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地理唯物论指出的资本主义理论将生态矛盾视为积累、危机以及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体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变化在广泛的地理范围内扩大着资本的再生产。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具体的、商品生产的特定地方的劳动力与日益全球化的货币积累体制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有机整体”（1973，p. 100; see also Marx & Engels，1970）。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商品生产，而在于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体制的出现。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说，倾向于把一切事物商品化，即使这永不可能实现。它通过货币资本积累来力求实现这一点。周期性原始积累使得货币资本倾向于将财富、土地以及劳动力等原始资料转化为共同的尺度，而这一共同的尺度无视生命的多样性。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每一步都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积极关系的历史特性，也即“自然关系……与自身相关，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Marx，1959，p. 67）。

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历史最有效的办法，这种办法将生态转化视为过去五个世纪当中资本主义一波又一波生态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Moore，2000a）。从身体和景观的角度来看，自然在生态上决定着一切，在社会上构建着一切。也就是说，自然与社会共同进化。套用马克思的观点，就是阶级创造历史，但他们的选择并不在生态地理情境之中。任何特定时刻的社会—生态条件都代表了先前时代的历史—地理残骸，这只是狭隘意义上的社会史或政治史，这些历史地理残骸“如同人类大脑中的一场噩梦”（Marx，1972，p. 437）。

与此相反，布罗代尔的唯物论将资本生产与自然生产断裂开来。这导致了资本（资本主义）理论的产生，这一理论认为环境是外在因素。但如果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布罗代尔对环境史的贡献就微乎其微了。幸运的是，故事到这并没有结束。自然偷偷地介入到布罗代尔的唯物论中。尤其在《地中海》中，布罗代尔承认世界—经济是生态的；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地与地方生态互相影响。世界—经济与世界—生态离开彼此将令人无法想象。布罗代尔有时缺少对二者之间张力的识别，但仅仅是有时而已。他认识到，岛上政治生态中单一种植的商人资本征收会诱发土地、劳动力以及社会的激进转型。生态与帝国主义扩张以及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皮毛业、采矿业，甚至谷物种植中的社会—生态矛盾都会诱发连续性的结构重组以及地理扩张。一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生态体系，它将饮食与积累在世界范围内联系起来，在“黑死病”之后形成。如果说布罗代尔很少解释这些对立和转型，但他指出了大规模的社会生态变化的促动因素，他使用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远景来考察近代世界的环境史。