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散忆

引言

《非市场决策论文集》的首次发行时间定于1966年，但我真正开始这本书的工作是在出版之前的一段时间。或许，我应该承认，这本书没有太多工作要做，但是需要处理的少量工作的确费了一番工夫。作为编辑，我已经退休，并正是处于作为到1990年5月1日为止的创办人编辑有着巨大声望和少量权力的状态。然而，我的影响，从接受论文的累计数量来说，将扩展至1991年。因此，我认为，我可以声称做了25年编辑。我不能说，做编辑是件苦差事——总的来说，我喜欢这项工作。或许对于想在我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发现我是个障碍的人，这才是个苦差事。

我并不认为我能对编辑工作给人们更好的建议，因为首先，我的编辑方法与其他杂志使用的编辑方法完全不一样。其次，我试办过另外两份杂志，一份是《经济学前沿》，出了三期就关张了；另一份是《经济学批评期刊》，只出了一期。我试办了三份杂志只成功了一份。新杂志有抱负的编辑或创办人会得到的较好建议是照常规办事，而不是我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但我还是打算把这篇文章用于对我编辑生涯的回忆。

思想市场中的缺口

在1965年和1966年，还没有太多人在这个被称为“公共选择”的全新领域中写文章，但是那些写出来的少量文章却难以发表。我知道有几篇文章在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流传，但是还没有发表，而且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可能永远也发表不了。

进一步的问题是，我写了篇题为《无利润信息》的文章，它并不在我们所说的“公共选择”领域内。实际上，这篇文章用标准尺度来看似乎是相当优秀的。它已经被收入两本选集中了。

然而，《公共选择》杂志的真正发端是在柱廊俱乐部喝咖啡时与大学印制商的一次漫不经心的谈话。我问他，印一本小册子得花多少钱，他给了我一个很低的价钱，那使我意识到，我可以自掏腰包付这笔钱。若我的记忆是正确的，那是700美元，尽管那时的美元要比现在的美元值钱多了。无论如何，我决定要出一本读本小书。在当时，这就是我打算出的——一本书，而不是一份杂志。

由于我想把我的文章放进去，而这文章显然与政治没有太大关系，我选择了《非市场决策论文集》这个题目。从总体上来说，这个决定大概是幸运的。那时候，我们正在为这个新领域讨论许多可能的名字，要是我从那时推荐的名字中随手拈来，或许会选中“协作学”或“polenomics”。“政治经济学”这个名字明显被排除在外，部分原因在于它事实上是经济学的一个旧名称，部分原因在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声称，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名称。

真正的编辑工作相当简单而明确。我写信给我知道他们的文章在无形学院流传而我认为那些文章会适合收入我的书的人，听候回音。结果，奥托·戴维斯（Otto Davis）自愿发来了他与登普斯特（Dempster）和怀尔达夫斯基（Wildavsky）合写的长篇论文，而我也准备好投入工作。

有效利用

随着此事的进展，我不必用自己的钱了。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收到了一笔可以按照系主任的愿望分配的小额研究资助，而我已经在写我的那本有关科学的社会组织的书。在这本书的第一稿中，我提倡由真正的科学家而不是由中央权威来分配研究资助。我坚持认为，研究资助应该在科学家中分配，然后科学家会自愿捐出部分资助给他们认为研究项目更费钱也更重要的人们。

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理由很简单：罗纳德·科斯曾激烈地游说各方，为了使他自己得到全部资助款项。他找到每个人，包括我，并指出这一点有多么重要。然而，布坎南至少部分听信了我的论点并决定做个实验。他给每位正教授一样多的钱，给每位助理教授的钱要少一些。我当时是助理教授，而我得到的钱刚好足够支付出版这本杂志。

