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泡沫经济与大国梦

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和渲染“中华经济圈崛起论”就显得比较突出。当时只要进日本书店，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日本人高谈中国和华侨的书籍。这时期的华侨论特别火热。在战前，日本人研究华侨无非就是为了对付华侨，基本上是属于敌情研究的范畴，不是学术研究。战前华侨论的兴起无非是为了减少日本对外侵略的一个阻力，战后不少日本的专家则把“华侨”定位为日本和中国竞争中中国的一个助手。华侨论与华人论在日本忽然之间很有市场。我分析了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我个人认为日本之所以不能认识华侨与华人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是受到战前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战后华侨转化为华人的过程中，是日本对亚洲最不关心的时代。换句话说，当战后东南亚在发生大变化，各地华人积极参与独立运动，改变效忠对象的大时代，日本人还停留在战前时代的思维。

将东南亚华人定位为中国的“第五纵队”，这种想法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日本一直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观念，他们对多元民族社会不能理解，也不愿意接受。正因为媒体渲染“华侨论”，再加上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结果，日本人对中国产生厌恶感和对抗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一位日本朋友私下告诉我，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危险，这对我来说很吃惊。在某些大众传媒的刻意渲染下，日本人对中国的厌恶情绪越来越高涨。一位专家就曾经表示，不论是从资源的角度，还是从人口、土地面积来看，日本都不是中国的对手。论土地，中国是日本的26倍，人口是它的10多倍，中国天然资源远比日本富饶。他认为，只有像战前一样，中国腐败、分裂，日本才有机会在亚洲立足、称霸。

不少日本专家认为要实现“大国梦”的首个目标就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中国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也使它感到，如果没有中国点头的话，它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到底是要用软的办法，还是硬的办法，使中国开绿灯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决策者以及“中国通”们今日处心积虑地考虑的问题。几年前在冲绳开经济峰会的时候，日本媒体与学者有意无意地试探是不是可以让中国成为第九成员国，来换取中国让日本在未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日本传媒的舆论中可以看出，这是做一个试探，而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内有个别的研究者对其试探给予积极的反应，让日本人产生了幻想。

舆论造势 不符事实

吴：日本没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前，它希望“七国高峰会”的作用可以取代安理会。如果这个想法能够实现的话，中国参加进去之后它就变成主宰，而它参加安理会还要几年，因为首先日本的敌国条款要取消。安理会在成立的时候，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有敌国条款，不能进安理会的。在这期间，有很多国家支持它，特别是日本使用金钱外交。渡边美智雄当外相时曾讲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席位应按交纳安理会费用的比例来担任。但中国对日本参加安理会一直没有表态。

卓：因此日本就要制造舆论，比如说村山富市在1994年前到东南亚访问时，日本舆论就在制造这样的一个形象：今天是甲国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明天是乙国也支持它，每天日本传媒都在刻意地渲染这条新闻。当村山首相访问新加坡时，《朝日新闻》在头版登了一条与事实不相符的新闻，标题是《新加坡王总统支持日本加入安理会》的消息，其副标题为“村山首相没有回应”。当然这条新闻是日本的外交官故意漏给记者的。这条新闻的标题是误导性的，如再看一下内容，实际并不是如此。针对村山富市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在新加坡向“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献花等言行，王鼎昌总统认为，日本领导人这样一种表示对日本进入安理会是一个良好的征兆。这是外交辞令，要表达的意思是只要日本好好表现，不排除未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可是日本大报的标题却使新加坡成为日本的积极支持者。

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我向各方面确认了一下，知道新加坡并没有表态，因为新加坡当时刚好是一个有关问题委员会的副主席，所以无所谓支持与不支持。当时我在《东京新闻》和《每日新闻》的专栏里指出，所谓新加坡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一事是一个错误报道，但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出来澄清，《朝日新闻》当然也没有澄清。但是在同一年年底，我看到一则有趣的新闻，在《朝日新闻》头版左侧刊登，即日本驻联合国的代表小和田恒要求日本外交部加紧工作说服亚洲国家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在同年度的联合国大会上，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正面表态支持日本，所以要求外务省加强游说的工作。由此可见，在加紧拉拢亚洲选票的过程中，除了外交部之外，最热心的莫过于日本的大众传媒。

风行“亚洲经济雁行论”

卓：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进入了泡沫阶段，这时日本有几个动向，首先是日元增值，日本被迫把企业转移至海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ODA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数额上升，或对外投资的加强，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矛盾，特别是与日元增值后带来的竞争力削弱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在那个年代，日本媒体充斥着“金满国”的字眼，他们的优越感又恢复到战前“一等国”的意识。

