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的知识架构

一 核心层面

古典文献学源于传统的校雠之学，目录、版本、校勘自然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此外，还应以古籍编纂、辨伪、辑佚、诠释研究作为其核心层面内容，因为这些方面研究均以古典文献为研究对象，而且始终贯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无疑是古典文献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20世纪迄今，由于简帛文献、敦煌文献、海外佚籍的陆续出土与发现，令古籍编纂、辨伪、辑佚诸学获得大量新资料的支持，而西方阐释学理论的介入，也有助于对传统的经典诠释进行深入解构，因此，这些方面的研究正在成为古典文献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1．校雠与目录学

古典文献学知识架构的核心部分，无疑是传统校雠之学的继承与发展。“校雠”亦称“雠校”，西汉刘向《别录》有云：“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刘向领校秘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所谓“条其篇目”，就是排列篇章目次，而“撮其指意”，就是归纳全书旨意。两者合而录之，构成“目录”的原始之意。流传至今的刘向所奏《战国策》、《荀子》、《晏子》、《管子》、《邓析子》、《韩非子》、《列子》、《说苑》、《山海经》九篇书录，形式都是首列篇目，次列整理说明、作者情况和内容大意。因此，刘向校书，可谓是以校勘文字篇卷始，以编次篇目叙录大意终，从“校雠”到“目录”一以贯之，确实无愧于校雠学开山之誉。当然，校雠学真正成为专门之学，还有待宋郑樵《校雠略》、清章学诚《校雠通义》的总结阐述。章学诚云：“校雠之学，自刘向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而未尽其异，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其属诧闻。”显然，章氏校雠学概念的核心是目录之学，而且赋予了其辨析学术渊源流变的内涵。故《校雠通义序》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遂成为校雠学乃至古典文献学的学术旨归。

汉魏以降，著述渐趋繁盛，而印刷术的发明，更促进了宋代之后刊本书籍的风行。狭义的校雠之学，实际难以覆盖文献领域的学术发展，目录、版本、校勘诸学分门立户，共同组成广义的校雠学。其间，目录学作为校雠学的核心，是古典学术的重要基础。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云：“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后人览其目录，可知其学之属于何家，书之属于何派，即古今学术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难考索而得。”刘向领校秘书，汇辑诸书叙录为《别录》，刘歆子承父业，又总集群书，分门别类，著为《七略》。《别录》、《七略》原书均已亡佚，好在《汉书·艺文志》是依据《七略》改编，只是删省了诸书叙录，基本保存了《七略》面貌。《七略》之中，《辑略》相当于全书总序，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分类著录图书。六略之下又分38小类（种），包括596家，收书13269卷。此分类方式，既代表了汉代学术分类的观念，又反映了官方藏书的现实。其间，《辑略》总序学术大势，六略均有类序，总结各类学术源流，38小类也有小序（《诗赋略》只有一篇类序，无小序），梳理流派家学，总序、类序、小序共同勾勒出西汉之前学术的发展史。因此，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引）现代史家范文澜则将《七略》视为“一部极可贵的古代文化史”，可与《史记》比肩为西汉两大著作。

刘向、刘歆开创的图书著录体现学术源流的原则，成为传统目录学的典范，此后，《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传承了刘氏父子的学术理念，被誉为传统目录学的另外两座里程碑。私人著述方面，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朱彝尊《经义考》等书也有所继承。但是就古代目录纂修的总体状况而言，《七略》所开创的著录原则与体例，并未占据主流地位，除在图书分类方面，力求体现学术源流之外，多数目录书没有强调与学术史建立起密切关联。历代官修史志目录，大多只是簿次甲乙丙丁，著录书名、作者、篇卷而已。私撰目录之书，则多出于鉴藏目的，网罗异本善本，侧重版本特征的著录。此外，如清龙启瑞《经籍举要》、张之洞《书目答问》之类书目，主要是为经史初学者指示读书门径，往往强调文献的实用和易见性。我们认为，作为古典文献学重要分支的目录学（可以称之为古典目录学），其研究视野应当超越古代公私藏书目录和现代图书馆古籍编目之学，而致力于传承《七略》的学术理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论及目录学的意义与功用，有六条总结：“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书访求阙佚”，“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目录学发微》卷一）如果考虑到后世目录书多标注版本的情况，还可增加一条功用，即通过目录考察古籍的版刻源流，辨识其优劣异同。据此，古典目录学的意义实际与校勘、辑佚、辨伪、版本诸学密切关联，共同构筑了古典文献学的基础。

2．版本学

版本通常是指雕刻木版刷印的书本，故前人也写作“板本”，大约宋代开始作为名词使用。宋沈括《梦溪笔谈·技艺》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因为宋代开始印本书籍风行，有关版本方面的知识遂成专门之学。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介入，特别是与崇尚考察学术源流的目录之学的结合，版本不再局限于雕版印本，雕版印刷发明之前的写本和之后的抄本、稿本，都成为版本学研究的对象。清末版本学家叶德辉解析版本二字，指出：“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因此，版本的概念不妨视作“异本”，即不同的本子，其载体也不必局限于纸质。

如果基于反映学术源流的角度考察，写本时代的图书大概包含着更多的学术信息，这些信息在由写本向印本转换的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20世纪迄今，敦煌文献、简帛文献陆续出土，提供了大量的写本实例，而且为古典文献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正在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此外，海外写本佚籍的发现，对于探讨写本到印本的传承流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本书籍广泛流通之后，同书异本的现象比较普遍，版本遂成为公私书目著录的重要内容，版本之学亦渐为文人学士所研习。然而，因为出于研究、收藏、出版、贩卖等不同目的，对于版本之学的认识并不一致。清人洪亮吉曾针对当时的藏书风尚总结说：“藏书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为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学士之浏览，是为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为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其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为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北江诗话》卷三）作为古典文献学术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版本学，其根本宗旨是考订古籍版本源流，梳理主次，确认文本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此，考订家、校雠家的工作最具有学术意义。收藏家、鉴赏家广集旧本、异本，精校精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他们精到的版本鉴定经验是研习版本学应该学习的有益知识，但不是核心内容。由此，我们还有必要对“善本”观念进行辨析。收藏家、鉴赏家往往以旧刻旧抄、传世稀少、刊刻精美作为鉴别善本的标准，而在考订家、校雠家看来，文本的可靠、准确和完整性，才是确定善本的标准，故更看重精校、精注本。张之洞《轩语·语学篇》有“读书宜求善本”一条，即称：“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又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从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张之洞的善本观念最值得称道，版本研究的意义主要取决于文本校勘价值的体现，只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是文献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旧刻旧抄往往更接近文本的原貌，而传世稀少本或许可以补充学术的缺环，收藏鉴赏家的版本见识有助于我们确定文本的历史价值。

3．校勘学

校勘之名，源起于刘向所创造的校雠，有时二者几乎同义。但是一般认为，校雠的含义更为丰富，举凡编次篇目，是正文字，分别部类，梳理源流，都涵盖在内；校勘相对比较单纯，仅是订正文字衍夺讹脱而已。因此，我们前文沿袭传统之说，视校雠学为涵盖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广义概念。校勘学多以订正文字、拾遗补缺作为成果表现形式，实际其意义关乎古籍文本的准确与完整，是目录、版本、辨伪、辑佚诸学的基础。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文字衍夺讹脱现象，往往直接影响到对于文本的解读，有时因为一字之差，文意迥然有别。试举一例，清儒陈鳣《元大德本后汉书跋》:“今本《郑康成传》云：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是本无‘不’字，与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合。吾师阮抚部《山左金石志》云：为父母群弟所容，犹言幸为亲包覆成就，盖不欲举亲之失如此。自后校书者因前不乐为吏，父数怒之，遂疑此书‘为父母群弟所容’为不相合，辄枉加‘不’字，踵谬至今，是碑远胜今本《后汉书》。鳣今得见元本《后汉书》无‘不’字，斯可宝也。”一字之错，竟事关郑玄的立身道德。阮元据唐人碑刻校正传世本之误，而由元刻本不误之例，亦可证元刻未必不如宋刻，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正如前文所论，凡是学术意义上的善本，必定是精校细勘之本。精校细勘，绝非简单的寻行数墨，而是要具备目录版本学知识和传统小学知识储备，否则或无所适从、难断是非，或随意妄改，此类校书事例，不胜枚举。清儒在古籍校勘领域成果卓著，张之洞《书目答问》诸书所列精确可靠的版本，大多经由清儒校勘整理，至今仍是学者案头的善本。