有意思的是，尽管科斯曾激烈地坚持我们全都应该同意把这笔钱全都给他，但在这个分配办法公布之后，他却放弃了进一步的努力。显然他已经相信，实际上没人会放弃自己那笔钱，事实也确实如此。甚至那些并没有真正做研究的教授也攥住钱不撒手。因此，这个实验，小小的实验，得出了确定的结果。我建议的资金分配方法不是个好方法。

其实，出版《非市场决策论文集》的做法非常简单。不过就是打字，然后由印制商照相制版。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秘书，贝蒂·蒂尔曼（Betty Tillman），实际上做了打字的活儿，尽管后来，我们不得不把这变成日常工作。

在印制商的建议下，我们把这些印量不大的书分成三种形式：有些简装,有些精装，还有100本不做装订。这些书按非常不同的价格售出。当时的想法是，精装书大概可以销给图书馆。我得说，随着时间推移，整个计划不是很成功，但是我们至少确实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一些钱。我们把100本没做装订的书按文章分拆开，以多少相当于正常重印的价格卖给作者。那时候，我认为这大概就是作者从出版得到的主要利益，因为我以为不会有许多册书可以卖出去，这在一开始是事实。

然而，高标准的重印书价格着实令我吃惊，即使实际售出的书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也可以承担我的印制成本。但是，100本重印书的价格在这里成了个难题。托比·戴维斯指出，考虑到他与登普斯特和怀尔达夫斯基合写的论文的长度，对他来说，买100本杂志会比买100本重印书便宜。这使我必须在书价上做出一些让步。然而，就是这次发行和在此后若干年中销售的这100本重印书，为这本杂志提供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当然，随着时间推移，也随着复印技术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放弃这本书。自那时以来，我们有了相当大数量的订户，放弃也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痛苦了。

出版这本书的结果之一是，我开始收到邮寄来的大量论文。我不认为这些文章是已经在无形学院流传的论文——我认为那是人们心中有的但还没有写出来的论文。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些论文可能出版，他们就会把论文写出来，寄给我。无论如何，重印书的付款汹涌而来，我决定我可以付得起出第二卷书的钱了，并着手准备《非市场决策论文集 II》。要是你看到这一期的话，你会注意到封面上没有出版日期。当时，我还没有计划外出旅行，正好利用那段时间收集论文。

销售和重印多少补贴了我的全部成本。我也收到了送来的更多论文。我下了决心，我大概可以办一份定期的杂志了。因此，我出版了第三卷，它的封面上标注的是“1967年秋季号”。当时的想法是，从那时起，一年出两期。

实际上，这份杂志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项目，最初的费用由我自掏腰包，而后用一笔小额研究资助付了账。

然而，我应该说，我的成功在这或那方面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正像我提到的，先是由贝蒂·蒂尔曼，后来由托马斯·杰佛逊中心的其他秘书打印论文，没要过我一分钱。当然，也没人因为我利用办公室的空间做编辑工作而向我收费。此外，就是我在寄出杂志时只是图方便把杂志放在系办公室的校际邮件筐里，并不付费，而且这是长时间支持我成本结构的支柱。到了我在弗吉尼亚工业学院（VPI）的第三年，系领导威尔逊·施密特才意识到我在做什么，并开始向我收费，在那之前是不曾收费的。

大学印制商的友善态度在钱的问题上也是有帮助的。假若你回头看一下这份杂志最初的简装本，你就会注意到，每期的杂志封面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我只印几百份，印制商就给了我一个特价，利用他从其他项目剩下攒起的零碎纸张。当然，由于我获得了订阅款项，这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了。

审阅

也是在这时候，我尝试了一点传统的审阅。显然，我过去一向是有选择的，只出版收到的部分论文，但过去收到好论文还是容易的。这个领域是个新领域，并且只吸引了不寻常的人们来研究以前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题目，因此，好论文的供应超过了我的印制能力。

