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柏拉图的美学

如果说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发达及古典艺术的繁荣，培育了人们的审美感受力，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美学，那么，奴隶主民主制的没落及古典艺术的衰微却又给审美的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内容，使美学面临着一个大发展的前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衰落是从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

希波战争之后不久，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因金库设在提洛岛而得名）及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就形成了相互对峙的状态，这种对峙不仅反映在经济利益上，也反映在政治体制上，斯巴达是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它到处扶植氏族贵族势力，反对民主派势力，因而成了一些实行奴隶主民主制城邦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公元前458年，雅典为获得伊奥尼亚海及科林斯湾的控制权，与斯巴达的盟国科林斯、墨伽拉发生了矛盾，斯巴达军队与雅典军队在塔格吉拉进行了激战，结果雅典被击败了。这次战争可以说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序幕。此后双方便加紧战争准备，雅典方面为了对付斯巴达强大的陆军，在雅典与海港拜里厄斯间修筑了两道坚固的城墙。公元前431年，由于科林斯湾的争执，战争又以不可遏止之势爆发了。战争之初，雅典方面在执政官伯里克利的主持下，基本上采取了守势，主要依靠海军骚扰斯巴达沿海各地，切断它与盟国间的交通，以牵制它具有强大优势的陆军。不幸，战争的第二年，雅典发生了鼠疫，三分之一的人被夺去了生命，伯里克利自己也死了。面临如此重大的灾难，人们当然渴望和平，然而继位的执政官克利农却好大喜功，反而进一步扩大战火，把本来属于防御性质的战争发展成为侵略战争。他死后，贵族党人的尼赛斯和政客亚尔西巴德更把主战场转向西西里的叙拉古，结果在那里遭到了惨重失败，近五万人的军队无一生还，数百艘装备精良的舰只丧失殆尽。战争的形势从此急转直下，终至发展到盟国叛离，奴隶逃亡，士气低下，财政枯竭。公元前405年，赫勒斯滂海峡一战，连最后赖以维持粮食供应线的一支海军也被赖山德尔率领的斯巴达海军击败了，雅典在兵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已于第二年接受了城下之盟，绵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是以奴隶及处于附庸地位的殖民地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当殖民地丧失了，奴隶来源断绝了，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也就衰落了。据历史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人口锐减，农村凋敝，手工业、商业因为失去了海外市场而纷纷倒闭。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船主沦为无业游民，有的甚至不得不卖身为奴。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财富的日渐集中，大大削弱了城邦的社会基础，雅典社会从此日渐动荡不宁。同时，斯巴达虽是战胜国，但由于它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落后，没有也不可能利用已取得的霸主地位繁荣自己的经济；相反，新的经济关系倒给斯巴达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斯巴达因此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希腊世界曾经是和谐的、宁静的、充满自信和自制的世界，现在却变成了矛盾重重、野心和怀疑成风的世界。柏拉图曾经感慨地说：“无论其国之小至若何褊狭，若审察之，即知其亦积合数国而成者，其中最大之二部，即富国与贫国。此二部常在战争之中。”还说：“然此辈仍处国中，有负债者，有已失其国民资格者，有嫉视富人之购己之财产者，种种之不满意，不一而足。而革命之思想随之而起。”柏拉图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科林斯、阿尔哥斯等城邦便发生了自由民阶层反对氏族贵族的武装斗争。雅典自由民与贵族间的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贵族势力在斯巴达的支持下，利用已窃取的政治权力，对自由民中的民主派分子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仅在“三十僭主”期间就有150人被处死。继之而起的十执政，也找个借口处死了玛勒图斯等人。但是在自由民的反对下，这些贵族专制政权没有维持多久，便相继垮台了。