校勘之学往往不易为文献学外行所理解，清儒卢文弨毕生致力于校订刊刻古籍，成就卓著，但时人也有讥讽说：“读书以求益也，今书受君之益矣。”（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三）清儒焦循因不认同乾嘉考据之学，故对依附考据学的版本、校勘学亦颇多异辞，其《里堂家训》说：“自有考据之目，依而附之者有二，一曰本子之学。宋相台岳氏集二十三本以校《九经》，此其嚆矢也。”“本子之学者，不问经之旨趣，而但诩旧本之多，宋板之贵，较量于一字半句，以鸣得意，无异市井牙侩，终日为估客比兑银货而已，究一无所有也。更有甚者，信其讹误者为真，转将不误者改而致误。”焦循此说，是针对不问经典旨意、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有感而发的，并非完全鄙弃文字校勘的价值，因此，他又说：“人各有所近，高下浅深，必难一致。本子拾骨之学，非不可为，特非经学之尽境尔。若习为高论，鄙弃一切，而高深之地，究莫能窥测，浮而无实，尤为切戒。”校勘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古籍文本，进而深入研究其文义，如果斤斤于文字校勘，夸繁示富，忘记登堂入室，自然也有违于校勘学的宗旨。因此，焦循的批评，古典文献学者应引以为戒。

4．古籍编纂学

古籍编纂研究，近年已有论著以此为题，但大多局限于传世古籍编纂过程的叙述，而少有古籍成书源起、结构体例演变的探讨。有学者提出将基于出土文献的古籍形成研究命名为“古书学”，我们认为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而且不利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统筹研究，因此还是借用古籍编纂学之名，内容则涵盖自古籍形成、结构体例演变到重组再构的全部过程。

古籍的形成方式，不外著、述、编、译四类。著，也称“作”、“造”、“著作”，相当于原创性工作。清儒焦循说：“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雕菰集》卷七《述难二》）述，《说文解字》释为“循也”，即遵循前人所创。故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焦循给予“述”的定义是：“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义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义复明，是之谓述。”（《雕菰集》卷七《述难二》）古典文献中大量的传、注、疏、解作品，都采用“述”的形式。编，也称纂、辑，是依据已有文献，编辑组合成新的作品，以便保存使用。古典目录中《楚辞》、《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总集类作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类书类作品，《儒学警悟》、《汉魏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丛书类作品，都属于“编”的范畴。译，是指翻译的作品，历代的佛典翻译，明清时期的西文翻译，都属此类。

关于古籍的早期成书问题，李零曾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考察。他认为，“书”有三种不同含义，分别是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和作为典籍的书。其中，作为典籍的书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它与另外两种书不同，即不是官方办事的记录，而主要是私人著述；内容多与政务、商务之类“俗事”无关，而以源出诗书礼乐的人文学术为主，并涉及天文历算和医卜农桑等实用技术。但是，典籍意义的书与档案文书关系密切，《诗》、《书》、《易》之类早期典籍，就是直接选自官方档案文书。不过，李零认为，在战国以前简帛文献尚未发现、早期档案面貌和内涵还无从得知的情况下，古籍成书问题仍无法有明确的答案，他只是提出了两点推测：第一，即便古书是直接脱胎于文书档案，它也不是文书档案中必然包含的种类。它之成为后世意义上的“书”，恐怕是后人删选、改编的结果，有些可能是原始记录，有些可能是后人拟作，还有些则明显是收集古老传闻改编的故事。第二，后世古书在形式上有进一步变化，有更大独立性和超越性，但形式上还是保留了很多文书档案的特点，留下了它的尾巴。

在古籍的结构与体例方面，秦汉之前许多书籍，因为抄写不易，材料难得，每每只是摘抄，或以篇章单行，且常被编入不同书籍。诸如此类，对认识古籍的形成过程很有价值。今人余嘉锡撰有《古书通例》，根据传世文献，总结出“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多无大题”、“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古书多造作故事”、“古书单篇别行”、“古书不皆手著”等义例，这些结论大多已为出土简帛文献所证实。李零根据出土简帛文献，在余嘉锡总结的基础上，又作出新的归纳：一、古书不题撰人。二、古书多无大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三、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四、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五、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六、古书多经后人整理。七、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八、古人著书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

关于古籍结构的历史演变，李零曾经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好像气体，种类和篇卷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其实，古籍结构演变总体而言始终是处在动态的过程，固定只是针对于个体而言。在纸张广泛用于书写和雕版印刷流行的背景下，古籍结构演变的主要形式是内容的重组与再构，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中就是集部和类书、丛书类书籍的涌现。

集部主要包括总集与别集，诗文评类书籍多具有原创性和独立性，不在我们论述之列。总集是指多位作家诗文词曲作品的汇集，总集的编纂方式，既可以笼而统之，又可以依据文体、时代、地域、流派、类别进行汇编，编辑方法则有全集与选集之分。《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都是早期总集的典范之作。别集是指个人作品的结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的论文汇编。汉魏六朝时期，别集渐盛，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就有886部。《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总结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集”的出现改变了简帛时代书籍以单篇流行的形式，而这与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唐宋之后，总集、别集成为古籍编纂的重要形式，成书数量巨大，清人别集可考者多达三万余家，文人学者几乎人人有集。时至今日，编纂总集、别集仍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都是近年完成的典型总集作品。

类书，古代也称类事之书，是指抄撮古籍中的史料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俪词骈语，分门别类或按韵部排纂，以供检索的书籍形式。因为涉及内容广泛，在古典目录学中，往往难以归类，故《四库全书》类书类小序云：“类事之书，虽兼收四部，而实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何类可归。”类书的出现，也是纸张用作书写材料，书籍轻便易得背景下的产物。三国魏文帝曹丕命儒臣编辑的《皇览》，是学界公认最早的一部类书。宋王应麟即云：“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玉海》卷五十四）《四库全书总目》也说：“考割裂古书，分隶门目者，始魏缪袭、王象之《皇览》。”（卷一百二十三“古今说海”条）魏晋南北朝时期，适应文学创作上讲究用事与辞藻的风尚，抄撮典故、辞藻的类书屡有造作，但多已亡佚，只是在敦煌遗书和海外写本中保存有部分残帙。现存类书，最为著名的是唐代编辑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编辑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诸书；明代永乐年间编辑的《永乐大典》（22877卷），清初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则可谓是类书中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永乐大典》因其丰富的内容和曲折的存藏经历，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类书的主要功能原本只是便于检索典故、词句，然而流传至今日，在文本辑佚、校勘和反映知识分类方面都体现出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类书都是大量抄录古籍，其间许多古籍的原本因为天灾人祸而亡佚或残缺，类书就成了辑录佚书佚文的渊薮。如《太平御览》引书凡1689种，十之七八均已不传。《太平广记》引录古小说约五百种，原书已有大半失传，原书尚存者也可从中辑出不少佚文。《永乐大典》采用按韵部排纂的形式，韵部之下往往整本抄录古籍，保存了若干佚书的原貌。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了四百余部佚书。现在《永乐大典》全书虽已不传，但在佚存的近千卷中，仍时有新的佚文发现。即便类书所录有传本的古籍，因为原本辗转抄刻，错讹在所难免，类书的文本正可作为校勘的参照。《四库全书》本《水经注》号称当时最善之本，即是清儒戴震据《永乐大典》抄本校订而成。传世本《魏书》的《礼志》、《刑法志》有脱文，学人习而不察，清儒卢文弨和近人陈垣、唐长孺依据《通典》、《册府元龟》引录文本校勘，方补足了脱文。最近出版的陈尚君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主要依据《册府元龟》资料复原《旧五代史》的面貌，堪称利用类书辑佚校勘的典范之作。类书可以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科性类书，因为博采群书，内容丰富，故有古代百科全书之称。当然，类书与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根本的不同。但是，类书分门别类的形式，承继了中国古老的分类思想，体现出不同时期知识分类观念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对于学术史、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近古时期大量的通俗类书，就是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宝贵文献资料。

丛书，是指把多部不同的书汇编到一起，冠以总名。类书与丛书均根据已有古籍编纂而成，但类书是割散原书，重新分类编纂，而丛书则是保持原书的完整性，一般都是整部收入。“丛书”之名最早见于唐人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该书性质是文集而不是丛书。故后人多将成书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作为丛书之源，这部丛书收入了六部宋人著作。其次是南宋左圭的《百川学海》，收录唐宋人著作100种179卷。丛书根据性质可以分为专科类丛书和综合类丛书，所谓丛书起源只是就综合类丛书而言，实际专科类丛书可能起源更古。如先秦即有的“六经”之说，三国时所称的“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完全可以视作丛书之名。明清时期，丛书成为编纂刊刻古籍的重要形式，先秦至宋元的古籍文献，大多都被收入丛书。20世纪50年代，上海图书馆根据国内41家图书馆收藏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丛书2797种，子目书名7万余条（去除重复，共得38891条）。这个数字显然还不是完全的统计，释藏和新学类丛书都不包括在内。因此，丛书是我们今天利用古籍文献的重要来源。现存古籍的版本也以丛书本居多，大量古籍特别是篇幅较小者，都赖丛书得以流传至今，否则早已失传。

