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与分期

科学史的分期问题并无理论上的定论。实践上作为国别科学技术史的分期，下述四种不同的分期标准分别被一些著作家采用：依政治史分期，依社会形态分期，依科学内史分期，依科学外史分期。我们将从科学的内史和外史结合的角度处理分期问题。中国科学现代化的起点问题争论最大，需要较多的笔墨说明我们的选择。

我赞成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全球科学观及其世界范围起源律。地球上各文明区都有其古代科学，但东西两半球的古代科学在形式上和世界观上都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在西半球的欧洲产生的现代科学是各文明区中之古代科学汇流的结果。现代科学产生之后，它的继续发展是一个世界化的过程。各文明区的科学现代化都是这个科学世界化总进程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科学现代化也就是中国科学的世界化。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主要是产生自欧洲的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点在19世纪中叶，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其标志，这已近乎被史学界公认。但是，科学现代化并不一定要依从这个社会现代化的起点。因为，早在鸦片战争前近三百年，中国就已经开始两种不同科学并存的局面：一是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它曾经有过领先于世界的繁荣期;二是在明末由基督教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首先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

我赞成以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eoeus Ricci，1552~1610）进中国为中国科学现代化起点的标志。这有两个理由：其一，人所共知，利玛窦是西学传入中国的象征;其二，人们很少注意，在利玛窦进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科学已有两次趋向现代化的征兆。我们这里着重对后者作些说明。

中国传统科学在秦汉时期早熟地形成了算学、天学、地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的基本范式。其后的发展有过三个高峰期：以玄学为特征的新道家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公元5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南北朝时期（420—581）中国传统科学的第一高蜂;以理学为旗帜的新儒学理性精神在公元11世纪的北宋（960—1127）年间把中国传统科学推进到其发展的顶峰;在实证实学思想的影响下的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以综合为特征的一批专著展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最后一道光彩。

中国传统科学也曾经有过自身现代化的三次顿向：第一次伴随中国思想家胡适（1891—1962）所称的宋代“文艺复兴”而发生，主要表现为科学知识的理性化，由于“靖康之变”而中断;第二次伴随中国一些经济史家们所称的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而发生，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由于“甲申鼎革”而夭折;第三次伴随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而发生，主要表现为在西学的影响下传统天文学和数学的复兴，由于“虎门销烟”而转向，最终以引进西学的方式走向现代化。

这样，科学现代化的起点就在早于社会现代化的起点近三百年前的16世纪晚期。这巨大的时间差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如何理解如此巨大的时间差呢？这是因为发自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趋势受挫而转变为“外铄”的结果。所谓“外铄”，即其主要动力来自传统社会的外部压力。从传教士来华至鸦片战争的近三百年间，西学的入传扩大了少数学者的眼界。由于这些人的努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率先汇入世界科学的主流。但《崇祯历书》（1635）和《数理精蕴》（1723）等科学著作尚不足以发动滞轴的中国社会。鸦片战争的炮声则惊醒了中国的朝野官民，在殖民主义的暴力威逼之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车轮才开始起动。这种启动从消极的模仿开始，而且是一种程序反演的模仿：首先在器物层次，然后是制度层次，最后才进入思想层次。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欧洲社会近五百年的现代化史被草率地在中国反演。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程序倒置所固有的不彻底性，导致中国不得不程序紊乱地反复重演欧洲走向现代社会的诸进程。

确定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起点以后，我们可以转入对整个历史进程分期的讨论。被选用作为分期的标志性时间点的三个历史事件，把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历史事件是：1582年利玛窦进中国，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设立，1956年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制定。1582~1928年这段漫长的时间是现代科学技术启蒙期，1928~1956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1956年以后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科学技术发展时期。

启蒙是通过传教士的科学输入、洋务派官员的科学技术引进和知识分子的科学文化运动“三部曲”实现的。传教士带来了科学技术的新鲜空气，洋务运动的示范作用造成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不可逆转的局面，知识分子的科学文化运动对扫除妨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反科学的文化环境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通过三百多年的科学启蒙，在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知识界和民众从传统的到现代的心态转变。

中央研究院的设立标志着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在中国进入了体制化的发展时期。从欧美日留学归来的科学技术专家成为各学科和诸多技术部门的主要奠基人，把欧美日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在中国形成了轻工业为主体、通才教育和国家较少干预的欧美式的科学技术之发展模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政治方面一边倒向苏联，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也模仿苏联的模式。通过中国科学院的建立、高等院校的调整和以苏联援建项目为主体的工业计划，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模式很快从欧美模式转变为以重工业、专科教育和国家计划为特征的苏联模式。

十二年规划的制定，国家科委的设立，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进入国家周密计划的现代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新学科和新技术部门一个个逐渐建立起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多年，由于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防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文化大革命”后国际环境趋向和平，国家工作的战略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发展的需要自然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主要动力。

这种分期的一个优点在于，它便于描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三大转变：启蒙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心态转变，形成时期从欧美到苏联的模式转变，发展期从国防到经济的动力转变。在这些转变中，科学作为社会功能的一部分逐渐被接受并日益加重，但两者始终处于不断相互作用的调整动态之中。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心态转变中充满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在从欧美到苏联的模式转变中经历了由政治格局决定的三种体制并存到归一的曲折过程，在从国防到经济的动力转变中一系列的科技体制改革被进行并伴随着科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的相互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