然而，我决定，要是我在办一份杂志，我就该遵循通常的方式，把文章送给审阅人去征求意见。我在这里的经历是不愉快的，尽管我认为这完全正常。在与审阅人商议他们是否愿意阅读论文，他们需要多少时间，如果两位审阅人意见不一致该怎么办，如果他们六个月还什么都没做，他们是否愿意要么审阅要么退回论文，等等问题上，比你要自己拿主意遇到了太多的麻烦。结果，我改变了计划，我利用做编辑剩下的全部时间，自己来审阅大部分论文。偶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会让别人来审阅一篇论文，但是，90%以上的论文是我自己审阅的。

坦率地说，尽管我采用这种做法是因为它比与审阅人讨价还价少些麻烦，但是我认为，实际上这种做法还是比标准的做法要好一些。据我所能见到的而言，标准方法的唯一论据是降低了由审阅引起的情绪紧张和人际烦恼。审阅人是匿名的，因此不可能给他们写污秽下流的信或是你下次遇到他们时粗暴地斥责他们。而且，他们也不会因担心这种事情而不愿进行审阅。

这里要求的是做出版决策的人要有一定程度的强硬态度。那么，你就能让人们知道审阅人的名字。审阅应该由知名人士来做，而他们大概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对他们可能陷于特定社会困境的补偿，这似乎是相当肯定的。如果审阅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了决定，我看不出学术界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的决定承担责任。然而，匿名审阅人是长期以来建立的习惯，这种习惯将非常难以动摇。

不管怎么说，直接审阅赋予我最短的业务周转时间。结果，人们有时候在把稿子发送给那些名望大得多的杂志之前先发送给我，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迅速得到回复，而名望大的杂志或许得过好几个月才能给回复。

尽管我的动机在本质上是减少我自己的劳动时间，我的这个决定从其他方面看也是正确的。我能够顶住社会压力，而且尽管对我的某些判定有非常合理的批评，但我认为，这种做法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出版决定应该由编辑或是少量固定审阅人中的一位做出。然而，无论这些决定由谁做，对现在提交稿子的一般质量和排队长度有个想法还是必要的。毕竟，必须让杂志出版，而只有一定数量的稿子可以刊出。同意发表稿子的质量必须由提交稿子的质量和数量来决定。因此，比如说，提交稿子中最好的四分之一，这大致是我在《公共选择》坚持的水平，实际上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不同质量水平，取决于在任何六个月的一个期间内恰好收进的稿子。

在缺乏好稿子时，有必要接收稿子多一些；在稿子富余时，有必要拒收稿子多一些。发表稿子的数量毕竟不是随这些因素而波动的。幸运的是，大数法则在这里帮了我们大忙，波动不大，但确时有发生。

实际上送稿子给审阅人是产生波动的原因之一，我相信，大多数固定期刊的稿子都是难以阅读的。审阅人通常是作者选择写作的那个领域中专业面很窄的一位专家。如果稿子有助于那个狭窄的专业（也可能稿子对审阅人先前的工作没有过于负面的评价），这稿子就会被接受。这稿子对于不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人是否可读，并不是要审阅人费心关注的事情。还应该说的是，这经常会导致在根本不重要的领域中稿子泛滥，因为那个领域恰好是容易做研究的领域。

我或许应该在这里提到我采用的几个编辑方针之一（我确实有编辑方针）。这就是，在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是接受还是拒绝对某篇稿子的评论之前，将所有这些评论发送给稿子的作者。我对评论的作者和评论的受害者都明确说明，尽管我认为评论的作者是提供建议的合适人选，但我并未承诺遵循他的建议。作者既是专家，也是有偏见的。

一开始，我假定差不多所有作者都会建议在发表他们的论文时加上评论，因为发表了评论就给了他们一个回复的机会，从而保证他们还能进一步发表文章。我预计这一点对于年轻的正在争取成为终身教授的助理教授们特别重要。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事情大体上并非如此。由于存在偏见，作者的推荐都是不要发表评论。我认为，那些对我的工作做出了愚蠢评论的文章，正是我打倒什么人并在我的参考书目中增加一个条目的机会。显然，有数量众多的年轻助理教授并没有做过这种计算。

