的弥陀净土思想；二是专念阿弥陀佛以获得般舟三昧，为佛教的民众化开辟了道路；三是结社遗风。

慧远之后，昙鸾、道绰等高僧发扬慧远思想，唐代的善导集其大成，形成净土宗。昙鸾系东魏汾州玄中寺僧，著《往生论注》，认为靠“自力”是“难行道”，解脱甚难，主张“乘佛愿力”（“他力”）往生净土，是为“易行道”，并宣称“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便可“往生安乐国土”。

安乐国即后来秘密教门中的“安养极乐国”。按照净土信仰所奉之主要经典《无量寿经》的说法，西方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之地是由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这七种宝物铺成的，光彩闪耀，瑰丽无比；这里既没有山海河谷，也没有四时交替，永远不寒不热，温度适宜；到处是由七宝组成的树林，“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荣色光曜，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如”。无量寿佛说法地方的“道场树”，由各种宝物组成，“微风徐动，吹诸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听到这个声音的众生，都可以成就佛道。

弥陀经典不仅虚构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还绘制了一个理想的现实社会的图景。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没有“五恶”，是一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和平安定的社会：“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家室内外，亲戚朋友，转向教语，作善为道，奉经戒持，各自端守，上下和顺，无尊无卑，无男无女，斋戒清净，莫不欢喜，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自相约检。”甚至连自然环境也美轮美奂：“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

尽管当时其他佛教宗派也有类似的描绘，但他们却主张通过“苦修”、“禁欲”、“摄心”等法来成就佛果，净土宗则为普通民众开了方便之门。至于唐代善导，最终确立了口称念佛之法，又叫“持名念佛”。以致有人说净土宗“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功少而得效速”，缺少文化、没有地位的下层民众深受影响，许多地方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景象，并在后世中国社会一直盛行不衰。

茅子元在南宋初年创白莲忏堂，组织男女信徒礼忏念佛，与净土宗在宋代发展状况有关。南北朝至隋唐，崇奉弥陀的净土宗发展迅速。昙鸾、道绰、善导等高僧相继出现，然其传播主要在北方。北宋灭亡，人文萃于南国，净土宗也在浙江等地大放异彩。宋代人结社念佛之风炽盛，不独净土宗，天台宗、禅宗、律宗诸宗僧侣亦结社念佛，追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仅是修持内容及层次不同而已。净、台、禅、律的融汇点皆在往生一途。茅子元居住吴郡，创白莲宗，一是慕东晋慧远结白莲社之遗风，一是当时社会风习的熏染。

两宋之际，社会风习在佛教信仰领域大致有两种趋势，一是正统，二是异端。

唐宋以来，佛堂念会极为普遍，不仅如此，佛教结社也极为盛行，如南宋杭州昭庆寺释省常立净行社，东山承天寺释本如立白莲社，霅川（今湖州）宝藏寺释齐玉立净土念佛会，松江超果寺释灵照立净土会等。但是这些佛会都是上层人士参与的念佛会（文人学士加入其间，更兼有诗社性质）。这种佛教结社之风到元明时期也未稍减。如吴自牧叙述杭州佛事盛况：“奉佛老有上天竺光明会，……其余白莲、行法、三坛等会，各有所分也。”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众多百姓的终极目的，但他们不可能插足上层净业团社。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白云宗、白莲宗应世而出，它满足了下层民众信仰上的要求。北宋末，孔清觉创立佛教异端组织白云莱。据载：“白云莱者，徽宗大观间，西京宝应寺僧孔清觉居杭之白云庵，立四果、十地，造论数篇，教于流俗，亦曰十地莱。”白云宗创立后曾遭到当局的禁断，但未能禁绝。进入元朝，甚至在崇佛的元政权支持下有所发展。受元廷尊信的恶僧杨琏真伽在浙江胡作非为，但受白云宗的奉承，元世祖应杨琏真伽之请，在杭州南宋故宫旧址凤凰山，建报国寺等五个大寺，其中般若寺就是为白云宗建的。成一时气候的白云宗甚至发展到“夺民田宅，奴人子女，郡县不胜其扰”的地步。但异端毕竟是异端，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自宋以后，历代禁民间宗教，往往以白莲、白云、明尊三家并称。”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茅子元适应下层群众的信仰需要，创立了净业团体白莲忏堂，在下层民众中收徒结社，徒众半僧半俗，男女可共同修持，“聚落田间，皆乐其妄”。白莲庵堂劝修净业，允许男女参加，佛教正统斥之为男女混杂，是搞“通淫”。但白莲宗并未因受到攻击而退缩，也没有因为遭到当局的禁断而消失。相反，在元末社会浪潮的激荡下，最终蜕变为赫赫有名的白莲教。

