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文明

文明作为一种制度、组织、文化、习俗等形态为经济演化提供了平台和基础。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言：“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文化思想的综合体现，可以说包含在历史文明之中，尤其体现在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中。历史上，欧洲对亚洲的入侵，对亚洲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随着亚洲国家的独立渐渐缩小。但是对非洲的入侵则不同，现在非洲国家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其依附、边缘的地位仍没有改变。由于没有统一的文字，没有内聚的文化，民族冲突、政治动荡、经济落后依然很严重。之所以会有上述差异，可能源于不同历史文明的特点。

早期文明形态

早期文明形态的共同特点是农业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类生产使用的能源，主要是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人口和土地在不同的文明中具有不同的比例结构。人口受到土地资源的制约，增长缓慢。农民是人口中的大多数，散居在乡村，生活较为贫困，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是分配机制不利于他们。社会层级通过政治、法律、习俗等手段加以固定，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等级上的差别。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制度、组织渐次诞生和完善。政权组织形式中集权制占据主流，一般是帝王或者寡头贵族垄断政权。国家运行主要依赖对农业的税收，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范围和规模都比较小。在文化上，很早就有思想家探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问题，也由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占据主流的有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中国则产生了儒家文明。

各种文明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公元前3000年左右，尼罗河西岸出现了埃及。埃及人给世界留下了太阳历、象形文字、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制定了第一部完备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并且创造了楔形文字。公元前6世纪，印度发明了阿拉伯数字。公元前8世纪，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出现了希腊人建立的城邦，城邦制度为后来城市兴起做了铺垫。当时雅典掌握着地中海的霸权，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他们能制陶、冶铁、酿酒、纺织等。当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在西欧中世纪的黑暗中消逝的时候，东方呈现出科技文化蓬勃发展的壮丽景象。中国早于西方几百年，形成了以计算见长、解决实际问题为特点的数学理论体系；中国天文历法以农业应用为本，天体位置的计算十分精确，历法应用的规模之广与延续时间之久为世界罕见；中国的蚕丝织品，长时期令西方人羡慕不已，由此带来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国瓷器名扬天下，在中世纪的西方比黄金还贵重；中国铁器制造技术也在世界上领先了2000年之久，其产量、质量都令西方望尘莫及；中国的农学著作发表之早、数量之多为世界之最；中国医药学自成一家，为世界瞩目。

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都有自己的历史。汤因比把文明看成一个有机体，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她发生、成长、衰落、解体的过程，并且提出了文明的挑战—回应理论，即文明的发生是由于对自然环境或人为环境挑战的回应，挑战不能过强，适度的挑战才是文明发生的条件。文明发生以后，需要不断应付内部和外部的冲击才能成长，否则文明便会走向衰落，乃至解体。

西欧基督教文明继承了多种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犹太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并且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对这些文化进行了整合。基督教文明在后来发生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嬗变，从而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西欧能够兴起的原因很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伦理起了很大作用；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认为奢侈造就了资本主义；卡尔·马克思（Karl Max）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条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科学技术起了决定作用，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则归功于制度；戴维·S．兰德斯（David S.Landes）更倾向于从文化方面进行解释。在这里，我们不对各种解释作价值判断，只需注意到工业文明首先从欧洲兴起这样一个事实。

思维方式的不同

在前面，我们探讨了自然环境和气候等物质条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不同社会发展路径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精神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文化是精神因素的一个主要方面，为了更加细致观察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我们着重分析文化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人类基于自身的需要和自身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强化自身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基本的命题中，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首先需要思考的。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是支配和改造自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思维决定着人类的行为，由于人类行为的不同，可能就构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从而书写了不同的经济史。

欧洲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哲学以及基督教从犹太教所继承的那些观念。他们认为，人类是被放置在一个支配自然界其他部分的位置之上，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从属于人类。尽管也有一种观念认为，人类是世界的看护者，但是这种思想始终没有占据主流。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是上帝设计出来的，上帝造人也是具有目的性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相信那些低级动物完全是因为人的缘故才产生和生长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植物的生长是因为动物需要食物。基督教对于神和人以及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硕果累累，多多繁育，充满这个地球，去征服它；去支配海中的鱼、去支配天上的鸟，去支配在地球上活动的所有生物……。”“活着的每一个生物将成为你们的食物；如同我给了绿色的植物一样，我也给你们所有的东西……你们的威严和恐惧将施加到地球上的每一头牲畜之上，施加到天上的每一只禽鸟之上，施加到地球上所有行动的东西之上，施加到海中所有的鱼类，它们被交付到了你们的手中。”

到了十二三世纪之后，上述观念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论证说，有着一种从最不重要之物到上帝的存在层级，然而这样一个整体计划唯有上帝才知道。人类占据了一种在各种动物之上的独特位置，他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就是这种逻辑性的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理性的创造物就应该对非理性的创造物进行统治。这就导致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于后来的欧洲思想以及欧洲人的行为都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地理大发现就是这种世界观影响下的产物，以此为起点，欧洲率先完成了文明的嬗变，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