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一、吴学文：我与日本的一段缘

卓：从吴老先生的经历和著作中，可以窥见您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您是怎样对这个邻国发生浓厚的兴趣的？

吴：还是在“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人很快就侵占了哈尔滨，中国军队败了下来，当时东北军有一支队伍夜里来到呼兰县我的家中，他们非常激愤，有一位军官愤慨地说，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打就败下来呢？因为城内指挥官差、武器差，东北军实际上是自发地进行抵抗的。在他们退下来之后，第二天日本军队就跟来了。

当时的情况是国家不再管我们了，日本军队入侵之后，国家无法保护我们，所以我当时就产生了入军官学校，学习杀敌本领，参加抗战的想法。1940年，我考入伪满军官学校，预科毕业后被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本科。1942年，我们坐船到横滨。1944年春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奔赴抗战区参加抗日战争。记得我在走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诗：“白山黑水他年见，一片雄心在此机”，意思是我要与日军作战，将来打回老家去。

那时我们三个人因为穿着日本军服，所以很容易就通过了山海关。到河南新乡时，碰巧看到一座关帝庙，于是我们三人磕头结义。晚上是在野地里度过的。由于我们穿着日本军服，往前走中国军队必然会打我们；而如果我们换便衣呢，后边的日军又会打我们，因此进退两难。后来，我们依然穿着军服，但把帽子摘了下来。因为按照日军的习惯，军人在行动时是不能随便摘掉帽子的。在我们走了一段之后，发现有人一路跟着我们，我问他：“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他很惊讶地问我：“你会说中国话？”我说：“我是中国人，当然会说中国话。”他告诫我们不要再前行，并带我们与张学良的旧部何柱国将军见了面。何柱国将军是第15集团军总司令，这支部队在西安事变时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因此我到部队后学到的第一首歌是《东北流亡》三部曲，第二首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学《义勇军进行曲》时感觉非常亲切，好像曾经学过一样，后来才知道曲作者是聂耳。

1954年，我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在神奈川县藤泽市参拜了聂耳碑，上面是日本音乐大师秋田雨雀的题词。当时我感到非常激动，作为战胜国的国民，看到聂耳碑在这里，感到异常自豪，所以我写了一篇长篇报道。从我八岁开始，我国和日本就是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小学的时候我就学习日语，到军官学校读书是从伪满开始的，当时我抱着要做一名有用军官的想法，那时才十六七岁。日本在伪满成立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伪满军官学校，日本人想要以此来造就一批维持治安、镇压中国人的人；另外一所就是建国大学，以培养将来的县长等为目标，一文一武互相结合。后来证明，这两所学校的抗日思想反而非常坚决，这是日本人所没有想到的。

在士官学校时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是混编的，上期生可以打下期生，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我们上二年级的时候就打日本的一年级的学生。我们这期里有朝鲜人，那时朝鲜人要改成日本名字，算是“皇国臣民”。刚入学的时候没改成，到第二年的时候他们都改成了日本名字。韩国已故总统朴正熙是我同期的同学。

我们当时是预科两年，本科两年，优秀的学生就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读本科。我们这期两个连共300多人，当中有十几人到日本留学。1944年毕业之后，我们有两个星期的休假，然后按规定到日本关东军驻地去报到，做见习军官。

士官学校 所见所闻

卓：当时您对日本社会的印象如何？

吴：士官学校基本上是跟社会隔离的，我们入校以后，每个星期只休息一天，而且出去还要规定时间。那时伪满洲国在东京有一个留学生会馆，在东京小石川，这个建筑大约是在1970年前后被拆掉的。

当时的日本交通已经很先进了，尽管在现在看来要落后许多。但当时比我们已经先进不少，电车已经是电气拉门。我们有个蒙古的同学乘电车时把军刀靠在气门上，门一开，军刀就掉了。我对此印象很深。

刚到日本时，心里一直在想要鼓足劲好好学习，将来打日本人。我们学习柔道、剑道、击刺等，但柔道和剑道比不过日本人，他们从中学就开始学，我们总是要差一些。然而如果我们不按照他们的常规来打，他们也打不赢我们。击刺我们是同时学的，在这一项上，他们不如我。另外，在进行沙盘战术演习时，我们的同学都很优秀。当时最受压迫的是朝鲜人，但日本人对中国人也一样地压迫。他们不允许中国人讲中国话，否则就会骂你。但是越是这样，学生的反抗性越强。

可以这么说，伪满虽然处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按照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们是看不起日本的。在日本参观时，我发现那里的东西都是中国的。很多国宝都是从中国传去的，因此中国人的自尊心强烈得很，我当时下定决心要学好知识，无论上文课还是上教练都要证明给他们，中国人不比日本人差。