政治经济上的斗争也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三十僭主上台后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禁止讲授雄辩术。曾经作为哲学派别活跃于雅典的智者派大部分转到修辞学方面去了。苏格拉底的死，可以看作是民主派反对贵族势力的一个过激的行动，这一行动促进了苏格拉底门徒们的分化。新形成的学派除了柏拉图之外，通称作“小苏格拉底派”，主要有三个派别：一个叫犬儒学派，因为曾在居诺萨格（意即快犬）的体育场讲学而得名。创始人是安提绥尼斯。犬儒学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德行基于知识和德行可由教育获得的思想，但是却把苏格拉底卓然独立的人格当作了德行的典范，认为德行便是绝对的禁欲主义，舍却一切身外之物的享受。安提绥尼斯曾说：“德是尽足以得到快乐的，欲有德，无他必需，有苏格拉底的力量便够了；它只是一个实行的问题，不须许多言语，也不要许多知识。”还说：“如果我碰见了爱神，我就亲手扼死她！”再一个叫居勒尼学派，创始人是居勒尼的阿里斯底波。苏格拉底认为德是人生的唯一目的。阿里斯底波等认为，善、德行既是人生的目的，那么善、德行与快乐必然是相通的，因此也可以说快乐是人生的目的，是品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凡是使人快乐的便应是同样好的，否则便都是坏的，快乐与痛苦是人们所能认识和所能获得的一切。财富过于集中往往带来灾难，这是哲学家们历来忧虑的，但阿里斯底波却说：“财富并不像一只鞋子那样，太大了就不能用的！”第三个叫作墨伽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墨伽拉人欧几里得等，这一派除接受了苏格拉底的关于善与德行的教诲外，还从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那里学到了关于“存在”的学说，他们认为感觉世界是虚幻的、没有价值的，只有“存在”本身才是真实的，而“存在”不是别的，就是善，永恒和普遍的善。德行就是关于“存在”的知识，或者说德行就在于对“存在”的沉思。此外，新毕达哥拉斯派兴起了，老毕达哥拉斯对“宇宙和谐”的向往又拨动了许多对现实感到彷徨的人的心弦。哲学作为一种高度概括的学问，不宜是多边的，多边的倾向只是精神危机的一种反映。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动荡不宁的社会生活曾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使艺术与现实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欧里庇得斯的大部分悲剧便是在战争期间写成的，其中洋溢着浓烈的反对僭主政制，反对不义战争的思想（如《赫卡柏》《请愿的妇女》《酒神的伴侣》《特洛伊妇女》等）。欧里庇得斯晚年被贵族政权逐出雅典，客死于马其顿，与此是分不开的。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旧喜剧在这期间发展到了高峰。《阿卡奈人》中抨击了主战派领袖阿马科斯，《骑士》《马蜂》中揭露了独裁者克利农，《公民大会妇女》《财神》倡导社会改革，宣扬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因此称他是“自觉地和严肃地想成为道德和学识的勤务员”，“成年人的导师”。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社会生活变得艰难而严峻，在人们心目中，一切庄严、和谐和独立自足的东西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于是典雅而恢宏的悲剧从舞台上逐渐消失了，连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旧喜剧也为一种新的世态喜剧，即中期喜剧所代替。中期喜剧据说出现了56个诗人，数以千计的剧本，但是没有一本流传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曼纳特（公元前342—前293年），他以不高贵的恋爱等为题材，写了50—60个剧本，反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弥漫于人们中间的消极颓丧、无以慰藉的精神状态。