丛书的采录标准和排列次序因编者宗旨而异，大多只是粗分门类，随编随刻，不似类书有严谨的结构体系，也没有严格的次序。但是，《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等丛书，因其体大思精而成为古籍编纂的典范之作，影响巨大。其中，《四库全书》以国家之力，广集传世古籍，选择善本，按照严格的目录体系分类编次誊录，并撰写提要考辨内容与形式，成为体现古典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诸学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如今，已有学者将《四库全书》相关研究命名为“四库学”，成为古典文献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大藏经》、《道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编纂体例，前者以经、律、论分部，后者以三洞六辅分类，网罗了大部分的佛道文献，使其免于失散。清代周永年撰有《儒藏说》，提出仿效佛、道藏的体例，纂集儒家经籍为《儒藏》,《四库全书》的编纂即受其启发。近年，北京大学等单位组织纂修《儒藏》，可以看做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古籍编纂研究在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古籍成书与结构体例研究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基础，即以当下蓬勃开展的古籍整理工作而论，历代古籍编纂的形式与成果，无不被广泛借鉴采用。总集、别集、类书、丛书仍是古籍整理成果的主要形式，《全宋诗》、《全宋文》、《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大典》、《儒藏》等近年引人注目的古籍整理项目，也可看做是传统古籍编纂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5．辨伪与辑佚学

古籍辨伪与辑佚都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辨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古籍名称、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订，二是对于古籍内容真伪的考辨。前者重在考察古籍直观项目，多服务于目录之学，后者则深入古籍文本，并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中国古籍中，“伪书”的存在相当普遍。宋代朱熹曾慨叹：“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朱子语类》卷八十四）清代张之洞《轩语·语学篇》甚至断言：“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二人所言虽然不无可商榷之处，但足以揭示古籍作伪的严重性和辨伪的重要性。

古籍“伪书”现象的成因及其辨别方法，前人多有总结。明人胡应麟《四部正讹》罗列了十余种古籍作伪的情况，并提出辨别伪书的八种方法。近人梁启超在胡应麟辨伪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并归纳出辨别伪书的十二条通例。他的辨伪学说在《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有比较系统的概括。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古籍辨伪法》、近人张心澂的《伪书通考》也都是专门研究古籍辨伪的著作。综合诸家所述，伪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意假托作伪，一是因袭成说、失考误断致伪。先秦古籍成书缘起和结构演变比较复杂，虽然在名称、作者、年代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多属因袭成说，失考误断，并非有意为之。秦汉以后，有意假托作伪的现象比较普遍，究其动机，大略有托古传道、炫名争胜、造伪补佚、好事妄为、逃禁避嫌、谋财射利诸端。考辨伪书的方法，主要是依据目录查考传授源流，考订作者和传授者生平，考核所涉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项史事，借助语言学和文学知识分析文本内容。

古籍辨伪的功用在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辨别史料的可靠性，而在图书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书名、作者、成书年代著录的准确性。我们认为，作为古典文献学组成部分的古籍辨伪，其学术意义还是在于辨析学术源流，因此必须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纵观古代直至现代的辨伪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伪还是辨伪，实际多与学术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西汉刘向、刘歆始创校雠之学，其中就包含古籍辨伪的内容。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刘氏父子辨定或怀疑的古籍共有16部。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是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两派论争的焦点之一就是经书的作伪与辨伪问题。古文经派的经典源自鲁壁发掘和民间献书，故今文经派指斥其为伪书，双方互有辩驳。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杂糅今古，经学趋于统一。魏人王肃推崇古文，遂制作多部伪注、伪书，壮大古文声势，以与郑注对立。此外，今文经衍生的谶纬文献，大多属伪托之作，已是公论。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论争，经典的作伪与辨伪，成为它们相攻争胜的手段。道教伪造《老子化胡经》，佛教造作《父母恩重经》，都是三教论争背景下的产物。两宋时期，疑古辨伪演变为学术思潮，汉儒株守训诂章句而不敢穿凿的治经风气被打破，《诗序》、《系辞》、《周礼》、《古文尚书》等经典成为宋儒怀疑的对象。在疑古辨伪思潮的推动下，宋学开创出有别于汉学的学术新天地。当然，宋学因为竞尚新奇，由轻率疑古进而穿凿作伪的学术现象也屡见不鲜。明人承此末流，加之学风空疏，疑古作伪的现象更为普遍。丰坊造作《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大学石经》，就是著名的事例。明代古籍辨伪上升到理论总结层面，大概与学术风气不无关系。清代学术的主脉是经史考据之学，而考据学的奠基之作是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前者令传世《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的伪托终成定论，后者全面揭露出宋儒易学的伪说与伪图。在清代学术史上，辨伪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主题。《四库全书总目》汇集了清代前期辨伪的主要成绩。嘉道以降，今文经学复兴，指斥刘歆伪造窜改古文经典，为王莽篡汉制造理论依据。非常有意思的是，清末康有为提倡今文经学，撰有《新学伪经考》，同样采用托古改制的路数，利用辨伪为改革变法张目。

20世纪早期，疑古辨伪发展成为古典学术界的主流思潮。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认为完备整齐的古史体系是应战国至两汉政治需要而层层造成的，欺世近两千年。在疑古思想的指导下，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辨派，继承郑樵、胡应麟、姚际恒、崔述的辨伪传统，对先秦古籍进行了全面清算，许多古籍的成书年代被推迟，甚至被认为是汉代以后的伪作。《尚书》的《尧典》、《禹贡》等篇，顾颉刚就考订为是战国时代作品。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剥除了传统经典的神圣外衣，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由于存在疑古扩大化的倾向，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古史辨派的缺陷还在于过分依重传世文献，忽视对已发现的出土文献的利用。相比之下，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于疑古辨伪更具客观指导意义。近几十年来，战国、秦汉简帛佚籍陆续出土，已经证明古史辨派的许多辨伪结论是不正确的。因此，李学勤提出古典学术研究要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证古阶段。李零通过对简帛佚籍所反映的年代及其体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先秦古籍成书情况复杂，无法简单地判定是真或是伪。过去疑古学派往往是把古籍本身的年代与古籍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对古籍形成的漫长过程也只取其晚而不取其早，造成真伪辨别的混乱。李零主张用古书年代学代替辨伪学，因为前者可以涵盖后者，而后者不能涵盖前者。

古籍辑佚是指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整本古籍或是现存古籍缺失的部分内容。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天灾人祸和自然淘汰等因素的作用，造成了大量亡佚。以《汉书·艺文志》为例，原有著录总共596家，而经今人顾实统计，现在存世者仅有29家，残缺者43家，合计内容不及原著录十分之一。即便是印刷发达的明清时期，古籍亡佚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明初编《永乐大典》所采之书，至清中叶已经佚失颇众，故纂修《四库全书》需要从《永乐大典》中大量辑录佚书。而乾隆帝藉修书之机，寓禁于征，又造成古籍大面积的禁毁失传。因为古籍亡佚现象的普遍存在，大约在宋代就出现了专门的辑佚之作，延至清代遂蔚为大观。古籍辑佚的学术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唐代官修《五经正义》，统一经义，造成汉魏古注义疏的大量失传。因此，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佚文，搜罗略遍。”二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印本广泛流传，逐渐成为规范定本，导致大量古写本的散佚。如《史记》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宋人将其散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合为一编，形成“《史记》三家注本”，并借助印本的流行而成为《史记》最权威的版本。三家注合编之后，不仅原本卷帙次第无考，内容也颇有删削。

清人在古籍辑佚方面用力最深，其最初之意，当起于汉学家之治经。惠栋推崇汉代经学，网罗散佚在传世文献中的汉人经注，辑成《易汉学》和《九经古义》。惠氏弟子余萧客效仿师法，辑录《古经解钩沉》30卷。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录佚书达385种，存目127种。其中如邵晋涵辑《旧五代史》，广事搜罗，精心排比，复原篇章十之七八，堪称古籍辑佚的典范之作。此后，古籍辑佚蔚然成风，辑佚的范围覆盖《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曾经著录的所有佚书，辑佚的方法、资料来源和评价标准也得到系统总结，逐渐形成专门之学。章宗源、马国瀚、黄奭、严可均、王谟、王仁俊等人，都是清代辑佚大家，他们的辑佚成果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评价清代辑佚之学有云：“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故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当然，辑佚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学术史研究，如果单纯为辑佚而辑佚，甚至把佚文看得比传世文本都要重要，那就本末倒置了。章学诚对清儒此病颇多针砭：“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互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文史通义·博约中》）

自20世纪初以降，敦煌文献、简帛文献、石刻文献、海外佚籍陆续出土发现，极大地扩充了辑佚资料的来源。许多新发现的佚书佚文资料，可以有效地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增添新的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甚至建构学术史的链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何处理新材料与传世材料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态度，陈寅恪曾指出：“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悉，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此外，在近年蓬勃开展的编纂总集、全集之类古籍整理项目中，辑录佚文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绩颇为显著。但是，许多辑佚有文必录，缺乏鉴别，只求全不求真，也造成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显示出古籍辑佚的理论建设与方法规范都有待加强。

