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空往劫，双璧呈辉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它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古雅典的希腊学园（又称：阿卡德米学院、柏拉图学院）堪称双璧。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

还在20世纪初，中国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诸子百家争鸣和希腊学派的联系。梁启超先生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这样描述道：

“在春秋战国之交，岂特中国民智为全盛时代而已，盖征诸全球，莫不尔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韩非、李斯，凡三百余年，九流十家，皆起于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尚矣！”

这里“征诸全球，莫不尔焉”是指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不仅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人类智慧大放光芒的时期。在全球也有和诸子百家争鸣一样空前绝后的伟大文化创举，所以他说“前空往劫，后绝来尘”。

当时另一位学者邓实，在1901年写的《古学复兴论》中说：“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先后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20世纪初这两位大学者，一个说它是空前的，第二个说它是“奇观”，是说诸子百家的争鸣，在世界上是奇观。其中“铜山崩而洛钟应”是一个典故：汉武帝时期，未央宫前面的铜钟，无人敲打却响了三天，汉武帝就召人来问，都难以解释。博学的东方朔说：这个钟是铜的，铜山是这个铜钟的母体，铜钟是铜山的子体，钟在这里鸣是铜山要崩塌的预兆，过了三天，果然铜山崩塌。他借这个典故说明古希腊与中国诸子百家的争鸣是东西方遥相呼应的文化“奇观”。

纵观世界，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之间，在东方中国涌现的诸子百家与西方希腊出现的希腊学派，的确是世界文化史上几乎同时出现的文化奇观：它们不仅时代相近，而且学术精神有惊人的相通、相似之处，分别对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我们聚焦这两大“奇观”的发生之地，就会发现：“奇观”主要是发生于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这两大堪称世界文化“双璧”的学术文化机构之中。所谓百家争鸣，其学术中心主要发展于稷下学宫；所谓希腊学派主要是和希腊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数十年来，关于稷下学宫与诸子百家争鸣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我引下面两位学者的话，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

陈鼓应：“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其辉煌成就体现在齐国的稷下学宫。”

张秉楠：“没有稷下，就没有百家争鸣。讨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发展，只有把握稷下的活动，才能找到它的根基。”

上述两学者的结论，大致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共识。我们用20世纪以来学者的研究来说明一个问题，所谓希腊学派和战国百家争鸣，它们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发生地就在稷下。希腊学园也称“柏拉图学园”，是柏拉图个人所办的私立大学，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这师徒三人号称“希腊三哲”，是奠定整个西方文化的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所以称希腊学园、稷下学宫，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双璧，是奇迹，是当之无愧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列表来具体了解一下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的异同。

从比较的角度看，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各具特色，共同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的辉煌。前者是齐国统治者为广揽人才而创办，是官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后者为柏拉图传播思想、科学而设，是私学，具有鲜明的科学理念。前者汇聚诸子，多派并存，思想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后者传承师说，探求真理，追求科学，培育独立思考之精神。前者为中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做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对后代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后者为西方大学教育奠基，对后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极大地影响了东西方不同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共同为构筑丰富多元的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单从稷下学宫讲，说稷下学宫是“前空往劫”的奇观，还因为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创举。而在世界教育史上，它代表着东方官学的提升和突变；与希腊学园并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

稷下学宫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20世纪以来大家都公认是百家争鸣的中心，所以郭沫若先生认为，它具有研究院的性质，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研究院。人们看到稷下先生积极为齐国统治者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甚至担当外交任务。比如说《孟子》一书中，相当一部分是孟子跟齐宣王的对话，向齐宣王发表政见，甚至进行争论，孟子是稷下学宫最主要的学者之一，所以这确实是个智囊团，具有政治参议院性质。也有些学者认为像个大学堂，但以当今大学的特点看，性质不突出。所以较多人的一致看法是：稷下学宫是多重性质的一个组织，趋向于郭沫若先生的结论，是学术中心，主体是研究院的性质。但我认为稷下学宫首先是学宫，其主体性质，首先是高等教育的大学堂，它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空前创举。而在世界文化史上，与希腊学园一样，是最早的大学，是东西方同时出现的教育史上的明星。

谈到中国教育史，春秋战国时期贡献最大的是孔子。孔子兴办私学，知识走向下层，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局面，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战国时期齐国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宫，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官办大学堂，是官学的空前创举。

此前，中国教育史上有“官学”之设，《孟子·滕文公上》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商、西周时期，学校称庠序，也称校。“学则三代共之”，这里的“学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教育方针，它的教育方针，三代是共有的，即“皆所以明人伦也”。主要是来学习培养人伦道德修行的，也就是处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社会等人际关系的。

当然，根据史籍记载，三代，特别是西周以后，其教育的内容也包括了“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技能的传授，但道德、行为教育是主体。夏、商、周三代的大学，据历史记载，至迟到商代，就有了“大学”的设置。记载说：“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礼记·明堂位》）但《礼记》又说：“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礼记·王制》）

可见，三代所谓官办大学，实是养老、习射、习礼以及道德、教育之所，与后来所说的大学在内涵、规模、层次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打破了“学在官府”，知识下移，私学兴起，官学不昌。战国之世，七大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风云变幻，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载：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汉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