这时期有一种体裁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就是散文，包括以修昔的底斯（公元前471—前391年）、色诺芬（公元前445—前391年）等为代表的记叙体散文，李息阿斯（约公元前395年）、伊索格拉底（约公元前338年）、德谟斯梯尼（公元前380—前322年）等为代表的雄辩体散文，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对话体散文。散文的发展当然标志了社会关系的日趋繁复和理论思维的日趋精细。在造型艺术上，建筑艺术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伯罗奔尼撒及小亚细亚沿岸，神庙建筑虽然还在继续，但运动场、剧场、大会场、陵墓等实用性建筑越来越占有重要位置。雕塑领域出现了三位杰出人物：柏拉西特列斯（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史科柏士（约公元前420—前350年）、莱息普斯（约公元前4世纪）。柏拉西特列斯的主要作品有《牧羊神》《杀蜥蜴的阿波罗》《奈达斯的阿佛洛狄忒》以及1877年在奥林匹亚发现的大理石原作《赫尔美斯与狄奥尼索斯》（图31）。史科柏士的主要作品有特洛伊雅典娜神庙的山墙雕刻（已挖掘出来的有《战士头像》（图32）、《青年赫丘利头像》），以及毛索留斯陵墓东侧的雕刻，圆雕《尼阿贝群像》（图33）据说也是史科柏士的作品。莱息普斯的代表作品有《拭垢者》（图34）、《系鞋带的运动员》《着衣妇人像》《亚历山大》《柏拉图》。此外值得一提的尚有奈达斯发现的圆雕坐像《农神德美特尔》（图35）等。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艺术家所要刻画的不再是城邦的威力、自由民的欢乐和自信，而是世道的险恶、人生的虚幻和不幸。使人感到，似乎神或人值得讴歌的，除了秀美之外，就是他们艰难的身世和内心的痛苦。与此相适应，古典艺术盛期的那种遒劲和流畅的风格也为纤丽柔和的格调所代替，装饰化、享乐化的倾向越益明显和突出了。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先格特鲁斯曾做过雅典国王，母亲方面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著名的立法家梭伦。三十僭主里好几名显赫人物，如克里底亚、卡尔米德，都是他的亲戚。这种情况使他从小对政治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元前409年以后，他开始受教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人格及其政治伦理学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心目中，苏格拉底非但是良师益友，简直是真智、善德和美的化身。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不信国家所奉之神”及“败坏青年”等罪名被雅典民主制政体处以死刑，这件事对柏拉图震动很大，促使他在思想上与雅典民主制完全决裂，并最终离开了雅典，到了墨伽拉。以后，柏拉图决心对世界各地的政治、道德、学术等做一实地考察，遂以10年工夫，先后游历了叙利亚、埃及、意大利及西西里岛。据一些学者研究，柏拉图这次旅行，特别是在埃及，使其在学术上受益很多，对他的政治、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柏拉图在西西里，起初由于他的贵族立场和博学多识，受到了叙拉古的统治者狄奥尼修斯的优遇，但之后触恼了狄奥尼修斯，被当作奴隶贩运到伊奥尼亚，幸好遇到他的友人安尼塞利斯，将他赎回。柏拉图回到雅典后，摒弃了一切社会活动，在阿卡狄米亚体育场开辟了一个学园，专门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从事学术活动。在以后的40余年中，只有两次离开雅典，做过为期短暂的出游，一次是公元前368年，一次是公元前359年，这两次都是为了实践他的“理想国”的政治主张，应叙拉古国王小狄奥尼修斯之聘，前往西西里去的。柏拉图认为，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哲人的政治，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所以应聘去西西里，在他看来是实践自己政治主张的绝好机会。但小狄奥尼修斯虽表面上对他恭维备至，实际上对他的哲学并无真正兴趣，把他奉为座上客，无非是为了装点门面而已，这使柏拉图大失所望。而且第二次去西西里，又险些丧失性命，多亏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从中营救方得安然回归雅典。