6．经典诠释学

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古籍中，基于经典的诠释类作品占据了相当的份额。古人进行经典诠释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通过注解消除语言障碍，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经典。传统训诂学多以此为研究对象。二是借助经典诠释，发挥自己的思想学说。此类内容成为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中国经典诠释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与西方阐释学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与主流学术思想密切结合。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既是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派别，但其基本内容和著作形式又是借助于古代经典的诠释。因此，关于历代经典诠释的探讨必须与学术史、尤其是经学史研究相结合，以体现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特色。

古代经典的诠释方式：（1）章句之学，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对经典进行字句和名物典章的训释，力图再现经典本文的原始意义。汉代古文经学以及清代考据学都是如此路数。（2）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只是一种手段，而根本目的是进行整体性的哲学解释，探讨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的问题，所谓“六经注我”。魏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何晏的《论语注》，都是进行本体诠释的范例。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实际也是借助经典诠释，进行哲学发挥，树立了义理之学。（3）今文经学，把经典与社会政治运作相比附，认为经典蕴涵着先哲的微言大义，可以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韩非的《解老》、《喻老》，魏源的《老子本义》，康有为的孔子思想诠释，都是以此为出发点。（4）诠释历史事件，对原本简略的历史记述，进行丰富和补充，例如《左传》对《春秋》的传注，《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是如此。

古代经典的诠释可以借助阐释学的理论进行文本解构。例如，在古代经典诠释中，同样存在“本文意图”与“读者意图”分离化的倾向。历代经典诠释既受“前理解”的制约，又必须适应所处的历史语境。因而“本文意图”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读者，往往有不同的诠释。传统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在西方地理学传入后，自然无法恪守古训，必须进行新的解释。经典诠释还具有简洁“经济”的本文诠释标准和过度诠释化倾向。历代经典诠释既有回归本文原始意义，追求简洁“经济”的本文诠释标准的朴学传统，又有过度诠释化的倾向。如果说东汉郑玄的诸经注释是前者的代表，那么今文经学对经典微言大义的发掘，谶纬之学对经典的神学化解释，就是后者的范例。

二 一般层面

中国古代书籍的物质载体、形态规制、刊刻印刷、典藏散佚等方面内容，通常是作为图书文献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辟有书籍制度史、印刷史、藏书史等研究专题。但是这些方面的内容与古籍版本、编纂研究有不同程度的知识交叉，是古典文献学必须关注的领域，因此我们将其作为一般层面知识纳入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而且侧重进行学术史、文化史视野下的考察。

1．载体与形制

中国古代用以书写和记录的物质载体，主要有甲骨、金属、玉石、竹木、缣帛、纸张等种类。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材料上的文字，通常称为铭文；而记载于竹木、丝绸、纸张等易损材料上的文字，则基本属于书籍。古典文献学是以古代书籍为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主要关注竹木材质的简牍、缣帛质地的帛书和纸本书籍三类载体形制。如果根据不同物质载体行用的时间考察，古籍载体形态演变历经简帛时代、纸写本时代和雕版印刷时代，具体到书籍制度则可分为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简牍行用的时间约从先秦、两汉到西晋末年。简牍形制研究，粗可分为材料、样式、加工、长度、编联、缮写、容字、题记、削改、收卷、错简、标号、文字等项内容。帛书行用的时间大致与简牍相当，虽然质地轻便且易于书写，但由于价值昂贵，并未成为主流书写材料。因此，帛书的书写格式，往往仿照简册。帛书的收藏，原为折叠方式，因天长日久，折叠处易于破损断裂，故采用卷束方式收藏，遂形成卷轴制度。纸张发明之后，大约在东汉后期内地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至东晋末年则取代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纸写本继承帛书的卷轴装形式，甚至沿袭简册的形制，但因为翻检不便，逐步改进为经折（梵夹）装、旋风装、龙鳞装等样式。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早期印刷的书籍，也并不是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世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板刻字印刷，然后把印好的印张粘连在一起，再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随着雕版印刷的流行，刊印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多，卷轴装形式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基于经折装、旋风装发展起来的册页形式。册页形式又先后经历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改造完善，遂成为我们熟知的古籍装帧形式。

古籍载体与形制的演变，不能简单理解为物质形态的改变，它们对于古籍内在的结构体例，甚至相关治学风气，都有重要影响。学术的发展，自然主要取决于其自身内部思想因素的变化，但有时外部条件的变化，也会促进学风的转移，特别是与学术关系密切的书籍载体、形制演变给与学风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简帛文献对于学术的影响，后文还要涉及，此不赘述。我们以纸张为例，它作为主要的文字载体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由于具有造价低廉、携带方便、易于书写、容字量大等方面优点，很快流行开来。东晋末年，桓玄废安帝称帝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二一引《桓玄伪事》）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的使用，改变了简帛时代书籍以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代之以“集”的形式流传。此点前文已经提及。据记载，西晋陆云用纸集录其兄陆机的文章，共集了20卷，只是字写得潦草不工整，所用的纸也不精良，颇为遗憾。（《北堂书钞》卷一〇四“纸”）

根据日人清水茂的研究，纸张的使用甚至早在东汉时期就影响到主流学术的面貌。前人论及两汉学术，一般认为东汉盛于西汉，主要表现有二：一是西汉学者多专一经，而东汉学者兼通众经；二是西汉学者著述量少，东汉学者著述量多。清水茂认为，专学一经，可以解释出于当时的学术宗尚。但书籍流通量稀少，经书不易到手，这种外部条件的限制，应不无影响。两汉传世著述量的差别，则是由于纸张的发明，写本易于制作，书籍副本量的差异导致的结果。郑玄是东汉经学大家，史传称其今古文兼采，遍注群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郑玄是在收集五经的全部今古文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校订的。假如这些书籍是竹简，则数量庞大无比；如果是缣帛，在当时又极其昂贵，非家境贫寒的郑玄所能购置。因此，清水茂推测，郑玄所利用的资料，即便不是全部，也大多是价格低廉且便于携带的书籍。郑玄的老师，又是留有用纸写信记录的马融。郑玄能兼采今古文、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相当程度上是受到纸张发明的恩惠。

古籍成为印刷品之后，其形制从卷轴演变为册页，摒弃了卷子本的不便，使检索相关资料成为可能，而且把相关资料汇集到一起、比照检核的考证方法，也由此产生。程颐在被问到“仁”的含义时，曾回答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类聚观之，就必须有便于检索的书籍。张栻大概就因程颐的启发，编纂了《洙泗言仁》。如果没有册页装书籍，张栻的工作想必难以进行。同样方法编纂的，还有把相同或相似的语句汇集一处的注释书，所谓“重言重意互注本”。“重言”是找出同一经书中的相同语句，“重意”是找出同一经书中的相似语句，“互注”则指列出其他经书中与之相同或类似的语句。以《四部丛刊》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尚书·大禹谟》为例：

[重言]若稽古，四。本篇，尧典，舜典，皋陶谟。

[重意]万邦咸宁。《周官》，万国咸宁。《洛诰》，景命万邦咸休。

[互注]（地平天成）,《左》僖二十四年，《夏书》曰：地平天成，称也。注云：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称为宜。

近人叶德辉指出：“宋刻经、子，有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标题者，大都出于坊刻，以供士人帖括之用。”（《书林清话》卷六）如果“重言重意互注本”确如叶氏所言，是书商编纂的科举考试参考书，那么恰恰说明：正是因为便于检索的册页本的出现，才使其成为可能。此外，该注释方式不局限某书某章节，而是广泛参考其他书籍，或者同一书籍的不同部分，较之旧有注解更为妥当。宋元时期新注迭出，恐怕与册页本提供的方便不无关系。

2．刊刻印刷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约出现于公元8世纪前后。目前存世且纪年明确的早期印刷实物，有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8世纪初唐印本《无垢净光大陁罗尼经》，日本770年印行的宝龟本《陀罗尼经》，中国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造《金刚经》等。早期印本主要内容是日历和佛像、佛经，大量刊印书籍始于10世纪中叶，至于刊本数量的激增和种类的丰富，则又迟至国子监刊书兴盛的北宋之后。南宋私家藏书目现存四种，分别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目、尤目约成书于12世纪中后期，著录中尚明确区分写本与刻本；赵目、陈目约成书于13世纪中后期，所载刻本数量已经超过写本，故详于著录刻本。根据前人考证，元大德年间荆溪岳浚刊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记廖莹中取校的23种版本，无一写本，由此可见，南宋末期写本《九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籍完全进入了刻本时代。

宋代官方国子监刻书不以营利为目的，注重底本选择、文字校勘和刊印质量，颇为后人称道。但在书籍印刷技术广泛普及之后，很快就产生了借此营利的出版活动，甚至引起政治上的纷争。欧阳修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所奏《论雕印文字札子》有云：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印刷书籍的普及，势必对学术发展演变有所影响。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即有论者将其置于印刷术发明的文化背景之下，而福建之成为宋学大本营，亦与闽地出版业的兴盛不无关联。此外，明清出版活动的世俗化而推动的传统学术文化普及，也是近年学界颇为关注的研究课题。南宋朱熹认为，因为有了刊印本，读书的方法都发生了变化，而求学也不再是特权者的专利。他说：“今缘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读。汉时诸儒以经相授者，只是暗诵，所以记得牢，故其所引书句，多有错字。如孟子所引诗书亦多错，以其无本，但记得耳。”“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后汉吴恢欲杀青以写汉书，其子吴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车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正此谓也。’如黄霸在狱中从夏侯胜受书，凡再逾冬而后传。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讲诵者，也是都背得，然后从师受学。如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那时书犹自难得。晁以道尝欲得公、谷传，遍求无之，后得一本，方传写得。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朱子语类》卷十）