卓：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一般生活状况如何？

吴：当时很困难，一般老百姓的主食多为白薯、大豆，大米已经很少，但比“满洲国”的人吃得要好。那时东北人只吃高粱米、棒子面什么的。日本人民也很贫苦。日本妇女去送丈夫、送兄弟出征时虽然都会高喊“万岁！”，但回家之后照样抹眼泪。我们接触的日本人不多。但知他们也会非常苦闷。有一部电影名为《云飘天涯》，反映了日本神风队自暴自弃，特别是在山本五十六被打下来之后，什么信心都没有了。

卓：您是怎样离开日本的？

吴：离开日本是因为我要上前线，首先要通过山海关，再通过一个前线，只有这两关都通过了才能参加抗战。我们先坐船从下关到朝鲜的釜山，然后坐火车经汉城到中国的丹东。一路上看到朝鲜人被日本剥削得几乎所剩无几。后来我们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们先到了沈阳，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出山海关之后就朝新乡方向走。当时我们穿着军装无法买票，于是我们想到让我们当中一位姓张的同学去宪兵队联系，因为他长得很像日本人，又穿着日军军装，就像真的日本人一样。那天的值班军官是一个准尉，由于他们是从士兵逐年提升的，没有从正规军校毕业，因此士官学校的学生看不起准尉，准尉见到士官学校的学生也有点发怵。就这样，我们凭着他发给的一张到徐州考察战役的假证明拿到了三张免费车票，顺利到了新乡。

到了之后，我一直惦记着和日本人打仗，但是国民党第15集团军并不太相信我们。这个军团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的旧部组建的部队。他们一直没有让我们参加战役，而是让我们在教育处工作。“九一八”那天，我跟其他同事一样不吃饭，只喝苦水，以示不忘国耻。

西安事变时曾经有一个人对抓蒋介石最为积极，此人叫唐君尧，很有作为。他和我研究了一个将来抗日战争开始反攻的计划，为此要与伪满军官的同学取得联系。他认为，伪满军校学生是一股力量，一旦对日大反攻时他们就非常有用。我早有这种想法，于是在他的支持下，我决定秘密去与在唐山一带的伪满军中的同学联系。1945年春夏之际，我由第15集团军的驻地沈邱到了唐山，找到了我的同学齐凤鸣。他当时是伪满军铁石部队的下级军官，我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到了八月上旬我回沈邱，但在途经北京时就听说日本人投降了！中国胜利了！真令人欣喜若狂！

从武官转为文官

卓：日本投降后，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吴：我在原来的部队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而东北军又遭受歧视，心中感触颇深。日本投降之后，按照在东北军中的地位何柱国本来应该做东北行辕主任，但国民党排挤他，只让他做参谋长。何柱国后来一怒之下双目失明。

后来我被安排到第三处即参谋处做上尉参谋，那时我的思想也转变了。因为我参加过抗战，伪满军校的同学都很尊重我。当时我就想，应该把同学组织起来，集体参加革命，搞一个师团起义。于是就以伪满军校毕业生最集中任职的国民党第58师为目标，开始进行策划，同时我也准备到第58师去活动。这时早已参加革命的原伪满军校的副官石迪跟我说，你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因为你是参谋处作战参谋，可以原地参加革命。

因此我在1947年就参加了革命，做地下工作。1948年我就入了党。本来像我这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又在国民党中待过的人是不可能很快入党的，我的一些同学都是直到1983年才入党的。

1949年10月1日，我在北京打着大旗参加国庆节，就站在西华表旁边，离中山公园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安门上的领导人。

卓：后来您是怎样从武官转为文官的？

吴：1952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亚太和平会议，为此，中国代表团需要懂日文的干部。廖承志找到孙平化、肖向前和我。1953年我被派到了新华社，负责对日本新闻报道。

卓：为什么让您选择从事新闻工作呢？

吴：以前我念私塾，读四书五经，我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我也喜欢书法和诗作，后来就到了新闻机构。肖向前进入了贸易界，孙平化则做“人民外交”工作。

1953年春天，日本红十字会到中国来谈关于遣送日侨回国的问题，我就参加了。我们还参加了很多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记者，实际上是廖承志指挥下的工作人员。日本国会代表团，成员包括中曾根、园田直等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都参加了接待工作。中曾根是当时最为年轻的议员。至于园田直，我后来接触比较多一些。我任新华社驻东京记者时，园田直任外相，对我在日本的采访活动给予了很多帮助。园田直在二战中是日本的伞兵，在南洋参加作战时是伞兵部队的一个小队长。这个人比较爱讲话，对我们更友好一些，不像别人那样高傲。