这段话总的意思是说：春秋之后，进入以战争决定胜负的时代，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学术，已被战争的尘埃湮没。各种围绕政治、军事斗争的学说甚嚣尘上。当此之时，韩、魏忙于政治的变革，燕、赵热衷于权力的斗争，韩非等的法家著作大受秦统治者的欢迎。七大国中只有齐、楚两国的文化、学术是繁荣的，突出表现在齐之稷下清新的文化风气，楚国兰陵兴盛的文化习俗。从实际看，战国之楚，确实文气大盛，产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学大家，兰陵之地也确实因荀卿的任职和推动，兴起优良的文气风俗，然而却并没有兴办国学的记载。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春秋战国五百年间，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经像田齐统治者这样，如此大力兴办官学，稷下之设，确是一个前空往劫的奇迹。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稷下学宫与“四君子”养士的差异。战国时代，人才争夺激烈，礼贤下士之风盛行，“养士”是各国统治者和权贵之门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最著名的：楚有春申君、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号称战国“四君子”。因而，有人认为：稷下学宫实为国家养士机构，与当时著名的“四君子门馆”相类似。我认为：要充分认识稷下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必须搞清楚稷下之学与以“四君子”为代表的私门养士，是有显著的，甚至是本质不同的。四君子门下也有门客数千人，但是它没有形成学术思想体系和流派，也没有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人数众多，但层次较低。他们往往“不分贵贱，客无所择”。与稷下不同，人们并不以先生、学士称之，多称其为食客、宾客、门客，寄食者多，有才者少。最著名的是赵国平原君所养之士。当时秦国攻打赵国，平原君向楚国求援，挑选门客与之随行。三千门客中挑选二十位，结果选了十九个，就差一个，再找不到合适之人了，最后，毛遂自荐，才勉强备齐二十人。所以稷下的知识分子称稷下先生、稷下学士；而四君子养的士，多称门客。

二是服务私门，学者稀少。私门养士，主要在务实和功利层面，因一人而养，为一人服务，甚至是为了博取“好士”的名人君子形象而来者不拒，缺乏学术涵养和思想争鸣，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中心。

三是因人而养，聚散无常。四君子所养之士，有些是慕名而来，有些是因人而聚。人在则聚，人去则散，进出无定，流动性大，也就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文化中心。战国末期，秦国吕不韦养食客三千人，编成著名的《吕氏春秋》是一个特例。但他也并未让其门馆成为百家学术争鸣中心，而是“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实际是集多人散篇之作而成书，内容较杂，号为杂家。

第四点，谈一谈稷下之学对孔子兴学的比较和超越。前面已经讲过，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其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创办私学，而且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知识走向了民间，号称弟子三千，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与早一百年的孔子兴办私学相比，稷下学宫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办大学，从中国教育史发展的角度看，稷下学宫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将二者作比较，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稷下学宫既吸收了孔子私人办学的特点，又在很多方面超越孔子私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三点：

一是由一人之教变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孔子兴学，人数众多，但老师只有孔子一人。孔子弟子离开孔子后也办学，但主要的还是教授五经，传承孔子的学问，一脉承传。稷下学宫则是大师云集，齐宣王时，能够享受上大夫职级待遇的就有七十六人之多。全国最知名的诸位大师来到了稷下，稷下学宫成为一所各学科都有大师的大学，这是它的超越之一。

二是由传承一家之学，发展为诸子百家之学的传承和发展。孔子私学，主要传授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而稷下学宫则把各派学者都汇集起来，各派思想主张都在稷下学宫得到了传承发展，百家之学正是有赖于稷下学宫，才实现了思想发展、理论提升和创立新学派。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孔子私学，就很难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知识不会走向民间；而没有稷下学宫，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世界也就不会这么丰富多彩，百家争鸣就不会如此光彩夺目。它们各有千秋，共同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是由办学的前途命运系于一人，变为与国家发展共命运。孔子私学因孔子去世，弟子纷纷离散。所以孔子之学和一人之命运结合在一起，而稷下学宫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稷下学宫的存在是与田齐政权相始终的。

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创举，还在于：在儒家私学教育衰微、散落之时，由于齐国统治者的创新，实现了私学教育的转型发展——稷下学宫实际成为若干个私学的联合体，亦即依靠国家的强大实力，将各家私学都集中在一个学宫来办。稷下学宫实际成为私学联盟性质的高等教育实体。从一个方面讲，这是诸子百家与私学教育的结合。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各种学派蓬勃发展，一个学派就是一个学校，在这样一个私学里面，主要是传承本学派的思想和观点，儒家讲五经，道家讲老子，法家讲法家理论，墨家讲墨家之学，所以一个思想流派就是一个私学集团。稷下学宫汇聚百家，也就是汇聚百家私学，这里成为一个私学联合体，是很了不起的创举。我们现在办综合性大学，各家学科相互交融，创新就从这里开始。可以说，稷下学宫为我们今天的大学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从另一面看，稷下各派学者，大多带弟子来稷下讲学。从学宫气象看，学派和学派之间，主要是交流、斗争、辩驳、争鸣，它确实是个思想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但是就一个学派来讲，它又是一个讲学、授课、传承知识、培养学生的一个大学堂。稷下学宫正是以它特有的方式，创造出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