印刷书籍的商业化普及，在便利学术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本错乱的后果。朱德熙曾用出土秦汉简帛与传世刻本进行文字比对，有云：“比起宋以后的刻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竹简本或帛书本要接近得多。这说明印刷术的兴起一方面减少了古书失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增加了比较剧烈地改变古书面貌的可能性。刊刻的古书由于所据底本不善，或是刊刻者出于牟利的目的草率从事，往往错误很多，而刻本的出现又可能导致各种抄本的失传，以致好的本子反而被坏的本子淘汰。”不过事情似不能一概而论，在宋代盛行雕版印刷之前，古书完全依赖手书流传，辗转抄录之间，不断产生文字差异谬误，也是事之常理。世人论宋代普及雕版印刷的意义，往往只注重其在扩展书籍流通范围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宋人雕版印书对勘定并规范典籍文字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亦丝毫不亚于此。当初宋人刊刻古籍，所见唐以前写本应不止一种，流传至今的印本，特别是官方刊刻和私家精刻本，大多是汇聚诸本反复校勘，“择善而从”的结果。当年欧阳修家藏雕版印本《韩昌黎集》，屡以抄本校改其字，及获睹相关文章之石刻碑文，“以碑校集印本，与刻石多同”，始悟知与传抄诸本相比，还是应当以印本为正，并由此发出“校雠之际，决于取舍，不可不慎也”的盛叹。所以，我们今天似乎不宜抱持古写本一定会胜于刻本的想法。

3．古籍典藏

中国古籍典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根据典藏性质区分，主要有国家藏书、私人藏书和学校藏书三大系统。国家藏书起源最早，殷商时期已经有典有册，而河南安阳发掘的殷墟甲骨，大多经过有意识的整理与存放。周代文献的典藏管理更趋制度化，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官职。《周礼》有“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等文字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王室典藏文献的主管人员。王室典藏图书的目的，大概主要是为了保存统治经验，故《墨子·贵义》云：“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

西汉以降，国家藏书常态化，历朝虽然机构名目和藏书处所有别，但大多具备固定的建置与专职人员，致力于图书文献的收集、管理与流传。国家藏书包括宫廷藏书和官府藏书两个部分，相关藏书机构主要职能是最大限度地典藏文献，同时兼具文献搜集、校勘整理、刊刻编纂等项职能，极大地促进了历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西汉时期，鉴于秦焚书的危害，废除挟书禁令，广开献书之路，国家藏书颇具规模。刘向、刘歆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整理，并开创了校雠之学。许多先秦文献，经由西汉的典藏和刘氏父子的编校，方得流传后世。东汉的藏书机构，则演变成为学术的舞台，著名学者参与或主持典藏工作，经学今古文之争也在此展开，《白虎通义》、《熹平石经》、《东观汉记》都是其中的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古籍典藏受其影响，聚散无常。但是由于纸张广泛用于书写，书籍的数量较简帛时代大为增加。两晋时期，国家藏书数量达到三万卷，南朝梁元帝时，更多达十万余卷。

隋朝初年，秘书监牛弘奏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书·经籍志》）。隋炀帝即位，令秘阁之书限写50副本，分为上、中、下三品。西都长安嘉则殿聚书多达37万卷，经秘书监柳䛒汰其猥杂重复，尚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唐初修《隋书·经籍志》著录四部书3127部36708卷，主要依据的是嘉则殿“正御本”。唐代国家典藏主要以隋嘉则殿藏书为基础，唐初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出任秘书监，致力于搜罗、缮写图书。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分别在长安、洛阳进行大规模的抄书、校书工作，仅洛阳乾元殿抄书即达五万多卷，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经过不懈努力，唐代国家藏书在开元时期达到高峰，毋煚《古今书录》著录藏书3060部51852卷（不计副本），基本反映了当时的藏书数量。唐代在管理国家藏书的秘书省之外，还新设弘文馆、史馆和集贤院作为典藏机构。尤其是集贤院，相当于开元以后的国家藏书和咨询中心。据《唐六典》记载，开元十三年（725）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职，“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唐六典》卷九）。集贤院还负责编修了《唐六典》、《初学记》、《大唐开元礼》等书籍。

宋代的国家藏书中心是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和秘阁，通称“馆阁”。馆阁负责掌管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主持图书的搜求、典藏、校勘、编目等事，故被目为“图书之府，校雠之司”。北宋时期，馆阁汇集了五代十国的藏书，加之历朝帝王反复下诏募求，形成相当完备的典藏。根据《宋史·艺文志》统计，北宋国家藏书总计积累到6705部73877卷。北宋末年，由于靖康之乱，国家藏书毁损殆尽。南宋恢复秘书省建置，重建国家典藏，得益于雕版印刷流行之后书籍数量的激增，藏书总数恢复到近六万卷。宋代馆阁有别于前代典藏机构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全面系统的古籍校勘和刊印工作。北宋时期，以馆阁人员为主体，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对历代正史、诸子要籍和医药典籍进行全面校勘，并刊印颁行，成为影响广泛的权威版本。南宋以后的相关书籍翻刻，都把馆阁校本作为首选底本。宋代馆阁校勘是书籍从写本时代到印本时代过渡背景下的重要定型化工作，在中国书籍史上的意义，完全可与刘向刘歆父子编校、保存先秦古籍相媲美。此外，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神医普救方》、《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也是宋代馆阁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

明灭元之后，大将徐达收集元大都宋辽金元旧藏图书典籍运至南京，奠定了明朝国家藏书基础。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又将这部分图书运回北京，贮藏于新建的文渊阁。朱棣“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劳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明修《永乐大典》，引用图书皆出自文渊阁藏书。明宣宗之后，由于管理不善，国家藏书损毁严重。历代相沿的管理图书机构秘书监被撤销，文渊阁藏书划归翰林院典藏管理，形成明清两代有内府藏书而无国家藏书的现象。清沿明制，没有设立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而分藏于内阁、翰林院及国子监等处。乾隆年间为修《四库全书》，从全国征集图书一万数千种，选择三千五百种左右（各阁藏本数量有出入）收入《四库全书》，另有6793种，仅撰写提要，列为“存目”。《四库全书》总共抄录七部，分别贮藏于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文溯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四库全书》修毕，征集的图书并未按计划发还，而是与《永乐大典》一起贮藏于翰林院。乾隆帝还将内廷所藏善本集中列架昭仁殿，题曰“天禄琳琅”。清末，学部设立京师图书馆，内阁大库旧藏、《永乐大典》残帙及敦煌劫余遗书都拨归收藏，现今成为国家图书馆的收藏。

私人藏书在周代即已因应私学的兴起而出现，各派士人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博取诸侯的青睐，需要大量图书丰富学识，充实论点。故有纵横家苏秦“陈箧数十”，发愤读书。名学家惠施拥有简书五车，遂誉称“学富五车”。两汉时期，私人藏书已具规模，因此朝廷屡屡号召民间献书。东汉著名学者蔡邕，号称藏书近万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纸写本的通行，私人藏书颇有发展，任昉、沈约等文人学者的藏书达到三万卷左右。隋唐时期则更具规模，文献记载有十余人藏书超过万卷。中唐名相李泌私人藏书三万余卷，因其曾受封邺县侯，后世多把藏书称为“邺架”。韩愈有《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道李泌藏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宋代收藏古籍、古物之风颇盛，有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北宋宋敏求藏书三万卷，且全部经过三五遍校订，成为高质量的藏书。南宋藏书家晁公武、陈振孙，分别根据自己的藏书编著《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成为中国古代两部最著名的私家目录，反映出宋代私人藏书已从单纯地典藏过渡到学术研究领域。明清时期，私人藏书空前兴盛，尤其是江浙闽广地区，名家云集。其中，明代以范钦的天一阁、祁承㸁的澹生堂和毛晋的汲古阁最具特色与影响；清代有著名藏书家近五百人，许多人还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湖州刘氏嘉业堂，均是赫赫有名的藏书重镇。