园田直在后来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日建交是在1972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是在1978年，这期间隔了六年，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条款一事，日本怕我们联合它反对苏联，因此就将此事搁置了下来，实际上这是杞人忧天。一直到福田赳夫首相才下了决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了反对霸权条款。再有就是钓鱼岛问题，园田直知道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如果日方提出来“尖阁列岛”的所有权问题，而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是不能碰的，日方提出来就会导致和平友好条约签不成，所以他希望听听邓小平怎么说。邓小平说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放，这才达成一致。总之，园田直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54年，在接待上述国会议员代表团的一个月之后，我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当时总理提出，应该重视人民外交往来，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之后，两国首脑签字就可以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首先是美国封锁，另外日本也参加了对我们的封锁，他们跟美国一起合作，跟蒋介石缔结“和约”。这样把中国和日本政府关于正常往来的谈判道路就堵死了。

按照总理当时的想法，我们要做日本人民的工作，通过日本人民的工作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这就是“人民外交”。这是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也是他的创举。

改造战犯 促进友好

卓：战后您第一次访日是在哪一年？

吴：战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是1954年10月。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形势非常严峻，受到了来自美国、国民党蒋介石和日本右翼势力等多方面的阻挠。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被派往日本的第一个访问团，中央对红十字会代表团的出访十分重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代表团的名单是经毛主席确定的。代表团离京之前，周总理接见了全团人员，对这次出访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指示。我们在各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代表团的成员是：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团员有赵安博、伍云甫、倪斐君、纪锋，肖向前是秘书，我是随员，杨振亚和王效贤是翻译。代表团先到了广州，我和肖向前先到香港办护照和订飞机票。当时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在好几家公司都订了机票。廖副团长派倪斐君、纪锋和我三个人为先遣组，因此我们三人就先到了东京。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日本红十字会，还有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此次活动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注，出发之前总理接见了我们。当时总理说，代表团到了东京就是胜利。总理一直在为这个代表团担心，直到得到了全体代表团成员都到达了东京的消息后，总理才放下心来。

由于我们是先遣组，因此一到机场，日本记者就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问我们对日本印象如何。当时的日本，战败的迹象十分明显，到处是美国大兵挎着日本女人，东西也很少，有人还穿着战前很不合体的西装。

卓：日本人当时的反应如何？

吴：首先，和我们接触的一些人都对没能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这场侵略战争表示内疚，我们根据总理的教导对他们讲，我们会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区分开。他们对此表示非常感谢。

其次，由我国遣送回去的日侨和日本战犯对我们也都是友好的。特别是战犯，他们在经过思想教育之后回到日本，成了中日友好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隐瞒，还成立了“归返者联络会”。日侨更是如此，因为1946年国民党在东北也遣送了日侨，当他们从葫芦岛启程的时候，国民党把日侨的所有东西都洗劫一空，而我们不仅没有这么做，还资助那些困难者。遣送侨民和战犯回国本来应该是在结束战争、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可以开始的工作，但我们当时就这么做了。因此不仅日本一般的老百姓，就是日本一些政界的人士也意识到中国确实是在主动争取友好。

日本战犯有一部分是被苏联抓去的，在西伯利亚；另外一部分则在中国的抚顺。两个地方的战犯回去以后，态度明显有所不同：从西伯利亚回去的反苏情绪特别厉害，而从中国回去的对侵略中国的罪行有很深刻的认识，他们要求和平和日中友好。我们到达日本之后，日本人民为我们举行了十分热烈的欢迎仪式。在东京机场，场面十分有趣：一方面有很多日本人民和华侨打着红旗欢迎我们，另一方面又有右翼人士打着白旗，上面赫然写着“吊”字，反对我们。

对于我们这个代表团，日本官方由于涉及到他们的侨民问题不得不让我们进去，但进去之后又对我们做出了很多限制。关于新中国代表团到日本究竟是什么姿态，李德全和廖承志在各种会上再三强调“和日本友好是我们的国策”，而非权宜之计。中国代表团在日本的言行，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使我强烈地感到周总理说的“代表团到达东京就是胜利”的真正含义。

另外一个感受是，好多老“中国通”（如伊藤武雄）认为，在1949年到1953年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人的气质都变了。这实际上同我们出国前接受的教育有关系，我们在出发前就穿衣、吃西餐以及日本的风俗习惯等进行了严格的培训。不过，我们的气质确实也变了，因为我们的国家解放了。我们是很自豪地踏上日本国土的。

当时的日本在物质方面也很缺乏，我们每个人只发了20美金，原本想在换为日币之后买一些东西回家，带给家人或朋友，但到了百货公司之后却发现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当时我们受到的礼遇是很高的：住在帝国饭店，日本警视厅派大批警卫进行贴身保卫，派来的翻译也是皇室中教皇太子中文的老师。这是一个满口老话的日本人，他喜欢把“我们今天”翻译为“鄙人今天”，并且还会用东北方言讲话。虽然当时日本政府反对我们的代表团去访问，却同时对我们也很重视。这些贴身保卫一方面对我们进行监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安全。这里有一个背景，当中国代表团到达东京的时候，正是吉田茂到美国请求十亿美元贷款的时候，因此有人认为代表团这次到日本，对吉田茂利用它和美国讨价还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新华社发自东京第一稿