二、茅子元与白莲宗

南宋初年，江南出了一位上承佛门正统、下开佛门异端的著名人物，即吴郡沙门茅子元。据《庐山莲宗宝鉴》等书记载，茅子元先学天台宗教义，习止观禅法。某日于禅定时闻鸦鸣之声而“悟道”，并作偈语云：“二十余年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闻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

所谓悟道便是弃天台而宗净土，并吸收两宗内容，自立一宗，即白莲宗。《庐山莲宗宝鉴》称：“（子元）慕庐山远公（慧远）莲社遗风，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一不杀，二不盗，三不淫，四不妄，五不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普结净缘，欲令世人净五根，得五力，出五浊也。乃撮集《大藏》要言，编成《白莲晨朝忏仪》，代为法界众生礼佛忏悔，祈生安养。后往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同修净业，述《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开示莲宗眼目。”

茅子元在淀山湖创立的白莲忏堂，被人称作白莲宗，他自称“白莲导师”，其传教对象主要是下层民众。白莲宗的教义实际上是糅合了净土宗、禅宗适合民众口味的成分，“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弥陀即为众生本性，净土即在众生之心，只要“信愿念佛”，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死后皆可往生净土。这些在家修行、甚至包括“男女同修净业”的内容。遭到了佛门正统的攻击，如《佛祖统纪》的作者志磐直接指称为“邪教”，他说：“（白莲宗）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莱。受其民间宗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志磐还将白莲宗与摩尼教、白云教（北宋孔清觉所创之佛教异端教派，教徒被称为“白云莱”）放在一起评论道：“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犹五行之有涉气也。今摩尼尚扇于三山（今之福州），而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事荤酒，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自盛。甚至第宅姬妾，为魔女所诱，入其众中，以修忏念佛为名，而实通奸秽，有识士夫，宜加禁止。”按志磐的立场来看，白莲宗显系民间宗教、异端。

白莲宗摆脱了正统佛教森严戒律，允许世俗男女同于忏堂之中共修净业，的确为以往的佛教史上所未有，在中国宗教史上是个创举。世俗男女共修净业，不必落发为僧。家居火宅，婚丧嫁娶，无异于常人。既适应了一般群众的世俗生活，又符合中国社会儒家伦理的固有传统，同时满足了大批信众的宗教要求，这是白莲宗兴旺发达的最根本原因。因此，也迅速召来非议乃至诬陷。从当局角度看，白莲宗颇类宋代造反的摩尼教，有结社聚众、惑民造反之嫌。从正统佛徒角度看，它窃佛家经论，却不尊佛家规矩，不伦不类，男女混杂，所招徒众又都是聚落田里的愚夫愚妇，甚至以男女通淫相吸引，当然是大逆不道的民间宗教，当在斥伪之列。