私人藏书的功能约略有三，分别是保存文献、整理研究和刊刻出版。藏书家多以珍善本和流传稀少本为收藏对象，且管理保护完善，使得许多珍贵文献免于失传。藏书家在存残补阙方面也有重要贡献，许多残本经过他们的努力变成完本。清代黄丕烈藏书推重宋本，虽残鳞片甲亦加珍藏，自云：“余喜蓄书，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烂不全者亦复蓄之。重出者，取为雠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许多残书经其手得以补缀完整。有些藏书家还留意专题文献的收藏，如范钦天一阁的明代方志、登科录，赵琦美脉望馆的古今杂剧，都是精心积聚的珍贵文献。私家藏书还直接服务于古籍整理研究，许多藏书家本身就是学者，藏书的目的是为读书治学。古人读书有亲笔校勘以获得正确文本的传统，而丰富的藏书无疑为校勘创造了条件。黄丕烈云：“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明清藏书家大都进行版本校勘工作，留下许多批校本古籍，成为重要的版本文献记录。私人藏书与出版的关系也颇为密切，许多藏书家同时又是出版家。五代人毋昭裔有感于贫困时借书之难，发愤聚书、刻书，方便读书之人。明清时藏书家更多有刻书，或流传善本秘册，使之化身百千；或提供校勘精良的版本，造福学人。近人叶德辉有评价说：“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蘋、张古余、汪阆源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

学校作为读书场所，典藏图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历代官学虽然教育职能不强，但都是官府藏书的重要场所。五代以降，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承担刊行经典著作的任务，国子监本被视作规范文本和高品质版本。私学与藏书的关系较官学更为密切，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即整理其掌握的诗、书、礼、乐类文献，教授学生。两汉时期，私人讲学继承孔子开创的私学传统，而且逐步建立起固定的讲学场所，有讲堂、精舍、精庐诸称。其间多贮存图书，招徕士人。近人柳诒徵云：“汉人讲学，必从师者，以家无书籍，传写不易，非专家之师授以章句，无由得而成学也。《后汉书》虽已有卖书于肆者，疑亦只京师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无书。以此之故，从师受业者，往往不远千里，或傭作执苦，以助读书之资。”中古时期，士人有隐逸山林讲读的风气，讲读的场所都以藏书见长，逐渐形成为书院。书院的最初之义就是藏书、读书之所，以至唐代还作为官方图书事业机构的名称。宋代及至元明清时期，书院成为最主要的私学形式，涵盖讲学、藏书、供祀三大事业。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不但把别人作为谢礼送给自己的《汉书》四十四通入藏书院，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广泛征求图书，有些图书还利用书院进行刊刻。南宋书院有二三百所，藏书数量颇为可观。元朝建立后，为安抚汉人儒士，广泛建立书院，且多以理学为主旨，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其中，在杭州设立的西湖书院收藏南宋国子监刻书版，山长黄裳等辑有《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刻于石碑，共载四部书版122种。明代前期重视官学，后期则书院泛滥，然多以讲学为主，束书不观。清代书院官学化，藏书来源主要是官颁，辅以书院购置和私人捐赠，规模和影响都无法与国家藏书、私人藏书相比。

三 专题层面

在传统经典文献之外，简帛文献、敦煌文献、石刻文献、域外汉籍、地方志、家谱等专题领域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都颇有开展，正陆续成为专门之学。这些专题文献，虽然许多不以书籍样式呈现，而且主要是作为历史文献学开发史料价值的对象，但是其中包含的古籍形制演变、文本校勘、佚书佚文、编纂体例等方面的资料，对于古典文献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因此我们也将其作为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的有效组成部分。

1．简帛文献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中国“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四项“最大发现”，分别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项发现后世都成为专门学问，其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在各地屡有出土，研究日臻兴盛，形成专门的简帛之学。

简帛文献之发现并不自近代始，其历史可上溯至西汉早期。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秦律，汉初《挟书律》仍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均限于法令、医药、卜筮之类。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士人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例如《史记·儒林传》记载：“伏生（胜）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经典释文·序录》云，《孝经》在秦火时“亦遭焚烬，河间人颜芝为秦禁，藏之。汉氏尊学，芝子贞出之”。张苍从荀子处传得《左传》，汉兴，献其书于朝廷，所以《左传》古文本在中秘保存下来。其中，汉景帝年间，孔壁中经、河间献王得书，都是著名的事例。此后，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于汲县战国晚期魏墓出土的汲冢竹书，最为重要。这批竹简经束皙、荀勗、傅瓒等整理，其中《穆天子传》传世至今，《纪年》、《师春》、《琐语》有部分佚文流传。汉晋学者整理先秦简帛书籍，极具学术意义。孔安国研究孔壁《尚书》,“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古文书籍的发现，也为当时学界带来新的风气。孔壁中经及河间献王所得《周礼》等，与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多有不合，酿成今古文之争。

20世纪可谓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除早期在西北敦煌、居延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之外，70年代以降，又陆续在山东、湖南、湖北、河南、甘肃等地出土大量简帛文献，涉及时代从战国到汉晋，内容既有文书档案，又有各类书籍。这些简帛文献的出土，为中国历史、思想史、文学史、科技史等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已出土简帛文献中，书籍占据了主要份额。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最早的古籍，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图书分类及与之有关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改变尤大。李学勤曾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佚失无存。出土发现的简帛古书，许多都是不见于现存著录的佚籍。二、名存实亡。有些简帛书籍前所未见，实际其内容仍保留在后世的书里。如长沙马王堆帛书《胎产方》，可能抄于秦代，当是先秦作品。但其内容现存于隋唐著作《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中，只是语句略有改易，且被说成北齐名医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三、为今书一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27章，其中11章见今《战国策》或《史记》。四、后人增广。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都出有一种竹简古书，审其体裁内容，与今传《家语》、《说苑》雷同。五、后人修改。例如马王堆帛书和江陵张家山竹简都有《脉书》，经研究系今传《内经·灵枢》中《经脉篇》的祖本，文句相同或类似。六、经过重编。七、合编成卷。如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以《老子》两篇同《五行》、《明君》、《德圣》四篇抄在一起，成为一卷书。八、篇章单行。九、异本并存。十、改换文字。我们相信，随着简帛文献的不断发现，古籍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将会得到越来越清晰的揭示。

2．敦煌文献

1900年甘肃敦煌藏经洞文书的发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敦煌研究。延至今日，敦煌学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显学，其研究范围也从藏经洞文书扩展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地区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敦煌文献以5—11世纪写本为主，包括各类文书和传统古籍两大类别。古籍写本方面，王重民1957年编成的《敦煌古籍叙录》著录有经部书24种，史部书25种，子部书62种，集部书33种（包括俗文学作品）。由于敦煌文献散存在英、法、俄、日、中等国公私藏书单位，不断有新资料的发现与公布，古籍写本的实际数量远远超出王书的著录。根据荣新江的调查统计，在现存的敦煌写本中，大约有古籍写本近千种，约五千多个编号，其中既有传世古籍的古代写本，也有已经失传的珍贵佚籍，如北朝系统的经疏、唐朝令式、地志、童蒙读物、类书、北朝隋唐佛经义疏、疑伪经、禅宗典籍、道教佚经、唐人文集、俗文学作品、曲子词等等，都可补充传世古籍的缺失。如果把吐鲁番、和田、库车、黑城等地出土的古籍写本也考虑进来，其数量和内涵则更为可观。

敦煌古籍写本对于古典文献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首先，由于抄写年代大多早于刻本，没有经过书籍刊刻过程中各类致误因素的影响，往往更接近古籍文本原貌，可以用来校勘传世古籍。如敦煌发现的何晏《论语集解》抄本残页多达六十余件，对于今本文字校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方将其汇集，撰成《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吐鲁番先后出土《三国志》残页三件，大约都是十六国时期的写本，早于南朝刘宋的裴松之注本，不仅保存了《三国志》的最初形态，而且可以校订宋刊本的讹误。敦煌本《王绩集》是该书五卷本的最早写本，具有无可替代的版本价值，《故陈子昂遗集》亦足资校勘。其次，敦煌古籍写本包含有许多古佚书的残卷，是古籍辑佚的重要资源。这些佚书较之清儒采自类书、地志、古注的辑佚之作，不仅存字更多，而且相对完整，甚至首尾完备。如《论语》郑玄注，宋以后亡佚，清儒辑本不及原书什一。王素《唐写本论语郑玄注及其研究》，利用所见31件敦煌吐鲁番写本，辑佚《论语》郑玄注几近原书一半。晚唐刘邺《甘棠集》，宋以后亡佚，赖王重民自敦煌文献中发现，遂成为天壤间仅存之孤本。该写本共30册页，分作四卷，保存了全书的大半内容。佚书《珠英学士集》、《瑶池新咏集》以及另外几种《唐人选唐诗》，不但可以校勘刻本唐诗异文，而且存有不少唐人佚诗。其中仅《珠英学士集》就有27首，而《瑶池新咏集》则是唐人选唐诗中唯一见诸著录的女诗人选集，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女诗人选集。单本佚书之外，在数量不菲的敦煌写本类书中，还存有不少佚书片段，也是辑佚不可忽视的材料。王三庆《敦煌类书》把已知敦煌写本类书残卷分类录校整理，为辑佚工作提供了便利。再次，敦煌写本对于考订古籍文本变化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如《古文尚书》原为隶古定本，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命集贤院学士卫包改作今文本，广为流行，隶古定本遂逐渐失传。敦煌写本中目前已发现三十余件《古文尚书》残卷，既有隶古定本，又有今文本。据此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古文尚书》的原貌，判定宋郭忠恕所订《古文尚书》及《释文》不过是摭拾字书而成的伪本，解决清代考据学家争论不已的文字问题，而且可以对《古文尚书》的文本变化有进一步的认识。即隶古定本的写本，已夹杂有今文注释，而今文写本中也有隶古文的遗存，反映出由隶变楷的字体演变对于古籍文本的影响。另如禅宗要籍《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尾完整的写本较传世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惠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惠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如果没有敦煌写本的发现，我们可能无法明了这一文本变化的过程。此外，敦煌写本还为研究古典文献的载体与形制提供了大量实例。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写经，从十六国早期开始，西北地区已经使用纸张抄写。抄写图书和佛经的纸张，规格及书写形式仿照木简，通常一纸二十八行，一行十七字。书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是卷轴装，有部分经折装、梵夹装和册子本，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弥足珍贵。中国境内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印刷品实物——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造《金刚经》，也是在敦煌发现的。