卓：请谈谈从中国回去的日本战犯的一些情况。

吴：在1955、1956年间，日本战犯的家属来探监，我们就同意他们在探监之后留住在那里，这在国际上是没有的。记得在1955年，那一次随团的日本记者也到了战犯看守所，原伪满洲国的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他妈妈来探视的时候跪着说，“我犯了罪，我犯了罪。”当时的情景十分动人，我们对日本战犯的改造是很成功的，是把“鬼”变成了人。1956年，在开始释放战犯之前，总理指示，让他们参观中国的建设。这些都让日本人深受感动。

另外一个是战争孤儿问题。有一个叫花井满的日本孤儿，在他被送回日本之后还经常回来看望他的养母，并且还把养母接到日本去等，这里面有好多动人的故事。对这方面情况比较了解的是赵安博。

我在日本时，印象最深的应当是松村谦三先生。在日本很少有像松村先生这样廉洁的政治家，因此他在日本很有名。他在1954年见到廖承志以后就产生了要亲自到中国来的想法。1957年他到东南亚访问时曾想访华，但那是在岸信介内阁时代，未能成行。他和廖承志彼此之间可谓一见如故。

另外就是新闻界的朋友。共同社原来的专务岩本清先生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1954年和我战后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我的身份是随员，而不是记者。但是看到那种动人的场面我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怎么办？这时是他帮我找到外务省，帮我解决了发新闻电的问题。所以发出了新华社的东京第一稿，而在此之前是没有新中国的记者在那里发稿的。

后来岩本清在1963年访问欧洲，到苏联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到中国来又见到了周总理。他是日本的一名大记者。他向周总理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日关系，一个是原子弹。那时中国还没有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因此他问总理，中国什么时候会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总理说，我虽然是总理，但我不能掌握具体的时间。中国的核试验是为了自卫，为了打破核垄断。岩本清又问，中日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恢复正常关系。总理谈了有关的各项原则。最后说这需要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日本当局的果断。

岩本清在日本出名是因为他在二战后首开日本国际新闻报道之先河。日本在投降之后并没有自己的国际新闻，即使有一些，也是转载美国的新闻。于是在1949年或1950年，岩本清分别给美国、英国和苏联国家元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希望他们能在新年的时候给日本国民来封信。这一招非常厉害，结果美国拒绝了，说他们在国际上没有这方面的惯例。英国没有回音，但苏联斯大林回了信。尽管斯大林的来信只是向日本人民贺年，希望他们获得生活幸福，但这封信却意义重大。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措，共同社将其作为独家国际新闻刊发了，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次他又直接访问了周总理，提了一些问题。记者就是要能够超前提出问题，这样才称得上是大记者。后来他的儿子也做了NHK驻美国的记者。

安保斗争声势浩大

吴：战后日本经济是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展起来的，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件好事，也就是美国在前面打仗，日本在后面卖东西。

20世纪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日本的和平主义相当浓厚。一方面的原因是对战争的反省，日本人民当时对军国主义是痛恨的，好多自卫队招不齐人马，谁要当自卫队员会被自己的亲戚看不起。20世纪60年代为什么安保斗争那么激烈？日本人认为美国又要利用日本打头阵了，美国不仅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而且还使用日本的军队。因此，安保斗争时，一般的日本妇女都参加了，她们不愿自己的亲属再上战场，这样一个口号很有力量。60年代的安保斗争在日本史上应被大写特写。

当时我在新华社每天处理安保斗争的稿件达五千到八千字。《人民日报》每天都大量刊登这些新闻。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有一百多万人参加，许多访华的代表团都上天安门城楼了，我也上去了。当时全中国有23个城市支持日本的安保斗争，大概有一亿两千万人参加。为什么呢？就是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被美国利用。其实可以说从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到现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是我们对日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我最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将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形象上和手法上不会同过去那样，一定会有新的形式。我们现在就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日本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军事行动，科索沃是联合国军事行动，但那可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日本宪法规定它不能向海外派兵，但它现在在寻求突破。美国现在有些学者也开始松口，认为日本人想要修改宪法是有理由的，至于日本国内，有人认为这个宪法是美国人制定的，所以现在我们要修改，包括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等都支持这样的主张，日本和平主义现在不能说全部都扭转了，日本国内还是有很多人反对战争，比如说前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候，日本北海道的人哭了；但同时也应看到日本老百姓对防卫观念也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