成长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在于芝加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称为“无名字学会”的学会正式采用了“公共选择学会”这个名字，并把这份杂志命名为《公共选择》。当然，在这个时候，现在对于公共选择和社会选择之间的区别还没听说过呢。我们在《公共选择》上不加区别地发表文章。这两伙人的联系非常密切，而且研究社会选择的人也参加公共选择的会议，等等，直到现在这也是事实。然而，现在有了两份独立的杂志。

不管怎么说，这个实验是成功的，而这份杂志在1972年全年出版了春季和秋季两期。这里的主要技术变化是在1969年招收了一位新打字员，结果右边界（right ends）都得到了调整。

1973年我们一年出了三期。我应该说，我不认为这种扩大在任何意义上会造成质量的下降，尽管我们肯定向一种日常工作的方式前进了，但我们的独创性确实比较少。就是有更多的人进入了这个领域，而我认为，从真正的意义上说，这反映了这份杂志的成功。我的目标之一是为对公共选择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种方式，使他们的文章能得到出版，因此也能得到晋升。先前，对公共选择感兴趣的人们能够写文章，但只有极微小的可能被正规文献收纳。这几乎不能对晋升有多大帮助。

我认为，如果可能让有抱负的学术界人士在这个领域中写文章，还能得到晋升，这份杂志的总量就能有相当大的增长。现在，我们肯定有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学者队伍，他们在许多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实际上已经在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标准杂志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再回头来说钱的问题，我从国家科学基金得到了一笔小额的三年资助，用于扩大这份杂志的费用。不必说，这真是恰当其时，特别是在作者在购买重印书的问题上开始提出异议的时候。

弗吉尼亚大学第三次拒绝晋升我为正教授。我转到了赖斯大学，还把《公共选择》一起带走。尽管我在赖斯大学，但这份杂志还继续在弗吉尼亚印制（也主要在那里打字）。

我一到赖斯大学就成为了正教授——事实上，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正教授教职——我是全新的政治学系唯一的正教授。然而，他们不愿意按弗吉尼亚工业学院的标准给我待遇，所以后来我又转到了弗吉尼亚，转到了布莱克斯堡，带着这份杂志和我一起转。

这导致了一种更不愉快的混乱。在我转到布莱克斯堡时，在赖斯编辑并在弗吉尼亚印制的一期杂志由于疏忽竟没有校对。我以为它在弗吉尼亚已经校对过了，而弗吉尼亚的人以为是我在校对它。

结果，詹姆斯·柯尔曼有许多公式的文章被印出来，却没有应该有的加减号。由于柯尔曼是一位专业界前重量级人物，不必说，我对此感到不安。但是，我现在可以高兴地说，我能够避开他的火气，直到他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正如你们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他是个公正的人，而且他也没有特别生气。当然，我立刻发出了长长的一份勘误表。

另一个小难题比其他的事都更有意思。花完了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我们本该提供一份支出报告，包括我们还剩下的钱。不必说，我们像其他国家科学基金的受助人一样，已经安排得不剩什么钱了，但是我们确实还有许多尚未售出的杂志放在那里。学校里支持研究组织的一位愚蠢的会计，坚持要按杂志的名义零售价格（码洋）向国家科学基金汇报。

我现在可以高兴地说，霍华德·海因斯和詹姆斯·布莱克曼完全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确实向他们报了价，如果他们想要那些杂志的话，就全给他们送去，但是他们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此时，我还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好多资助，但其他的资助都与这份杂志无关。

1974年，我们的杂志出了四期，结果我们受了拖累，直到马蒂纳斯·尼耶霍夫（Martinus Nijhoff）公司接手出版的安排完成后才解困。我想，我那时已使更多的人得到了晋升，但是，还得再说一遍，尽管刊出了更多的文章，我并不认为这份杂志的一般质量有什么下降。但是，它变得有点更常规化了，因为这个领域本身变得更常规化了。