敦煌文献涉及领域广泛，无论是古籍本身研究，还是历史专题研究，都可从中找到相关资料。然而目前敦煌学被归在隋唐史、历史文献等学科门类，主要是历史方面的学者在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者少有介入。历史学背景的敦煌学者在宏观历史文化背景的把握、文献表面特征的认识方面具有专长，但是对于传世古籍了解不够，有时过分迷信写本，难免以偏概全；古典文献研究者熟悉传统文献，但在古籍校勘、辑佚等整理研究工作中，忽视敦煌文献的利用，则导致研究成果的缺陷。因此，敦煌学与古典文献学两个研究领域应当紧密结合，互相补充，共同促进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

3．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是指存藏于中国之外的用汉文书写的各类古籍。如果具体分析，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存藏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写本与印本，包括传世唐写本、敦煌卷子、《永乐大典》残卷、历代刻本和活字本等等，过去称为海外佚籍，其中有许多孤本佚书和国内不传的版本。第二，中国古籍的域外刊本和抄本，以及域外文人编纂的中国古籍选本、注本和评本，主要有日本本、朝鲜本和越南本。第三，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撰写的古籍，这些作者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汉字文化圈内，另有少量来自欧美的传教士。日本学者将这三类汉文古籍分别命名为“汉籍”、“和刻本汉籍”和“准汉籍”，我们统称之为“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的产生主要是以汉字文化圈为背景。自两汉之际开始，中国成为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文化源地，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的越南等地，都把中国作为文化母国，全面受容中国文化，形成以汉字、儒教、中国式律令、科技、中国化佛教为基本要素的汉字文化圈。在汉字文化圈内，书籍传播成为重要的交流形式。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相当于存在一条书籍之路。根据史书记载，早在两汉时期，《诗经》、《论语》等中国典籍就流入朝鲜半岛，并辗转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诸国屡有遣隋使、遣唐使远赴中国，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购求书籍。据日本《善邻国宝记》（卷上）引《经籍后传记》:“以小治田朝（即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请隋天子。”《旧唐书·日本传》也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官方使臣之外，入唐求法的留学僧侣也携回大量书籍。据史书记载，日本留学僧玄昉一次携归佛教经论即达五千余卷。吉备真备携带《唐礼》、历书、乐书共计一百五十余卷归国，被作为日本大化革新的指导文献。日僧“入唐八家”，求得总计数以千卷的经卷，所编《将来书目》传承至今。唐代传入日本的书籍总量，可以根据9世纪末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加以推测。该书虽然只是官藏焚后残存书籍的统计，但仍著录有汉文书籍1579部17345卷，约相当于《隋书·经籍志》的一半，《旧唐书·经籍志》的三分之一。两宋以降，朝鲜和日本使臣、僧侣购求书籍的事例，仍不绝于书。韩国现存记录高丽到朝鲜时代使臣出访中国见闻的《朝天录》、《燕行录》，就有不少购买书籍的内容。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流行，书籍不但数量巨增，而且变身为商品，因此商船载运也成为中国典籍外传的重要形式，尤其在明清时期，书籍是中日贸易的大宗货物，日本海关记录的《舶载书目》存藏至今。在汉字文化圈之外，欧美国家也颇有汉籍存藏，主要来源是传教士携归和近现代的盗抢与购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利用。

域外汉籍对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价值，首先在于提供国内失传的佚书佚文，补充古籍版本。根据目前的调查，日本公私收藏的唐写本，如果不计敦煌卷子，数量远远超过国内的收藏。日本所藏宋元刻本有一千余部，接近国内现存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北宋刻本（不包括佛典）就有十种，而国内仅残存三种。韩国方面，据最近出版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统计，总数是12500种。上述数字还是就第一类域外汉籍而言，不包括日本、韩国的刊本、抄本和选编本。在域外汉籍中，有相当部分国内已经失传，版本不同或有残缺。如南朝梁皇侃撰《论语集解义疏》，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宋时国内即已失传，清乾隆年间自日本引回，编入《四库全书》。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版本有16卷、18卷两个系统，日本刊刻的庆安本和宽文本是仅存于世的18卷全本，晚清传回中国后，取代了散佚严重的16卷本。此类例证，还可举出许多，前辈和当代学人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黎庶昌《古逸丛书》、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严绍《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我们认为，在已基本摸清域外汉籍存藏的基础上，当务之急是深入文本，进行古籍校勘、编纂、辑佚方面的研究，而且关注的对象应逐渐转移到第二、三类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研究在文献意义之外，还应置于东亚学术文化交流的宏阔背景之下。汉籍流传至域外，通常先以传抄、翻刻的形式扩大辐射面，延生出和刻本、高丽本（朝鲜本）、安南本；其后又以注疏、谚解、翻案等形式融入异族文化；然后接受汉籍熏陶的域外文人仿作或创作出本土汉籍。汉籍流传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唐人诗文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流传颇广，白居易编定《白氏文集》时已提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抄者，不在此记。”《旧唐书·张荐传》盛称张文章天下闻名：“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汉籍的交流也并不总是单向的。新罗人崔致远在唐朝进士及第，撰有《桂苑笔耕集》，著录于《崇文总目》，流传中国。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山井鼎、物观所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清初传入中国，对清代学术影响颇深，还被编入《四库全书》。因此，对于域外汉籍研究，我们必须有开阔的学术文化视野。严绍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我们的结论：“域外汉籍最根本性的价值和意义，我以为还在于它参与了接受国、接受民族、接受区域的文明的创造，它们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参与异民族文明创造的历史轨迹和世界性价值，也只有在双边文化与多边文化关系互动的研究中，才能得到真正的阐述；也只有在这样的学术阐述中，作为文献典籍的学术的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序）

4．石刻文献

中国石刻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特别是内容以文字铭文为主，具有其他载体无法比拟的独特文献价值。马衡概括历代石刻曰：“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屡申刻石之禁，至南朝而不改。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中国矣。”虽然由于历代的破坏、毁弃和另作他用，使得古代石刻受到了很大损坏，宋人著录的石刻，今天已是十不存一，但是仅仅是遗存下来的石刻，数量仍然非常惊人。学界目前还没有全面精确的统计，只是根据部分材料进行大略的估算。清代搜集、收藏碑石蔚然成风，清中叶孙星衍、邢澍著《寰宇访碑录》，收录秦汉至元代碑石八千余件。此后陆续有人做补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罗振玉的《再续寰宇访碑录》、刘声木的《续补寰宇访碑录》等，收录更达数万件。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记当时所见墓志即达3980余种。建国之后，新的石刻材料大量出土，仅陕西一省，新出土的石刻即近千种。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编》，总量达到5172种。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主要图书馆的藏品：国家图书馆藏石刻拓片总数达20余万份（包括复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在2万种以上，上海图书馆、南京博物院等地的收藏也有万余种。根据上述资料估算，现存石刻文献（包括原石已佚，但尚存拓本的石刻）应该在5万种以上。如果统计文字总量，仅20世纪百年间出土的碑志，就有上千万字。

如此丰富的石刻资料，构成了一座有别于纸本的文献宝库，其内容涵盖了先秦至民国年间近三千年的各类文献资料。就书写字体看，有古籀、战国文字、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异体文字，为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就文章体裁看，歌功颂德的赞、颂，哀悼死者的碑、志、铭、诔，官方的诏敕文牒、诅告、盟书，文人学士的经典文集、诗歌杂咏，乃至地图、界至、谱系、楹联、题记、题名、格言、书目、符咒、药方等等，无所不包，几乎涵盖了历朝的各种文体，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佐证。历代刻写儒、释、道经典的石经，因为保存了不同时期的经典文字，则成为古典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当然，石刻文献最重要的价值还是在于保存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往往可以订正传世典籍的错误。宋代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曰：“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迹，有不可诬，而又传说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无疑。”宋代之后，特别是清及近代，学界已经普遍把石刻资料运用于历史研究，开辟出新的研究途径。