在他们看来，日本不仅要在亚洲称霸，而且在世界上也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在这段时期，一方面日本经济学者提出了“亚洲经济雁行论”，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针对日本应该名列第一还是名列第二展开了论争。与此同时，“嫌美”（即讨厌美国）的声音也在日本出现了。一部分日本保守分子也在考虑是否应该结束日美之间的安保条约，至少他们认为美国的基地不应该继续保留下来，因为他们认为不能让自己竞争的对手来保护自己。这些可以说是日本在经济鼎盛时期的想法，他们想要和美国分庭抗礼的念头经常会借媒体或政治家之口提出来。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另一个重要的动向是发生在1990年的海湾危机之后。1990年8月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日本就把它定位为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不少政治家认为应该趁这个时候积极插手国际事务，他们提出了“国际贡献论”。此后日本鹰派又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提出了“既要出钱，更要出力”的主张。1991年4月，日本派出扫雷艇到中东扫雷，这是日本海军战后首次离开国家执行任务。

“海部宣言” 两张面孔

卓：针对1991年4月派出扫雷艇到中东，打破日本海军离开其国

土执行任务的禁忌，日本官方的计划是十分周密的。由于担心东南亚各国有所反应，日本行动迅速。4月26日扫雷艇出航，第二天首相海部俊树就离开日本到东南亚进行访问。在5月3日的日本和平宪法纪念日，海部在新加坡发表了“海部宣言”，第一次向东南亚人民表示了对战争的反省。目的是为了削减东南亚人民对日本的警惕心理。

当时新加坡报章就讥讽“海部丸”（丸者，船也）是为扫雷艇护航而到新加坡的。通过“海部宣言”，日本外交部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对国内说是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反省”；对东南亚国家则以英语“sincerecontrition”（译为中文是“至诚的忏悔”）来表述。二者应该说是两码事，但海部担心东南亚方面有强烈的反应，不得不把这个“反省”之情表达得强烈一点。那时我在日本，觉得日本报章与新加坡报章报道完全不同，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联合早报》，指出日文“反省”与“忏悔”是不同的，日本首相对内和对外显然是摆出两副面孔。无独有偶，当天新加坡英文报《海峡时报》的东京特派员关世坚也写了一篇报道，指出海部根本没有“忏悔”，只是“反省”。新加坡舆论界针对日本的这个行为进行了批判。后来日本驻新加坡大使山口在一个集会上解释说在日文中，反省就是忏悔。但新加坡报章马上有人揭穿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可以这么说，日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时要整军还得采取曲折迂回的方式，因为它知道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仍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但是后来日本国内正式通过了PKO（联合国维持和平合作）法案，1992年9月日本的PKO部队踏上柬埔寨的土地，开创了日本陆军可以到海外执行任务的先例。紧接着，日本二度派出了其自卫机——空军到海外，一次到曼谷，一次到新加坡，名目是要救援在柬埔寨和印尼由于动乱而受困的日本人。实际上军机到达泰国和新加坡时，问题都早已经解决，飞机两度空机而归。海陆空三军都达到派出国的目的。通过这些大小动作，日本的和平宪法虽然没有进行修改，但已经有名无实了。

吴：现在应把焦点集中在宪法的问题上，日本今后能不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看宪法了。宪法的修改我看就是个时间问题。现在日本的做法，一方面用各种机会设法冲破，就是在不修改的情况下也可以干，比如扫雷艇、PKO，还有刚才卓先生讲过的，用飞机到新加坡和泰国接侨民等等。现在是利用《新防卫合作指针》，可以对公海上他国的船进行临检。这样就是不修改宪法，也可以通过新日美安全条约向美国提供作战的后方勤务。现在的战争没有前方和后方，毋宁说后方更重要。所以在没有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也可以干，这就叫所谓的宪法扩大解释。

第二方面就是正式修改宪法。2000年，日本国会搞了一个宪法调查会，五年后就要拿出方案来了。而且这个说法也容易得到一般国民的接受，这就是日本要自己制定自己的宪法，因为现在的宪法是美国人制定的，这一点很有煽动力。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就包括这一内容，普通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和自己的军队，应当履行国际责任。这些都涉及到日本宪法，日本宪法如果修改了，第九条不存在了，日本派兵出国的限制也就没有了。现在主要看日本国民能不能抵抗住。国际上可以制造舆论，也有一定的牵制力量，但主要是看国内。社会党现在是不行了，日本共产党怎么样还要再看。