这令我失望。我们开始的是一场革命。像杰斐逊一样，我那时支持以相当快的速度开展更多的革命。但革命并未发生。没有进一步的范例变化。我们现在成了“正规科学”，尽管我们可以真诚地说，我们比经济学的大多数方面都进步得快，也肯定比政治学进步得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或工作得更勤奋，而是因为在一个相对未开发的领域，比较容易找到有意思的研究题目。

在弗吉尼亚工业学院，我得到了一个私人基金会的小额资助，用于帮助出版这份杂志。这笔资助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将来能自给。当我们在1978年转由马蒂纳斯·尼耶霍夫公司出版杂志后，我们确实实现了自给，我提出把剩余的资助款还给这家基金会。他们不仅拒收这笔钱，还建议我开办一所小型学校，教其他编辑如何能实现自给。显然，他们出于让杂志自给的目的给了不少杂志社许多资助，却发现，在所有的例子中，这只导致了对资助的进一步要求。

就在我来处理这笔资助的期间，我们聘请了巴里·基廷（Barry Keating）做经济学助理教授，也做与这份杂志相联系的一些艰苦工作。他是个在各方面都非常有效率的人，更不用说，他和他妻子都是非常活泼可爱的人。从我的角度看，聘请了他的最大好处是，他使我离开了弗吉尼亚工业学院的印制商。由于我过去在弗吉尼亚工业学院，有必要把印制从夏洛茨维尔转到布莱克斯堡。尽管工业学院的印制商像所有印制商一样，是个相对属于艺术类型的人，在设计问题上给了我很大帮助，但他却是个不好相处的人。巴里救了我，让我没得胃溃疡。

我曾提到，我们出版了一些精装的杂志，希望有图书馆能买走，但遗憾的是，大部分都没有卖掉。图书馆会做的是，先购进简装本，然后到了年底时集齐装订成精装本。这样做要比购买精装本贵得多，但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工作。1976年，我放弃了精装本，但打算向图书馆提供全年的合订本，简装的或精装的，来帮助他们。尽管对他们来说，购买合订本要比把季刊装订成简装本便宜一些，也方便得多，但没有几家图书馆对此感兴趣。在又试了一年之后，我放弃了。

我也曾尝试吸引像塞奇（Sage）公司那样的各种出版社对这份杂志感兴趣，但没有真正取得成功。现在回想，我认为不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没做太多真正的推销努力。我相当天真地认为，如果我向他们指出，即使没有他们的协助，我也办起了一份杂志，有一定的发行量，他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会有赢利的。他们显然习惯于花很长很长时间来考虑销售数量，而我谦虚地指出他们会赚到钱，似乎并不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

然而，到了1977年下半年，有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是马蒂纳斯·尼耶霍夫公司的编辑，他愿意接手出版这份杂志。我自然同意，而且从此我们与这家公司的关系一直友好而高效。

对于马蒂纳斯·尼耶霍夫公司，我有两点不满：我本来没指望他们能按编者给我报酬，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报酬，但是他们忽然决定付我少量的钱，而且这么做了，之后又决定不付了，随便就停掉了。不管怎么说，这笔钱很少，事情也不大，但却比任何其他的事都更让人生气。

第二件事与他们一直都想使这份杂志扩刊有关。读者会知道，这份杂志现在已经是一年12期了，尽管新的编辑班子打算办回到一年8期。幸运的是，我能找到好稿子放入杂志中。这是个工作，但算不了什么。其实，在这期间我还能把我对一般稿子的审定标准（cutting level）提高一些。在我刚刚离开之时，竞争性杂志就突然如潮水般涌现，这可能对这份杂志产生暂时影响。

我所希望的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写文章，因为有了更多的出路。由于学者们，甚至以终身教授为目标的助理教授，都需要时间做出调整，要获得足够的高质量文章，可能会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不会是严重的或永久性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将会出现的只会是出版的更多机会，因此也将有更多的人在这个领域中写作。