柏拉图首先是位政治家。政治是他全部哲学和美学的出发点。他的40多篇对话录中，相当一部分是讨论政治问题的，特别是晚年写的《理想国》《法律》等篇。在《理想国》中，他详尽地考察了当时各种政体的利弊得失及它们相互演化更迭的情况，并在这个基础上，将希腊城邦政治分为四类，即军阀政治、富豪政治、平民政治、专制政治。斯巴达和克里特被列为第一类，是他所最为赞赏的；平民政治及类似叙拉古那种专制政治则是他极力抨击的。此外，柏拉图以斯巴达为蓝本，设想了一个高出于这四类政治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既有斯巴达那样半军事化的高度集中和严密纪律，又有一批真正的哲学家作为它的领袖。这些领袖不仅懂得哲学，而且懂得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等，不仅重视法制，而且提倡音乐和体育，在私人生活上也极其节制和俭朴，除了人民给予的薪俸外，不敛取任何多余的财富。柏拉图的政治主张，是日趋没落的希腊城邦制在理论上的反映，他看到了希腊城邦面临的危机，却不了解产生危机的经济与政治根源，以为“国家之如何，政治之如何，唯其国人之品性之如何是赖”，因此只需提倡哲学和道德，用哲学与道德来规范已经崩坏的社会秩序，这当然是一种空想。

柏拉图从政治走向了哲学。他的一生广泛接触了各派哲学。还在少年的时候，就曾从一位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提洛斯那里学习了素朴的唯物论学说。随后，即师事苏格拉底，从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了知识论和伦理学说。在墨伽拉时期，他通过欧几里得接触了埃利亚学派，特别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不生不灭、无始无终的学说。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他又与新毕达哥拉斯派有许多交往，受到了关于宇宙和谐论的启发。此外，柏拉图在雅典学园还与智者派有过频繁往来，智者派的政治、宗教、伦理思想对他不无影响。柏拉图在哲学上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古希腊所有哲学派别的学说在他的体系中几乎都有反映。与他在政治上的“理想国”相适应，哲学上他也臆造了一个超现实的“理式”（idea），他认为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物质世界无非是“理式”世界的影子，一切事物都是由“理式”产生的，而“理式”则是上帝或神事先创造和安排的。他还认为，真正的存在，即“理式”，是永恒的、无生无灭的，变动不居的只是物质世界，并且认为，运动和变化在物质世界里也并非是绝对的，动和静不可能存在于同一事物中。他以陀螺为例，说旋转的是陀螺的周线，它的尖轴则始终固定在那里。他继承了毕达哥拉斯与苏格拉底的灵魂不灭说，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他推重理性的作用，认为只有通过理性，通过所谓回忆，才可以获得先天地存在于灵魂中的各种知识。柏拉图以此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柏拉图由政治、哲学进而走向了美学。他幼年很喜欢写诗，可惜他的诗作已经看不到了。不过从他早年写的《大希庇阿斯》篇可以看出，他对现实的美曾有过很新鲜和很敏锐的感受。后来他的许多对话，比如《会饮》《斐多》《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的自辩》等，写得清新流畅、盎然有趣，表明他确有较深的文学素养。同时从他对一些艺术问题的议论看，他对古希腊史诗、悲剧、音乐、雕塑等是很熟悉的，对荷马、赫西俄德、伊索、斐底亚斯等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到了雅典学园时期，当他的理式论的体系已经形成之后，就完全以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哲学家的眼光看待现实美和艺术创作了。他养成了一种不同于苏格拉底的学风，除了他的门徒之外，很少与外界交往，至于悲剧、喜剧就更少去观赏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以鄙夷的态度谈到这些专门制造“影像”的艺术。而艺术，主要是喜剧，则回敬以更辛辣的讥讽和嘲弄。柏拉图认为现实美与艺术都不过是一些幻影，艺术并不能给人以知识，只能助长人的不健康的感情。所以他主张在他所向往的“理想国”中不能保留艺术的位置，应该把荷马的同行都驱逐出去。他所以这么蛮横和武断不是偶然的，因为“理想国”属于奴隶主贵族，是贵族们的乐园，而艺术，特别是悲剧、喜剧属于普通自由民，是自由民理想和兴味的体现，“理想国”是高雅的、文静的、和谐的，而艺术则是世俗的、热烈的、骚乱的。柏拉图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式与现实、与艺术的对立，这充分反映了他的观点的保守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