20世纪中国学术界，通常列举殷墟甲骨文字、战国秦汉简牍、敦煌藏经洞文书卷子、内阁大库档案，作为改变学术思想与研究方向的重大文献发现。其实近百年间出土的历代石刻文献，不但数量在出土器物中位居首列，而且文献价值与历史价值也并不比上述发现逊色。因此，古典文献学有必要将石刻文献纳入学术视野，不是基于书法角度的艺术鉴赏，而是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作为传世典籍的有效补充，挖掘利用其价值。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局限在石刻本身、拓本、史料和书法四个领域，而基于文献角度的研究，应当注重石刻文献的著录、流传和研究，其内容所蕴涵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分析的对象则以石经、墓志和碑刻为主，旁及其他。如果能熟知著名石刻，并言其存佚完缺、拓本先后、书法优劣，也可谓步入传统碑学之门。

5．方志与族谱

地方志是记载某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和资料的著作体裁，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地方志的类型有一统志、各省通志、府志、县志、厅志、卫志、乡志、镇志、村志、里志、关志、乡土志、小志等十余种，根据近年的普查结果，现存各类志书上万种。如果考虑到名胜志、寺庙志、书院志等延伸文献，数量当更为可观。中国自汉魏以降有修志的传统，直至今日仍是各级政府的一项工作，因此纂修方志研究成为专门的学问。

关于地方志的起源，历来学者有不同说法，《禹贡》、《周官》、《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古籍都曾被认定为志书之祖。实际地方志应是在兼收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等不同类型文献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融合而形成的编纂体裁。战国时期编写的《禹贡》是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江河流域的人文地理志，汉代则不但有各类地图，还出现了侧重记录地理情况的图经体文献，而《越绝书》、《吴越春秋》是兼有史、志双重内容的地方性文献。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的编纂体制渐趋完备，图经、地记和相关专著构成方志的主体。图经方面如《广陵郡图经》、《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几可作为方志的通行名目。地记是地理书的汇编，数量也有不少。专著方面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和宗懔的《荆楚岁时志》，亦可视作方志名作。隋唐时期出现了概括全国的总志，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都是影响巨大的著名方志。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修《沙州图经》、《西州图经》则反映出修志已经普及到边远地区。宋代地方志的编纂体例大致定型，且出现了《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鸿篇巨制，内容则在记载地理之外，增入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丰富了地方志的内涵，并为后世方志编修树立了范式。宋代还开始了地方志的续修制度，南宋首都临安百年之内三修《临安志》。元代创修《大元一统志》则开启了明清两代纂修一统志之风。明代方志纂修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行为，朝廷专门颁布修志条例，规范修志工作，明志留存至今尚有近千种。清代方志纂修事业达至鼎盛，根据粗略统计，清修方志有六千四百余种，约占全国现存方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官修方志不仅形成固定的制度，而且吸引众多学者参与其事，谢启昆主纂《广西通志》、阮元主纂《广东通志》、章学诚纂《永清县志》、洪亮吉纂《泾县志》和王闿运纂《湘潭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学者的参与还推动了方志体例、规制的归纳研究，使其上升到了学术理论层面。

地方志作为特色文献，不仅保存了大量地方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有助于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和某些知识空缺，而且可以在古籍编纂、辑佚等方面为古典文献学提供丰富的文献实证。近几十年来，由于政府的介入和推进，旧志整理出版、方志目录编制和方志资料类编成为国家古籍整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学与古典文献学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方志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族谱”又称“家谱”、“宗谱”、“世谱”、“家乘”、“家牒”，或单称“谱牒”，主要用于区分宗族成员的血缘承传，明了统系，免于混淆。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宗族谱牒盛行，“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第一·氏族序》）。国家设有专门机构——图谱局纂修谱牒，置令史负责其事。官修谱牒通过姓氏、地望、族史等内容，表达出宗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政府的选举、士族的出仕与门第婚姻提供依据，谱牒起着“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作用，成为门阀士族等级制的工具。在此情形之下，社会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谱牒学与姓氏学成为显学。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传统士族没落，“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旧式谱牒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其书散佚，其学不传”。

宋代宗法家族制度复兴，注重敬宗收族，谱牒作为聚合宗族的重要手段重新受到重视。欧阳修和苏洵、苏轼父子先后编写了本族的新族谱，开风气之先，成为后世族谱纂修的榜样。欧氏、苏氏新族谱，有别于重在区分门第高下的旧式谱牒，倡导以宗法为“谱心”，主要体现敬宗收族的精神。苏洵在阐述自己修谱原因时说：“情见乎亲，亲见于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吾之所以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嘉祐集》卷一四《苏氏族谱》）他试图通过族谱，使五服之内的族人产生孝悌之心，从而尊敬祖先以收族，避免族人成为途人。欧、苏二族谱在体例上也多有创新，不再局限于区分门第等级高下，而是力图成为宗族的系统档案，其主要内容有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此外还有类似传记、祠堂记文等内容。为了便于保存，宋代流行将族谱刻于石碑之上，并建族谱亭。族谱亭一般设在墓旁，便于同墓祭结合，增强收族的作用。

明清时期，纂修族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不但名门著族皆有谱牒，寒门小族也视修谱为族中大事，乐此不疲。在聚族而居的农村社会，甚至可以说没有无谱之族，除少数从事“贱业”者以外，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不入谱之人。明清族谱与宋元族谱相比，具有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强化了政治色彩。皇帝的劝民谕旨，体现伦理教化的宗规家训，纷纷列入族谱。在纂修体例中，明确惩恶扬善之教化目的。如万历时福建建阳《考亭朱氏文献全谱·谱例》说：“尊祖莫先重谱，重谱莫先表贤，然必居官有实迹，处世有实行，没乃传其事，以为世劝。女德有经旌表可征志行者乃录。”浙江绍兴《中南王氏宗谱》于乾隆时所定《凡例》则规定：“宗谱为劝善惩恶之书，淑慝皆宜标出，或有显蹈法纪、渎乱家规、干名犯义、不孝不节、作奸犯盗，大则谱上除名，小则直书示警。”对于妇女贞节的特殊要求和对族人充当贱业、有不轨行为的削名，更是体现了明清族谱的政治教化意义。其次是族谱体例更加完善。在欧氏、苏氏谱例基础上，明清族谱内容更加扩展，体例更为完备。特别是增加了族规家训、族田等反映宗族制度发展的内容，并且借鉴正史和地方志编纂体例，增加了“志”这一新的体裁。冯尔康将清代族谱体例归结为17项，即谱序（含序、例、跋、修谱职名、捐资人）、恩纶录（含敕、诰命、御制碑文、上谕、皇帝和地方政府所题匾额）、像赞（画像、赞词、遗墨等）、宗规家训（含规约、训语）、世系（图、表）、世系录（世序、世系考）、派语、宦绩考、传记、祠堂（含祠堂图、祠堂记、建祠及捐钱人名单、祠堂规制等）、坊墓（含图和文）、祠产、先世考辨（含得姓始末、支派分流、迁移地、同姓考订）、著述（含原文、目录）、余庆录（空白纸）、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当然不是每部族谱必备以上项类，但是序例、规约、世系、传记、祠堂、祠产、祠墓几项是多数族谱都具有的。其中又以世系名录最为重要。“谱者，普也，普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明方孝孺《族谱序》）。世系中先分房支，然后再以表格形式登载各房支下每一世次男性宗族成员的名、字、号，功名仕宦情况，婚姻、生育情况和享年、葬地。入谱的人，“讳某字，娶某妇，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明宋濂《符氏世谱记》）。女性在族谱中也有记载，但都不出现名字，只能以“某氏”的名义附见于丈夫之后，或以“第几女”的名义附见于父亲之后，反映出妇女的附属地位。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会通谱、统宗谱，即把分布于各地的宗支统贯到一起的族谱。如明弘治十四年（1501）刊《新安黄氏统谱》。统宗谱规模庞大，如弘治时程敏政编纂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合44支，通53代，入谱者逾万人。嘉靖时张宪、张阳辉等主修的《张氏统宗谱》则记载了全国15省的117个支派，更是煌煌巨制。会通谱、统宗谱的出现，既是宗族组织发展、宗族交往扩大的结果，也是族谱体例完善的表现。

在中国封建时代，国有史，郡有志，族有谱，正史、方志、族谱堪称建构中华历史的三大柱石。族谱不仅对于研究宗族制度、人口学、移民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还是查找人物传记资料、辑佚诗文的资料宝库，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利用。族谱在封建社会被视作家族神圣之物，编号发放，分房收存，定期查验，不许外传，故流传不广，罕见公私收藏。20世纪以降，历经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族谱的纂修和存藏受到极大冲击，旧谱颇遭毁弃散佚，部分流入公私收藏。目前，国内方面上海图书馆收藏最多，共计一万二千余种，近十万册。海外方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近千种，总部设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家谱学会收藏胶卷五千余种；日本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单位收藏约一千五百余种。中华书局出版有《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可资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