当然，上引志磐的攻讦之语恰恰是茅子元教派的特点，信仰白莲宗者“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但念佛名”就可往生净土，加之男女一同修炼，合家修炼，可修于寺庙，亦可住家修行，成为“在家菩萨”。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佛教世俗化推进了一大步。至于白莲宗演为白莲教，成为种种异端、秘密宗教之宗，这是连身为“导师”的茅子元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并不是为了造反，但白莲宗的教义及组织形式，却为白莲宗向白莲教发展埋下了伏笔：其教义崇尚“弥陀净土信仰”，为生活于苦难中的下层民众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彼岸”图景；其修行方式简单易行，不像一般佛门宗派那样有着繁文缛节的羁绊；其组织形式以“忏堂”为主，所在成聚，“传于流俗”，平日里是烧香念佛的去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被有政治野心的首领作为起事的工具；白莲宗教徒被人称为“白莲菜”、“白莲菜人”，与屡遭禁断的明教（吃菜事魔）扯上关系，时时引起朝廷的疑忌，从其创始人茅子元起，便沉浮无定，最终成为明清民间宗教、异端的根脉。

三、元代的白莲宗与白莲教

在元代，白莲宗几经沉浮，但仍然发展迅速，白莲忏堂大量出现，信徒众多。据刘埙《水云村泯稿》记载：“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至与梵宫道殿匹敌，盖诚盛矣。”吴澄《会善堂记》亦云，其教“历千年而其教弥盛，礼佛之屋遍天下”。

白莲宗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呢？这与元朝宗教政策的相对宽松有关。

元政权建立之初，因为崇信佛教而兼顾诸教，以及一些异端教派，如糠禅（即头陀教）、明教、白云宗、白莲宗等。《元史》称：“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诸教由各地僧录司统管，上隶宣政院。而且，白莲宗产自佛教，元朝政府最初并不曾识得其真面目，故而，其寺产得以减免税赋，白莲道人减免差役。史称：“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亦或颇通奸利云。”甚至每逢帝后万寿节等节日时，白莲宗也和佛教、道教一样上表祝福。于是白莲堂、白莲庵院大量涌现，以致“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虽然我们无法整理出各地白莲会在元初蓬勃发展的统计数字，但当时人的记载，足可反映出当时的兴盛状况。

正所谓物极必反，由于元朝宗教宽容政策的鼓励，白莲宗才出现“南北混一，盛益加矣”的现象，才会演变出以后的白莲教。我们谈白莲教的形成，首先要看到白莲宗的分化演变，即由“宗”演变为“教”。

元代白莲宗势力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组织。而且，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教内各类人群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白莲宗产生了严重分化，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发展趋势。

由于白莲宗在元初曾一度受到朝廷的支持，一些教首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得到提高，他们勾通官府，跻身于社会上层。白莲道人可以娶妻生子，甚至把白莲宗宏伟的佛堂、庙宇变成自己的世袭财产。一部分人政治、经济地位逐渐上升，这些教内上层分子仍然以白莲宗正宗传人自居，恪守茅子元时期的教义，政治上亦采取与元当局合作的态度。

另外有很大一部分人由于经济地位低下，身受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逐渐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这种转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其所奉教义的转变，他们开始背离弥陀净土信仰，吸收利用弥勒救世信仰，茅子元倡立的白莲宗，是从阿弥陀佛净土宗和天台宗的融合并分化出来的，在教义上不同于弥勒净土一派，没有弥勒救世信仰。因此，白莲宗的上层，便对这种引进了弥勒救世信仰的白莲宗—白莲会大加训斥。认为这是一种“迷失宗旨”、“不遵教典”的行为，“实法门中一弊事”，斥之曰：“误人误己，堪可悲哉。”到了元末，弥勒救世信仰在下层白莲宗—白莲会中更为流行，而这正是它能够与信奉弥勒救世信仰的弥勒教和“香会”相融合的原因。

不仅如此，白莲宗在朝白莲教的演变路上，还表现出种种败坏宗风的“邪行”，白莲宗正统、东林寺僧普度在上朝廷的《上白莲宗书》中说得最为明白：“假道好闲，不事生理，一不应也；传授邪言，夜聚晓散，一不应也；男女混杂，悖乱人伦，三不应也；私用给由，各党其党，四不应也；妄建庵堂，群居窃食，五不应也；密付生死，误人性命，六不应也；行业不修，搀增应付，七不应也；妄谈般若，乱说灾祥，八不应也；妄撰伪经，自称《真宗妙义归空集》、《达摩血脉金沙论》，九不应也；庶俗俗称活佛如来，妇人擅号佛母大士，十不应也。”普度所说当非虚言。至大元年（1308年）在建宁路发现一支白莲道人，“盖着寺，多聚着男子妇人，夜聚明散，佯修善事，煽惑人众，作闹行有。”引起元武宗警觉，下诏“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