这就是到我最近作为编辑退休前的主要情况。我向读者保证，退休完全是自愿的——我今年67岁了，显然我们应该对未来有个准备。其他编辑职位的调整不是那么自愿，然而，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困难。通常来说，杂志编辑只希望有一个相当有限的终身职位，而我推测，《公共选择》将来会成为这个方面的一份正规杂志。比尔·米切尔正想从书评编辑的职位退休，而我诚恳地希望，我们能请他留下来。他做这个工作比我们以前用过的任何人做得都明显出色，而且我可以肯定，我们找不到更好的人来替代他。

思想创新

叙述到现在，读者或许会得到一个印象，我只是看看邮件，并把最好的稿子发表出来。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而我感到相当自豪的是我确实具有编辑方针。我时常确定某个主题应该得到鼓励，因此，我会降低在这个主题上的标准，好让聪明的年轻助理教授们明白，这是个特别容易做研究的地方，研究成果会得到发表。然后，当我得到了更多稿子时，我会再次提高我的审定标准，但同时也就改变了这个学科的结构。

我第一次冒险做这种事是（鲍伯·托利森，我们的新编辑成员之一，可能对此感到气愤）降低质量水平来接受经验性文章。我曾遇到许多人，特别是政治学者，他们说《公共选择》是纯理论杂志而不是经验性杂志。我知道，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托利森，刚开始做这个领域的工作，而我觉得这种工作应该受到鼓励。当然，我不是说，托利森就是这一方针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至少他的一些研究生是直接受益者。

另一次，也是更近的一次，是我对独裁政治的兴趣。即便有了东欧的发展和拉美完全史无前例的民主水平，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独裁政治或另一种形式的专制政治之下，也仍然是事实。

从历史上看，这其实一向是政府的正式形式，而我自己个人的猜测是，目前民主政体的上升是一个暂时现象。不管这一猜测是对还是错，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另一种政府形式，而我打算鼓励在这个领域中的文章。

我不知道新的编辑班子是否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猜想他们不会对另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编辑方针感兴趣。我偶尔也收到一些我认为是《公共选择》范围之外的稿子，但是我认为正规杂志中的标准审阅过程往往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对这些稿子中较好的稿子使用我称之为“安全网”的做法。我同意，如果他们提交给三家正规杂志但都被拒绝的话，我就会发表。

现在，这意味着，我们确实偶尔刊登一些大大超出《公共选择》范围之外的文章。克拉伦斯·莫里森（Clarence Morrison）关于次佳（second best）的文章就是个例子。这是篇相当简单的数学文章，但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次佳是不重要的。当然，它是由别的杂志研究次佳问题的专家送来的，不必说，他们不喜欢这种观点。最后，它在《公共选择》上发表了。但是，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新的编辑班子是否愿意从事这种带有慈善性质的活动。

除了出版这份杂志和努力再办两本杂志外，我还有一个小型的出版图书的组织，称为“公共选择专著”。

就总体而言，如果你假定经常开支——就像这份杂志那样，按历来如此的惯例，由各个大学来支付——那么办杂志是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的。这些书我手边还有一些，而且会很高兴把它们送给本文的任何一位读者。读者无疑会注意到，这些书中有许多要么是我写的，要么是我编辑的。事实上，有些人曾声称，这是我的“小出版社”。不管怎么说，有些题目的书还有存货：

《公共选择在新奥尔良》

《学习的经济理论》

《面对一种政治的科学》

《西蒙的教学大纲》

《社会困境》

《对无政府理论的探测》

《对无政府理论的进一步探测》

还有一些公共选择领结，可以从我这里，或者，从乔治·梅森中心购买。

后记

做个结束吧。对我来说，这是思想激励和愉快的25年。我希望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宝贵的，而我的编辑方针也不会被其他人简单地看作是偏见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