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两件亲历的事触发了我对圣诞节的兴趣，分别发生在1998年和2004年。

1998年圣诞夜，我和妻子应邀参加一个圣诞晚会。晚会在一家大型百货商场的顶楼餐厅举行，那里临时改成了音乐舞厅。我们九点多进场，人已多得几无插足之地，人声鼎沸，音乐在旋转彩灯的晃动中似乎也有些失真。正当我们想找个角落的地方坐下时，忽见大厅一角冒出烟来，起初以为是故意施放的，很快便发现现场乱作一团，有人在往外跑。真是着火了！我们也夺路而逃。跑到街上，见商场门口有许多身穿红衣头戴红帽的人在散发广告纸，有的则卖红帽子和其他东西，那便是“圣诞老人”了，虽然他们很年轻。抬头看大楼，并没有烟冲出来，商场里照样人潮涌动，似乎也没有警报。原本想过会再上楼去继续娱乐一下，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回家了。

2004年，儿子三岁。圣诞夜，我们带他去参加他的第一个圣诞晚会。从家里出发，原来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堵在车上看前后左右，也都是车和人。我把妻儿送到延安路上的目的地之后，独自到了西湖以西茅家埠边上的三台山。这里黑黢黢的，山林之间隐隐有路灯惨白的光亮，看不到一个人影。那天晚上很冷，山林间寒意尤冽，那里又是张苍水、俞樾、陈夔龙诸人的窀穸所在，所以格外使我清醒。

我站在林间的路边想：究竟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这么热衷于过圣诞节的？

我自己开始过圣诞节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圣诞夜，我曾到杭州著名的基督教堂思澄堂去看热闹。思澄堂在那个年代是杭州比较热闹的宗教场所，周末都有活动，每年平安夜和圣诞日更是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挤到了里面，看了弥撒仪式，唱诗班的孩子们天籁般的声音至今仍有余音在我耳中。那一年我还与同学合伙在校园里贩卖过圣诞卡和贺年卡，赚了几个小钱。至于学校里的圣诞舞会，因平常周末也常跳舞，自然是不会放过的。但也仅此而已，没有留心过杭州街头是否也有圣诞大餐或圣诞舞会。2011年开始准备资料的时候，翻阅图书馆里收藏的旧报刊，发现那时杭州的圣诞大餐也颇流行，当然价格不菲，即使我当时知道也是吃不起的。现在回想，1988年是很特殊的年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到这一年达到顶峰，圣诞节也以这一年最为热闹，这是我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自己的经历作附证。

那时别的城市如何过圣诞节我没有切身的体验。来到麦迪逊以后，曾问过同在这里访问的几位学者，他们大多是到大城市上大学或读研究生以后才接触到圣诞节，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很多小地方、小城市的学生还不知道圣诞节这回事。我记得曾在香港《文汇报》上看到一篇上海学者写的文章，作者是从山东到上海念书以后才对圣诞节有了兴趣，而作者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朋友告诉她，在他能记事的时候，就知道过圣诞节了。这个“他”是上海人，算起来他知道过圣诞节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吧（这篇文章刊于2002年12月25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乐于接受一切来自西方的事物，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社会风气，愚人节和圣诞节就是在这时候和这样的风气中来到中国的，我和同学都从中取乐，但是并不深究。说实在的，当时对这两个洋节的来历所知甚少。流行文化之所以流行，也许正在于人们在无意识中的接受，如果人人都认真追究每件事情的根源，大概是不会有流行文化的。我自己早已不过圣诞节，反倒有兴趣来了解它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中国流行起来的。

2013年8月，我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此前一年在国内已经收集了大部分资料，准备利用这段时间专注于写作。麦迪逊冬天本极冷，又遇几十年来美国北部地区最冷的冬天，国内有人调侃电影《2012》中的情景已成为现实。最冷的那几天零下30度左右，吓得我不敢出门半步。困在屋内的好处是码字有充裕的时间，我经常是看看窗外的飘雪，低头打几个字。一个冬天下来（将近六个月！），初稿也基本上完成了。

在麦迪逊期间，我和同专业的访问学者曾与当地的媒体和宗教界人士有所接触，他们对我的研究选题颇感兴趣，向我询问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情形，对中国人居然热衷于过他们的节日感到十分惊讶。使我惊讶的是，麦城街头的圣诞节气氛竟远不如杭州或上海等国内城市热闹，主要街道有一些彩灯，商店里稍微热闹些，圣诞花（poinsettia）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梅西百货商店门口照例有一个圣诞老人接待孩子，如此而已。当然，对美国家庭而言，这自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我住的地方附近住宅的门口树上或墙头都挂着彩灯，在雪夜中安静地一闪一烁，只是绝无中国人过年爆竹、烟花的震响，因此也没有中国人熟悉的那种节日气氛。不过，我在那里体会到了美国圣诞文化中的博爱精神。有三件事值得一说。一是我们应邀参加了教堂提前举办的一个圣诞晚会，参加者大半是中国人，还有专门来与外国友人联欢的美国志愿者。第二件事，我在晚会上结识了一位在菲律宾传教30年的教士Lee，他刚退休回美国。他知道我一人在此，过了两天写了封信给我，邀请我在圣诞日到他家去作客，并表示要开车来接我。我因为事先已有安排，婉谢了他的盛情。还有一件事，就是退休记者Gordon先生请我们十几位访问学者还有几个孩子到他家提前过圣诞节。他和夫人Anne极为友善，不仅准备了丰富的吃食，还为我们每个人精心制作了圣诞照片册页。另外还有一位单身的女士Rose也赶来与我们相聚。正是Gordon先生和Rose女士，在大半年里为我们安排并陪同我们参观了几乎所有麦迪逊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而圣诞册页就是我们数次参观的照片。Gordon先生和夫人Anne，以及Rose女士、Lee先生，让我感觉到异国的圣诞节是温暖的。

我要感谢潘忠党老师和田竹林老师，他们是我们这些“麦屯支部”成员的精神领袖和生活指导，我们在他们Middletown温暖的家过了一个完全中国味的中国年。我们也在美丽的威州一起看了许多乡野风景。戴斯哲（Joe Dennis）为我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访学的机会，当然要特别感谢。他的中文很好，我们交流过各自研究的内容，也一同参观过博物馆。也要感谢他的夫人Laurie Dennis，她是威大中国项目部（China Initiative）的负责人之一。戴斯哲从事中国明代研究是受了Laurie喜欢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原来是学法律的，原本可以做律师赚许多钱，最后却安心坐冷板凳研究明代中国的出版和书院藏书等文化现象。威大图书馆中文部的徐女士（Diana Xu）热情地帮助我了解馆内中文资料的收藏情况，指点收集资料的门径，并听取了她所体会到的美国圣诞精神。还要感谢同在麦迪逊度过美好时光的访学好友，他们是张建、邹军、沈荟、张杰、章平、吴赟、朱金玉、杨席珍、叶欣、丁苗苗、赵凌，以及曾在麦屯生活过的也是“麦屯支部”一员的吴红雨。

当然，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没有他们的感情支持和每天的视频通话，麦屯的冬天会更难熬。特别是，这本书源于我们仨一起经历过的事情。

邵志择

2014年7月6日于威斯康星大学“鹰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