护宪力量 衰微变迁

卓：战后，在日本国内所谓反体制的斗争中，日共和新左翼一直处于对峙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日本求学的时候，经常可以在校内和校外看到“民青”（日共的青年组织）与“全共斗”三派一直在内斗。所以当时在反对安保的斗争中，日本共产党是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上。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细川护熙政权上台后，社会党逐渐改变政策，党内以山花贞夫委员长为首的人士，倾向于支持主张“创立宪法”。虽然他们不是正面地提出修改宪法，但是这种所谓“创宪论”，骨子里就是主张抛弃原有的和平宪法，再写新宪法。因此“创宪论”实际也就是修宪论的变种。后来村山富市率领社会党投奔自民党当上联合政府首相，社会党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它过去的创党方针。社会党贩卖的货色已经和自民党越来越相似了，因此，新的社会党实际上是赶走了原有的支持者，但又吸引不了新的支持者。一到选举，社会党就每况愈下。社会党势力的衰退和分裂，就给日本共产党带来了一个转机，一度造成了日本共产党在各种选举中的席位激增。但这与其说是选民喜欢日本共产党，不如说是在没有社会党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还标榜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日本共产党身上。但有趣的是，日本共产党在得到更多的席位之后，也和社会党一样觉得当个“万年在野党”没有太多的乐趣。因此，它也试图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成为当政者，想过一过执政党的瘾。于是乎，日本共产党频频向其他党派的领袖大送秋波，表示可以采取有别于原有政策的柔软的态度。

这种柔软的态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一度拼命地向民主党微笑招手。但是对于民主党来说，如果它要合作的话，首先会考虑和公明党或自由党合作，而不会和共产党合作。因为，单单是“日本共产党”这个名字上就没有合作的余地。但是在共产党这方面呢？它认为许多问题都可以置之不理，不管是天皇制问题还是安保问题，认为都可以找共同点，求同存异，有点要走前社会党的路线。日共的柔软姿态首先体现在国旗国歌法案的问题上。我们知道，日本战后对国旗国歌并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首相小渊惠三和内阁秘书长野中广务也表示不急于把国旗国歌法制化。但令人感到难以理喻的是，日本共产党突然公开表态，它并不是反对国旗国歌，而是因为现在的国旗国歌没有法律依据。弦外之音就是，该党虽然会投反对票，但并不反对国旗国歌法制化。这种说法实际上表明了，在明知国会力量对比（即总保守化）的大形势下，该党愿意承认国旗国歌法案。

针对这一点，日本民主党前党魁菅直人就说过：这是日本共产党要为自己的政策找一个台阶下。针对日本共产党这样的表态，自民党当然视之为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国旗国歌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99年5月通过的。通过这个事件，不少人对日本共产党能否坚持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原则已经缺乏信心。后来各种选举结果说明，所有反对党的议席都有所增加，包括民主党和刚刚离开三党执政联盟的自由党，惟有日本共产党的席位锐减。这意味着，日本共产党可能重蹈社会党势力衰微的覆辙。

中曾根与石原慎太郎

吴：我认为真正决定日本宪法修改与否还是要靠全民来考虑。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图来看，就是五年内经过酝酿，五年后提出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要在老百姓中大肆宣传、争取。国际上的舆论基本只能起到牵制作用，决定作用只能靠日本国民。现在日本社会的思潮向右摆。自从中曾根时代提出日本的大国地位后，长期以来日本国民有一种如果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就可以为国际社会做更多贡献的想法。这一点尤其在年轻人头脑中有幻想。所以从研究日本的角度来讲，今后日本的社会思潮和年轻一代的思想动向，现在我们研究得很少很差。像卓先生在已经融入日本社会的情况下，可能做得比我们更好一点。我们现在主要是从报刊来看，通过来访的人来了解。我们前方的采访记者也不容易融入社会。人家一听说是新华社、《人民日报》来采访，讲话自然而然就有保留了。但总体上说，从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虽然有点老生常谈）来看，日本国民还是一个重要因素。中曾根提出了日本的大国地位之后，他在政坛上的地位始终是很受日本右翼政治家的重视。最近他写了一本书《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推荐给日本青年政治家看，并认为是首相必读。这个人很自负，他上台以后，1983年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还有军费突破百分之一、以首相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都是他在任期内做的。最近来了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讲，说不定哪一天中曾根和石原慎太郎会走到一起。石原慎太郎如果当不了首相的话有很可能再把中曾根抬出来。