从普度所说的“十不应”来看，不难想象，很多白莲会在元中叶有很多已经演变得与秘密教门、民间宗教差不了多少，只是它还是合法的宗教，还可打着合法的招牌活动。普度上书后，元帝在谕旨中提到作奸犯科的不一定都是真白莲会：“其间为别教的人躲避差发，推称俺也是白莲宗么道。”这种冒充者中，恐怕多是弥勒会、香会。因为白云宗、糠禅、明教也都合法。正因为有些白莲会已经触犯了元朝统治秩序，元武宗于至大元年（1308年）禁白莲教，此次被禁时间短，到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继位后，白莲教又重新公开活动。后来又数次短期被禁，如英宗二年下诏“禁白莲佛事”。

实际上，白莲宗的分化从元初即已露其端倪，一方面是有些白莲会不安分守法，另一方面因为白莲宗毕竟在元朝的相当时期里还是合法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打着其旗号起事，如至元年间有“都昌县贼首社万一等指白莲会为名作乱”。此前朱帧宝及高仙道等人的起事虽假托“左道”，被称为“妖贼”，也应属白莲会无疑。元贞元年有河南远安县（今湖北）的白莲道人袁普昭图谋不轨。袁普昭是峡州路远安县太平山无量寺僧人，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文，“虚谬凶险，刊板印散，煽惑人心”。他还用木头雕着自己的形象，外面用金叶包裹，“正面儿坐着，左右立着神道。那经里更有犯上的难说的大言语”。而元顺帝末年掀起反元大起义的韩山童，原籍栾城，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平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这些事例说明，白莲宗—白莲会已经成为众多造反者的工具，演变为白莲教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们要注意的是，白莲宗与白莲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白莲教与白莲宗有源同流分的关系，其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已经不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居于正统地位的佛教。

四、元末大起义与白莲教的最终形成

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实际上是以一种落后的生产力取代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在元朝不到一百年的统治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及宗教矛盾互相纠缠，不时呈现冲突态势，这就为白莲教滋生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和土壤。

元末，佛教异端白莲宗几经沉浮，演变成在下层社会广为流传的异端组织白莲教。其传教方法是“假借谶讳符箓，焚香诱众”，宣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又编造“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控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等歌谣，鼓动人心。在官府迫令凿黄河故道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的过程中，“韩山童等因挟诈，阴凿石人，止开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由此引发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时人哀叹：“颍上之寇，始结白莲，以佛法诱众，终饰威权，以兵抗拒，视其所向，骎骎可畏，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烬吾国家不已也。”刘福通与韩山童原属同党，“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往武安，因为韩山童家族世代“以白莲会烧香惑众”，以及大起义中确实有众多白莲会及其教徒加入其中，人们一般习称元末大起义为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于元末得以脱颖而出，与其组织和蜕变了的信仰特征有关。

白莲教虽然只是松散的佛教异端组织，其内部结构却迥异于佛、道二教。早在茅子元创宗之始，便以“普、觉、妙、道”四字派命法名。各地白莲教徒虽然不一定互有联系，没有统一的传教中枢，但教徒间见面从道号中可知为同道。例如元末天完红巾军许多将领都以普字派命法名，如邹普胜、杨普雄、史普请、项普略等，亦可想见白莲教在元末红巾军中的影响之大。这种相对完善的组织，对于分散的农民来说，尤其是在动乱年代，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此外，在元末白莲教的形成过程中，还要注意一点，即白莲宗的“弥陀信仰”被弥勒教的“弥勒下生”信仰取代的问题。元史专家杨讷认为：“在元代中后期渗入白莲教并终于使它大为改观的，是弥勒净土信仰。”佛教净土宗分为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两派，前者礼念弥勒佛，后者礼念阿弥陀佛。至于往生的“净土”，弥勒派指的是“兜率天”，弥陀派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弥勒信仰的“渗入”，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最终实现的。南北朝时，出现佛教异端弥勒教，其后数百年间，主要在民间流传，并不断有人借以造反。两宋时，弥勒教与摩尼教出现融合趋势。这些教派倡言“释迦佛衰，弥勒佛当持世”，对拥有广大下层民众的白莲宗影响甚大。到了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这些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异端教派，便形成了白莲教”。有学者认为，白莲教形成后，仍保留了弥勒教信仰的理论框架：“（白莲教）尽管保留了若干阿弥陀佛教的特征，如背诵咒语的仪式、愿升极乐净土的希望和对菩萨保佑的祈求等等，但整个教派的宗教神话的理论结构是弥勒教的。”后来，白莲教在明清时期根深叶茂，繁衍不息，甚至成为种种教门、秘密宗教的代名词。

在元末以前，白莲宗与白云宗、弥勒教还都是独立的教派。但是，由于它们长期以来都是在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因而互相接近，互相渗透。到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这些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异端教派便进一步融合。其中，以佛教净土宗教义为基础的白莲宗，在吸收弥勒教的弥勒佛降生之教义以后，便形成了白莲教。白莲教无论在教义和组织上都不同于茅子元的白莲宗。它不仅融入了弥勒佛降生的信仰，而且不再是半僧半俗的净业持修团体，而成了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民间秘密宗教。

不止是弥勒教，白莲教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了摩尼教即明教的影响。摩尼教以其简单明了的二宗三际教义，明暗、善恶斗争说，更容易为下层群众所接受，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民间秘密教派在唐以前，多被诬称为“妖”，至宋以后则多改称为“魔”。宋代以后，佛教中又分化出白云宗和白莲宗两个教派。这两个教派以其通俗的教义而倍受群众信奉，但却不见容于朝廷和正统佛教。尔后，进一步受到了官府的查禁和佛教的排斥打击。于是，白云和白莲两派也只得转向地下，逐渐演变成秘密宗教。此时，在社会下层，暗地里活动着摩尼、白云和白莲三个教派，由于都受到朝廷镇压这一共同命运，逐渐驱使它们互相接近，互相融合，以致最后汇归一体，演化成历史上有名的白莲教。

此外，我们不妨也引用一下已故台湾学者戴玄之关于白莲教起源问题的论述。20世纪60年代，戴玄之发表《白莲教的源流》一文，认为南北朝时期傅大士所创建的弥勒教是白莲教的源流。他在后来《白莲教的本质》中认为：傅大士上书梁武帝与天子争地，创办了弥勒教。弥勒教是重政治大于重宗教的反政府、夺政权的革命团体。因此，弥勒教在隋朝以后的历代都受到当权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唐代流入的摩尼教以及从中演变而成的白莲宗、白云宗到了元代显得十分活跃。为了反抗政府、夺取政权，它们一致联合，组成了韩山童的结社。韩山童的结社是以弥勒教为主，白莲会、摩尼教为辅的。弥勒教的弥勒佛取代了明王，白莲会、摩尼教则抛弃了“吃菜事魔”，它们混合在一起组成了白莲教。此时的白莲教继承了弥勒佛的反抗政府，夺取政权的精神，并把这当作了一贯的宗旨，成为以弥勒教为核心，把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作为真言的坚强的秘密结社。与之相反，吴晗则认为明教（摩尼教）与大明帝国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上述几种有关白莲教形成观点（白莲宗、弥勒教、摩尼教、香会等孰为主体）的存在，本身即说明了“白莲教”—“秘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在没有更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下，多种观点并存并非坏事。最后，我们要说明，白莲教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形成，但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宗教或组织，只是成为后世种种教门、秘密宗教的代名词或曰一种历史现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