中曾根言论上不反美，石原则用反美来拉选票。从本质上看两个人是一样的，但中曾根比石原更有手段。他在战争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青年塾，整天骑着自行车到处拉青年。1954年他来访，对我讲他和很多日本青年有接触。日本有很多类似的组织，比如他的“后援会”就培养出很多日本年轻的政治家。竹下登也成立了一个经世会，当时有个叫额贺的青年政治家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是最年轻的议员，现在日本青年中有希望当首相的人里，他是其中之一。

在宪法问题上，日本感到第九条束缚了手脚，一直都想修改它，但在修改之前日本也一直有所动作。也就是说，即使不修改也可通过各种解释、利用各种机会来冲击这个宪法。海湾战争是一个机会，还有朝鲜的“怪船”（即他们所谓的间谍船）事件，最后也是海上自卫队在其中采取了行动。本来近海的安全应该由海上保安厅来负责，但是他们却利用所谓“朝鲜怪船”的机会派出了海上自卫队，并且要利用这个机会装备一种可以应付“怪船”搜集情报的新型船只。实际上，日本早已利用柬埔寨问题，以接回受到威胁的日本侨民的名义派航空自卫队飞机到泰国和新加坡准备有所动作。有消息说，日本要成立一个由六百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作为应付国内游击战以及周边事态的快速反应部队，目前该部队已经有六十个人。这些都说明日本一边要在文字及程序上修改宪法，一边要利用一切机会来冲击宪法。这是他们的基本态度。

日本战后的外交中，真正的、在长远性的战略思想下指导的外交不多。比如，美国在冷战后有一个安全报告，第一次提出要防止工业国家向超级大国美国挑战。日本看了很紧张，舆论都强烈地质问是怎么回事。后来美国就改成了“一些国家”。所以看看1985年到1990年的美国舆论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开始时提出的是“日本威胁论”。而在约瑟夫的东亚战略报告推出之前，一下就变成了“中国威胁论”。因为日美安保体系的假想敌是苏联，冷战结束以后，苏联不存在了，军事同盟的继续存在需要有新的假想敌存在，一定要找一个代替，于是很快就变成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中国这么大，中国的存在本身就让周围的国家感到不舒服。但中国的政策是不对外扩张的。所以约瑟夫说日美新的安全条约出台后，就使中国联合日本向美国挑战的可能性不存在了。这就是日美签订新的安保条约时一个主要的想法。但是我想反过来讲，日中之间没有联合的可能，但中美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可能性有，抗战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中美之间没有历史问题，抗战的时候美国的飞机轰炸东京回来，日本的飞机在返回的中途袭击它，打下来不少美国飞行员。他们和中国的飞行员、还有中国一些救助他们的老百姓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所以我说日本有这种心态。克林顿来访问中国的时候没有经过日本，日本的醋意大极了。美国就是一直对它不重视，根本不当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反映出日本的一种心态。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IT的问题。最近日本说我们的IT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IT国家。其实日本的IT和美国相比差远了，日本现在还需要吸收中国的软件方面的人才，非常需要。现在软件人才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美国也需要，但是现在中国人到日本去的越来越少，都是去美国。

就像我刚才讲的，中美之间没有历史问题这一点的确很重要。而且中美之间确实在抗战的时候一起打过日本。日本恰恰是怕这一点。它对中国侵略过，它怕中国强大起来就报复它，这是非常明确的。你们知道渡边美智雄吗？他和我很近。我见到他就可以直接采访他，问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他是青岚会的一个干将。中日建交以后，青岚会就靠边站了，中国大使馆没有一个人到青岚会去，根本就不理它了。我是记者，我就找到他，他问我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出现非毛泽东运动。我说中国不会。

斯大林死后就发生非斯大林运动了。但我说不会，后来我详细给他讲了几条，我说中国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后来他给我回过一封信，说茅塞顿开了，因为中国真的没有出现非毛泽东运动。后来他和我讲就是中日往来之间，日本人非常怕中国报复，而且如果中国动用武力的话，日本共产党一定会帮助中国的，那日本就完了。还有，到了1994年，小泽可能要当首相了。我见到了小泽一郎，但和他谈得很不愉快，谈到一个问题就顶住了。我就找到渡边，他说他现在打算从自民党拉出三十人，说他可能是副总理兼外相。但是我回来后不久他就得癌症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